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及台湾因素”研讨会纪要
“中美关系及台湾因素”研讨会纪要
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
美中关系的前景
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
海峡两岸近期举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
如何为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条件？
未来两岸政治谈判的主要议题
美中关系的前景
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
海峡两岸近期举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
如何为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条件？
未来两岸政治谈判的主要议题
在台北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一行前往大陆从事“融冰之旅”之际，全美中国政治研究学会于1998年10月16日在美国华府近郊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举办了“中美关系及台湾因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专家有来自北京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现代国际关际研究所副所长张步仁及研究员刘力平、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周志怀、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方生；来自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兼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邵玉铭、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所教授兼国统会研究委员林武郎、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副秘书长明居正、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大陆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林德昌、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欧阳信义；美方参加者包括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曾任国家安全会议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亚太政策中心主席包道格(Douglas Paal)、华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氏中国研究项目主席及亚洲研究部主任江文汉(Gerrit Gong)、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部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沙特(Robert Sutter)、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季北慈(Bates Gill)和研究员黄介正、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布鲁斯·迪克逊(Bruce Dickson)、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锺扬、柯尔比学院政府系副教授赵穗生、莫赫德州立大学政治系助教授胡晓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冈。
此次研讨会与该学会于1998年5月21日至22日与华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国际学术会议一样，属闭门会议。但此次会议未要求与会者提交学术论文，而是由与会者预先准备了一些重要问题，以收集中讨论之效。由于时值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前往大陆参访，不少记者闻风前来，静候门外，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对部份与会者作了私人采访，向外披露了此次会议。但有关会议讨论的具体内容，媒体则不得其详，故未见诸报端。现谨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作一概述和比较，以飨读者。
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
中美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双方究竟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还是不平等的夥伴关系？大部份与会者认为，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强，中美关系很难真正实现对等相称。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相对于美国，中、日、俄、欧均属于二等强国。因此，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尚难以多元化来界定，多元化世界的到来仍须假以时日，至少需要二、三十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将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如亚洲经济危机所显示的那样，认为日本未来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的预测是缺乏根据的，而日本的政治、军事实力就更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了。
美方学者基本同意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就亚太地区而言，美国堪称“受挫的超级大国”。首先，美国在大西洋地区投入的知识、经济和军事资源要比在太平洋地区多的多；其次，美国主要是以军事形式涉入太平洋地区的事务，在该地区美国尚缺乏运用外交和经济资源的“柔性力量”(soft power)的能力；再次，美国并不真正了解亚洲及中国，其把握美中台三边关系的能力也因此而被削弱了。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府会对外交政策意见不一也减弱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能量。美国内部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认为，美国政府应专注于内部事务、而非外交事务。第二种认为美国的实力巳开始走下坡。第三种认为，美国实力之强盛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发挥强势姿态。美国内部对外交政策的辩论，再加上克林顿政府不擅长外交事务，使美国在对华、对台问题上无法形成一致的政策。幸运的是，美国内部通过辩论已逐渐形成共识，即美国应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影响，并对世界开放市场。
美中关系的前景
美中学者专家在会议期间形成的共识是，美中关系尚未达到全面的战略夥伴关系阶段。但学者们对未来美中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则有不同看法。大部份中方学者均积极评价美中关系的现状及趋势，认为战略夥伴关系要求两国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中合作，并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虽然双方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有争执，但在军事、经贸和法律领域的合作仍取得了显著进展。北京现在巳不再强调或担心西方大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而愿意与国际规范及制度进一步接轨。中国的改革及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亦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巳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并可望在未来对中日、中欧、美日、美欧等双边关系带来重要影响。中方学者也深知，美国国会企图超越白宫、主导对外关系、减缓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但他们也相信，美国行政当局和北京当局均己展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极大兴趣。
美方学者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则不那么乐观。虽然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交流来看，两国巳迈向长期的战略夥伴关系，但美国国会仍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及其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威胁充满疑虑，所以美中关系仍相当脆弱。目前，美国在人权、贸易、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所能作出的让步仍有重大差距，为进一步发展美中关系，双方必须在一些重大议题上作出妥协。在美国，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中国而不必担心遭到媒体的非议；与此相反，如果行政当局在推进美中关系上走得太远太快，或为了发展与北京的关系而牺牲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则势必遭到来自国会的抗拒和压力以及媒体的强烈反弹。促进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位强势总统，但克林顿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由于台湾在美国国会有许多朋友，行政当局必须在处理北京和台北的关系上取得平衡，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由于美国国内的许多势力都会影响外交政策，美中关系的发展势头很可能趋缓。
与上述观点类似，台湾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亦持审慎评估的态度。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巳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的低点发展到目前的高点，但中美关系的性质、特点尚待分析研究。令美国人民感到受挫的是，中国并不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透明、开放。经济全球化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传统角色，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却将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简单地归结为西方资本集团的阴谋活动，这种心理难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
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
与会者均认为，北京和台北对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期待不同。美国对台海事务的立场一向是维持现状；但北京和台北都想利用其与美国的关系，使两岸关系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台北希望有更多的国际空间，北京则试图加快统一进程。
台湾学者对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口头声明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要求成员具有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即所谓的“三不”政策)深表担忧。在克林顿访华前，台北曾利用其与华府的管道，希望美方作出克林顿不公开谈论“三不”的承诺。从台北看来，克林顿的“三不”声明对台湾的危害是，台湾的国家身份受到了世界上最强领袖国的否认；他们认为，应该让台湾的声音在全球得到传播。虽然从美国1994年提出的台湾政策来看，美国应支持台湾参与不要求会员具备国家身份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但美国国务院并未在这方面对台湾提供多少帮助。台湾学者提出，华府和北京不必担心台湾独立。事实上，李登辉在私下场合从未谈论过台独；在“一个中国”的政策上，李登辉和蒋经国并无不同。根据台湾政治大学多年的民意跟踪调查，大部份台湾人民也都主张维持现状。
北京对克林顿的“三不”宣示自然表示欢迎，但希望华盛顿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军售，并防止台湾独立或得到更大的国际空间。大陆学者理解美方在两岸间寻求平衡的立场，但他们认为，美中台三边关系巳经受到了台独的潜在威胁，美国不能再听任台湾将其拉下水。他们认为，虽然大部份台湾人民要求维持现状，但越来越多的人巳视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大陆学者认为，应该将台湾独立的现实危险性和潜在可能性区分开来，对台湾独立的势头应采取防微杜渐的策略。台独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要发展中美关系，就应将这一不稳定因素排除。
有些海外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在台湾事务上维持现状的政策所面临的挑战是，现状从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事实上，美国过去也经常调整其对华、对台政策。既然美国关心的只是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也就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不会介入因台湾独立而招致北京动武的两岸军事冲突。但在并未受到台独刺激的情况下，如果北京使用武力，美国则很可能出面保护台湾。今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台湾不会走向法理上的独立，如何保证北京不会使用武力强行统一台湾，如何在台北对国际空间的追求和北京对台北暗中走向独立的焦虑之间求得平衡？一些美国学者希望，克林顿的“三不”声明有助于消除北京对美国支持台独的疑虑，从而导致北京对台北参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问题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
海峡两岸近期举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
由于本次会议与第二次辜汪会晤巧合，会议的一大热门话题自然就是两岸是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政治谈判。与会者对此基本上有两种看法。台湾的学者对两岸能否近期举行政治谈判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在台湾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各政党对两岸政治谈判问题并无共识。如民进党在今年立法院选举中取得相对多数、或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则两岸关系将更形复杂。即使国民党仍能维持其在立法院的最大政党的地位，但若不能取得过半席位，则势必要与在野党共组联合内阁；而一旦组织联合内阁，就不能排除民进党今后出面组阁的可能性；此外，也不能排除民进党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取代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的可能性。国民党面临1998年年底的“三合一”选举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的压力，很难在两岸政治谈判问题上作出大的动作。有的海外学者则认为，即使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后两岸也未必谈得起来。其实在1996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后也曾有人预测，李的高票当选及其在选后表示愿改善两岸关系，有助于两岸政治谈判的展开，但这一局面并未出现。从岛内两大一小的政党生态和民意分布来看，在2000年前未必能形成赞成两岸和谈的明显多数。上述看法的共同点是，两岸举行政治谈判最快也要等到2000年之后。
来自大陆的大部份学者对两岸近期举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则略为乐观一些。他们认为，从国际大框架来看，经历了1996年台海危机和中美两国首脑互访后，两岸关系大起大落的可能性已基本上被排除了。目前，两岸如何建立起危机防范机制、及时疏导误判、且在某些问题上形成默契，巳成了双方的当务之急。大陆的对台政策已不断调整，1995年以前北京对两岸政治谈判的立场和规划是“和谈统一、一步到位”，然后演变成“江八点”所建议的、两岸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的“两步走”思路，以及钱其琛、唐树备等人有关两岸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展开磋商的建议，今年又提出了两岸举行政治对话的建议，这表明北京对两岸进行政治接触和协商的策略巳日趋弹性。北京在1997年底邀请台北原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访问大陆遭到婉拒后，今年顺势邀请辜振甫到大陆参访，虽然北京原不打算让海基会秘书长许惠佑先行访问大陆，但在台北的坚持下，北京也作出妥协，且未坚持许的来访须以磋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为条件。北京的弹性措施和台湾民意对两岸未能结束敌对状态的焦虑感的上升，促成了辜振甫的大陆之行，且以此打通了两岸政治对话的管道。但大陆学者对两岸能否通过政治协商谈出结果亦持怀疑态度。鉴于两岸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政治争执，要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成果是很困难的。事实上，辜振甫访问大陆之前，两岸未能就政治性谈判的程序性议题进行协商，巳说明双方的差异是一时难以化解的。
美国对两岸谈判的态度，从八十年代的不鼓励、不介入、不调停，到台海危机后多次表示鼓励两岸举行对话协商，这是否有助于促进两岸政治谈判的进程呢？从与会者的观点来看，美国在促进两岸政治谈判问题上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美方学者对两岸问题的基本看法仍然是，台湾问题应由两岸人民共同解决。虽然美方学者认为，两岸应持续对话，并鼓励双方朝此方向努力，但美国不会扮演中间人，也不会对台北施压，迫其与北京谈判。也有美方学者表示，除非两岸邀请美国参加，美国不会介入两岸谈判。此一有条件介入的态度是否反映出美方的政策调整走向，尚有待观察。
如何为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条件？
如果民进党在台湾取得执政地位，是否会因其没有“出卖台湾”之嫌，反而有助于两岸政治谈判的展开？从两岸的政治现实看来，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因为，根据北京的定义，政治谈判是有关“祖国统一的谈判”，这与民进党以台湾独立为终极目标、主张两岸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谈判”，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促进两岸和谈统一的目标考量，北京自然不希望民进党执政，但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非北京所能直接掌控。如北京一味“支持”国民党执政，一旦民进党上台，北京将更难与其打交道，这决定了北京对民进党执政的可能性只能采取有限防范、静观其变的策略。所以，会议期间当有人问及，北京将如何事前防范民进党执政、或在事后作出适当反应等问题时，大陆学者并未表示明确意见。
其实，从此次辜振甫参访的时机和北京在事前的一些妥协性举措来看，未必不隐含有为国民党年底选战间接“助选”、为未来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条件的玄机。有的台湾学者认为，北京如真想防止民进党上台和台湾走向独立，就应该消除以为国民党推行台独路线的疑虑，体认台湾大多数人民主张维持现状的现实，对台湾人民表示善意，也不应将李登辉简单地视为台独的代言人。虽然李有强烈的“台湾悲情”，但他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不可能随便改变由行政院院会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北京没必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李个人的思想倾向。当大陆学者指出，李登辉脱稿讲话时经常出纰漏、流露出台独情结时，台湾学者辩称，这与李登辉中文不好、爱讲话的特性有关。例如，报载李曾说过“一个中国”是骗人的，其实其本意指的是北京有关“一个中国”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至于台北最近几年很少批判台独，则与台湾民主改革导致政治多元化有关。正如台北不宣传反共不等于赞成共产主义一样，不批判台独亦不等于就支持台独。从台湾的民意分布来看，主张急统和急独的都是少数。影响台湾民意变化的重要因素有二，其一是大陆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走向，其二是大陆对台政策和两岸关系的互动。例如，千岛湖事件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后，民调显示，主张台独的比率一度上升，但6个月后即回复到原点；但北京的飞弹演习导致主张台独的比例骤升，其消极影响至今还未消失。北京若欲建立危机防范机制，双方建立互信至关重要。
大陆学者认为，从1997年李登辉、连战访问巴拿马、北京未作出强烈反应来看，北京对台北的“元首外交”似乎有不同的反应模式。一些海外学者进而提出，北京在李登辉访美后进行飞弹演习，对连战访问新加坡则未作出相同举动，实际上是在向台北透露某种信息，显示北京对台北的外交举措所能容忍的限度。对1996年北京在台海进行飞弹演习的动机的较合理的推测是，北京欲藉此向台湾、也向国际社会表明，它无法容忍台北在台美关系上达成重大的突破，同时也希望以此削弱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增加新党等第三势力的选票，但这并未改变北京以国民党为主要谈判对象的基本思路。
未来两岸政治谈判的主要议题
一旦两岸举行谈判，将无可避免地涉及“一个中国”的意涵、台北外交空间及两岸三通等重要议题。在“一个中国”的内涵上，两岸曾否达成“各自表述”的共识？对此，两岸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台湾学者认为，两岸在当初进行事务性协商时，就曾达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两岸分治是既存事实，台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他们对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有关“‘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未来的新中国”的说法甚表赞同，但对大陆在“一个中国”意涵的问题上“内外有别”的说法，则感到仍无法接受。所谓“内外有别”，指的是北京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只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而在外交场合才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台湾学者看来，“内外有别”使台北对北京的基本立场颇为困惑。到底台北是应该相信北京台办、海协系统的说法，还是北京外交部的说法？抑或将外交部的说法视为上线，将汪道涵的说法视为底线？北京在制定对台政策上，到底是哪些部门说了算？
大陆学者认为，关于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问题，北京的原意只是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双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可以暂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台北没有必要在是否曾达成“各自表述”的共识这一问题上揪住不放。近年北京在铨释“一个中国”原则时“内外有别”的说法是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北京外交部长钱其琛在1998年1月26日讲话时提出，“在统一之前，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是在两岸谈判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这意味着北京在要求台北遵行“一个中国”原则时，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要求台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央政府。至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因其工作性质而定，不能理解为北京在处理统一之前的两岸关系事务时，也要求台北承认这一点。根据大陆学者的说法，对台事务系由中央台办和国务院台办管辖，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则是对台决策的主要机构；当然，一些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还得经过政治局讨论才能作出最后决定。大陆学者表示，虽然台北对“内外有别”的说法仍不满意，但也应该看到北京在这方面巳经作出了重大调整。
台湾学者承认，“内外有别”是北京对台政策有所宽松的一个表现，但仍担心一旦台北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有可能陷入“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圈套，因为北京在国际场合一再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由于台湾在地理面积和人口上与大陆极为悬殊，故在处理两岸关系时较为敏感、紧张。因为，从台湾来看，大陆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故不能不慎而又慎。他们希望北京从“内外有别”，再进一步改变为内外一致、只讲“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即可。一些海外学者认为，北京之所以在国际场合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代表性，主要是担心一旦放弃这一条，将可能导致在国际上出现“两个中国”。
与有关“一个中国”意涵相联系的是两岸谈判地位是否对等或平等的问题。台湾学者认为，两岸若进行谈判，应属于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谈判，而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谈判。大陆学者表示，北京从1979年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谈判(意即中央对地方谈判)、1983年提到两党谈判、1990年改提以两党为主导的谈判、到1995年提出两岸谈判，其实早巳将台湾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北京也从未否认台湾的政治实体地位，但大陆不可能将台湾视为对等的主权实体。大陆不愿使用“对等”一词的原因可能与这一术语隐含有“分庭抗礼”之意有关。针对有的台湾学者对“江八点”未明确反对“一国两府”感到有兴趣、欲探寻将一国两府视为中国统一前过渡时期政治设计的可行性，大陆学者明确表示，如果将“一国两府”理解为两个中央政府，北京是不可能接受的。
关于台北的国际空间问题，台湾学者建议，北京不应反对台北加入亚太安全理事会、国际政治学会等非政府组织，也不要动辄将台北的一些外交举措、包括总统在选举前访问一些国家视同台独，致使双方没有台阶可下。他们认为，承认中国处于分治状态，不会导致台湾走向独立，因为世界上大部份国家巳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在两岸取得共识前，双方在台北务实外交的限度问题上可暂时维持目前的模糊状态。大陆学者则认为，两岸矛盾的纠葛主要有二，一是争夺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二是围绕台湾外交空间问题的纷争，但两岸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歧见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由于两岸尚未进行政治谈判，也就不可能实行“外交休兵”。
关于“三通”问题，台湾学者承认，“三通”从经济角度对台湾有利，但台北也担心，在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前，一旦开放“三通”，不但会使台北失去谈判的筹码，而且也使台湾的安全失去防线，故北京越讲对台商让利、“统一有利论”，台北就越担心北京实行“糖蚁策略”、“以商围政”。而大陆学者则认为，两岸政治谈判应先易后难，先解决“三通”，而不是像台北所认为的那样，一旦两岸举行政治谈判，就要将所有政治议题在一次谈判中一揽子解决。
此次研讨会与该学会于1998年5月21日至22日与华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国际学术会议一样，属闭门会议。但此次会议未要求与会者提交学术论文，而是由与会者预先准备了一些重要问题，以收集中讨论之效。由于时值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前往大陆参访，不少记者闻风前来，静候门外，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对部份与会者作了私人采访，向外披露了此次会议。但有关会议讨论的具体内容，媒体则不得其详，故未见诸报端。现谨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作一概述和比较，以飨读者。
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
中美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双方究竟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还是不平等的夥伴关系？大部份与会者认为，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强，中美关系很难真正实现对等相称。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相对于美国，中、日、俄、欧均属于二等强国。因此，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尚难以多元化来界定，多元化世界的到来仍须假以时日，至少需要二、三十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将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如亚洲经济危机所显示的那样，认为日本未来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的预测是缺乏根据的，而日本的政治、军事实力就更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了。
美方学者基本同意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就亚太地区而言，美国堪称“受挫的超级大国”。首先，美国在大西洋地区投入的知识、经济和军事资源要比在太平洋地区多的多；其次，美国主要是以军事形式涉入太平洋地区的事务，在该地区美国尚缺乏运用外交和经济资源的“柔性力量”(soft power)的能力；再次，美国并不真正了解亚洲及中国，其把握美中台三边关系的能力也因此而被削弱了。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府会对外交政策意见不一也减弱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能量。美国内部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认为，美国政府应专注于内部事务、而非外交事务。第二种认为美国的实力巳开始走下坡。第三种认为，美国实力之强盛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发挥强势姿态。美国内部对外交政策的辩论，再加上克林顿政府不擅长外交事务，使美国在对华、对台问题上无法形成一致的政策。幸运的是，美国内部通过辩论已逐渐形成共识，即美国应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影响，并对世界开放市场。
美中关系的前景
美中学者专家在会议期间形成的共识是，美中关系尚未达到全面的战略夥伴关系阶段。但学者们对未来美中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则有不同看法。大部份中方学者均积极评价美中关系的现状及趋势，认为战略夥伴关系要求两国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中合作，并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虽然双方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有争执，但在军事、经贸和法律领域的合作仍取得了显著进展。北京现在巳不再强调或担心西方大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而愿意与国际规范及制度进一步接轨。中国的改革及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亦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巳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并可望在未来对中日、中欧、美日、美欧等双边关系带来重要影响。中方学者也深知，美国国会企图超越白宫、主导对外关系、减缓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但他们也相信，美国行政当局和北京当局均己展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极大兴趣。
美方学者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则不那么乐观。虽然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交流来看，两国巳迈向长期的战略夥伴关系，但美国国会仍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及其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威胁充满疑虑，所以美中关系仍相当脆弱。目前，美国在人权、贸易、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所能作出的让步仍有重大差距，为进一步发展美中关系，双方必须在一些重大议题上作出妥协。在美国，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中国而不必担心遭到媒体的非议；与此相反，如果行政当局在推进美中关系上走得太远太快，或为了发展与北京的关系而牺牲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则势必遭到来自国会的抗拒和压力以及媒体的强烈反弹。促进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位强势总统，但克林顿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由于台湾在美国国会有许多朋友，行政当局必须在处理北京和台北的关系上取得平衡，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由于美国国内的许多势力都会影响外交政策，美中关系的发展势头很可能趋缓。
与上述观点类似，台湾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亦持审慎评估的态度。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巳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的低点发展到目前的高点，但中美关系的性质、特点尚待分析研究。令美国人民感到受挫的是，中国并不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透明、开放。经济全球化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传统角色，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却将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简单地归结为西方资本集团的阴谋活动，这种心理难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
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
与会者均认为，北京和台北对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期待不同。美国对台海事务的立场一向是维持现状；但北京和台北都想利用其与美国的关系，使两岸关系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台北希望有更多的国际空间，北京则试图加快统一进程。
台湾学者对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口头声明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要求成员具有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即所谓的“三不”政策)深表担忧。在克林顿访华前，台北曾利用其与华府的管道，希望美方作出克林顿不公开谈论“三不”的承诺。从台北看来，克林顿的“三不”声明对台湾的危害是，台湾的国家身份受到了世界上最强领袖国的否认；他们认为，应该让台湾的声音在全球得到传播。虽然从美国1994年提出的台湾政策来看，美国应支持台湾参与不要求会员具备国家身份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但美国国务院并未在这方面对台湾提供多少帮助。台湾学者提出，华府和北京不必担心台湾独立。事实上，李登辉在私下场合从未谈论过台独；在“一个中国”的政策上，李登辉和蒋经国并无不同。根据台湾政治大学多年的民意跟踪调查，大部份台湾人民也都主张维持现状。
北京对克林顿的“三不”宣示自然表示欢迎，但希望华盛顿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军售，并防止台湾独立或得到更大的国际空间。大陆学者理解美方在两岸间寻求平衡的立场，但他们认为，美中台三边关系巳经受到了台独的潜在威胁，美国不能再听任台湾将其拉下水。他们认为，虽然大部份台湾人民要求维持现状，但越来越多的人巳视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大陆学者认为，应该将台湾独立的现实危险性和潜在可能性区分开来，对台湾独立的势头应采取防微杜渐的策略。台独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要发展中美关系，就应将这一不稳定因素排除。
有些海外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在台湾事务上维持现状的政策所面临的挑战是，现状从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事实上，美国过去也经常调整其对华、对台政策。既然美国关心的只是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也就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不会介入因台湾独立而招致北京动武的两岸军事冲突。但在并未受到台独刺激的情况下，如果北京使用武力，美国则很可能出面保护台湾。今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台湾不会走向法理上的独立，如何保证北京不会使用武力强行统一台湾，如何在台北对国际空间的追求和北京对台北暗中走向独立的焦虑之间求得平衡？一些美国学者希望，克林顿的“三不”声明有助于消除北京对美国支持台独的疑虑，从而导致北京对台北参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问题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
海峡两岸近期举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
由于本次会议与第二次辜汪会晤巧合，会议的一大热门话题自然就是两岸是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政治谈判。与会者对此基本上有两种看法。台湾的学者对两岸能否近期举行政治谈判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在台湾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各政党对两岸政治谈判问题并无共识。如民进党在今年立法院选举中取得相对多数、或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则两岸关系将更形复杂。即使国民党仍能维持其在立法院的最大政党的地位，但若不能取得过半席位，则势必要与在野党共组联合内阁；而一旦组织联合内阁，就不能排除民进党今后出面组阁的可能性；此外，也不能排除民进党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取代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的可能性。国民党面临1998年年底的“三合一”选举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的压力，很难在两岸政治谈判问题上作出大的动作。有的海外学者则认为，即使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后两岸也未必谈得起来。其实在1996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后也曾有人预测，李的高票当选及其在选后表示愿改善两岸关系，有助于两岸政治谈判的展开，但这一局面并未出现。从岛内两大一小的政党生态和民意分布来看，在2000年前未必能形成赞成两岸和谈的明显多数。上述看法的共同点是，两岸举行政治谈判最快也要等到2000年之后。
来自大陆的大部份学者对两岸近期举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则略为乐观一些。他们认为，从国际大框架来看，经历了1996年台海危机和中美两国首脑互访后，两岸关系大起大落的可能性已基本上被排除了。目前，两岸如何建立起危机防范机制、及时疏导误判、且在某些问题上形成默契，巳成了双方的当务之急。大陆的对台政策已不断调整，1995年以前北京对两岸政治谈判的立场和规划是“和谈统一、一步到位”，然后演变成“江八点”所建议的、两岸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的“两步走”思路，以及钱其琛、唐树备等人有关两岸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展开磋商的建议，今年又提出了两岸举行政治对话的建议，这表明北京对两岸进行政治接触和协商的策略巳日趋弹性。北京在1997年底邀请台北原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访问大陆遭到婉拒后，今年顺势邀请辜振甫到大陆参访，虽然北京原不打算让海基会秘书长许惠佑先行访问大陆，但在台北的坚持下，北京也作出妥协，且未坚持许的来访须以磋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为条件。北京的弹性措施和台湾民意对两岸未能结束敌对状态的焦虑感的上升，促成了辜振甫的大陆之行，且以此打通了两岸政治对话的管道。但大陆学者对两岸能否通过政治协商谈出结果亦持怀疑态度。鉴于两岸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政治争执，要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成果是很困难的。事实上，辜振甫访问大陆之前，两岸未能就政治性谈判的程序性议题进行协商，巳说明双方的差异是一时难以化解的。
美国对两岸谈判的态度，从八十年代的不鼓励、不介入、不调停，到台海危机后多次表示鼓励两岸举行对话协商，这是否有助于促进两岸政治谈判的进程呢？从与会者的观点来看，美国在促进两岸政治谈判问题上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美方学者对两岸问题的基本看法仍然是，台湾问题应由两岸人民共同解决。虽然美方学者认为，两岸应持续对话，并鼓励双方朝此方向努力，但美国不会扮演中间人，也不会对台北施压，迫其与北京谈判。也有美方学者表示，除非两岸邀请美国参加，美国不会介入两岸谈判。此一有条件介入的态度是否反映出美方的政策调整走向，尚有待观察。
如何为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条件？
如果民进党在台湾取得执政地位，是否会因其没有“出卖台湾”之嫌，反而有助于两岸政治谈判的展开？从两岸的政治现实看来，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因为，根据北京的定义，政治谈判是有关“祖国统一的谈判”，这与民进党以台湾独立为终极目标、主张两岸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谈判”，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促进两岸和谈统一的目标考量，北京自然不希望民进党执政，但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非北京所能直接掌控。如北京一味“支持”国民党执政，一旦民进党上台，北京将更难与其打交道，这决定了北京对民进党执政的可能性只能采取有限防范、静观其变的策略。所以，会议期间当有人问及，北京将如何事前防范民进党执政、或在事后作出适当反应等问题时，大陆学者并未表示明确意见。
其实，从此次辜振甫参访的时机和北京在事前的一些妥协性举措来看，未必不隐含有为国民党年底选战间接“助选”、为未来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条件的玄机。有的台湾学者认为，北京如真想防止民进党上台和台湾走向独立，就应该消除以为国民党推行台独路线的疑虑，体认台湾大多数人民主张维持现状的现实，对台湾人民表示善意，也不应将李登辉简单地视为台独的代言人。虽然李有强烈的“台湾悲情”，但他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不可能随便改变由行政院院会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北京没必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李个人的思想倾向。当大陆学者指出，李登辉脱稿讲话时经常出纰漏、流露出台独情结时，台湾学者辩称，这与李登辉中文不好、爱讲话的特性有关。例如，报载李曾说过“一个中国”是骗人的，其实其本意指的是北京有关“一个中国”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至于台北最近几年很少批判台独，则与台湾民主改革导致政治多元化有关。正如台北不宣传反共不等于赞成共产主义一样，不批判台独亦不等于就支持台独。从台湾的民意分布来看，主张急统和急独的都是少数。影响台湾民意变化的重要因素有二，其一是大陆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走向，其二是大陆对台政策和两岸关系的互动。例如，千岛湖事件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后，民调显示，主张台独的比率一度上升，但6个月后即回复到原点；但北京的飞弹演习导致主张台独的比例骤升，其消极影响至今还未消失。北京若欲建立危机防范机制，双方建立互信至关重要。
大陆学者认为，从1997年李登辉、连战访问巴拿马、北京未作出强烈反应来看，北京对台北的“元首外交”似乎有不同的反应模式。一些海外学者进而提出，北京在李登辉访美后进行飞弹演习，对连战访问新加坡则未作出相同举动，实际上是在向台北透露某种信息，显示北京对台北的外交举措所能容忍的限度。对1996年北京在台海进行飞弹演习的动机的较合理的推测是，北京欲藉此向台湾、也向国际社会表明，它无法容忍台北在台美关系上达成重大的突破，同时也希望以此削弱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增加新党等第三势力的选票，但这并未改变北京以国民党为主要谈判对象的基本思路。
未来两岸政治谈判的主要议题
一旦两岸举行谈判，将无可避免地涉及“一个中国”的意涵、台北外交空间及两岸三通等重要议题。在“一个中国”的内涵上，两岸曾否达成“各自表述”的共识？对此，两岸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台湾学者认为，两岸在当初进行事务性协商时，就曾达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两岸分治是既存事实，台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他们对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有关“‘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未来的新中国”的说法甚表赞同，但对大陆在“一个中国”意涵的问题上“内外有别”的说法，则感到仍无法接受。所谓“内外有别”，指的是北京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只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而在外交场合才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台湾学者看来，“内外有别”使台北对北京的基本立场颇为困惑。到底台北是应该相信北京台办、海协系统的说法，还是北京外交部的说法？抑或将外交部的说法视为上线，将汪道涵的说法视为底线？北京在制定对台政策上，到底是哪些部门说了算？
大陆学者认为，关于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问题，北京的原意只是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双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可以暂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台北没有必要在是否曾达成“各自表述”的共识这一问题上揪住不放。近年北京在铨释“一个中国”原则时“内外有别”的说法是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北京外交部长钱其琛在1998年1月26日讲话时提出，“在统一之前，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是在两岸谈判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这意味着北京在要求台北遵行“一个中国”原则时，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要求台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央政府。至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因其工作性质而定，不能理解为北京在处理统一之前的两岸关系事务时，也要求台北承认这一点。根据大陆学者的说法，对台事务系由中央台办和国务院台办管辖，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则是对台决策的主要机构；当然，一些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还得经过政治局讨论才能作出最后决定。大陆学者表示，虽然台北对“内外有别”的说法仍不满意，但也应该看到北京在这方面巳经作出了重大调整。
台湾学者承认，“内外有别”是北京对台政策有所宽松的一个表现，但仍担心一旦台北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有可能陷入“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圈套，因为北京在国际场合一再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由于台湾在地理面积和人口上与大陆极为悬殊，故在处理两岸关系时较为敏感、紧张。因为，从台湾来看，大陆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故不能不慎而又慎。他们希望北京从“内外有别”，再进一步改变为内外一致、只讲“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即可。一些海外学者认为，北京之所以在国际场合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代表性，主要是担心一旦放弃这一条，将可能导致在国际上出现“两个中国”。
与有关“一个中国”意涵相联系的是两岸谈判地位是否对等或平等的问题。台湾学者认为，两岸若进行谈判，应属于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谈判，而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谈判。大陆学者表示，北京从1979年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谈判(意即中央对地方谈判)、1983年提到两党谈判、1990年改提以两党为主导的谈判、到1995年提出两岸谈判，其实早巳将台湾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北京也从未否认台湾的政治实体地位，但大陆不可能将台湾视为对等的主权实体。大陆不愿使用“对等”一词的原因可能与这一术语隐含有“分庭抗礼”之意有关。针对有的台湾学者对“江八点”未明确反对“一国两府”感到有兴趣、欲探寻将一国两府视为中国统一前过渡时期政治设计的可行性，大陆学者明确表示，如果将“一国两府”理解为两个中央政府，北京是不可能接受的。
关于台北的国际空间问题，台湾学者建议，北京不应反对台北加入亚太安全理事会、国际政治学会等非政府组织，也不要动辄将台北的一些外交举措、包括总统在选举前访问一些国家视同台独，致使双方没有台阶可下。他们认为，承认中国处于分治状态，不会导致台湾走向独立，因为世界上大部份国家巳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在两岸取得共识前，双方在台北务实外交的限度问题上可暂时维持目前的模糊状态。大陆学者则认为，两岸矛盾的纠葛主要有二，一是争夺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二是围绕台湾外交空间问题的纷争，但两岸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歧见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由于两岸尚未进行政治谈判，也就不可能实行“外交休兵”。
关于“三通”问题，台湾学者承认，“三通”从经济角度对台湾有利，但台北也担心，在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前，一旦开放“三通”，不但会使台北失去谈判的筹码，而且也使台湾的安全失去防线，故北京越讲对台商让利、“统一有利论”，台北就越担心北京实行“糖蚁策略”、“以商围政”。而大陆学者则认为，两岸政治谈判应先易后难，先解决“三通”，而不是像台北所认为的那样，一旦两岸举行政治谈判，就要将所有政治议题在一次谈判中一揽子解决。
| < Prev | Next > |
|---|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