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才是硬道理”之我见
[ 1999年第11期 “发展才是硬道理”之我见 作者：孙代尧 ]
把中国发展起来，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是邓小平终身追求的理想和毕生奋斗的目标。晚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把它凝聚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贯穿在邓小平整个理论之中的重要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
1、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对战后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和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认为，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中，和平是发展的条件，没有一个和平国际环境就难以集中心思发展经济；而发展是实现和平的根本出路，“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因此发展问题或者说经济问题是核心。
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联系起来，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这就是说，中国加快发展起来，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贡献。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国只要实现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就会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个带时代性和国际性的命题。
应当看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特别是最近的科索沃事件表明，国际上自恃实力优势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猖獗，世界并不太平。但是，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改善，已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不能因为霸权主义的挑衅而对当今时代主题产生不正确的判断，干扰我们的中心工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更加奋发图强，发展自己，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有力地回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
2、以开放的眼光，从比较中充分认识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差距，清醒意识到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下定决心实施改革开放，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的历史起点。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从1975年到1979年五年间，先后出访了法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亲身体验了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我们周边几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在比较中对中国的落后状况有了更清醒、更深切的认识，从而更加增强了加快我国发展的紧迫感。
1978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他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时说：“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访问时对金日成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访日期间，邓小平参观了丰田、松下等现代化企业，也走进了普通的日本工人家庭，亲身感受了日本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和日本国民的富裕生活，并对之赞叹不已。日产汽车工厂每名工人一年生产9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名工人却只能生产1辆汽车。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在邓小平出访前后，一个又一个被派往西欧发达国家的中国高层考察团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新思路。年底，中央和邓小平最后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直到1992年初南巡谈话时，邓小平还谆谆告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只有发展起来了，人民才能从内心里拥护社会主义，才能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相信社会主义。
中国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对外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对内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实现国家统一。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都要靠自己发展起来。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苏联及东欧剧变过后，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不解决好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就坚持不住。中国如果没有十年高速经济发展的成果，人民没有从发展中得到实惠，“六·四”这个关我们就闯不过。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发展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3、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与我国学者的一次谈话中曾讲到：“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60年代后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差距逐渐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抓住了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果断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把握住这次历史机遇。从70年代末才抓住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果断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再次反复强调要利用机遇，把握机遇，不可错过机遇，以实现发展。当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烈动荡，国内一些人或者产生了悲观情绪，或者觉得事态严重，想要收缩对外开放的范围的时候，邓小平以其远大的目光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1990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邓小平一再向中央建议，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等条件较好的地区还要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在强调：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住机会，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们又站在了新世纪的门槛前。“世纪”本来纯粹是一个计算年代的单位，但世纪转换往往成为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现在，20、21世纪之交正好又面临着历史的重大变革：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滚滚而来。这一变革对每个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以提升自己赋予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果掌握不住“冲浪”的本事，就会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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