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

1999-10-15 作者: 汪京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1999年第10期 “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 作者:汪京 ]

大致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同步的“五四”反封建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鲁迅是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主力。

可是不能不承认,鲁迅“五四”前后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使用频率不算高,“民主”二字连在一起更少见。但鲁迅当时是主张“人道”,而反对“兽道”和“鬼道”的。他在1918年3月10日致许寿裳信中,把上海《时报》的报道为徐班侯“灵魂照相”一事,称为“人事不修,群趋鬼道。”同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则把当时教育部某人售妻妓院事,称为“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何谓“兽道”?封建道德也。何谓“鬼道”?封建迷信也。此二者,实为封建制度一母所生之双胞怪胎。封建道德“吃人”,封建迷信“蒙人”。宣扬封建道德,借助封建迷信;宣扬封建迷信,推广封建道德。“兽道”的对立面是“人道”,“鬼道”的对立面也是“人道”。鲁迅反对“兽道”和反对“鬼道”而倡言“人道主义必将胜利”,实际上正是呼唤“民主”和“科学”。

把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归结为“吃人”二字,是五四前夕鲁迅思想的一个突破。他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时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不难看出,鲁迅对自己的这一“发现”,是颇为自豪的。他在《狂人日记》中宣布了这一“发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而“吃人”和“蒙人”永远是互为狼狈的。揭露“吃人”现象、“蒙人”现象,抨击“吃人”思想、“蒙人”思想,便成为五四时期鲁迅大量著作中最突出的共同主题。他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中,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中,在1918、1919年间为《新青年》所写的《随感录》中,对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封建迷信、鬼神思想等形形色色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学说”、“旧见解”、“旧习惯”、“旧本领”、“旧方法”、“旧手段”,“进行了全面批判,大量描绘和论述了封建礼教、等级制度“吃人”的问题,封建迷信、偶像崇拜“蒙人”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的落后、愚昧、奴隶性诸问题。而这些,实质上正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带有当时中国特色的有关“民主”、“科学”的重大问题。

鲁迅著作中少见“民主”一词,因此也就少见他对“民主”一事的诠释。但我以为他当时著作中显示“民主”思想,却是极其深刻的。我认为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民主,实具有三个层次: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精神和思想上的。

政治上的民主,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所处的奴隶地位,甚至下于奴隶的地位,争取到“人”的资格。这是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沉痛提出的,所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先儒们所谓的“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此他号召:“创造这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经济上的民主,在《坟·娜拉走后怎样》那篇著名的演讲里,说得清楚:“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要紧了。”“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至于精神和思想上的民主,我以为是鲁迅民主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其实也就是作为鲁迅爱国主义核心的“立人”思想。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国民愚弱,国家难以真正富强。正是为此,他在留学日本终于弃医从文时,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在从事文艺运动的一开始,便在《文化偏至论》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立人”思想。他尖锐指出:“是故交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他看来,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才能“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至于一切“肤浅凡庸之事物”,都不在话下的。

此后他倡导“个性解放”,强调在精神界进行战斗,直到五四时期从事思想革命,强烈抨击吃人的“兽道”和蒙人的“鬼道”,以他的小说和杂文批判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礼教,其目的显然都是为了“立人”,为了求得人的解放,“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即使到他后期积极投身文化斗争以至政治斗争的时候,他在致力于打碎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政治、经济枷锁的同时,仍然不忘解开缠在人民身上的精神和思想枷锁,以取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最后在精神和思想上也不被奴役、完全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

鲁迅对科学的重视,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在1906至1909年撰写《人之历史》、《科学史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重要论文时,就不仅倡导了“个性解放”思想,强调了应在精神界进行战斗的思想,同时也宣传了“科学救国”思想。鲁迅重视科学,毫不奇怪。他先学海军,继学开矿,复学医术,与此同时又接触和接受了进化论,涉及的都是自然科学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他站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立场上,尖锐批判了西方科学发展史上的力图阻止生物进化学说发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当时中国的“抱残守阙之辈”和“死抱国粹之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强调了科学和改革社会的关系,他指出:“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他在1919年4月16日致傅斯年信强调:“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这样,鲁迅就把“科学”与“民主”、“爱国”紧密联在了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前后一批仁人志士共同致力的倡导民主、科学的反封建启蒙运动。鲁迅曾把旧中国、旧社会比作一间无门无窗的铁屋子,人们在屋里熟睡都快闷死了。有几个先醒过来的人,想把其余的人也都唤醒,一起来毁坏这铁屋子。我以为这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的深意和写照。

而从事启蒙工作呼唤民主、科学的最终目的,则是人的解放,亦即鲁迅一贯主张的“立人”。在鲁迅看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不但要从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出来,从各种各样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家族制度的架构中解放出来,从弥漫人间的求神拜佛、算命打卦、神功异能等种种稀奇古怪的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还要从一代代积淀而成的历史重担下解放出来,从一切束缚、戕害、虐杀人性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还要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愚昧、奴性中,也即从被扭曲、异化了的自我中解放出来。

欲求中国之进步,之真正现代化,这是必经之路,绕不过去的。

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伟大的启蒙运动,却如电光石火,在发出短暂的一片耀眼光辉后,迅即暗淡下去了。何以故?或以为是由于救亡运动的继起,所谓“启蒙”和“救亡”的矛盾。在二三十年代,日帝亡华的野心昭然若揭,救亡图存自是要务。但令我不解的是“救亡”和“启蒙”怎会发生矛盾呢?“救亡”不是更需要“启蒙”,更需要唤醒民众、发动群众吗?不是连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也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吗?爱国、进步与民主、科学的启蒙和实现是分不开的。当然如果是名为“唤醒民众”,“发动群众”,实为利用民众、玩弄群众,那就是另一问题了。前者需要启蒙运动,后者需要愚民政策。

因此我以为导致“五四”启蒙运动式微以至夭折的,决不是什么救亡运动,而是当时当权者以国家机器、专政手段为后盾的愚民政策。无权无勇然而思想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不自量力闹起来的启蒙运动,总是和有权有勇的当政者处心积虑执行的愚民政策迎头相撞,胜负之数,不言自明。鲁迅一本《呐喊》,初版仅两千册,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一声令下,全国的学生就都要埋头读经。鲁迅后来慨叹“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实是痛苦经验凝成。

其实,从古以来一切只关心一己、一家族、一集团私利的封建当权者,大概都是不怎么喜欢真正的民主和科学,因而也就不会希望他或他们治下的民众具有聪明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而扼杀民主和科学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鲁迅在《坟·春末闲谈》一文中所指出的“麻痹术”,类似细腰蜂的毒针,向小青虫身上一蜇,小青虫就半死不活了。“麻痹术”不就是愚民政策吗?于是所谓知识分子也就容易成为封建当权者的眼中钉了。因为有了知识,有时便难免要独立思考,甚至还想去启蒙别人。对这样有了知识的人,正像鲁迅在《热风·智识即罪恶》一文中描写的,阎王老爷就要把他打入“油豆滑跌小地狱”,非使他跌得发了昏不可。历代的治人者在以武功从马上得了天下之后,转入文治阶段,常常首先就是治那些具有独立思考头脑而又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明乎此,则曾是“五四”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代表人物的李大钊上了绞架,陈独秀几次入狱,鲁迅被通缉,甚至胡适也一度曾因主张人权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年来,我们所走过“民主”之路和“科学”之路,是相当艰苦甚至是十分坎坷的。前进一步很不易,后退十步却不难,正像鲁迅说过的,往往“改革一两,反动十斤”。然而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兴旺,共产党要领导人民过上舒心的好日子,绝对离不开“民主”和“科学”,这应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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