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妈妈董边
[ 1999年第12期 我们的妈妈董边 作者：曾立 曾自 ]
与给毛主席当了18年秘书的爸爸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相比，妈妈董边没有显耀的名气和可宣扬的业绩。她只是千万个从延安出来的女干部中的一员，普普通通，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奉献，以至默默地忍受着苦难和对她的不公。直到她走完了82年的生命历程，身盖党旗，又默默地躺在鲜花丛中时，作为女儿，我们才从那层层叠叠排放的花圈和为她送行的泪眼中，看到了她平凡一生中的不平凡。
封建家庭的叛逆儿
1916年秋，山西忻县泡池村一个只有30亩地的小地主家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盼儿心切的父亲看到又是一个女孩时，气得欲将刚生的婴儿溺死。接生婆一把抢过孩子，怜惜地说：“这也是一条命呀!”就这样，这个小名“三毛”的女婴活了下来。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妈妈一出生，就被视为家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在妈妈之后，她的母亲再没有生孩子，这更成了家里人往妈妈身上撒气的理由，说她命太硬。妈妈不知道什么叫父母疼爱。穿衣穿最破烂的，吃饭从来坐在炕角里。妈妈稍大就下地劳动，拾柴捡粪什么都干，歧视和谩骂伴随着她的童年，她像石缝里钻出的小草，顽强地长大。
妈妈读完初小，重男轻女的父亲就不让她再读书了，性格倔强的妈妈抱定了读书学本事的志向，一定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养活自己，养活同样受封建思想歧视和压迫的母亲。小小年纪的妈妈居然以绝食的方法抗争，向父亲喊出“我要读书”的呼喊。三天以后，父亲妥协了，妈妈终于赢得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就这样，妈妈在忻县读完高小和初中。初中毕业后，只身闯到太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太原女中。她憧憬着读完高中，到北京去，考北京大学……
人生路口的抉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争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给20岁的妈妈带来了人生的巨大转折，
因战事，太原女中要转到祁县去办，妈妈不顾家人劝阻，冒着一路敌机轰炸，一人辗转到了祁县，却没有等来多少同学。
很快，学校就地解散了。何去何从，摆在每个青年学生的面前；国民党的部队打着抗日的旗子，在招兵买马；阎锡山办的一所民族大学，也在招收流亡学生；但是，妈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
她的这一选择直接得益于高中两年所受的进步思想影响。沈兹九的《妇女生活》杂志妈妈每期必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使妈妈眼界大开。一二·九运动，妈妈参加了太原的游行；她在班里的黑板上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大字，表露了一个女性的爱国之心。
妈妈是到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的，同行的还有太原女中的两位同学。脱下布旗袍，穿上灰军装，姐妹们互相看看，当女兵了，真神气，真激动啊!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同志是女学兵队的队长，李伯钊大姐成了妈妈走上革命道路后的第一位引路人。
三个月学兵队的训练结束，队伍准备拉到前方打仗。还没走到目的地，国民党军溃退，日寇大军压境，李伯钊队长果断决定转道过黄河，而后奔赴延安。
从1938年到1945年，妈妈在延安整整生活了八年。晚年她回顾自己的一生，常常跟我们讲延安的八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八年。她说：“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人生要有奋斗目标，才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充实饱满。”妈妈从陕公、党校到女大、马列学院，以后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每天都生活在进步、积极向上的气氛中，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鼓舞着每一个人。那真是妈妈终生难忘的一段时光。
女大是妈妈在延安学习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39年参加筹办女大，到1941年女大和延安大学合并，共呆了两年多时间。
在女大，妈妈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曾被评为学习模范。女大的学习生活给妈妈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我们聊天谈笑时常常提起一些有趣的话题。女大的生产运动搞得十分活跃，挖窑盖房，种粮种菜。衣服都是自己做，女同学穿的是套头列宁装，既别致又漂亮。住的窑洞是洞套洞，洞里三面墙都挖进去，成为三个“床”，使住室显得又宽敞又整齐。那时几乎顿顿吃小米饭，大柴锅做小米饭，每次都可以起出一大块锅巴，大家抢着吃，脆脆的，大家叫它“列宁饼干”。女大的三八节过得最热闹，500人一起跳大型舞蹈。1940年的三八节，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都来了，和大家一起唱啊跳啊，高兴极了。
妈妈是个要强的女性，学习劳动样样带头，女大两年一直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女大解散时，校方推荐她和夏鸣、文菲、叶群等七八个人去考马列学院(那时已改名中央研究院)。妈妈在研究院学习了三个月，便被抽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在政治组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毛泽东，副主任是陈伯达，政治组组长是邓力群。妈妈是政治组唯一的女同志。
“一线风筝比翼飞”
妈妈在政研室工作，与同在政治组的爸爸田家英相识了。那时正值延安整风。爸爸在检查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时，陷入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中，躲在窑洞里，饭也不吃。作为支部委员的妈妈，给他端去热饭，与他促膝谈心，了解了爸爸。
爸爸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城市贫民的家中。3岁那年，经营小药店的父亲就去世了，9岁又死了母亲，他成为孤儿，靠继承了药店的兄嫂抚养。然而嫂嫂心地狭隘，不愿花钱供他上学，13岁的爸爸只好在药店当学徒，饱受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但爸爸不甘屈服命运的摆布，发奋自学。一年后，他靠卖文为生，自己养活自己，重新考取了学业最好的成都县立中学。在校期间，爸爸接触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七七事变后，他和赵石英、黄怀清等青年同伴，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共同的苦难经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将爸爸和妈妈紧紧地连在一起。1942年“双十二”纪念日那天，他们结婚了。
婚后，他们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帮助，学习上相互促进。每天早上天麻麻亮，他们就带上报纸和地图，到山上读报。逐日逐周分析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研究国内抗日形势动态。爸爸是研究室年龄最轻，但发表文章最多的同志。他在文章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推行的独裁、分裂、倒退政策，给以无情的抨击。而爸爸写文章用的许多资料卡片，都是妈妈帮他摘编的。那段记忆，在妈妈心中永远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1990年，妈妈怀念爸爸时曾作过一首小诗，诗中写道：“桃林散步谈心事，延河洗衣细语归。清晨山头读书报，整风学习苦苦思。自传总结相互传，思想入党互相帮。约法三章结伴侣，一线风筝比翼飞。”这首诗形象地道出了他们相识相爱的经历。
1944年秋，妈妈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下了一个胖胖的男孩。初做母亲的妈妈此时想到的是抗战还没有胜利，工作岗位需要她。她连一次奶也没有给孩子喂，就毅然忍痛将孩子送给枣园村的妇救会长。爸爸尊重妈妈的意见，信守婚前讲好的“家庭中的大事由女方作主”的约定。他在张闻天陪同下，去看了孩子，之后，只对妈妈说了一句话：“孩子长得像我。”为了革命事业，他们默默地承受了个人的牺牲。多少年后，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妈妈：“您想不想那个孩子?后悔不后悔?”妈妈总是说：“不想，不后悔。想也没用。战争条件下不允许我们带孩子，否则就别想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妈妈被批准到敌后工作。出发那天，爸爸给妈妈带上亲手做的牛肉干，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过十几里外的桥儿沟。妈妈被派往冀东地区做土改工作，她担任了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冀东区妇委委员，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经受了锻炼。
离别三年，战火如荼，书信难通。直到1948年，爸爸已随党中央到了西柏坡，才收到妈妈的一封辗转来信。他不顾正在给党校的学生上课，一边口喊“下课!下课!”一边泪流满面地拆读妈妈的信。随后，爸爸托来西柏坡开土地工作会的冀东干部给妈妈带去几本书和一首诗。可惜诗稿在“文革”中遗失了，妈妈只记得其中有“一线风筝比翼飞，盼望胜利早日来”的词句。
毕生献身妇女工作
1948年底，妈妈从冀东回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爸爸团聚。组织上安排她到党校学习。当时正值全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妈妈实在坐不下来学习，很想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主持中央妇委工作的邓大姐听说后，把妈妈约到自己的办公地。邓大姐和蔼地说：“你想做基层工作，愿意做个妇女干部吗?你知道，中国的妇女姐妹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为妇女谋解放是妇女干部神圣的使命。”大姐的话使妈妈感到内心一股激情在涌动，从小饱受的封建压迫，妈妈怎能忘记呢?邓大姐就像看到了妈妈的内心世界，接着说：“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女干部，你就到中央妇委来吧。”从此，妈妈走上了妇女工作岗位，一干就是50个春秋。
1949年7月20日，《新中国妇女》杂志在北平诞生了，这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唯一的全国性妇女刊物。妈妈从创刊起干到1966年，从杂志编辑到担任副社长、社长。她把自己的全部智慧才华，奉献给了妇女宣传战线。
小的时候，妈妈在我们眼里，总是工作，工作。还常常外出采访啊，调查啊，时间很长很长。作为母亲，她很少带我们去公园、商店。倒是性情活泼的爸爸，工作之余总爱带我们沿故宫筒子河散步，逛旧书店。妈妈的敬业进取精神赢得了爸爸的尊重，他时常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妈妈是咱家的‘女皇’，大家都要听她的。”话语里透着他对妈妈的敬重和理解。
她牢记邓大姐的教诲：“要想做好妇女工作，首先要热爱妇女姐妹。”妈妈在主持《中国妇女》杂志的十几年中，坚持以为妇女服务为准绳，想广大妇女所想。急广大妇女之所急。
60年代，党内存在的说假话、说套话的不良风气，也影响到妇女杂志的文章，读者不爱读。妈妈组织全社同志进行讨论，解放思想，打破框框，针对妇女群众普遍关心的婚姻、家庭、工作之间的关系，在刊物上展开了“女人活着为什么”的大讨论，吸引了广大读者。刊物内容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发行量从40万份直线升到90万份，《中国妇女》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四大刊物之一。
尽管“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后来被陈伯达说成是“离开了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错误现象”，尽管办刊的全部辛劳与功绩在“文革”中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下的罪孽”，但在妈妈心中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热爱妇女事业、为广大妇女服务的初衷。1998年妈妈去世前两个月，在医院她还为迎接《中国妇女》创刊60周年题写了“了解妇女的思想，做妇女的知心朋友；提高妇女素质，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的题词。
在爸爸离开我们之后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而来。5月23日，对于妈妈来说无异是天塌地陷的一天。我们的爸爸田家英不堪忍受江青、陈伯达之流的迫害，在这一天含冤弃世了。
下午，中央三人小组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爸爸的住处，突然向爸爸宣布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立即搬出中南海。从下午到晚上，妈妈都在帮助爸爸清点文件，直到午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盛气凌人地要爸爸到西楼去签字。爸爸摔掉电话筒，气愤地对妈妈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这一夜，爸爸彻夜未眠，他给妈妈留下最后的话：“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
由于爸爸是“文革”中最早定性的“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骨干成员，妈妈很快受到株连，成为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妈妈被推上批斗台，大帽子一顶一顶朝她头上扣过来，黑白完全颠倒了，根本容不得她分辩。
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点了妈妈的名。从此，批斗接踵而至，妈妈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万人批斗大会上挨批。接着便是劳改和体罚，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对妈妈凌辱和谩骂。一次，在寒冷的冬天，机关专案组组长看见妈妈正在用铁筒往三楼办公室提煤，突然对她大吼：“劳改还戴什么手套?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摘掉!”一边骂，一边夺过妈妈的手套丢进垃圾箱。冰冷的铁提把在妈妈的手上勒出深深的印痕，可妈妈一声不吭，咬紧牙关。
“文革”最初的几年，我们很难理解家里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时刻笼罩着我们。妈妈在我们的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我们经常用异样的神情和口气对待她，甚至不再唤她“妈妈”。
然而，妈妈把一切波澜都压在心底，“文革”中，她从来没有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反而悄然地尽其所能地呵护着我们。她把挨斗时挂的大牌子藏在褥子最底下，生怕我们看到受刺激。吃饭时，她一天三顿吃窝头，却把那个年代有限的白面留给我们。
1968年，我们姐妹先后下放农村。沉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生磨练，使我们从“革命”的狂热中渐渐冷静下来。1972年的春节，与妈妈分别三年的我们带着对母亲的思念和在那个年代总也去不掉的惶惑，来到河北干校。车到衡水，我们一下子就望见站台上有个身着干校特有的灰棉背心、头戴蓝格头巾的老人，她那苍老黑瘦的脸告诉我们，她就是饱经苦难的妈妈。自“文革”以来深埋在心底的结怨，涌动成交集的百感，我们紧紧盯着妈妈，不知如何开口。“小英，二英，你们来啦。”是妈妈先招呼了我们。“妈妈!”我们扑了上去，瞬间，隔在母女间的冰层一下子溶化了……
多少年后，我们才理解了“文革”中的妈妈，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灵上承受了双重于男同志的沉重压力。“文革”后，妈妈和我们讲述往事时说过：“‘文革’中有时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但我从未想到过死。你们已经没有父亲了，我不能让你们再没有妈妈。何况你们的爸爸留下了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日暮赶路不停留”
1983年，妈妈率先响应落实党的干部退休制度，从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离休后的妈妈虽然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但她因多年严重的哮喘病和“文革”中劳改体罚造成的腰骨损伤，不能过多地参加政界的各种活动，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
妈妈生活非常规律，早起晨练，习字泼墨，看书写东西，按时收听广播……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她身患多种疾病，但始终没有雇人照顾，坚持自己做饭洗衣。她说，干点家务是一种体力锻炼。
妈妈曾长期做妇女工作，进城后一直住在中南海，特有的经历和条件，使她和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妇女界的老大姐都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尤其和帅孟奇大姐、康克清大姐关系亲密，感情融洽。大姐们献身于民族和妇女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感染、激励和陶冶着妈妈的心灵。将老大姐们的生平思想留下来，使她们的精神风范永远成为妇女干部和青年一代学习的楷模，成了妈妈晚年的心愿。
在妈妈离休后的15年间，她与原全国妇联副主席罗琼等同志协作，编辑出版了《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邓颖超革命活动70年大事记》、《我们的好大姐蔡畅》、《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等书；审阅修改了《邓颖超传》、《党的好女儿章蕴》、《中国妇运史》等书。丰硕的果实，成为她晚年对中国妇女运动极有价值的新贡献。
为爸爸编书写传，也是妈妈晚年的一大心愿。爸爸在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工作了18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真理，和恶势力做斗争，他不愧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妈妈的主持下出版了《田家英文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这些书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也使妈妈感到极大的慰藉。
1988年元旦，离休5年的妈妈在日记本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已是离休未敢休，日暮赶路不停留。愿将精神留后代，代代相传永不丢。”诗言志，这正是妈妈晚年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奔向大海
妈妈一生淡泊名利，到了晚年更是生死超然。
1992年7月12日，邓颖超大姐去世后，报上公布了大姐的遗嘱“五不要”。妈妈感慨地说：“邓大姐身后都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像我这样的普通干部就更是什么都不要了。”在这天的日记里她写道：“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将来连悼词也不用写，我什么都不要。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只有为党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其他别无所求。”
1998年12月15日妈妈与世长辞。妈妈对于身后事，生前唯有一个心愿，是把骨灰洒到广西大地，融入江河，流向大海。妈妈曾多次到广西考察、养病，同那里的妇女姐妹结下深深的友情。妈妈曾对我们讲过：“那条美丽的邕江通向蔚蓝的大海。我害了一辈子哮喘病，每年冬季来到海边，我感到心胸舒畅。我喜爱大海，也喜爱广西的姐妹们，我愿将来永远和大海在一起，和广西的妇女姐妹们在一起。”
1998年12月26日，我们手捧着妈妈的骨灰，最后一次伴妈妈南行，来到美丽的邕江。“星岛”号旅游船——这艘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乘过的游艇，载着我们向清秀山驶去。广西的同志都说：“有缘啊!当年毛主席坐的船，肯定你们的爸爸也在船上。他们来接大姐了!”是啊，天上人间，爸爸已等了妈妈32年，他们有多少话要倾心述说。
天蒙蒙，水天一色；船缓缓，别情依依。妈妈去了，她奔向了大海。大海的涛声仿佛永远在歌唱，赞美着妈妈奋斗不息的人生。
(责任编辑 文 贤)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