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的研究项目是南开经济研究所最近几年集体研究的成果，95年开始进入实际研究阶段，由于我们按照设想的思路、设计的体系、指标来研究，就没有吸收在此过程中一些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相当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往的研究一般从质上，从发展阶段，从体制改革特征等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进程。我们的研究要具体测度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个量化的测度，因此试图确定若干指标来测度，并试图给出持续的测度。测度有很多困难，如研究过程中指标的选择，数据的筛选等。在研究成果出书（1999年1月）之前，《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已经发表了摘要，今天介绍的主要是摘要的内容，包括研究的框架、主要内容、指标及结论。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及其特征

1978-1992年为感性发展阶段，特征是试验性、探索性，重点是破坏旧体制。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1978-1984年是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阶段；1984-1992年是以城镇改革为重点的阶段。1992-2020年为理性发展阶段，特征是系统性、主动性、制度创新。也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1992-2005年是建立新体制框架的阶段；2005-2020年是完善新经济体制的阶段。但是这样并不能说明现在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究竟进展到多大程度，我们要进一步研究，进行量化。量化之前，需要了解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含义及特征。

二、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含义及其特征

要根据市场化的含义来确定测度市场化的指标。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利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机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市场化：一种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另一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我们目前所指的市场化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但事实上我国农村也存在着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的过程。

市场机制一般地说有五种：一是供求机制，二是竞争机制，三是价格机制，四是风险机制，五是利益机制。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对机制的理解可以加深我们对市场化的理解。光知道市场化的含义还不行，要确定出测度指标还要了解市场化的基本特征。设计的指标必须与特征相吻合。

市场化的基本特征是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化过程中，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及市场等各方面相应地发生的一些变化。设计测度指标时必须依据这些变化。可以说这些特征是市场化含义的理论延伸，是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可以把握的一些表象。可以把握表象就可以据此设计指标。

市场化的基本特征包括：（1）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化，即独立性的增强。行为主体（企业、农户、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个人）的依赖性、依附性减弱，而自主性、独立性增强，权力和权利扩大。（2）决策的分散化。政府只在宏观决策和其他一些必要的领域里发挥作用，而从微观决策领域逐步退出。退出的过程就是市场化的过程。决策权的收缩、让渡、转化、分散都代表着市场化。（3）所有制结构的民营化、股份化、非国有化。市场经济是植根于非国有经济的，与非国有经济、非公有经济有很强的亲合力。（4）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由供求决定，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和成本状况自主决定。（5）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劳动力、资本、资金、技术、房地产、外汇等要素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股价、利息、专利转让费、地价、汇率等。这些价格在多大程度上由供求双方决定、随行就市，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国家不直接管理了，这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6）经济行为的规范化（契约化）、法制化、秩序化、信誉化。这是把原始的市场化与成熟的市场经济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搞的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的、不规范的市场化，而是一种契约经济、法制经济。

三、市场化的指标设计和具体测度

需要说明三点。一，各个领域的测度指标不可能一样。二，以100%为理论上的完全市场化，以0%为理论上的完全计划化，主要是为了有一个一般的测度标准。如果以现实中某个国家的现行市场化程度作为100%，这个国家市场情况会有新的变化，就可能纳入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三，数值一般只具有相对意义，更重要的是数值反映出来的趋势。

具体测度指标分了三个大方面：首先按照经济体制构成（经济体制内容）分，包括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技术市场）；其次按照产业结构分为农业、工业和外贸；第三为地区差别。从总体上看，测度指标涉及三个大方面、11个小侧面，来测度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

以下7个领域是按照经济体制构成来测度市场化的。

工商企业的主要测度指标包括：企业制度自主选择权；企业经营者的市场选择率；企业经营自主权（国家规定的14项权利）的到位率；利润最大化目标位居第一的企业比重；企业破产法制化程度；履约率（有多少企业签约，签约的企业中有多少履约）；非公有经济的企业比重；非公有经济的资产比重；非公有经济的产值比重。

政府行为市场化在全文中称为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因为不能说政府本身是市场化的，至少政府本身不象企业那样可以进行买卖。反映政府职能身份转变的指标是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的下降；反映政府退出微观活动的指标是建设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及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下降程度；反映政府调节方式转变程度指标是财政支出中价格补贴比及价格补贴占GNP的比重；此外还有政府官员、公务员占总就业的比重；社会集团消费占总消费比重；政府机构占全部社会机构的比重等。这些指标可以大体上反映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的程度。这一方面的测度结果有很多争议，可能与我们选择指标不恰当有关，数据选择、处理中也可能有失误。

测度商品市场的主要指标是零售商品、农副产品、生产资料、服务产品的指令、指导及市场价格的比重。

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测度指标包括：反映劳动力自由择业程度的指标是在岗职工转岗、再就业者择业比率及城乡新增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自由择业的程度；反映劳动力使用单位的用工自由度的指标是国有、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用工自由度；反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性的指标是城镇劳动合同签约率及农村劳动力流动比例；反映工资的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是与效益、行业平均工资、合同的联系及农民收入与价格的联系。

金融市场的主要测度指标包括：金融资产与GNP之比；央行及商业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调控方式、对三大金融政策的运用、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有价证券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化是个很重要的领域，也比较复杂。

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测度指标包括：城镇住房私有率；住房消费支出比重；房价收入比；房地产金融深化过程；土地转让市场化程度；住房价格市场化程度。

技术市场的主要测度指标包括：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增长；专利申请受理量的增长；无职业及国外人士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受理量的增长；自筹科技活动经费的增长。

以下3个领域是按照产业结构来测度市场化的。

首先是农业，农业在我国改革最早。农业领域的测度指标有：农村非农产业及进城从业人数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例；农户各种投入来自市场的比率；农户在市场上直接交易的产品占全部交易品的比重；农业固定资产中由集体、个人及少数外资的投资额所占比重；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比例。

工业领域的测度指标有：工业有效劳动就业率；工业资金比较产值率；工业产品销产率；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比重；国家直接干预工业逆数，就是从全部产值中减去计划调节部分的比重；企业服务的社会化程度。

外贸领域的测度指标有：自主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比重；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程度；外汇汇率市场化程度；关税税率的下降幅度；非关税贸易壁垒下降幅度。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最初我们想加入第三产业领域，这样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就涵盖了全部产业。可是第三产业过于复杂、琐碎，不易统一，而且实际上第三产业很多部分在上述按照经济体制构成来测度市场化时很多内容已经做了一些研究，所以我们就没有专门测度第三产业。但是外贸领域的独立性比较强，我们就对外贸领域做了研究。

第三个大方面是按照地区差别来测度市场化程度，主要对我国东中西、南和北进行比较。测度地区市场化的指标有一些是与测度经济体制内容、产业结构的指标一样，有一些不一样。包括以下几个：

反映市场化的前提条件的指标：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NP比重，极其劳动力的比重；非国有经济部门工业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非农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

反映市场体系的建设的指标：各地区每万人中批发零售贸易机构数、从业人员数、城乡集市数、金融机构数等。

反映商品的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批发零售贸易业工业品购进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批发零售贸易业农副产品购进额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进口额占批发零售业商品购进额比重；外贸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反映要素市场的指标：合同制职工人数占全部工人的比重；劳动力流动登记人数占城镇失业人数的比重；广告营业额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房销售面积占竣工房屋面积的比重。

反映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保障程度的指标：职工保险福利费用占职工工资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占全部乡镇的比重。这也是反映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属于反映秩序化、规范化特征的指标。

这些指标还不是最细的指标，在具体测算时，还有更细化的指标。

利用这些指标来测度，各个领域的年份选择不完全一致，大致从1978年到1997年。各个领域的测度结果是这样的（市场化程度为０是假设）：

工商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估计：

年份
1978
1984
1988
1990
1995
1997

市场化（%）
0
10
23
15
46.4
48

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测度：

年份
1979
1984
1988
1991
1995
1997

市场化（%）
0
50.8
63.3
64.6
73
72

商品价格市场化程度测度：

年份
1979
1984
1988
1990
1995
1997

市场化（%）
2.25
15
60
54.5
84.5
85

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

年份
1979
1985
—
1990
1995
1997

市场化（%）
3.24
24.2
—
34.7
60
65

金融市场化程度测度：

年份
1978
1985
—
1990
1995
1997

市场化（%）
1.0
3.6
—
6.3
9.1
10

房地产市场化程度测度：

年份
1978
1986
—
1990
1995
1997

市场化（%）
0
21.1
—
22.8
39.3
40

技术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测度：

年份
1979
1985
—
1990
1995
1997

市场化（%）
0
46.3
—
54.1
70.8
71

农业市场化程度测度：

年份
1978
1985
—
1990
1995
1997

市场化（%）
7.67
49.7
—
51.6
65
66

工业领域市场化程度测度：

年份
1979
1985
—
1991
1995
1997

市场化（%）
0
23.5
—
37.3
49.9
50

外贸进出口部门的市场化程度：

年份
1978
1985
—
1991
1995
1997

市场化（%）
1.5
9.0
—
22.3
41.4
54.4

1996年我国东中西、南和北地区的市场化差别：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北部
南部

市场化（％）
70.3

(56.8)
64.4

(52.1)
64.9

(52.5)
66.4

(53.7)
67.9

(54.9)

表内带括号的数据为较低的一组，不带括号的为较高的一组。南北以长江为界。

从表中看出，西部的市场化程度还略高于中部，我们的解释是西部靠近边疆，开放程度更大些。

四．总体市场化测度应考虑的若干问题

对各个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作了一个简单介绍后，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需要说明几点：（１）选择从什么角度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逻辑上可相加、不重复、不遗漏的若干部分。（２）选择以什么为权数。（３）如何确定权数的大小。（４）加总的方法。

总的来说，我们用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测度了1979,1985,1988,1990,1992,1994,1997各年的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大致上有5种测度方法：（１）社会总产值流量构成加权。即以社会总产值流量构成作为权数。（２）投入要素价格几何加权。以各个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的指数作为权数，也可以测出中国整个市场化程度。（３）三次产业构成加权。以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在ＧＮＰ中的构成比例作为权数。（４）ＧＮＰ构成综合加权。（5）市场参数简单平均。这里没有权数了，我们选择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简单平均，有两组数据，一组为包括金融市场的四个市场的平均数，另一组为不包括金融市场的三个市场的平均数。

这五种方法的测度结果进行综合比较，大体上反映了一致的趋势。总的来说，中国市场化程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20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达到60%左右，这个成绩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改革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中国市场化的推进过程是比较平稳地上升的，1990年由于"六· 四"事件的影响有些波动，在此之前上升幅度较大，在此之后稍平滑些，也在上升。与苏、东欧比较，波动不大，是令人欣慰的。

我们还测算了总体市场化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市场化程度提高较快的两个阶段1980—1988、1992—1994，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较快。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绩效降低，因为不可能市场化为100%时，增长率也是100%。

下一步是如何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这与如何确定目标市场化有关。不能以100%作为目标市场化程度，而应当以现实中的某些比较理想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为标准。我们研究后认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确定为80%—85%较好，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从目前的60%到比较理想的中国目标市场化程度85%还有20多个百分点。推进这20多个百分点并不容易，还要"攻坚"。因为前一段我们把体制改革中好改的那部分已经改过了，剩下的是与所有制、政治体制相联系的，这些就比较难改革，所以需要"攻坚"。

讨论：

茅于轼：

陈教授做了一个极其精彩的报告。去年我参加了关于经济自由度的指标测度的研讨会。现在国际上有好几个机构在做经济自由度的国际比较。测定的结果是香港第一，中国落在后面。我发现陈教授的研究与经济自由度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我也想研究资源配置由市场配置的分额，并做国际比较，也可以从中看出每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的不同。

冒天启：

我觉得这个课题本身是个很有学术价值的工作。特别就我国来说，市场化改革已经搞了20多年，20年走了多少路，付出多少代价，取得多大成果，需要有量化的说明。中国转型过程中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量化指标来加以说明。95年开始在报刊杂志上陆续有这样的文章，《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常修泽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这一研究课题可统一称为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计程计价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这次的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很有说服力。

我也有一些看法。我觉得市场化的研究本身是个动态概念，陈教授的著作中也讲得非常明确。70年代末体制改革的实质就定位为市场化。过程中也有一些曲折，有一些羞羞答答的提法，比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取决于当时意识形态及政治需要的提法，实质上就是市场化的改革。陈教授对市场化的概念加以明确界定。但常修泽的文章中提到的更加具体，市场化是指经济资源由计划配置为体向由市场配置为体的根本性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企业行为、政府职能等经济关系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这个更深入了一步。陈教授的市场化概念更简明扼要一些。演变过程中陈教授提出的一些指标很有说服力。我把陈教授的文章与常修泽文章中的数据进行了比较，有的差距不是很大，有些差距比较大。陈教授认为商品市场化程度是85%以上，农业部门65%，工业部门50%，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65%，金融资本化市场为10%，土地市场化为40%，技术市场化程度为71%，经济国际化程度为54%，地区市场化程度分为东部70%、中部64%、西部65%、南部68%。常修泽认为商品市场化程度是67.1%，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为77.2%，工业品为68.3%，服务产品是41.1%，劳动力市场为70%，金融资本化市场为17.2%，土地市场化为22.5%，经济国际化程度为50%，没有测度技术及地区市场化程度。我觉得这些数据中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在转型过程中，涉及市场化改革程度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工商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及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的测度。只要这两个指标有个具体的说明，其他指标都可以概括起来。这两个指标是最实质性的指标。而陈教授的数据为48%，72%；常修泽的数据为51%，36.6%，差距就相当大了。

我很关注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的程度的测度，陈教授用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经济建设费占财政支出比重、价格补贴占财政支出比重来测度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这三个指标的科学性有待商榷。我觉得72%的市场化测度结果与直观感觉差距太大。把市场化程度界定为80%，而测得政府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72%，似乎已经很接近了，事实上并非如此。

对未来如何达到80%，陈教授提出6条政策建议。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有两条：（1）如何加快工商企业市场化的进程。我非常赞成陈教授明确提出的产权制度改革，这是转型国家必须遵循的。（2）如何加快政府适应市场化的进程。要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加快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

于同申：

市场化测度具有深远意义。98年10月法国开的中国经济的研讨会上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中西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结论却大相径庭，差距很大。东中西地区以GNP衡量改革状况很困难。改革开放后差距比以前是大了，还是小了，这一问题都得不到完全统一的看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各方面变化很大，要剔除很多因素。

这说明其一中国市场经济市场化要进行精确的测度，难度很大。其二，市场化测度对中国体制改革有重大意义。对经济的基本层面有个判断后才能进一步发展。

我认为陈教授的测度指标及基本结论还是可靠的，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用5种方法对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进行测度，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有些具体问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对中国市场化进程划分阶段，现在进入制度创新阶段，改革的难度更大。现在的市场化程度是在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展开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许多东西是趋同的，金融市场中有多少金融资产与国外的金融资产类似。金融市场中交易证券化、衍生化。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将我们的指标与国际通行指标进行比较，可能更有利于揭示我国市场化进程。

盛洪：

这个研究成果对我们简单地判断中国20年改革取得的成果是有意义的，这个课题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方法上有挑战性，工作量也很大。

一是对制度经济学的挑战。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变迁，主张制度变迁会带来经济发展，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量化的，因此一直没有明确意图将制度变迁数量化。这个课题的研究具有挑战性，将制度经济学数量化。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至少在企业层面可以把制度因素量化。当然在宏观层面，我们一直主张"不敢量化"。天则所在作"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也是在描述市场化过程。之所以作案例研究，就是我们不敢将其总体量化，而是开放化，通过案例看人在行为原则上有什么变化。我赞赏这种努力。我们说市场经济是一组原则，可以用抽象的原则去概括。这一原则落实到现实中是什么样的，现实中应该看到的是人们遵循什么原则去行为，遵循原则去行为的人的量有多大，在这个层面上支持"不可量化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量化"。

二是对增长经济学的挑战。增长经济学是非常定量化、数学化的分析，从不认为制度变迁导致经济增长，而是倒过来算的，要素增加、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全部可以定量化，最后有一个剩余，这一剩余可能是制度变迁。陈教授先告知制度变迁导致经济增长，先解决难的问题，在理论方法上有巨大意义。

当然，也还要考虑其局限性。哈耶克说"现在经济学家把碰巧能够量化的东西当作重要的东西"，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衡量。比如说法律原则、条款的变化如何体现很困难，道德伦理等无形的文化方面的变化也很难衡量。

另外，在作此研究时我们暗含着两个价值判断：市场化是好的；这一市场化是以某些西方国家为标准样板的。这两个价值判断有问题，有些价值判断可能会走向极端。比如说是否把资本自由流动当成指标，这是一个悖论。美国很晚才走到这一步，而且它是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日本就更晚了。现在美国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是因为美国整个社会发展程度能够承受。不是说美国是更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它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向全世界发放货币，经济规模巨大，小的基金没法打击它。因此有些市场化指标需要谨慎对待，决不是越极端越好，要寻求更一般意义的市场化。

周放生：

我觉得这是个很大胆的探索，过去研究时我一直希望对很多问题作出量化的分析。现在很多分析也缺乏量化的支撑，就很难说服人。

这个课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目前数据来源是各种公开发表的统计年鉴，我国各项统计指标的设计本身市场化程度就不高，即依据的指标的市场化程度就低。中国与美、日、德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指标设计市场化程度太低了。用市场化程度低的指标体系来判断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客观上就打了折扣。而真正市场化的指标国家还没有统计出来，自己去做抽样调查工作量极大。因此整个统计指标体系要向市场化程度改革，目前这一工作正在做，但基本体系的变革还不到位。这不是课题本身能解决的。第二，统计方法的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关于财务指标，我国90%以上企业用汇总报表，那是苏联的体系，已用了50年；真正市场化的指标是合并报表，西方国家全都采用这种，我国只有上市公司和极少数非上市公司才运用合并报表，市场化程度不到10%，推进速度非常缓慢。这两种报表的数据差距30%，也就是说，如果同一个企业集团用汇总报表统计为100，那么用合并报表统计为70。当然，每个企业内部关联交易的程度不同，这个差距也会不同。

我国的统计数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统计方法本身的水分，二是统计真实性的水分。这两者共同造成我国目前统计数据的不真实性。人们填写的不真实大家都认识到了，只是无可奈何。对于方法的不真实性，相当多的人，尤其是决策者，还没认识到。有的地方用两种方法统计出来，看到结果的差距如此大就不敢用此数据。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还达不到一定层次，难以解释用新口径统计出的数据的真实值。除非国务院下决心，全国一刀切，从某一年开始全部都改。可能GDP数值一下就下降了，那么如何向全世界解释：中国GDP突然比前一年下降30%，而实际数值比前一年还高。这是个很复杂的事情。这种深层次的改革还未触及到。

此外，我还有两条建议。第一，进一步作行业研究。指标体系中有共性指标和特性指标。每个行业都有多年的统计数据，尽管市场化程度不高，还可以按此思路继续研究。其意义在于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布局、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布局，对各行业差异比较很有意义。我们也不要求所有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都一样，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应有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我们应该首先对现状作出历史的评价，然后再说每一行业应有的市场化程度是什么。第二，地区分析进一步研究省市一级。由于地方决策者的水平和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差异，即使同样在东部，各省市的市场化程度也有差异。

张曙光：

这个研究难度很大，意义也很大。不管结论准与不准，作为一家之言，给出一个参照。我主张讨论研究工作本身，以利于改进。

看设计的几个指标好不好，先要考虑两点：（1）指标是否符合母体。（2）资料的可获得性。总的来说，研究中对于指标能否反映市场化考虑得不够，对于可计量性考虑得较充分。从政府、金融市场等方面来看，首先要把问题分析清楚，再讨论如何找一个相近的指标来计算、测量。从理论概念如何过渡到计量指标是实证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政府职能身份转变的指标、政府退出微观活动的指标、政府调节方式转变程度指标等存在着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政府不是具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一套规则极其执行情况。现在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比如政府没有信誉，侵犯所有权。还应考虑除税收外，政府其他手段（各种摊派、费用）占政府所调动资源的比重，不通过这样的比较，测度结果难以准确。政府补贴是政府参与的重要体现，如何考虑政府补贴与政府转移收入的问题。现在政府对生产直接干预，用补贴来修改价格，造成补贴扭曲了价格。

企业市场化程度与政府适应市场化程度应该是相应的，非常大的差距是不可能的。政府退出程度与市场推进程度应是一致的，因为制度推进在各个方面必然彼此适应。

现在工商企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而金融市场基本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如果以股份制银行此来计量，能反映一定程度。但是股份制银行资产规模、存贷款占10%左右，金融基本上垄断在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手中。

利率市场化的计量中计算总资金中有多少资金的利率由市场决定，问题是中国现在只有拆借利率市场化了，但它所占比重很小，近两年还处于萎缩状态。是否能将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等分别分析，在各个市场中，哪些指标能够反映市场化程度。很多指标需要进一步研究。

某学者：

市场化的测度中应该加入私有产权比重。我国的私有产权比重是比较低的，没有真正的产权，就不可能交易。比如说房产权逐步私人化了，但仍是有限产权，不能随便卖。如果单看房产产权化了，可能认为市场化程度很高；如果考虑了有限产权，市场化程度就低了。

关于证券化问题。证券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有一定比例，但是要考虑到A股、B股、N股、H股，而且民间资本的进入程度很低，不能自由买卖市场化程度就很低了。

关于政府行为。中国预算外资金的规模超过预算内资金，还有预算外外资金，把整个财政职能肢解了，政府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被这样肢解了，那么如何测度其市场化程度。

郭佩：

十四大、十五大提出目标2010年基本完成建立市场经济这个框架，让市场配置资源，这意味着当时社会上资源配置不是以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还是政府配置资源多。可以简单理解为十四大、十五大到现在，政府配置资源超过50%，而陈教授数据中到97年超过了却0%，似乎太高了。现在以至几年后，政府配置资源的量还是超过市场的。比如说劳动力市场，如果用局部范围来讲，可能数值较高，但是从全国来看，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流动，使劳动力市场化进程不可能超过60%，这是直观感觉。

我觉得资源可以全换成钱来标示。就是说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就看资源换成钱后，有多少钱是通过市场配置的。比如国家土地局将我国土地估算为本5万亿，其中由市场配置交易的恐怕不多。划拨土地是通过政府配置，议标最多说是准市场，只有通过拍卖或招标才是真正由市场配置。

天则经济研究所 丁世艳

（根据录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