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前夕剑拔弩张的秋林
[ 1999年第12期 晋西事变前夕剑拔弩张的秋林 作者：凌云 ]
晋西事变，也称十二月事变，发生于1939年12月，距今60年了。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绥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几乎动用了他全部晋绥军(旧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奋起反抗。中共中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打击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了中共与晋阎的统一战线关系。
这一年的6月，我从晋西北来到绥靖公署政治部和牺盟总会所在的上下葫芦(在陕西宜川县境)，组织上决定我和吕调元同志(牺盟总会负责人之一)，去秋林镇晋绥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工作，吕任第三处副处长，我是这个处的科长。秋林在宜川县县城之东距黄河不远的一条山沟里，当时是阎锡山的驻地，镇上和附近的许多村镇都是阎氏统辖下的五花八门的机关。秋林已是阎锡山统治集团的一个政治中心。我到秋林不久，便感到暗流涌动，各派力量角逐，政治空气非常紧张。不过半年时间，眼看着山西的政局一步步走向武装冲突和血腥屠杀的险恶境地。我所经历的所见所闻，至今犹不能忘怀。
阎锡山主持秋林会议。他说抗战前途将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不能背上棺材抗战
阎锡山是个封建军阀，长期统治山西，俨然是土皇帝。按他的哲学，一切为了“在存在中求生存”。当日寇的侵略危及他的生存时，他不得不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中共的帮助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群众运动有了大的发展，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时，有着很大妥协性的阎锡山，又感到进步力量动摇着他在山西的统治。
早在太原沦陷前，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就指出：“他(阎)的进步是有限度的，是暂时的。”“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临汾沦陷，日寇打通了同蒲路，占领了风陵渡，日阎之间就没有重大的战事发生，阎锡山有了喘息的时间。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发表“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的谈话；会后连续颁发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止共党活动办法》，实行“防共”、“溶共”的反共政策。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的政治态度显著起了变化，走向阴谋反共、对敌妥协的道路。1939年3月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通称“秋林会议”)正是阎氏转向的重要标志。
阎锡山于1939年1月27日从山西吉县地区西渡黄河，到达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从3月25日到4月下旬，阎锡山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秋林会议。与会代表一百五六十人，包括山西军政民各界的主要领导。薄一波、续范亭、牛荫冠、雷任民等许多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也齐集秋林参加了会议。
会议中，阎锡山鼓吹妥协论。他一再说，抗战削弱了“二战区”，壮大了共产党八路军，“要自谋生存之道”。认为中国抗战前途将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不能说汪精卫是汉奸”；“蒋(介石)先生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讲到统一战线，阎说：“今天光讲抗战不讲复兴是不对的。共抗战是朋友，共复兴是同志。今天要团结同志，打击朋友。我不能背上棺材抗战。”阎锡山鼓吹对日妥协投降的言论，遭到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和新军代表的抵制和反对。牺盟会方面要求阎向全国发出声讨汪精卫的电文，遭到他的拒绝，他说：他“从来没有用个人的名义去反对另一个人”。
在会上，反共顽固派(也即妥协投降派)的头面人物王靖国、薄右丞等攻击牺盟会和决死队；在会外又组织一些地主、豪绅的“代表团”到秋林来向阎锡山跪求、哭诉，要求取消牺盟会，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取消新军，取消一切有利于动员群众、有利于抗战的进步措施。以牺盟会和新军的与会领导人为一方，坚持原则，同反共顽固派唇枪舌剑展开了较量。阎锡山与薄一波等新军主要领导人谈话，并让梁化之、赵戴文等做“说服”工作，中心意思是：新军取消政委制，并按统一建制进行整编，薄一波(决死一纵队政委)可以回秋林当山西省政府建设厅长，雷任民(决死四纵队政委)可为少将参事。新军取消政委制和统一整编，其目的是要化新军为旧军；封官许愿则是调虎入笼之计。新军领导人坚不允承，阎锡山也铁了心。你不接受就不让走。会议已在4月22日宣布结束，拖了近三个月，牺盟会和新军的主要负责人都被阎羁绊在秋林走不脱。为了打破僵局，争取时间回部队准备迎接不测事变的到来，经党同意，雷任民采取表面接受、实际抵制的办法，答应了阎氏的要求，与会的牺盟和新军领导人才得以脱身。薄一波离开秋林已是这一年的6月了。随后，新军的番号取消了，政委制取消了，并按照统一规定分别改编为旅，阎委派的一些旧军官担任各旅的军事主管。但是，新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和成长起来的，有一批党的骨干掌握着部队，所以名义变了，形式变了，实质没有变。政治委员制度虽然取消了，党对新军各部队的实际领导并没有削弱。阎锡山也看清了这一点。新军依旧是他反共降日的一大障碍。
阎锡山向蒋介石靠拢，与敌伪勾联，他在秋林会议上说过一段梦话，梦话中暗藏杀机
秋林会议后，通称为山西新旧两派的斗争逐渐公开化了。
早在秋林会议召开的同时，已停止活动达八年(1931至1939年)之久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选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阎的教师)为省党部主任委员，中统特务黄树芬为书记长，委员是蒋选6人、阎选4人；一直以新派领袖自居的梁化之也出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11月，阎又下令秋林地区各机关人员一律参加国民党。这一切都是为了向蒋介石靠拢。
阎锡山与日伪的暗中勾搭，在秋林地区早有传闻，他与汉奸、伪山西省长苏体仁之间的联系，也非秘密。11月间，阎氏派十九军副军长梁培璜、六十一军副军长吕瑞英到临汾与日军清水师团参谋长山下秘密会谈，人称“临汾会谈”。据说日方愿归还山西西北实业公司(阎氏垄断的集团)等百分之四十九的财产为诱饵，以对应阎氏提出的“共同执掌山西政权”、“共同恢复山西产业”的要求。11月22日，日军从晋西的乡宁、蒲县、大宁、县等地突然撤退，阎的嫡系部队十九军等部随即开进，把新军决死第二纵队、政卫二○九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处于日、阎夹击包围之中。阎、日之间显有默契。
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说过一段梦话。他说，梦中有人对他说，不要看不起你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新车走的快，但可以把你翻倒在地。“新车”就是牺盟会和新军，是他要取消的、消灭的。他推出并强化“民族革命同志会”，作为集结山西的反共顽固旧势力的组织，同牺盟会对抗。为此，决定建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执行部”，由梁化之任总干事，大小事务向阎锡山请示汇报。“同志会”在各地区、部队、机关设有分支机构；还把“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的地方组织归属于它，由临时执行部直接领导。揭发检举进步势力的活动成为“精建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精建会”也就特务化了。
10月底到11月初，“同志会”在秋林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我不是“同志会”会员，由“训委会”三处处长胡西安和吕调元把我推报作为三处“同志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胡、吕是牺盟会领导人，是当然代表)。10月29日阎锡山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大讲抗战与复兴的关系，实际是讲的战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革命”这个词也一直挂在嘴上，要他的“革命同志”，“努力渐变，掌握突变”。他的话隐晦难懂，但头脑清楚的人都明白，这个会是反共、反牺盟、反新军的动员大会，局势已难扭转，突然事变一触即发。
阎锡山建立和强化了他的特务组织，最主要的是“第二战区敌区工作团”(简称“敌工团”)。特务头子杨贞吉为总书记(也称团长)。他们不去敌区而是到各根据地去破坏牺盟会、新军，从事反共活动，按照阎锡山的口谕：“不惜作蛇蝎蚰蜒。”
阎锡山为了掌握他的晋绥军，1939年春开始分批训练旧军军官。他的口号是“建立三十万铁军”。他在旧军官中秘密建立一个“山山铁血团”(山山，意为阎锡山的山西)，最初吸收入团的为数不多，十九军军长王靖国是其中的老大。阎与他们是称兄道弟的封建帮会式关系。不忠于他的，一经发现立即制裁。这些人在晋西事变中都充当阎氏反共的急先锋，后来成为高级军官。
“训委会”与“集训团”成了两张皮，两派势力斗争犬牙交错
“集训团”全名“晋绥军政民干部训练团”。阎锡山自任团长，王靖国任副团长兼教育长，政治部掌握在特务头子杨贞吉手里。“集训团”分批轮训干部，其目的是对忠于他的人灌输反共、反牺盟、反新军的思想，能够死心踏地的效忠于他；对牺盟会和新军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员)是为了考察甄别，如果有隙可乘，就用特务手段收买利用。阎锡山为操办“集训团”，事必躬亲，付出了极大精力。每天黎明，我们还在睡觉就从“集训团”的大喇叭里听到阎在给全体受训人员讲话，讲毕要赶回去主持“集体办公”，还要从集训人员中选择他要拢络的人，或白天或黑夜一个个谈话。新军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军干部，中共秘密党员，在回部队前被找去谈话，发路费，给电台，示以一番“好意”。临行前郝毫无顾忌，以为可以逃出牢笼了，还来“训委会三处”向我们辞行。没有料到就在他回归部队的路上遇害了。显然，没有阎锡山的授意，下面是不敢下手的。
“晋绥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简称“训委会”)是秋林会议后成立的，是主管干部训练事务的行政机关。主任委员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当时算是一个中间派。下设一个办公厅和四个处(分管军事、政工与民运、行政干部训练和总务工作)。办公厅中将主任杜任之，以中间派面目出现。我对他处事、作风有很好的印象，建国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二处主管行政干部训练事务，三处主管政工与民运干部的训练事务。二、三两个处的处、科长大多是秘密共产党员，虽然组织上不沟通关系，但相互默契、配合很好。我所在的三处在秋林人看来更是代表牺盟的，是新派。这种情形决定了“训委会”和“集训团”是两张皮。
最令人担心的是一大批在“集训团”受训的牺盟和新军干部(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的安全问题。七月间，牺盟总会组织部长、党的核心组负责人纪雨秀和核心组成员、“训委会”三处副处长吕调元商议，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经由杨爱源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在吕调元主持下，由我带一个工作组到“集训团”检查政治工作的情况。工作组是专门为抓辫子去的。事后把政工人员的各种无知无能表现，包括他们对阎的“按劳分配”学说的无知，编写一个报告，送给了阎锡山。大概是恨他的爪牙们不成才吧，阎锡山把“集训团”的工作人员召集到礼堂，要我上台宣读这份报告，然后对他们训骂了一顿，嘴里连“臭虫”、“蹩虱”都骂出来了。这当然是做给人看的，但也弄得杨贞吉十分尴尬，对我说：“老弟，今后请多照顾。”这一步为第二步作了铺垫。纪和吕利用杨爱源与王靖国、杨贞吉的矛盾，请杨爱源出面向阎锡山建议，在“集训团”内增设行政和民运两个政治部，获得成功。并决定由吕调元兼任民运政治部主任。狄景襄(“训委会”二处副处长，共产党员)兼任行政政治部主任，在纪雨秀主持下，从牺盟总会等处调派了一批干部，很快就把两个政治部组建起来了。使民运、行政两个集训队摆脱了杨贞吉的特务控制。“晋西事变”前夕组织和掩护受训干部撤离秋林时，这两个政治部起了关键性作用。
九月间，阎锡山在他的住处召集一个会，到会的有“训委会”杜任之、胡西安(三处处长，共产党员，与阎锡山有点亲戚关系)、吕调元、狄景襄、张干丞(二处副处长、共产党员)，我是列席的；还有王靖国参加。这种会个把月有一次，谈的是干部训练方面的事。这次，阎锡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把握青年?”讲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共产党会把握青年，把青年都吸引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青年吸引过来。我们有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民族革命大学，民族革命这块招牌决不可以丢掉，有了这块招牌，还要想办法造起一股推墙倒壁的风……。把“民族革命”当招牌，他是很认真说出来的，这正是阎老西这类统治者善于玩弄的两面手法。他要“训委会”研究办法，就这个题目写出一篇东西来交给他。这是出的考题。会后经胡、吕、狄、张和我讨论，由我执笔写了三千来字的一篇东西，主旨是贯彻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用的是山西语言，如实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拥护、执行阎司令长官抗日进步主张等。不几日阎锡山召开会议讨论这篇东西。到会的各方人物比较齐全，而且泾渭分明，一边是王靖国、薄右丞、邱仰浚、李冠洋(国民党省党部阎派委员)等十来人；一边是牛荫冠(牺盟会主要领导人，不久前从晋东南回来)、刘岱峰(绥靖公署政治部副主任)、杜任之以及训委会胡、吕、狄、张和我。阎要我宣读“如何把握青年”这篇文章。没有读完他把话打断了，说，你们说要进步是什么样的进步，譬如有个人要从秋林这里到黄河边去，本来应当向东走，他却向西向宜川方向走去了，看他是在前进，但方向反了，永远也走不到目的地。这篇东西不要再讨论了。接着他说：重庆来的消息，蒋先生是要(对日)妥协了，你们看，妥协可不可以?话音一落，一边以王靖国为首纷纷表示：妥协是可以的，作好准备还可以再战嘛!另一边，牛荫冠、刘岱峰等起来申述必须坚持抗战到底，不能中途妥协的理由。阎锡山把妥协空气掀起来了，不再说什么就宣布散会。会后，“敌工团”、“同志会先锋队”的人就毫无顾忌地在秋林街头散布妥协言论。一个月后，上面说过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就召开了。再过一个来月(12月7日)进攻新军的枪炮声，首先在韩钧领导的决死二纵队防区打响了，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发生了。
在党的领导下，秋林地区以牺盟总会为中心，与反共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在党的领导下，秋林地区以牺盟总会为中心展开了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分裂倒退的宣传运动。9月18日，在《政治周刊》上发表由牺盟会和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刘岱峰、戎子和、韩钧、张力之等17人署名的《为巩固团结加强进步抗战到底的宣言》，揭露和驳斥了顽固派对牺盟和新军的无端攻击，提出争取“抗战复兴”胜利的奋斗纲领。同日，牺盟总会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庆祝牺盟会成立三周年大会，发表《牺盟会三年来工作总结报告》。薄一波等人陆续在《牺牲救国》半月刊(牺盟总会会刊)、《黄河战旗》半月刊和《政治周刊》上发表了一批文章。设在秋林的黄河出版社和黄河书店面向群众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10月10日，牺盟总会以“第二战区各界28周年国庆日纪念大会”名义向全国发出声讨叛国汉奸汪精卫的通电。夜间在秋林镇上举行火炬游行。游行队伍的主力是牺盟总会和二战区政治部、绥署政治部的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他们从驻地在北山的上、下葫芦村下来，由秋林参与单位的人起而响应，与之汇合。火炬都用粗而长的木棒(有防卫作用)裹以浸透煤油的棉花。数百人的队伍，情绪激昂，高呼“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打倒顽固头子王靖国”、“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等口号，行进在小小的秋林街上。这次游行，对广大群众起了教育作用，更鼓舞了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斗争意志。不久，在“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闭幕之日，顽固派也组织了一次提灯游行，不成气候，成了一场闹剧。
时局的发展愈来愈坏，为了有准备地迎接突然事变的到来，在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牺盟总会发出两个重要文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提纲》和《反对顽固分子提纲》，用以教育干部，巩固组织，准备斗争。鉴于秋林地区的特殊政治环境，党组织从10月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干部的撤离。11月达到高潮，到事变发生时，需要事先撤离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进步群众都已撤离了。撤离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一大批干部转移到了新的地区、新的岗位。
继“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之后，“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在11月也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民青”成立于1938年1月，各级组织的领导成员大多为共产党员，牺盟干部。这次会议是在下葫芦村牺盟总会内举行的。参加的是在秋林地区的民青常委和干部，约共三十来人；分散各地和新军中的常委和负责干部只有还滞留秋林的韩钧和廖鲁言与会，其他人都无法到会。韩、廖与牛荫冠、刘岱峰、吕调元、李涛都是民青常委，在会中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11月12日会议通过《国际问题》、《中国抗战问题》、《民青牺盟的任务和斗争的策略路线》、《关于反顽固分子斗争的决定》、《关于巩固发扬革命力量的决定》等文件。在这一系列决议、文件中，明确指出：“抗战新阶段的本质是有条件的相持状态。”“整个抗战的中心，决定胜败的关键，就成为政治问题，而抗战国策的坚持，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进步，积极扫除一切障碍抗战力量的腐恶势力。”“民青、牺盟会领导下的军政民化合武力的巩固和壮大，是完满实现总方针和当前任务的枢纽。”会议强调掌握好武装的重要性，指出：“每个政权民运工作同志，都要知道今天斗争的中心课题是武装，而每个军事工作的同志都要知道，武装是保护革命发展革命权益的工具。”“必须肃清机会主义，展开与顽固分子的斗争，保卫与扩大革命的利益。”这些决议结合山西的特殊情况很好贯彻了党的方针和政策。会中还对叛徒张亦山(绥署政治部的一个组长)的分裂活动作出决定：开除张的“民青”团籍(晋西事变后张成为梁化之手下特务头子之一，太原解放时死于围城中)。这次会后不到一个月“晋西事变”就发生了。会议为“民青”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参加了民青扩大干部会议。会后组织上决定我不再返回秋林“训委会”，就留在牺盟总会待机。12月7日旧军围攻新军决死二纵队，晋西事变发生了。八日，秋林地区党的总支书记李逸之(李质)通知我撤离。秋林地下党由晋西南区党委领导，和我一起撤离的几位同志要我向牛荫冠、吕调元、刘岱峰辞行，九日悄悄地离开下葫芦村，经陕甘宁边区的延长等地到达延水关，准备东渡黄河，前往山西。但因对岸阎军进攻新军的战事已经打响，渡口已被封锁，无法过河，我们只好转去延安，向中央组织部报到。从此结束了抗战我在山西这一段地下党的战斗生活。
不久，在延安传来了吕调元在秋林被捕的消息，我非常震惊。全国解放后才得知他于1946年被阎锡山、梁化之毒杀于太原狱中的确息。吕调元同志(1908－1946)山西静乐人，中学时代受共产党人高君宇等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共产党员。1932年在北平大学法学院求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1936年，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吕一直是牺盟总会领导人之一。他是在秋林坚持到最后的一个牺盟领导人。吕被捕后，从秋林到太原，坐牢长达七年，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崇高品格，令人钦敬!
(作者附记：本文史实，除本人亲历亲闻的，还参考了近年出版的有关山西牺盟会和新军的多种历史资料)
(责任编辑 方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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