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引为知已的中共代表刘鼎
[ 1999年第11期 张学良引为知已的中共代表刘鼎 作者：王光远 ]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代表刘鼎，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联系。并帮助张学良筹划军事，培养干部，创办刊物，又和张学良一起去延安，参加了与周恩来的会谈。为红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学良寻找中共代表
张学良是1935年9月从武汉行营主任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他把全部东北军调来西北。当时他的态度如何呢?60年后他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我根本不愿意剿共。因为蒋先生对我很好，他要我挑一件事情做，我挑了。但实实在在地说，我对内战、剿共是不愿意的。”同时，蒋介石又对他说：共产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对手，只剩下几千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消灭。因而他也想把共产党消灭之后，可以把西北建成一个发动抗日战争的基地。
谁知和红军一接触，却连吃败仗。两个师长和400多名士兵阵亡，团长高福源以下1500多人被俘，损失惨重。对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不但没有抚恤补充，反而将两个师的番号取消。这对张学良的刺激很大。他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一文中又说：“当时，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高唱入云，不仅激动着我的心，而且深深地动摇着大部分东北军将士，尤其是深入了那些青年官兵们的心中。进一步剿共已属无望，我不得不反躬自问，承认这些失败都是我的独断专行所致。我征求众人的意见，他们提出要与共产党联络，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主张。这些意见虽然是他们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也确实打动了我的心。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共产党的真实意图所在。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先设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以知其真意。”
张学良最早是通过被俘的团长高福源与中共取得联系的。高回来后，向张学良详细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说明共产党是诚心诚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并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听后，决定派高福源再去苏区，请中共代表前来谈判。
3月4日，张学良和李克农在洛川举行了会谈。会后，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又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和他及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恰逢代表国民党去陕北苏区送信的董健吾，希望他回上海后，帮助寻找一位中共代表来西安。董健吾是地下党员，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宋庆龄。宋庆龄告诉董健吾，有一个共产党员，自称是“周教授”，现隐蔽在路易·艾黎家中，此人学识渊博，举止不俗，你可以先和他谈谈。
一天，董健吾接到宋庆龄的通知，要他去法租界一家咖啡馆与“周教授”见面。董健吾来到咖啡馆，见一人已经坐在里面，他正想上前去接头，那人一回头，他一下楞住了：“原来是你!”所谓的“周教授”，竟是他的老战友，原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刘鼎。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下，旧友重逢，分外亲热。
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1903年生。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从浙江高等丝业学校毕业，随同孙柄文去了德国。在格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就读，经朱德、孙柄文介绍，转为共产党员，后又去苏联入东方大学、空军机械学校，边工作边学习。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协助陈赓工作。
董健吾立即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再经李杜通知了张学良，张学良立即派高级参议赵毅专程到上海迎接。
推心置腹的交谈
3月20日，刘鼎在赵毅陪同下来到西安，第二天到玄风桥金家巷张公馆，拜会了张学良，刘鼎首先对张学良派专人接他来西安表示感谢，并想听取少帅对团结抗日的意见。
张学良和刘鼎的谈话，首先从红军长征开始。张学良说：“在长征那样苦的条件下，红军还能打胜仗，扩充队伍，即使打败了也溃散不了，真是不可思议。”又说：“国民党的军队打仗靠的是武器装备好，子弹给养充足，人多势众，打胜了好办，打败了就溃散。红军撒得开收得拢。我的部队一撒开就收不拢，这是为什么?”
刘鼎向他介绍说，红军来自土地革命后的农民，他们有阶级觉悟，懂得为谁而战，因而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所以能够虽败而不垮。红军还有政治工作制度，官兵平等，上下一心，从而产生了红军特有的战略、战术。
张学良问：“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等级森严，与旧军队没什么区别。红军官兵是怎么区分的，你们党内也有大小党员之分吗?”又说：“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共产党内为什么能团结一致?”
刘鼎谈了苏区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各方面的情况，指出共产党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一切都为工农兵谋利益出发，这是团结的基础。所以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十分和谐，团结一致。
张学良还同他谈了婚姻制度问题，国民党法律允许一夫多妻制，苏区一夫一妻制是怎样实现的?由此谈到了欧洲的女权运动等，还向他介绍了东北沦陷、南京政府内部的分歧等情况，并表示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
从此，张学良把刘鼎引为知己，敞开心扉，无所不谈。他曾怀疑刘鼎就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他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们介绍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又对两个“跟车”的师长说：“刘先生有教养，向刘先生多学习。”所谓“跟车”，是张学良创造的一种办法，调两个高级军官随他活动，以便借机培养干部和考察干部。
陪同张学良出席延安会谈
4月9日，刘鼎随同张学良去延安，参加与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面就幽默地说：“我这里有一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不知道刘鼎是阚尊民的化名，不由一愣。与刘鼎见面后，周恩来哈哈大笑，“原来是你啊!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说罢与他热烈握手。
这次会谈取得极大的成功，特别是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对此，张学良十分高兴，他说：“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边劝，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会谈达成了八条协议。
刘鼎到西安不久，就在七贤庄1号建立了中共秘密交通站(后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名义是张学良的牙医诊所，刘鼎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做掩护，由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以护士的名义在这里协助刘鼎工作。并以诊所的名义接收由史沫特莱等人从上海购买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再由这里运往苏区。后又调来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涂作潮，在秘密交通站的地下室安装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可以将中共中央在保安发布的消息转播到全国各地，远至苏联、日本、新加坡都能收到。
同时，还建立起一条由西安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购置了一部大轿车，张学良援助红军的军用物资、苏区购买的各种物品，都由这条交通线运往苏区。叶剑英、潘汉年、邓发、丁玲等党的干部和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都曾经这条地下交通线出入苏区。
张学良的得力助手
刘鼎还帮助张学良建立了军官训练团。这是张学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并和杨虎城商议后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为抗日作准备。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后为黄显声)。地点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每期两个月，主要培训连以上的干部，在筹办期间，张学良征求刘鼎的意见，刘鼎建议以政治为主，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学习中外各国的革命经验。以军事为辅，着重学习部队的组织管理，实现官兵平等，严格纪律，也学点游击战术。张学良采纳了这些意见。
张学良对训练团十分重视，他亲自住在团部附近的太师洞，不但经常给学员讲课，还参加学员的讨论，和学员同桌吃饭，同唱救亡歌曲。第一期6月15日开学，22日，张学良作了《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第一次公开表明他的抗日决心。
刘鼎又建议张学良开办一个学兵队，吸收一些新的抗日青年到东北军来，张学良担心吸收不来，刘鼎表示可以帮助，刘鼎向中央报告后，中央通知北方局负责招生工作，不久，一些生气勃勃的爱国青年学生，应招来到西安，其中有“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共产党员，如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副主席的谷牧等。北平的孔祥桢教授也和学生们一起来了。第一期有400多人，学兵队设在张学良的警卫二营，由营长孙铭九兼任队长，刘鼎帮他作政治工作，西安事变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转到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
在开办军官训练团的同时，张学良还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刘鼎等人商议，决定在东北军中建立一个秘密核心组织，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个组织定名为“抗日同志会”，由刘鼎负责拟定章程。抗日同志会9月初正式成立，开始只有张学良、刘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刘澜波等15人，西安事变前发展到70多人。
为了宣传抗日，张学良决定办一个《文化周刊》，委托刘鼎物色编缉，恰好上海左翼作家吴奚如(席儒)刚来西安，刘鼎请示周恩来后，把他留了下来。张学良接见了他。《文化周刊》发行后，很快成为西安、兰州地区的畅销刊物，每期印5000份。吴奚如写了《蒋委员长身上有日本人的血液吗?》一文，张学良十分赞赏，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中写道：“早在事变之前，上海左翼文化人即已潜入西安，非法发行刊物，诋毁中央，诬蔑领袖。”指的就是这件事。
红军和东北军的初步合作
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之后，就不断地从经济上接济红军。他赠给周恩来2万银元，随后觉得太少，又送去20万元法币。10月，叶剑英、潘汉年去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他得知边区经济困难，即拨款5万元由宋庆龄转交给苏区。11月，叶剑英回苏区，他又赠程仪10万元。叶高兴地说：“张将军真是雪中送炭啊!”红二、四方面军到陇东后，缺乏冬衣，张学良又送来专为红军制的棉衣一万套。
据刘鼎回忆，张学良还曾想与蒋介石决裂，拉出一部分东北军与红军合作抗日。那是7月初的一天，张学良请刘鼎到王曲太师洞，见面后就对他说：“我的日子很难过，我想了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去延安。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刘鼎感到突然，问他怎么回事?张学良说：“我的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一面是比蛇还毒的中央军，在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又矛盾重重，有些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不如干脆和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将大有可为。”
7月5日，刘鼎飞到延安，又步行80里去安塞，途中还挨了冰雹打。到安塞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已在这里等候，刘鼎做了详细汇报后就开始讨论，会议开了一夜，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它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的力量。要对张学良多作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又说：“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刘鼎回到西安后，得知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去了上海，他按张学良的嘱咐，立即赶到上海，不巧，张学良已回西安，刘鼎在上海采购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和潘汉年一起回到西安。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张学良听后表示同意，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说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了刘鼎，要他通知中共中央，希望中央能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刘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决定16日派周恩来等人前来，张学良要刘鼎乘他的专机去延安迎接。17日，刘鼎去延安接周恩来，在飞机上，刘鼎详细汇报了扣蒋的情况；张、杨两将军对蒋的态度及蒋的反应；南京方面的动向；宋美龄派端纳出面到西安探查与周旋的情况；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全国各地对事变的态度；英美等国的态度；张学良盼望中共来人协助处理的焦急心情等等。对周恩来等人了解全面情况，作好与张、杨会谈的准备，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有着重要价值。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代表团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事变解决后，因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东北军一时群龙无首，内部矛盾激化，酿成了错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后，刘鼎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历任延安军事技术学校校长、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长、华北企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7月于北京病逝，享年83岁。
(责任编辑：刘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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