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民主化的第一步
[ 1999年第11期 中国乡村民主化的第一步 作者：辛秋水 ]
民主化是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主题，而民主化的进程又具体地落实在一些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之上，其中表现人民当家自主的最佳方法及完美程序，莫过于民主选举。因而民主选举是中国乡村民主化的重要起点和突破口。
目前，全国各地乡村选举基本上是仿照或借鉴基层“人大”的选举方法，采取平行选举(或分别选举)的方法同时选举村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从选举制度本身来看，它只注重个体素质的选择，却忽视了整体的优化组合，并形成如下的民主悖论：在提名上越是充分发扬民主，越是难以形成协调合作的班子。事实上，由此产生的班子不团结、聚合力差、工作效率低等现象屡见不鲜。据一项权威调查表明，全国处于“松散、瘫痪”状态的村委会占1／3以上。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与选举制度本身深层次的不合理性不无关系。
中国乡村社会完全不同于城市社会，由于人口流动性差，农民大都是世代定居在一地。由于这一基本特点，村民之间遍布血亲网，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也是由于这一基本特点，某些邻里、门户之间往往世代“冤仇”，见面就眼红，说话就顶撞，如果采取平行选举(或分别选举)，一些血亲很近的人，如父子、兄弟、郎舅等很可能同时选到一个村委会班子里。这样，各种家庭、宗族力量就很容易干扰、操纵选举，滋长反民主、反现代化的分离性权威；而把世代冤家对头选到一个村委会班子里，更无法工作。由此可知，这些都是传统选举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
为此，我们安徽省社科院对乡村选举制度进行了长达10年的探索、试验，积累和创造了一套“组合竞选”的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谓“组合竞选”，就是首先由村民自由推选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然后由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在村民推选的副主任和委员人选中进行“组合”，即提名各自的竞选班子，参加竞选角逐。为了争取村民的信任，谁也不敢把自己的“九亲六族”拉进来，更不会把名声不好、明显带有某种集团(如宗族、自然村落)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的人，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否则他就会丢失选票。当然，他们也不会把同自己谈不来的人提名到自己的竞选班子中来。这样，无论谁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他都能驾驭自己的班子，不至于变成“散”班子、“软”班子、“烂”班子，从而达到优化组合的目标。
十年来，我们采取“组合竞选”的办法，先后在安徽省岳西县腾云村进行了三次村委会选举，在来安县邵集乡全乡8个村同时进行试点，都取得了成功。现已经扩展到阜阳、滁州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地处贫困山区的腾云村前后三次民选的村委会主任都不是本村大户，这就充分说明了即使如腾云村这般封闭落后的山村，也并不是某些人担心的那样：宗族、宗派势力会严重干扰民主选举，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民没有民主能力。由此看来，社会转型中乡村民主化完全能够健康发展，关键要在某些民主程序、民主制度上进行改革，以适应转型社会的特点。
其实，社会转型问题并不是乡村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我们认为，主要障碍是传统的乡村权力(利益)结构。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农民文化低，没有民主能力，加之农村家族、宗族力量的回潮，必须加强“国家力量的介入、干预(或曰‘指导’)”。“通过国家权力支撑下的公共权威的作用，抑制家族力量对村民自治的渗透”。可是，为什么1978年以前人民公社强大的行政干预，未能消灭家族力量?恐怕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伦理的问题。因而，仍然采取过去的办法，显然是无用的，只能是重蹈覆辙。在乡村民主化之前，将家族及其营造的传统文化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国家的权力渗入、扩展到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重新组织了一个“政社合一”的准军事化组织。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国家权力无限扩张，非但没有推进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相反使乡村社会更加凋敝、落后、贫困化。同时，它也导致了国家权力自身的危机。
然而，后来的以村民自治为主要特征的乡村民主化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它不仅给中国乡村社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复兴、繁荣，而且还挽救了处于危崖的基层政权的危机，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民主的不断演习、不断训练，乡村民主化中的许多问题必将在村民自治中逐渐得到解决。村民自治就是广大农民在自己的社区内当家作主的最好“学校”、“训练班”、“操练场”。
大量的事实说明，现在不是国家“政治输出”的不足，而是“政治输出”过多和不恰当，阻碍了乡村民主化的实际进程。例如在村民选举中，乡镇采取各种形式干扰、破坏，许多地方选举是“新瓶装老酒”，与以前指定、委派村干部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村委会的候选人大多是由乡镇考察的，也有的是由村党支部提名，上报乡镇党委、政府审查批准确定。选民只能在拟好的候选人名单下划圈圈、打叉叉。选举村委会核心人物的主任一般不搞差额选举，即使实行差额选举，也是找一个与之悬殊明显的弱者陪选。据调查，大多数村委会选举，其候选人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不动。我们在一个县调查时发现，某村的村委会选举一开始就是由村党支部书记一个人操纵的，他提名的村委会候选人是在原村委会人员的基础上，找了两个近亲做差额。试问，这种选举与过去指定、委派村干部有多大差别?而建立在此种选举制度上的村民自治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指定、委派的村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无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上级要他们多提留，他们就会加倍地提留，以至于农民负担有增无减。一旦实行了村民自治，由村民自己来选举自己社区的领导人，这种权力(利益)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村委会的权力来源不是乡镇，而是人民群众。民选的村干部认识到自己头上小小的“乌纱帽”是人民给的，不是上级封的，他们就必然会对人民群众负责，争取人民群众的信赖。这样就从根本上割断了传统的乡村之间利益上的依附关系。
再从政治上分析，国家权力的过多介入势必造成社会的僵化和对个人的压制。“权威”的东西多了，自治的东西必然减少，民主是以尊重个人价值为基础的。政府应在其合法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对村委会是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任何组织都不得指定、委派或随意撤换村委会成员。如果我们为了避免家族、宗族等乡村力量的干扰而去求助于另一个“权威”，那么，一个集权怪物便又会卷土重来，而将中国“草根民主”的希望彻底压碎。
我们应当看到，尽管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推行已有十余年了，但传统的乡村权力(利益)结构并未很快地退出历史“舞台”，现实的村委会毕竟是从人民公社制度中脱胎出来的，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政社合一”的遗迹和准政权的功能。很显然，这种新旧社会结构交织的情形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传统的乡村权力(利益)结构仍然具有强大的惯性作用。因此，最后我们主张：清除乡村民主化的路障，必须适时进行乡镇一级的民主改革，其突破口就选择在乡镇长的竞选、直选上。只有乡、村同步进行民主改革，才能真正推进中国乡村民主化进程。 (责任编辑：李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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