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国情缘
[ 1999年第12期 我的故国情缘 作者：（新加坡）周颖南 ]
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为了生计，我买舟南渡，到我父亲早年谋生的地方——印度尼西亚泗水一个小镇的一家工厂当管理员及登记员，从此踏进生活的新历程。
解放初期，我感到侨胞对中国的情况不大了解，我原是文化人，有责任为祖国作些宣传工作。于是，我在泗水《大公商报》发表一些叙述时事的文章，如《西藏军区成立的伟大意义》、《新中国妇女的伟大成就》等。
新中国进步，一日千里，我心情非常激动，要赶上时代，必须坚持自修。我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一些理论文章。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雅加达《新报半月刊》征文，我投稿应征，获得首选，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感到：我的写作水平可以跟上印尼华侨社会的时代，我更勤奋了。我在《新报半月刊》发表了《读诗人艾青的〈藏枪记〉》、《从田间的〈拍碗图〉中认识些什么》、《反对战争与歌唱和平的声音》等文章。
1953年，我到雅加达，盼望在印尼首都闯出一片新天地。我应聘在一家汽车零件商当会计，业余时间，仍然读书写作，开始撰写短篇小说，如发表在《南洋画报》的《内讧》、《欢欢喜喜过新年》，《新报半月刊》的《祖国的感召》、《在前进的道路上》和《生活报》的《把孩子交给祖国》。也撰写一些散文和诗歌。
为支持教育工作，我一度在夜校当义务教师，也参与侨团工作。《跨进夜校的门槛——夜校生活散记》，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1956年，与友人合作创办同丰贸易公司，专营汽车零件，奠定了事业基础。1959年一场币制改革，把所有的钞票、银行存款、信用票“剪掉”百分之九十，元气大伤，乃改弦易辙，与友人合作接办独立保险有限公司。
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撰写了《百花齐放中的中国画》、《丰富多彩的版画艺术》、《中国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系列文章，分别发表在《生活报》、《新报》和《印华经济》上。
不久，我与朋友合作接办梭罗银行、创办慧星收音机装配厂，事业进行颇为顺利。随着银行在泗水、玛琅开设分行，我经常要与各分行探讨业务。
1963年，华文《火炬报》创刊，挚友梁披云先生出任总编辑，我自告奋勇担任特约记者，不受薪，不拿稿费，自备交通工具，把它作为社会事业来办。这段日子，我写了不少特写和报告文学，发《潮音花雨满人间——访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赵朴初》、《亚非作家的战斗任务——访中国作家杜宣》、《李宗仁先生毅然回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沐浴在战斗友谊的海洋里——写在周恩来总理的告别宴会上》等。
1964年，中国爆炸原子弹，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回响，苏联赫鲁晓夫下台，更掀起轰动。我撰写的《中国核试炸成功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下台》在《火炬报》头版通栏刊出，强调指出是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提出强有力的依据，在印尼华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苏哈托总统上台后，华文报刊停刊、华校封闭、社团停止活动。为了孩子们的教育，1970年我定居新加坡，出任国际纱厂副董事经理和联洲植物油提炼厂董事兼总经理。
每逢星期六，我和潘受、郑光汉联袂到李西浪家里，喝酒聊天，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久，郑光汉逝世，我们约会依旧，时李先生双目已失明，总是盼望星期六的到来。为了解除李先生的寂寞，我们的聚会几乎风雨不改。李先生诗情蓬勃，往往有惬意之作。李先生逝世后，周末诗酒之约，已成绝响。为了纪念他们，我撰写了《悼郑光汉先生》、《纪念南园诗人李西浪》，发表在《南洋商报》。
此后，我和潘受，每逢周末，联袂到“中华书局”，潘先生应请写字，有求必应，一发不可收拾，文友闻风而至，传为美谈。
其间，我与中国文学艺术大师叶圣陶、俞平伯、刘海粟等有了交往，通信频繁，这些都成为我与潘先生谈话的内容，潘先生为此写了不少动人的诗篇。
国际纱厂、联洲炼油厂结束前，我与友人合作创办海洋针织厂、染整厂及制衣厂，又向餐饮业进军，开设湘园酒楼。到现在止，海洋针织厂充实现代化设备，发展为海洋纺织有限公司，制造高级布料。酒楼发展为同乐饮食业集团，拥有16家连锁店，出品包括中国主要菜系，旁及素食、日本菜。
十多年来，我们以弘扬中华饮食文化为己任，先后聘请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名厨在新加坡主办中国名宴，受到广大宾客的欢迎，为新、中饮食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我是发起人之一，当选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现任顾问。
中国改革开放 后，我每年多次访问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寻找投资对象，与亮阁投资集团合作，把武汉原民众乐园改建成新民众乐园，出任董事主席，也投资上海华侨商务总汇有限公司，出任董事。
近二十年来，我把作品结集出版，如《迎春夜话》、《南国声华——周颖南海外创作40年》、《周颖南文集》、《映华楼随笔》，《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即将出版的有《六十年风雨历程——周颖南文坛商海履痕》、《刘海粟、周颖南通信集》等。这些作品，既记述了一位海外游子的创业史，也记述了这位海外游子的友情、亲情、祖国情。
近三十年来，我在海外为友人出版十多部文学、艺术著作，如《紫山老人草书诗稿》、《海粟大师山水小景》、《丰子恺书画集》、《玄隐庐诗》、《秋明遗墨》、《冯霖章、孟欲晓画集》、《百猫图卷》、新诗《窗外嘹亮的声音》等，为弘扬中华文化略尽绵力。
1994年4月，我应邀到河北涿鹿黄帝城旧址考察。4700年前，黄帝和蚩尤在这里会战后，黄帝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200年前，一场地震把这座古城摧毁了。中央政权转移中原，从此，涿鹿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近代，经考古学家及学者们的考证，确定这里是古代黄帝城所在地，建议在原址重建“黄帝祠”，为两岸统一、为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条件。当时我即席认捐人民币100万元，成为海外华人第一发起人。
经过几年的努力，重建黄帝城已具规模，“黄帝祠”正式定名为“三祖堂”，开中国有史以来把黄帝、炎帝、蚩尤三位始祖共祀一堂的先例。此举引起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同胞的极大回响，“三祖堂”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近几年来，前往寻根问祖的海内外炎黄子孙越来越多。我参与其事，深感荣幸。
1997年最值得纪念的是，7月1日我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举行的香港政府交接仪式。在那历史性的一刻，我心情的激动，无以复加。从此，香港人民永远摆脱英殖民主义的束缚，迈向新时代，我和千千万万的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见证了这个光辉的历史事件。
今年8月4日，1999济南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舜耕山庄隆重开幕，中国诗经学会在会上颁发首届学术研究成果奖，由我和济南市谢玉堂市长主持，特别荣誉奖7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专著7项、论文11项、三等奖14项，每位获“颖南杯”一座及证书一份。
谢玉堂市长填了《卜算子——鸿儒会》祝贺：
“鸿儒飞泉城，铸文论诗经。
恰似百凤会瑶池，竞相来争鸣。
鸣声震华夏，文坛垂史青。
今日雄文论商周，他日超孔孟。”
近50年来，尽管我居住的地方有更动，工作的性质也有变化，但我热爱中华文化的执着心情没有变化。我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我默默耕耘，化为二百多万言的文字，可以作证。
9月22日，我束装飞往上海，出席25日的鲁迅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28日应邀到北京，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各种活动。接着，出席纪念孙子诞辰2550周年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
我身逢盛世，感到自豪!
我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大昌盛，祝愿两岸早日统一，世界和平!
让我们满怀信心迈向21世纪。
(1999年9月16日于新加坡映华楼)
(作者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
(责任编辑 洛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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