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美友谊奔波终身的罗森夫妇
[ 1999年第11期 为中美友谊奔波终身的罗森夫妇 作者：高梁 ]
这里，我愿向大家介绍两位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真挚友好而且终生不渝的美国夫妇。他们不是演唱家，然而，当1937年，白求恩大夫来中国途经纽约，在一次集会上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时，他们当场高唱起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带头在群众中开展了支援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随后他们每年都把募集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款项，通过在香港的宋庆龄转送给中国前线和敌后根据地；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这一天，他们夫妇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悦，同著名的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一起，臂挽着臂地走上纽约街头，高唱已定为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许多行人听到歌声纷纷参加进来，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他们是世界著名的美国耳科专家赛缪尔·罗森，他的夫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海伦·罗森女士。
一
赛缪尔·罗森于189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穷苦移民的家庭，靠勤工俭学进了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妻子海伦·罗森的帮助下，在纽约开了一所耳科诊所。他们夫妇是白人，却对黑人十分同情。他们经常议论，人类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公正、和平、相互尊重、充满爱心的人类社会。1936年当德、意法西斯侵略和颠覆西班牙人民共和国时，罗森大夫积极支持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不久，他们读到了埃德加·斯诺在美国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即《西行漫记》)，从书中了解到中国劳动大众的苦难，和中国红军为中国人民解放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及其举世闻名的长征，他们无比兴奋激动，开始关心和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
1937年他们在纽约“中国城”一次集会上结识了白求恩大夫，听他谈到中国抗日前线十分艰苦和缺医少药，他们立即组织起一个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呼吁，并为中国抗战四处奔走，募集药品。开始时，由于政治缘故，他们不便把募集的药品从美国寄到延安，罗森夫人就专程赶到加拿大，从那里寄出。后来，了解到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他们就同她建立起联系，每年都把募集来的药品等，包括他们用自己收入买来的物品，寄给她，通过她转送给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他们热情欢呼和支持，并联系各界积极要求承认新中国和美中关系正常化。他们的行动，激怒了当时仍支持蒋介石集团的美国当局和反华势力。凡支持过中国人民，尤其是在物资方面公开支持过中国人民革命的人，都遭到了非难。罗森夫妇的诊所处于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下，连病人都不敢再到诊所治病。从此，他们的生活遭遇到连续多年的艰难困苦，连孩子们上学的费用都成了问题。
在这困难的岁月，罗森夫妇在政治信念上毫不动摇，在医务上更加兢兢业业，刻苦钻研，1952年，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位耳聋了19年的病人，经罗森大夫创新地施行了镫骨手术后，竟然恢复了听觉。这一成功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美国医学界的保守，罗森大夫的创新手术并未被医学权威承认，反而受到抵制。他不得不到国外许多国家行医，医治好大批病人，受到世界的好评，美国医学会才承认了他的成功并给予他应得的表扬与奖励。
他们由于在国内处境困难，曾去到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行医或教学，传授耳科手术技法。这使他们在视野上更加宽阔，更加了解了世界面临的问题以及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他们为新中国日益发展壮大而高兴。几次路过香港时，都眼巴巴地渴望访问中国大陆，但由于美国当局发的护照有严格限制，不能实现他们梦萦魂牵、情系中国的愿望。
二
在国外期间，罗森大夫曾应邀到列宁格勒参加一次关于耳科的国际讨论会，中国的一批耳科医生也参加了，他不仅向他们示范，同他们一起探讨，而且把自己随身所带的一套器械请他们带回中国。他庆幸自己终于满意地把自己的手术技术传给了中国的同行。
后来，在他们夫妇访问印度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了他们，并谈到他的一位堂弟、印度驻中国大使拉丹·库·尼赫鲁犯有传导性耳聋病，希望罗森大夫能给他治疗。但这位大使正在中国任职，当时美国当局不允许任何美国公民访华，他们只得把这位大使请到香港来，精心地给他进行了手术，使他很快恢复了听力。后来，在北京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发现这位印度大使的听觉完全恢复，非常惊异。这位大使不仅原原本本向周总理叙述了治愈的经过，而且还介绍了罗森大夫如何著名，他们夫妇如何热爱中国和多么渴望访华。
不久，周总理指示中华医学会邀请罗森夫妇访华。这对夫妇意外地接到邀请后，无比激动，立刻整好行装，准备出发。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国务院插手，这次访问终于未能成行。
1971年4月，随着“乒乓外交”和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打开，周总理立即考虑到这时应该正式邀请罗森夫妇访华了。他指示中华医学会发出邀请，罗森夫妇多年梦寐以求的事终于实现。这次邀请访华的还有其他三位著名的美国医生。他们是中美关系史上应邀访华的第一批美国医生。
1971年国庆前夕，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罗森夫妇应邀参加。为了表达他们兴奋和感激的心情，这对老夫妇决定在同周总理交谈时，用一句中国话作节日的祝贺，于是，罗森夫人就学了一句中国话“热烈祝贺你们的国庆”。他把这句话的英语拼音写在左手掌，以便忘记时备用。谁知当她面对周总理时，由于太激动，她竟念不成句，发音也不准确了。周总理一边听，一边亲切地帮助她纠正发音，宾主心里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周总理又专门会见了他们夫妇，同他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周总理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赞扬他们对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所作的努力，并希望他们继续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
在这次访华中，他们不仅怀着极大的热情了解了新中国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医学方面的成就，而且走到那里，就把耳科手术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到那里。他们同北京、上海、广州的医学界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共同酝酿发起了一项美中医学交流合作的计划。
三
当他们1971年11月结束访华回到纽约时，世界形势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国恢复了她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作为我国代表团的先遣小组人员，先期到达纽约。罗森夫妇估计到我人生地不熟，会遇到困难，就主动协助我，并请我到他们家中做客，给我介绍美国各界人士认识。在我们相识中，曾有一段这样的佳话：因为我是从新中国先期到达的第一个人，《纽约时报》把我穿中国制服的大张全身照片，登在显著版面上，并把我的穿着称为“毛式服装”；几天后，这家报纸又以整版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服装，其中一张大的照片就是罗森夫人，她穿着一套从中国带回的竹花锦锻衣裤，双手伸在口袋里，姿态优美而大方。当时中美朋友都在为此议论。我并不认为这是严肃的和有意义的事，而罗森夫人却对我说：“不，我们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中国的文化。美国人既不了解又十分渴望了解新中国，我们要用各种机会介绍中国美好的形象”。
在此期间，我经常看到他们夫妇四处奔波。他们在大学、医院、教堂做报告，开讨论会，他们还到美国各地介绍他们的访华见闻。他们认为，美国人民虽对新中国缺少了解，但却存在着对中国人民的巨大兴趣和“友谊的水库”，需要人们努力去开发。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天，纽约爱国华侨兴高采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和集会。当天下着倾盆大雨，气候异常寒冷，高龄的罗森夫妇既冒雨参加了游行，又出席了庆祝会，罗森夫人还在会上讲了话；接着，他们又风尘仆仆地乘飞机到华盛顿去参加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开馆仪式和招待会。他们把多年盼望的这一天，欢悦地称为“冬天的解冻”。
四
1976年1月，罗森夫妇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他们夫妇同中国人民一起，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当时，宋庆龄副委员长为了安慰他们，把一张周总理生前的照片送给他们，照片背后写着：“送给我们最好的朋友罗森夫妇。”回国后，他们把这张照片一直摆在他们的写字台上，以示永远的思念。
1981年11月是他们第9次访华，访问中非常紧张而劳累。在愉快地完成了这次访华任务的前夕，北京朋友们正为他们送行，罗森大夫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们的好友吴蔚然大夫立刻用车护送他到首都医院检查。当夜，在病房由罗森夫人陪伴，他们还情意绵绵地回忆着中美两国建交时两人冒雨参加游行，以及建交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情景。罗森大夫表示，今后他们要多募集一些基金，专用来资助更多的中国青年医生到美国去参观深造。
就在第二天清晨，罗森大夫突然腹部剧烈疼痛，医院医生、护士急来抢救，但他已昏迷不醒，直到下午4时半，这位84高龄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终于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出血，于1981年11月5日猝然与世长辞了。
他的不幸逝世，中华医学会、对外文委、对外友协等单位于11月10日在北京沉痛而隆重地举行了纪念会。罗森夫妇的知交、当时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黄华同志出席了纪念会并讲了话，对外文委主任黄镇、对外友协副会长侯桐、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他们生前的好友马海德、吴蔚然、韩素音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等200多人参加了纪念会。罗森夫妇的儿女也通过黄华安排，免办签证，从美国赶来向父亲遗体告别。
按照罗森大夫生前遗嘱，他的一半骨灰撒在他热爱的中国土地上。
罗森大夫逝世后，失去爱侣的海伦·罗森并未被悲痛压倒，她继承丈夫的遗志，更加热情地为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而献身。她每年都到中国一次或两次，每次都率领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访问团到中国参观，从内蒙古到海南岛遍布着她的足迹。后来，她虽患眼疾而双目近于失明，但仍在美国建立了“罗森大夫基金”，四处奔波去寻求支持，募集资金，以完成他们每年从中国选派几名年轻医生到美深造一年的计划。
五
1990年8月，我到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城去参加关于埃德加·斯诺的学术讨论会。当时，听说罗森夫人眼疾恶化，已双目失明，我专程来到纽约，同“新世界出版社”主编陈休征一起去看望了她。的确，她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已苍老削瘦，她已看不清我们的面孔，而只能以声音来辨别；我给她带去的一件礼物，她也只能用手抚摸去鉴赏。然而，她那善良美丽的面庞、娴静文雅的神态和爽朗乐观的语音，依然如故；她的一片深情与爱心仍然如一团热火那样，给人以无限的温暖。她已从十几年前的宽大住宅，搬迁到一套一般的公寓里，家中只雇用一个临时仆人照顾她的生活。她这样做，是为了把节省下的钱，用来资助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看到她在双目失明的状况下，仍然毫不歇息，拄着拐杖，四处奔走去募集资金，以资助中国医生在美深造，实在使我们感动。
交谈中，针对当时美国反华势力借“人权”为由掀起的“制裁”中国的那股逆流，她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人权’?这不过是用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让他们看看自己国内黑人的状况吧，哪里有他们所说的‘人权’呢?!”
1993年，她在双目失明后又一次访华，我前去北京饭店看望她，并代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聘请她为研究会名誉理事，她欣然接受了。我告诉她，这一年是她和我们中国人民所敬仰的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诞辰125周年，研究会计划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以表纪念。她听后极为高兴，并建议在纪念会上播放些黑人歌曲。回国后不久，她就托人给我们带来一套黑人歌王罗伯逊的独唱录音带。我们在纪念会上播放了，其中有这位歌王演唱的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民歌。
一年后，她又给我寄来一篇托人代写的文章，这是她为英文版《罗森大夫自传》补写的后记。文中回述了她同罗森大夫对中国的热爱，并说：“全世界人民有着他们的共同点多于其不同点，而我们必须永远尊重这些不同点；全世界的男女都需要尊严，需要平等和教育，需要幸福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也需要某种的稳定性……”，“我深感我在中国有许多最亲爱的朋友，我真正地在中国有了第二个家”。
1998年，海伦·罗森夫人91岁了，她因年老而患了重病。她好像预感到不久人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挣扎着用颤抖的手给她的知交黄华写了一封短信，字体很大而模糊，信中谈到她对北京的朋友们的思念之情和她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的6月12日，中国人民的真挚友人海伦·罗森夫人在纽约溘然长逝了。逝前，她完成了对新中国的第27次访问，她无悔地实现了丈夫的遗愿，一共资助了88名年轻的中国医生到美国深造后回国。
按照她的遗嘱，她的儿女和孙儿携带着她的一半骨灰，来到北京。1998年10月1日，中华医学会、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为她举行了葬礼，把她的骨灰撒在位于长城附近的“国际友谊林”里。她在北京的好友们在撒骨灰处栽种了两棵青松，并准备在明年的10月1日，在里为他们夫妇树立一座永恒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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