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 1999年第11期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作者：钱理群 ]
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活动的帷幕已经落下，喧嚣过去，一切归于平静。这正是反思的时机。
这些日子，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北大；也写了许多——关于北大。但凭着我的直感，我们仿佛又无意地遗漏了，甚至是有意地遗忘了不少——同样是关于北大。我想起了刚收到的一位老同学的来信，说到校庆那天，“怀了不少旧，但似乎都局限在‘反右’以前，这也难怪，后面的事不好说了……”我懂得他的意思：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易搅动——“避重就轻”本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记忆，不好说就不说，生活中类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
但如果这是一所学校，以至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呢?——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
我于是想起了那一本书——那是“大批判”时，校方发给每一个学生，作为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当时我有个收集资料的习惯，朦胧中仿佛意识到这或许将是一个历史文件，就把它小心地保存了下来(可见我大概从头就是一个“谬种”)，文革后期退还抄家材料，它又奇迹般地回到了我的手中，却不料在向周围的年轻朋友炫耀中不知被谁“没收”而后悔莫及——连一本书的命运也会有这般的曲折……
于是我又四处打听，寻问，终于通过某个途径找到了，而且还有好几本，真是喜出望外!
我迫不急待地打开了书……
我首先要寻找的，是因为聚集全校最出名的“右派”而引人注目的《广场》的“发刊词”，那是可以视为这个思想群体的宣言书的——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注：原文如此)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叶(注：原文如此)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进一步更全面更正确的运用、阐明和发挥!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个性!”
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再来重读这即使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熠熠闪光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感慨万端!正在总结与反思20世纪历史的我们，惊喜地发现：这发生在世纪中叶1957年的当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与世纪初(1919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世纪末(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语言到思想，竟是那样的相似!
或许这只是外在的印象，不足为论；那么，我们就再进一步，来比较、分析下面这些论述吧。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按：中共中央当时发动整风运动，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群众概称“三害”)的根源”；“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三，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主要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根除三害”，“严密健全的民主法制，大公无私的人事待遇制度，健康活泼的民主生活的习惯性气氛，……是最强大的现代化武器”。
△“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那一种心，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按：1957年5月19日，北大部分学生自发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当时就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副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的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的劳动”，“(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
▲“我们过去发生的许多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利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已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以上凡标以“△”的，都抄引自《言论汇集》，作者分别是徐克学(数学系学生，岑超南(物理系学生)、张景中(数学系学生)、庞卓恒(系别不明)、龙英华(哲学系学生)、陈爱文、江文(中文系学生)、钱如平(数学系学生)；标以“▲”的，则摘自人所熟知的《邓小平文选》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然，这还存在着是否认真实行的问题，但至少再也没有人斥之以“反动”了。
这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然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和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的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1957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
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更多地体现这场风波在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的思考水平的。——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创造的那些知识分子，除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更不用说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的。这就迫使这些尚处于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准的代表，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如前文所引，他们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续，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奴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气三一群学生：《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园》)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参见王书瑶前文，朱庆圻：《领导的艺术》)，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参看蒋兴仁：《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谭天荣：《又一株毒草》)。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于是，“神话”就变成了“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前引王书瑶文)，这种“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奴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这根无形的铁链没有丝毫的强力；然而，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蓁：《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为了什么》)：“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岑超南：《再论“铲草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对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共和国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只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这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悲叹，使人不能不想起当年同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
于是，与1918年“救救孩子”的呐喊相呼应，1957年的中国又响起了“救救心灵”的呼唤。而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人所应有、独有的精神的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谭天荣：《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虑，借此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合法性。但确也表明，这些自称“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比起他们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卫道者”，是更懂得、并且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的(谭天荣：《一株毒草》)。他们因此而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精神的真正传人。可以说，他们所发动的，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解放，进行新一轮的“国民性的改造”。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1957年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完全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仍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广场”上的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经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他们甚至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些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责任编辑：洛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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