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过渡”的最后挣扎
[ 1999年第10期 “穷过渡”的最后挣扎 作者：陈大斌 ]
1977年秋冬之间，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领导人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始发阶段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这次会议前后，围绕着我国农业是否要继续开展“学大寨”运动，突击搞“穷过渡”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过去二十多年，直到去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之时，在众多的纪念文章中，很少见到有人提及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作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的一名记者，我深深感到，要了解中国农村改革，这段史实是不能忽略，更不能遗忘的。
1977年中国农村形势十分严峻
粉碎“四人帮”之时，我国农村除了少数办得好的先进社队外，大多数社队温饱难以维持。相当数量的社队生产出的粮食养活不了自己，靠借债度日，外出逃荒讨饭的农民到处可见。
在农民们强烈要求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皖北地区，在淮河两岸那些有名的穷县，如定远、凤阳、嘉山、泗县、五河、灵璧、固镇等县内多数社队已成空壳。农民形容自己的集体像个破草鞋：“烂了底，塌了帮，断了绊”，“提不起，更穿不得”了。我曾同嘉山县领导为这个县的集体经济算过两笔账：一是粮食，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1978年，25年中农村回销和城镇供应两项，共用去粮食15.4亿万斤，而同期向国家交、售两项共给国家粮食14.2亿斤，堂堂一个农业县，几十万农民干了25年，反而调进粮食1.2亿斤。
二是固定资产，从合作化到1978年底，全县三级所有的总值只有2503万元，而全县社队欠国家贷款1613万元，1969年以来国家无偿支持850万元，两项相抵，全县社队加起来只有40万元的固定资产，全县农民每人不到一元。如果再加上1957年以来发放的各种救济款990万元，全县干了二十年，社队集体资产是个负数。
凤阳等沿淮各县的情况与嘉山县类似，甚至更为严重。从凤阳往西是安徽的六安地区，北渡淮河是安徽的阜阳地区、宿县地区，再向北直到黄河岸边，是河南的商丘地区和山东的菏泽、济宁地区，这是一大片坦坦荡荡的大平原，也是一个很大的贫困地区，三省六个地区，几十个县近五千万人口，绝大多数生产队是“吃粮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再从菏泽北上，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河北的衡水、沧州，这又是一个几十个县几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情况与上述地区相差不多。
这是处于中国腹心地带的农村现状!
像这样的贫困地区全国还有多处，西北黄土高原(包括宁夏的西海固地区，陕北的延安，榆林两地区多数县，甘肃的定西、平凉，加起来又是几十个县)，贫困程度比中原地区更甚。如宁夏的固原地区人民公社三级固定资产不够抵偿债务。据1979年末统计，三级共有固定资产只有9111.8万元，而30年来国家给这个地区的各种无偿投资达二亿零六百余万元，加上各种救济款总计三亿多元，比固定资产高出二倍还多。
甘肃的定西地区的状况也同固原一样。通渭县，是这个地区第一号“困难户”。30年来，有22年总产低于1949年。以人均产粮计，1949年人均产粮723斤，1979年仅有327斤。
与西北黄土高原贫困地区状况相似的还有云贵高原上的大片石山地区。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贵州全省粮食总产最高的1977年，比1957年只增长21.4％，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57.1％，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比20年前下降了22.8％，社员口粮水平下降了约1/5，年分配收入不足40元的生产队却高达40％以上。许多生产队无粮无钱，无电无机，有的连种籽也要国家支援或由社员凑集，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有困难。
……
这就是“十年浩劫”结束时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形势十分严峻。
两张不同的药方
如何来医治这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业呢?
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药方。
一种是安徽、四川等地区的做法。他们坚持实事求是从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从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入手，纠正多年来的“左”的做法，让农业农民休养生息。
这方面动手最早、行动最为主动坚决、最早收到明显成效的是安徽省。
1977年6月，万里在危难之中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这个资源丰富的大省，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他跑遍了江淮大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家徒四壁，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他不能不问自己：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这能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虽然，那时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他不能乱说，不能公然否定，但他认准，必须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他们果断停止学大寨那一套“左”的做法，并于这年11月制订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因为有六个方面的规定，又深得农民拥护，被人们简称农村“六条”。
与安徽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四川。中共四川省委“抓纲治蜀”，在农村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从1977年秋开始“全面清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经过一个冬天的紧张工作，1978年伊始，中共四川省委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农业的政策法规，其中有《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共十二 条。与安徽一样，四川省也从抓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入手，发起对农业战线“左”的错误的清算。
给中国农业开出的第二个药方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
对中国农村形势和农业问题的看法，从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到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 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大型全国性会议，就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一年二个月的时间。在这次大会上，陈永贵在报告中给农村揭批“四人帮”定了“调”。他说，“‘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这个调门，他提出今后农村工作的总体任务就是：“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
这样一来，本应触动的极“左”的错误没有触动，反而大大推动了“学大寨”运动。使“左”的错误变本加厉。据统计，1977年到大寨参观的人超过了“文革”高潮中的人数。
到了1977年秋冬之间，形势更加严峻。
这时的安徽、四川，从实际出发在认真地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以实际行动开始批判、纠正农业战线上“左”的错误；而同时，在北京城里却在召开一次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通过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布置全面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以实际行动继续坚持“左”的错误。
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同时出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是谁的药方开错了呢?
鼓动在全国农村搞“穷过渡”的座谈会
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于1977年10月30日至11月18日在北京召开。称座谈会，其实规格很高，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代表，听取了汇报，陈永贵等几位副总理亲自坐阵。出席的人员是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的党委书记，还有一部分学大寨先进地市的代表和有名的“大寨县”的代表。
这个会的主题是继续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主持者给会议提出的讨论问题共12个：一、加快农业发展速度问题；二、全面坚持大寨县六条标准；三、深入揭批“四人帮”，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四、整党整风问题；五、工作队问题；六、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七、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八、所有制问题；九、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十、加强农业科学实验问题；十一、农业机械化问题；十二、加强领导，改进作风。
这12个方面的问题里，占最大比重的是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大搞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内容。比如第三项，揭批“四人帮”，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具体要求是把揭批“四人帮”斗争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开展“一批两打”：“一批”就是揭批“四人帮”，“两打”就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什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什么是资本主义势力进攻，又都没有明确的界线和标准。“农业学大寨”运动15年，整“五种人”(混进来的阶级敌人，被敌人拉下水的蜕化变质分子，热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派)，斗“走资派”，还有“七斗八斗”再一次开展更广泛的阶级斗争。
其次是所谓整党整风问题。按照座谈会的思路就是要求学习昔阳把“大寨经验”推广到面上去的经验。这个经验的本质，如会议文件所说，中心是“下硬功夫，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一个社队一个社队地整顿领导班子”。
十二项内容中最敏感的是竭力推广大寨那些违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左”的做法。过去中央召开的“学大寨”会议，一般是推广大寨基本经验(主要是周总理讲的三条)，反对推广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而这一次则把那些过去不许向全国推广的东西列为会议重要内容，向全国普遍推行。
人们都还记得，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前，陈永贵让在他身边负责文字工作的宋沙荫执笔代陈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18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11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报告还说“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陈永贵的“新文章”共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条便是鼓吹“穷过渡”，他写道：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1975年秋天，为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做准备的宋沙荫还对新华社一位记者说，“我这次豁出去了，就是要把大寨一整套经验都捅出去。”他要把大寨、昔阳包括“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大寨工”等都写进大寨和昔阳的发言稿，借大会的讲坛向全国推开。只是因为邓小平、华国锋主持审定大会报告和主要发言时，不许他们讲这些内容才作罢。陈永贵壮志未酬，心中一直窝着火。
陈永贵坚持“左”的“一整套”，尤其是对“穷过渡”情有独钟。他说，“不搞穷过渡，等富了还过渡得成吗?”他念念不忘“过渡”，除了有他自己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深知，“一大二公”是毛泽东创办“人民公社”时的崇高理想，他要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可惜后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出了大问题，全国农村饿死那么多人，“公社”只好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来。“公社”名存之，而“一大二公”的理想并未实现。
1977年，陈永贵曾设想把昔阳县全县的大队核算再提高一步，“过渡”到公社核算，真正实现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然后再向县级统一核算“过渡”，建设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1977年5月23日，他在中共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说：“想不想看一看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呀?”“昔阳就是要冒这个险，冒这个尖。别人不敢不愿干的事，我们愿干这样革命的事!”
如今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突出强调的便是在全国农村大搞“过渡”。座谈会的文件这样写道：“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农田建设规模的逐步扩大，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将有越来越多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文件还明确提出“过渡”的任务、期限：“今后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基本上完成向大队核算过渡，以便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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