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十五大”前给中共领导人的一封信
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
---“十五大”前给中共领导人的一封信
---“十五大”前给中共领导人的一封信
一、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
二、长期存在“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何在？
三、应当开始总结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教训
四、中国今后的危险是什么？
二、长期存在“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何在？
三、应当开始总结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教训
四、中国今后的危险是什么？
由于夏喘痼疾发作，七月即住进医院，没能见到“十五大报告(徵求意见稿)”，近来从报上看到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报导及有关文章，似涉及了防“左”的问题。这确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的一大难题，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否则今后还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离职十多年来，主管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从一大到十三大)的编纂工作(省地县三级已出版，中央卷近期也将面世)；同时自己也写了一些五十年代的经历和有关研究毛泽东的书。因此，回顾历史，感想颇多。古人说得好，“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恩格斯也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中顾委撤销后，很少讲话的场合。趁列席十五大的机会，本知无不言之旨(却难言尽)，回顾历史并谈一点感想和意见。我今年已满八十，来日无多，以后这样的机会恐也难得了。
一、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
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1年开始，经过遵义会议到1941年延安整风，整整十年，才做了全面总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认识，取得革命胜利。但一些根据地的“肃托事件”、1942年的审干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改，仍出现过严重的“左”。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江西时期，从富田事变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
据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个地区共杀了四万五千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五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延安的抢救运动是康生执行的，那时他说“特务如毛”。可是实际上，唐纵(戴笠的二把手，当年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在他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写到，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1950年在长沙时，我翻过全部日记原件，《唐纵日记》现已出版)。幸亏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才没有再开杀戒，但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等。
建国头七年，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等方面，成绩很大，但也有改造过快等“左”的东西；同时，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而1957年至1978年这二十来年中，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是反右运动，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然后搞“大跃进”，庐山会议后又反右倾，伤及三百八十万人；接着发动了“四清”社教运动，认为有多数基层组织不在我们手中；直到十年“文革”灾难，更是遍地“敌情”，冤案如山，连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1978年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走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是积习尤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如借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整得周扬抑郁而死；后来还演化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搞了28天，才被制止。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有鉴于此，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特别讲了“左”是根深蒂固的问题。最近流传的几个《万言书》和某些署名意见书，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或即将复辟，实质上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版。可以说，自从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狠抓一个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和理论以来，近二十年中，相对的种种“左”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上述情况？首先是理论和认识问题。在革命时期，“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同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偏差，肃反政策也受苏共影响。七大前讨论总结历史教训的第一个“决议”时，虽平反了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但并未对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做全面彻底的总结；对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也没有认真总结教训。康生这个“肃反大师”一直身居高位，“文革”期间同“四人帮”结合，在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全国各地，制造了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
建国初期，土改完成，认为已经解决封建主义；开始建设，争取苏联援助，沿用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想摆脱苏联的某些影响、走自己的道路，但总的方向仍是列宁那里来的：把社会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时刻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知识分子也被划入资产阶级)。而且又急于求成，反右结合“反冒进”、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三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一度甚至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
此后仍然不接受教训，又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搞政治运动，认为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里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又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清除“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回顾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这一目标，真是不胜感慨。上述情况与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关系，以为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帝国主义日落西山，所以争相输出革命，两大阵营对抗竞赛，要用“东风”压倒“西风”。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而在中国却导致了长期的反修防修，使“左”的路线更加巩固了。
总之，如小平同志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尽管近二十年来，我们从实践中解决了一个中心、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经济多元化、发展三资企业等，同过去的路线相比，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步履蹒跚，迟迟未能突破，导致几次失业高峰。这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待新的发展，这一新的发展是前无古人的，必须突破马恩列斯毛不适于当今世界实践的违时或失效的论述。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当年毛泽东的气概，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
二、长期存在“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何在？
前面已经提到，首先是理论和认识问题。说的简单一点，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长期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框框。马恩的学说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欧，他们根据当时西方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怎么可能适用于一百多年后的东方与全世界呢？马克思自己就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发展的，是不能停滞的(真理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有同有异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要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自己。何况我们并没有遵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可是十年“文革”中这一原则被我们完全颠倒了。
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理想而提出来的。西方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囿于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只能从道德上抨击初期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无法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物质基础。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社会公正的价值观，根据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与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分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力量，从而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一切私有制”，他们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作具体设想。列宁起初急于消灭私有制、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是长期的过程。斯大林没有继承列宁的路线，反而批评布哈林，从理论到实践都认为，只有采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完全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几次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可是历史证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的失败(现在还有40％的国有制)，民心不满首先在商品的匮乏。国有制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的特色，西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有各种教训。
我们经过长期的痛苦的弯路，终于认识清楚了，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国家和社会，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即追求社会公正，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的进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过去我们讲惯了“兴无灭资”，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只能永远斗下去，只能是“你死我活”。通过近二十年的对外开放、来往交流，终于提出“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相信马克思活着也会这样说的)。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制度的崩溃、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诞生，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全球市场的统一、冷战的结束、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蓝领”缩小、“白领”扩大)。总之，生产力在变化，生产关系也在变化，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并没有固定下来，还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更是如此。他们两者之间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可以找到某种共性与交叉之处呢？西方有一种“趋同论”，我们理论界有人批判过。然而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包括股份制)发展，就含有社会主义因素。马恩也说过，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们一向反对“改良主义”；如果能够逐渐改良，用和平的手段发展、变化，究竟有什么不好呢？苏联“和平演变”了，究竟是它自己之过，还是人家“演变”的结果呢？应该弄清楚。立场应该只有一个：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手段各自为之。
除开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外，根本原因还有一个体制问题，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做得很好，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三纲六纪是儒家的命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在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的情况下，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那时党政不分是顺理成章的，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然而，自从延安整风开始，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的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在历次运动中还有所发展。因为敌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人，于是阶级斗争更转入思想意识领域。毛泽东毫不讳言，“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不过坑了四、五百个儒生，我们打了几十万。共产党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志，可是到了十年“文革”时期，林彪却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这种现象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着重讲了“权力不宜过份集中”的问题。他说，“权力过份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份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份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份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份集权。”
邓小平还说，“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当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向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样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摘引这么多“讲话”原文，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经过十七年后，“讲话”中所批评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份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很不受重视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十二个问题里有四个问题同上述“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份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这些“生活准则”写得多么好，可十八年来这些“准则”实行得如何？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多年来似乎很少听到人们谈论这个“准则”了。正确路线的制定与执行，党及其领导威信的建立，国家各方面事业的正常发展，除要解决民主化的问题外，还必须解决科学化、知识化和法制化的问题，这四化也是互相关联的。在我党几十年领导革命与建设中(尤其是在后一方面)，这四化的建设与贯彻，一直是在曲折中前进；历史教训我们，没有这四化的保证，我们的事业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三、应当开始总结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教训
应当在本世纪结束前彻底弄清楚过去二十年(1978-1998)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世界整体发展趋势，总结最主要的成功经验，更要记住最关键的错误教训，避免再走弯路，以便在下一世纪走上康庄大道。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克服曲折、艰难和干扰，这样走过来吗？当然，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件大事什么时候办，要等时机成熟，但这是非办不可的。前两个“历史决议”当年都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尤其第二个“决议”，全国四千人参加，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要允许个人思考，也要让学术机构研究，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不管是自发进行或有组织领导，内部“动态参考”或允许报刊讨论，都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去掉一切个人恩怨，以党和国家前途为重，指导思想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相信这件事终能办好。
粗粗想了一下，有些问题是不能回避讨论的。第一，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这二十年“左”的表现，今后如何防“左”？如果说这二十年有“右”，“右”又在何处？第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是否即引进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或存在严重复辟的危险？在我们社会主义政权领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其发展同西方是否会有同有异？革命时期就有“红色”资本家帮我们的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资本家、企业家是否会多少带有“红色”？第三，国有企业与公有企业的区别或关系，如何以公有企业为主？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等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异何在？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具体定性，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理论三个方面，以及同历史上人家(苏东)与自己(1978年前)及马恩列理论的同异何在？初级阶段将经历多长时间？几代人，几十年，一百年？还是更长或说不清楚？第五，胡耀邦辞职问题。第六，1989年风波与赵紫阳下台问题。(以上两个问题目前可以暂不提，但讨论历史，终无法回避。) 第七，邓小平南巡前后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今后的危险是什么？
从保证党今后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使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更加顺利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有哪些存在和潜在的危险，这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粗粗想来，是否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是否在各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存在？家长制、搞特权、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情况如何？最近看到一份“1996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一共26起，多逼得农民服毒身亡，也有爆炸死人、打死人的。受到党纪、政纪处份的县、乡干部共135人，其中山东10件，湖南6件。
第二，人们都议论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失去民心，情况究竟如何，怎样界定？过去骂蒋介石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恐怕从来是实情。记得反右前，毛主席说过，要鼓励民主党派同我们唱对台戏，随后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当时可能真是这个念头。无奈波匈事件，“右派鸣放”，整个历史就走入弯路了。我们党如何进一步健全民主和法制？除了任期制、选举制、民主生活制度，还应有什么制度？自己是难以很好地监督自己的。中纪委(监察部)如何加强权力，发挥作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管什么？国际歌唱“没有救世主”。多党制、轮流执政，当然还谈不上；但如何能保证党不犯错误？过去我们是吃尽这方面苦头的。党是受人控制的，人又是必然受到三种限制的(恩格斯说过三条，历史时代、知识经验、思维能力，还应当加一条，个人品德)。
第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左右社会力量的阶级的出现？如何防止这个阶级对社会生活发生严重的副作用，国家如何从政策等方面加以控制。公私各种经济成份如何服从“三个有利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如何相得益彰？
第四，国外威胁问题。对国际形势及世界走向的看法。“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是一种怎样的理解与认识，如何对付。苏联的外部教训何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的崩溃起了哪些作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搞过“反对和平演变”，应当怎样认识和估计这一举措。
第五，香港与台湾问题。要充份认识香港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争取香港民心也真正回归。目前香港总产值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人均已超过英国；向内地的投资占全国外来投资的60％，如何发挥香港的正面作用？香港对我们有无危险，危险在何处？大陆、港、台经济能否做到“一体化”？如何分化台独，争到民心。解决台湾问题关键何在？台湾对我们的危险何在？
第六，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已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导致洪水灾害的原因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坏事？有关系统应该总结治水的经验教训。三峡工程木将成舟。我只建议，要接受三门峡教训，要准备后事，即水库形成后，将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
第七，教育乃立国之本。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又素质不高，社会无序(犯法人多)。人口太多如何消化，已经出现过三次失业高峰。普及义务教育，如何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世界今后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即是人才的竞争。关于提高素质的教育，人的素质靠什么保证？我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还使我想起鲁讯说的一段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1997年9月8日于北京医院)
【编者按】为了版面安排的技术需要，本刊编辑对原文作了个别文字处理。
一、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
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1年开始，经过遵义会议到1941年延安整风，整整十年，才做了全面总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认识，取得革命胜利。但一些根据地的“肃托事件”、1942年的审干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改，仍出现过严重的“左”。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江西时期，从富田事变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
据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个地区共杀了四万五千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五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延安的抢救运动是康生执行的，那时他说“特务如毛”。可是实际上，唐纵(戴笠的二把手，当年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在他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写到，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1950年在长沙时，我翻过全部日记原件，《唐纵日记》现已出版)。幸亏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才没有再开杀戒，但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等。
建国头七年，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等方面，成绩很大，但也有改造过快等“左”的东西；同时，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而1957年至1978年这二十来年中，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是反右运动，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然后搞“大跃进”，庐山会议后又反右倾，伤及三百八十万人；接着发动了“四清”社教运动，认为有多数基层组织不在我们手中；直到十年“文革”灾难，更是遍地“敌情”，冤案如山，连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1978年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走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是积习尤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如借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整得周扬抑郁而死；后来还演化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搞了28天，才被制止。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有鉴于此，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特别讲了“左”是根深蒂固的问题。最近流传的几个《万言书》和某些署名意见书，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或即将复辟，实质上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版。可以说，自从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狠抓一个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和理论以来，近二十年中，相对的种种“左”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上述情况？首先是理论和认识问题。在革命时期，“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同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偏差，肃反政策也受苏共影响。七大前讨论总结历史教训的第一个“决议”时，虽平反了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但并未对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做全面彻底的总结；对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也没有认真总结教训。康生这个“肃反大师”一直身居高位，“文革”期间同“四人帮”结合，在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全国各地，制造了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
建国初期，土改完成，认为已经解决封建主义；开始建设，争取苏联援助，沿用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想摆脱苏联的某些影响、走自己的道路，但总的方向仍是列宁那里来的：把社会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时刻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知识分子也被划入资产阶级)。而且又急于求成，反右结合“反冒进”、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三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一度甚至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
此后仍然不接受教训，又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搞政治运动，认为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里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又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清除“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回顾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这一目标，真是不胜感慨。上述情况与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关系，以为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帝国主义日落西山，所以争相输出革命，两大阵营对抗竞赛，要用“东风”压倒“西风”。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而在中国却导致了长期的反修防修，使“左”的路线更加巩固了。
总之，如小平同志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尽管近二十年来，我们从实践中解决了一个中心、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经济多元化、发展三资企业等，同过去的路线相比，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步履蹒跚，迟迟未能突破，导致几次失业高峰。这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待新的发展，这一新的发展是前无古人的，必须突破马恩列斯毛不适于当今世界实践的违时或失效的论述。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当年毛泽东的气概，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
二、长期存在“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何在？
前面已经提到，首先是理论和认识问题。说的简单一点，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长期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框框。马恩的学说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欧，他们根据当时西方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怎么可能适用于一百多年后的东方与全世界呢？马克思自己就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发展的，是不能停滞的(真理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有同有异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要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自己。何况我们并没有遵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可是十年“文革”中这一原则被我们完全颠倒了。
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理想而提出来的。西方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囿于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只能从道德上抨击初期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无法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物质基础。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社会公正的价值观，根据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与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分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力量，从而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一切私有制”，他们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作具体设想。列宁起初急于消灭私有制、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是长期的过程。斯大林没有继承列宁的路线，反而批评布哈林，从理论到实践都认为，只有采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完全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几次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可是历史证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的失败(现在还有40％的国有制)，民心不满首先在商品的匮乏。国有制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的特色，西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有各种教训。
我们经过长期的痛苦的弯路，终于认识清楚了，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国家和社会，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即追求社会公正，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的进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过去我们讲惯了“兴无灭资”，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只能永远斗下去，只能是“你死我活”。通过近二十年的对外开放、来往交流，终于提出“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相信马克思活着也会这样说的)。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制度的崩溃、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诞生，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全球市场的统一、冷战的结束、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蓝领”缩小、“白领”扩大)。总之，生产力在变化，生产关系也在变化，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健全，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并没有固定下来，还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更是如此。他们两者之间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可以找到某种共性与交叉之处呢？西方有一种“趋同论”，我们理论界有人批判过。然而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包括股份制)发展，就含有社会主义因素。马恩也说过，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们一向反对“改良主义”；如果能够逐渐改良，用和平的手段发展、变化，究竟有什么不好呢？苏联“和平演变”了，究竟是它自己之过，还是人家“演变”的结果呢？应该弄清楚。立场应该只有一个：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手段各自为之。
除开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外，根本原因还有一个体制问题，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做得很好，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三纲六纪是儒家的命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在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的情况下，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那时党政不分是顺理成章的，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然而，自从延安整风开始，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的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在历次运动中还有所发展。因为敌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人，于是阶级斗争更转入思想意识领域。毛泽东毫不讳言，“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不过坑了四、五百个儒生，我们打了几十万。共产党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志，可是到了十年“文革”时期，林彪却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这种现象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着重讲了“权力不宜过份集中”的问题。他说，“权力过份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份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份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份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份集权。”
邓小平还说，“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当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向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样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摘引这么多“讲话”原文，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经过十七年后，“讲话”中所批评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份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很不受重视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十二个问题里有四个问题同上述“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份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这些“生活准则”写得多么好，可十八年来这些“准则”实行得如何？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多年来似乎很少听到人们谈论这个“准则”了。正确路线的制定与执行，党及其领导威信的建立，国家各方面事业的正常发展，除要解决民主化的问题外，还必须解决科学化、知识化和法制化的问题，这四化也是互相关联的。在我党几十年领导革命与建设中(尤其是在后一方面)，这四化的建设与贯彻，一直是在曲折中前进；历史教训我们，没有这四化的保证，我们的事业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三、应当开始总结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教训
应当在本世纪结束前彻底弄清楚过去二十年(1978-1998)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世界整体发展趋势，总结最主要的成功经验，更要记住最关键的错误教训，避免再走弯路，以便在下一世纪走上康庄大道。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克服曲折、艰难和干扰，这样走过来吗？当然，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件大事什么时候办，要等时机成熟，但这是非办不可的。前两个“历史决议”当年都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尤其第二个“决议”，全国四千人参加，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要允许个人思考，也要让学术机构研究，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不管是自发进行或有组织领导，内部“动态参考”或允许报刊讨论，都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去掉一切个人恩怨，以党和国家前途为重，指导思想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相信这件事终能办好。
粗粗想了一下，有些问题是不能回避讨论的。第一，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这二十年“左”的表现，今后如何防“左”？如果说这二十年有“右”，“右”又在何处？第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是否即引进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或存在严重复辟的危险？在我们社会主义政权领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其发展同西方是否会有同有异？革命时期就有“红色”资本家帮我们的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资本家、企业家是否会多少带有“红色”？第三，国有企业与公有企业的区别或关系，如何以公有企业为主？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等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异何在？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具体定性，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理论三个方面，以及同历史上人家(苏东)与自己(1978年前)及马恩列理论的同异何在？初级阶段将经历多长时间？几代人，几十年，一百年？还是更长或说不清楚？第五，胡耀邦辞职问题。第六，1989年风波与赵紫阳下台问题。(以上两个问题目前可以暂不提，但讨论历史，终无法回避。) 第七，邓小平南巡前后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今后的危险是什么？
从保证党今后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使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更加顺利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有哪些存在和潜在的危险，这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粗粗想来，是否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是否在各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存在？家长制、搞特权、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情况如何？最近看到一份“1996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一共26起，多逼得农民服毒身亡，也有爆炸死人、打死人的。受到党纪、政纪处份的县、乡干部共135人，其中山东10件，湖南6件。
第二，人们都议论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失去民心，情况究竟如何，怎样界定？过去骂蒋介石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恐怕从来是实情。记得反右前，毛主席说过，要鼓励民主党派同我们唱对台戏，随后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当时可能真是这个念头。无奈波匈事件，“右派鸣放”，整个历史就走入弯路了。我们党如何进一步健全民主和法制？除了任期制、选举制、民主生活制度，还应有什么制度？自己是难以很好地监督自己的。中纪委(监察部)如何加强权力，发挥作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管什么？国际歌唱“没有救世主”。多党制、轮流执政，当然还谈不上；但如何能保证党不犯错误？过去我们是吃尽这方面苦头的。党是受人控制的，人又是必然受到三种限制的(恩格斯说过三条，历史时代、知识经验、思维能力，还应当加一条，个人品德)。
第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左右社会力量的阶级的出现？如何防止这个阶级对社会生活发生严重的副作用，国家如何从政策等方面加以控制。公私各种经济成份如何服从“三个有利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如何相得益彰？
第四，国外威胁问题。对国际形势及世界走向的看法。“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是一种怎样的理解与认识，如何对付。苏联的外部教训何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的崩溃起了哪些作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搞过“反对和平演变”，应当怎样认识和估计这一举措。
第五，香港与台湾问题。要充份认识香港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争取香港民心也真正回归。目前香港总产值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人均已超过英国；向内地的投资占全国外来投资的60％，如何发挥香港的正面作用？香港对我们有无危险，危险在何处？大陆、港、台经济能否做到“一体化”？如何分化台独，争到民心。解决台湾问题关键何在？台湾对我们的危险何在？
第六，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已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导致洪水灾害的原因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坏事？有关系统应该总结治水的经验教训。三峡工程木将成舟。我只建议，要接受三门峡教训，要准备后事，即水库形成后，将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
第七，教育乃立国之本。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又素质不高，社会无序(犯法人多)。人口太多如何消化，已经出现过三次失业高峰。普及义务教育，如何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世界今后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即是人才的竞争。关于提高素质的教育，人的素质靠什么保证？我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还使我想起鲁讯说的一段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1997年9月8日于北京医院)
【编者按】为了版面安排的技术需要，本刊编辑对原文作了个别文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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