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佩松院士的境遇与抱负
[ 1999年第10期 汤佩松院士的境遇与抱负 作者：毕列爵 ]
湖北省浠水县近几十年来名气大了一些，这是因为出了一位闻一多。闻是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但他名气的主要来源是毛泽东主席说过他“拍案而起”“要写闻一多颂”那几句话，以及他本人疾恶如仇和大无畏的精神。除非是同行、同事、他的学生，一般人对闻的了解，大约也只限于他最后几年的政治斗争方面。社会上的传颂，纪念活动，各种宣传介绍，也多半集中于此。
一个学者，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表现，单凭他的学术贡献是很难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他的“知名度”常偏低。
刚巧，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浠水县还有一位学者，巧得很的是：他不仅与闻一多是同乡，双方都是浠水的望族，即所谓世家；二人还是清华大学的同学、至友，又同在美国留学，后来又同在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同事。在学校里，二人都是极受尊敬的教授，在校外各自的同行中间也是。更有意思的是，浠水县建了一座闻一多纪念馆，在1992年举行的开馆典礼上，为闻的铜像揭幕的，正是这位学者——当时已90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教授。在学术界看来，闻、汤二人同样都是有着超过一般学术贡献的学者，同样都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事实上，即令是他们的浠水同乡，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汤佩松。
汤的生平重要事迹，都可见于他的两篇回忆录中，也早已为许多朋友、学生和同行所熟悉。他的经历，属于一个典型的中国近代学者的类型：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出国留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生工作就是教书和做科学研究；极少的人才能获得院士头衔。汤不仅是中国最早（1955）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还是最早（1948）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
汤的经历中还有许多不是任何一位学者都能做到的事。他在国内外就读的都是最好的大学，清华之后还有约翰·霍布金斯（Johns Hopkins）和哈佛（Harvard）；他工作过的地方，有的至今仍是世界第一流的，如伍兹霍尔（Woods Hole）海洋生物实验站；他的导师大都是当时最好的科学家；他还有一大批介于师友之间，或是曾以师事之的当代科学家，其中有几位后来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Otto Warburg ,Otto Meyerhof ,Archibald Vivion Hill）。这些学者在汤的科学成就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有两句老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汤在回忆录中曾写过抗战时期的昆明大普集，每月有一次梨园村的茶馆会晤（实际是一种学术活动，曾被用来与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相比拟）。参加活动的不过15人左右，但后来不少人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几乎全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读者每读到此处，总免不了为之神往！
要准确地总结汤的科学贡献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胜任的，但是从国内外许多专著的引证和评论中，可以使人们约略地体会到它的分量。值得每一个做科学工作的人所摹仿的是：汤所研究的问题，在当时是全新的，他深知自己的工作在整个植物生理学中的意义和应居的地位，以及要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来解决和解释它。
他的两篇回忆录，第一篇是用英文写成的，题为Aspiration Reality and Circumstances: The Devious Trail of a Roaming Plant Physiologist,发表在极有权威的《植物生理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lant Physiology）（卷34，1983）上。这是这份刊物第一次破例发表一位植物生理学家的回忆录而不是一篇科学论文，并且是刊于篇首（第1－20页）。这条题目，汤自己后来译成：“抱负、现实与境遇”，副题后来只简译为“一个生理学家的回忆录”，而把The devious trail of a roaming 几个字略去。这几个字很难译得恰如其分，也许可以勉强译为“一个漫游的植物生理学家的曲折历程”。但是，若将这个副题与题目（即完整的题目）加在一起，不但符合作者半个多世纪的经历，更能反映他写此文时的感受与心情。
第二篇回忆录，题为《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个生理科学家的回忆录》，分6次刊在由汤自己创刊的《植物生理学通讯》（1986）上。这份刊物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还流传不少到国外。后来（1988）集中起来成为一本小书，题目未加改动，汤只在前面增加了一篇很短的序。1994年，《中国科学报》又将这篇回忆录的前一部分（到1949为止），分15次刊出（稍加剪裁），只将题目改为“一代风骚话沧桑”。这第二篇回忆录，是汤接受许多读过第一篇的人们建议之后写成的。
第一篇的发表虽只比第二篇早两年，内容也基本上一样，但读者对他的感受颇有些不同。1983年正是作者年届80高龄的一年，不仅是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希望对自己大半生作一个回顾，特别对一位既有抱负，又有成就，还遭遇过不少坎坷的广为国内外所熟知和尊敬的科学家，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历尽崎岖——整个的人生经历，都是如此。这对1949年以前的部分，还比较易于为人们，尤其是外国人所理解，因为那无非是由于国家的落后和不断的外侮造成的。但对于1949－1976年间这一部分，既不为他们所知，更不能为他们所理解。一般而言，国外的科学家，通常不用某些政治观点来对待外国同行，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他们首先是从科学事业出发关心国外同行，特别是一些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对于汤，以及汤所从事的植物生理学，甚至推而广之到中国的植物学和植物学家，大体上正是如此。中国经历了将近30年的自我封闭和外界强加的封锁，一旦改革开放，中外双方都希望了解对方，也愿意对方了解自己，这是非常自然的。
下面所说，正是一例。1981年，汤率领了一个由43人（内有10人来自台湾）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的第14届国际植物学会会议。这是1935年以后中国首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又是1949年以来重新参与这个国际学术组织的事务并恢复交往。习惯上，参加这一类会议的代表，都只具有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机构或国家。但是汤此次却是很早即被约定在全体会员大会上发言的特邀代表，这照例也只有少数极有声望的权威学者才有这种机会。汤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植物学的某些方面”，这也是预先约定的。汤发言时，会场上座无虚席，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汤不得不多次“谢幕”。汤还被邀请参加了两个委员会，整个中国代表团很明显地是被当做第一流的国家代表团来接待的。这些情景，十分动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后来听过传达的人们，无不深为感动和引以自豪。汤后来多次说：“这主要归功于祖国的国际地位的蒸蒸日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也不能不认为：汤是当时承担此项任务的最恰当人选，因为他不仅是当时国内健在的少数几位享有最高荣誉的植物学家之一，又是为数不多的极为国外科学界所关注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两年后，即1983年，汤即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回忆录。这一篇可以被看作是上述大会发言的补充和延续。二者主要不同之点是后者只以作者为主体，只涉及植物生理学，谈自己的工作和感受。这篇回忆录比第二篇的篇幅要小得多，省去了许多细节，而重大事件均一一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精湛的英文修养完成的。全文结构谨严，文句朴实简练，用字尤其经过了精选。这和我们的教科书或者期刊上的文字完全不同，读起来更像是人文科学的著作。只要着意读下去，读者很快即为作者那种对科学事业的执著与追求，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同事、学生的爱护、坦诚和尊重，尤其对待各种逆境的认真严肃，而不是屈服、泄气或敷衍等等所感动。全文给人以一种深邃、沉着和严肃的感受，但并不难以理解，更不缺少风趣。对于那些略略熟悉近几十年中国历史和学术界及教育界情况的读者，常常读着读着，不免要掩卷深思。第二篇回忆录也是如此。
第二篇回忆录超过了10万字。汤用了整4章（5—8）来叙述他的科学研究（其他各章内亦有），除非是同行专家、自己的同事或学生，别人很难懂得十分透澈。但是，“甘苦备尝”四个字，是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体会得出的。第一篇回忆录的题目就有“抱负、现实与境遇”几个字，这包括科学研究在内。汤的科学贡献早已见于国内外许多著名科学家的著作中，他的工作，不仅在当年是崭新的，到了今天，仍然和当代最新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继续前进。这也是许多科学家希望做到又常常未必能做到的。
从上述两篇回忆录中，读者很容易发现：汤很少谈到自己的家世，尽管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很显赫的。他的父亲汤化龙（济武）曾经是辛亥革命时武昌革命政府、亦即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和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民政总长），地位仅次于军事首领都督黎元洪。接着又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和内务总长。他以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18年，汤化龙在加拿大遇刺逝世。他的夫人早他两年（1916）去世。这时，汤佩松正是13岁和15岁，而他刚好是14岁时进清华学校的。可以想象，汤在青少年时代，与父母相依的家庭生活是很短的。
与此相对，汤与母校清华学校（后来的清华大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融洽。他在清华8年，由清华派到美国8年，共16年（1917—1933），即14—30岁。自1938起，或在清华大学任职任教，或编制上虽不属清华，但在工作、精神和感情上总与清华一致，以迄于今。他真正脱离清华只有5年，即1933—1938年在武汉大学。汤在许多场合都经常表达出对清华的眷恋。
回忆录中，与对科学事业的执著同样感人最深的，是他那种诚挚的爱国之情。他对自己和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植物学会上受到逾常的尊敬，理解为这首先是祖国的荣誉，就是一例。多少年来，常见中国学者放弃国外优越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的记载。这些学者的情况虽各不同，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相同的，即爱国。汤正是其中之一，但他的想法似乎更为简单朴素。清华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学校，庚子赔款又是帝国主义通过腐朽的满清政府，从全国人民处搜刮来的。这使他“感到不安和无限感激”，并用“国耻民仇之情鞭挞自己”，以求报答“国恩”（这是他自己选用的两个字）。1925—1933年他在美国留学，仍然是由清华的庚子赔款支持的。这时他的心情，他自己用英文写的一句话，似乎更为简练和朴实感人:To this I have a strong feeling of deep indebtedness to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who nurtured and norished me (在那一天，我有一种强烈的负疚之感，正是他们才哺育了我，将我养大成人)。8年之后（1933年），他十分诚挚地婉辞了好友的妥贴安排，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多次承认自己当时这样做，“还没有这种社会主义觉悟”，只是实践一个非常简单的的信念：“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回中国去”，并声言要报“国恩”。道理愈是简单，愈朴素，也愈加感人。正如同一个小孩爱自己的母亲，没有很多理论，中国人多年来称这为“天性”。爱国也是一种天性。
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爱国传统。近年来很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一个特点，即普遍具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充满内忧外患，特别是在近百年中，更为突出。知识分子关心外患是爱国，关心内忧也是爱国。科学家凭借自己的科学实践，他们毕生所求，无非是要解除祖国的部分内忧。闻一多若幸而未遭毒手，也丝毫不减他是一个爱国者。汤佩松在北京面临解放之际，头一个大声疾呼“清华是全中国国民的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时候了”，是与闻一多的“拍案而起”并无二致的。汤毕生对自然科学的追求，与闻毕生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在解除中国的某些内忧上，也是并无二致，都是爱国的。
不幸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似乎认为爱国只限于表现在政治态度上。若不是从拍案而起到惨遭枪杀，单凭学术贡献，闻一多也会和汤佩松一样，在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藉藉无名。中国多少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轻视科学技术的国家，同时也当然轻视科学技术人员。直到如今，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非常不利的。
然而，事情还不止此。过去几十年中，对许多科学家在教育问题上坚持自己而不同于流行（或上面颁行）的见解，很轻易地被划到政治范畴中去。在汤的回忆录中，他曾说自己是“老运动员”。凡是1976年以前的成年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科学上，尤其是自然科学上存在的问题，同时有几种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许多人都记得当年是如何“学习苏联”的。汤在回忆录中，多次称道苏联科学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科学家，但不能接受莫名其妙的李森科主义。这都是科学家的常态，奇怪的是不赞成李森科可以被说成是“反苏”，而反苏必然是“亲美”、“崇美”。除此之外，还有院系调整、编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特别在贯彻教育方针，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要理论联系实际等等所谓“教育革命”问题上，“一个接一个的浪涛不断打来，有时是轻波细浪，更多是狂涛骇浪。研究及教学工作只能在浪潮间歇中进行。”这是当年全国的普遍情况。自己热爱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而经常要做的是充当被批判的对象——这就是汤那个漫长岁月中的真实生活！至于“牛棚”待遇，则更不用多说了。然而，以汤这样一位在科学上早年就有异乎寻常的成就，教育上桃李满天下，在国内外享有好几十年荣誉的老科学家，是怎样对待延续了三十年的坎坷呢？“往事已矣！决无私人怨恨！”“没有什么可以自惘、更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这比后来所提倡的“不要耿耿于怀”要高出多少倍！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尤其是对汤多少有些了解的人，每当在他的回忆录中，读到此处，无不深为叹息而感动。
爱国既是一种理智，又是一种感情。两者加在一起，就会成为极大的坚不可摧的力量。请看看汤自己的话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自然演变过程。任何个人，包括那些兴风作浪者，都不能主宰它的总趋势。我们只能够，也应当，为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到的浩劫，一个伟大古老民族所遭遇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停滞而悲伤。至于个人的遭遇则是渺小的。”假如全中国人中绝大多数都能以这种态度来对待祖国、人民和事业，肯定我们要建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中国，会顺利得多，我们在全世界人面前的形象，比现在更高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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