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权力在中国的百年流变
[ 1999年第12期 绝对权力在中国的百年流变 作者：李一蠡 ]
在公元2000年到来之际，回首20世纪，用思绪万千四字来形容现代人的感受，已显得过于“陈旧”、“老套”。然而，当世界变化如此迅急的今天，我们这个以历史悠久而自豪的民族，受历史因袭之累，“陈旧”、“老套”的东西，又怎样一再地拖着我们过去一百年追赶世界的脚步?
这是一个令现代中国人感到特别沉重的话题——既感到历史负担的沉重，更感到历史责任的沉重。
欢庆新中国光辉的50华诞之后，回顾百年来先人们走过怎样艰难蹒跚的脚步，或许也有助于思往追来，悟往知来。
内忧外患百年前 秋风落叶下长安
整整一百年前的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中国正值一个大动乱时代。首先是，已“亲政”13年的光绪皇帝由于在两年前(1898年)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政治设计，颁诏变法，准备仿照西方体制，废科举、建学校、改官制、兴实业、立宪法、设议会，最后达到伸民权、抑君权的改革目的。这样的变法，是几千年来中国所未有，一时举国震动，世界瞩目。变法之所以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一部分当权的封建上层的支持，是国内外诸多条件交互作用下，社会各种力量开始急剧分化改组的结果。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外侮内患连绵不绝，特别是甲午之战，竟意外地败给了一向以中国为师、几十年前曾同样被西方国家欺凌的日本，进而被迫接受日方提出的割让台、澎、辽东，承认朝鲜“独立”，赔款白银二亿两，允日货一律免税等条件苛刻至极的《马关和约》。这个奇耻大辱对中国震动之大，简直超过了鸦片战争的败绩。一片哗然之余，又不能不引起追根溯本的反思。朝野上下，包括封建营垒中相当多的人，在追寻中日强弱易位的原因时也不能不承认，日本之强，强在它的明治维新，维新不过二十多年，竟使它通过中日、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迅速升位于列强之林，而形成与中国的巨大反差。于是变法之声沸沸扬扬，成为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变法与否，已成为民心得失国家存亡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恰恰在甲午之战(1894年)后四年，出现了戊戌变法。
但是，这一改革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反对。前此曾垂帘听政26年的慈禧，到光绪十三年让皇帝“亲政”，又由她“训政”二年，然后名义上退居深宫，却仍以爱新觉罗家族老家长身份，做着皇帝监护人和帝国实际掌权人。眼见光绪的变法越来越“违背祖宗家法”，她把光绪召进颐和园，严厉申斥一顿之后幽禁起来，实际废掉了在位皇帝。继而仍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再三吁恳慈恩训政”，就是说恳请她再次“训导”皇帝，代掌国家大权。同时，密旨搜捕维新派大臣，“准就地正法”。康有为、梁启超逃走，谭嗣同等六人被杀。戊戌变法仅仅实行103天便在刀光血影中夭折。
转过年来(1899年)的春天，以“拜神坛练神功”聚会的义和团起义，烧教堂，杀洋人，拆铁路，扒电杆，毁掉洋务派、维新派建立的“念洋书”的学校，举凡带“洋”字的都在横扫之列，到年末，已屡败清军，人数迅速膨胀到百万。而逃到海外的康有为则成立“保皇会”，以策动保光绪反慈禧的新政变，并抵制孙中山的革命，已在国内外建立了103个支会，连清朝在职官僚也有人参与。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则于这年联合哥老会、三合会首领聚会于香港，总结三年前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准备壮大势力，再次发动武装起义。
又次年(1900年)夏初，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领馆和传教士为名，由大沽口登陆，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武装干涉。慈禧对义和团始用终弃，她曾企图利用团民抵抗洋兵，及至天津、北京相继被八国联军攻陷，出逃中的慈禧又下令剿杀义和团，向洋人谢罪求和。清廷以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合当时每一中国人一两)白银等条件，签订《庚子和约》，换得洋人退兵。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一度攻占北京以来，这是北京第二次失守。历辽、金、元、明、清五朝传下来的神京帝阙，被洋人肆意糟蹋，而除被劫掠的无法计值的文物珍宝以外，此次赔款数量之巨，也为世界史上所仅见。如此败绩，使“天朝”颜面扫地以尽。特别是在它的子民心目中，这样腐败无能的朝廷已经成了中华民族身上一个赘疣乃至癌瘤。革命的地火，已日甚一日地躁动运行，将要喷突而出。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大清帝国，至此已是“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片摇摇欲坠朝不虑夕之势。
这一切说明，中国的旧文明旧制度，已经落后于世界的发展，主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在新制度下开始其新的文明时代。
而20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形势下开始她这一百年的首页历史的。
古老国门轰开易 传统思想开化难
但是，帝国兴替，朝代存亡，在中国史上已演出多次，而传统思想，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亦即慈禧念念不忘的“祖宗家法”，却大体一以贯之，总是在新的国号下，继续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牢固保存下来。
20世纪的中国，难道还要一再地重复这样的历史?
不幸的是，回顾这一百年，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一以贯之的“道”或“家法”，却“万变不离其宗”，不断以不同的外在形式重复着它的实质。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屡被轰开，这扇国门的不中用甚至大大出乎洋人意料；而适成对照的是，中国宗法思想的森严大门，却远比国门难以轰开!这背后，存在着悠久而特殊的渊源和背景，我们通常笼统称之“国情”。
中国处于20世纪初的危殆局面，概括原因，不外两个：一是西方的飞速发展对中国的严重挑战；一是中国的固有传统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严重不适应。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普遍忧虑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也就很自然地归结为如何适应潮流，追赶时代，引发了一场中学西学之争，最后落到体制之争——是坚持已由西太后等表演得淋漓尽致的封建家长式人治体制呢，还是建立已由西方列强充分显示其优势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而且，又很自然地由思想认识之争演变为政治斗争乃至武装斗争。
中国人特别是汉人，自古以来就被灌输以大华夏主义观念。孔子就有句名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裔指四周边远之地；夷指华夏以外的国家或民族；意即不可以用周边国家那一套东西来淆乱华夏文明。孟子说的就更明白：“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就是说，在文明的传播上，只能是华夏为中心，化育四方，泽被天下，而绝对不能颠倒。在“圣人遗训”的影响下，两千余年来，“华夷之辨”、“华夷大防”观念，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根深蒂固。而正是由于以曾经拥有高度文明而顽固自矜，使得自身的文明反而成了自身的沉重包袱，成了吸收新鲜的异质文明的顽固障碍。这一历史现象所蕴含的辩证法，十分值得我们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深深回味反思。
以希腊、罗马为文明源头的欧洲，受着古代城邦经济商业比较发达的影响，其为数众多的城邦国家之间不能不互通有无，而很少有经济封闭而能长期自给自足的。与这样的经济相适应，希腊、罗马所奠基的贵族民主共和政体也自成源流，影响着日后欧洲政体的发展。这是欧洲文明后来居上的历史原因。
其间，为资产阶级登上舞台中心创造条件的欧洲文艺复兴，发挥了极大的历史促进作用。那是一场人文主义启蒙亦即思想解放运动，一次为期四百多年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的务虚，一次大破大立的过程。破的是对君权神权二位一体的封建“人治”的迷信，立的是高扬人性和人的价值、人的创造性和创造力、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等人文精神。这一破一立，使西方得以领先确立和发展近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从而推动了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导致世界强势的迅速西移。正如《共产党宣言》(1848年)所说：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资产阶级……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西方资产阶级就这样对整个世界提出一个严酷的挑战：要么像俄国、日本那样效法西方，变法自强，加入列强之林；要么被征服吞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段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史就是这样发生的。晚清所面临的就是这一世界性挑战。
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已进入书同文、车同轨、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之际，西欧的相当多地区仍处于穿着兽皮居无定所的新石器时代(见《高卢战记》)。直到明清接替时，中国的总体国力仍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统一多于分治，曾是中国具有骄人文明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一骄人的优势同时又孕育着向劣势转化的条件。因为，对于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而言，维持统治的最好方式，就是维持其众多人民长期处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状态，把被统治者牢牢束缚在三亩地一条牛的狭小利益圈中，从而尽管国土广大，每一个子民的思想天地却十分窄小而封闭，便于实行“将欲治之，必先愚之”的政策。从先秦到晚清，一直严厉实行所谓“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政策。而“重本”与“抑末”是中国帝王术中的一项“两手策略”。打击、压制和分化商人，使之存在以便货畅其流，却又不能叫他们“富可敌国”从而威胁封建国家。于是往往中小商业难成气候，巨商大贾则或被加罪查抄，或被收买成为官商，甘为封建阶级服膺并成为利益共享者。著名的晋商徽商，都是这样随封建制度的衰落而衰落的。这就是为什么很早就出现了一定工商业文明的中国，却一直诞生不出近现代资产阶级的原因。
这样，到近代，中国就不能不是以老大的农业国对抗年轻的西方工业国，以衰落期的封建主义对抗上升期的资本主义，以大刀长矛加“神机营”对抗船坚炮利的侵略者。如此情势，战事未启，胜负已分，虽上有老谋深算者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下有英雄无畏的大清炮队和袒身肉搏西洋武器的义和团壮士，失败受辱也是绝对无可避免的了。
然而，在中西对比的严酷事实教训之下，难道慈禧之类顽固派就真的那么不明事理，连某些有利国家的经济变革也一概拒绝?不是的。
晚清一幕小喜剧 慈禧居然行“新政”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就几乎同时形成了几种主张效法西方、救国图强的政治势力，大体分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三个不同派别，并已各自公开和秘密运作了。在多种势力并存互比下，清朝统治者的策略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利用有打击，区别对待。只不过在选择利用何者和利用的方式、程度上，慈禧与光绪意见不一，而共同点则是以让步，即改良，躲避革命。
洋务派是一些较开明的官僚和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松散联合体，其代表人物是魏源、林则徐、冯桂芬、文祥(满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两三代人，主张“中体西用”。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弱在技术上，而不承认弱在制度上。如李鸿章就强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张之洞则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变法不变道”这一洋务派纲领最详尽的阐释者。他为政勤劳，大力提倡新学，为建立西式学校、兴办实业、改革政风作出不少贡献。但他又坚决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他提倡的爱国主义是与封建主义紧密结合的，他提倡的“新学”是为巩固“人治”的旧传统服务的，因而他堪称洋务派的典型代表。所有洋务派，大抵都是封建营垒中的实用主义者，着眼点首先是从壮大清王朝实力出发。他们所推介的西学，也仅限于应用性的科学技术和兴办实业的知识。对于洋务派的主张，不仅光绪，甚至慈禧也并不反对。他们曾一致“深为嘉许”张之洞那本集洋务派主张之大成的《劝学篇》，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令刊印200万册，转发各省督抚学政等官员人手一册。事实上，在慈禧垂帘听政期间，洋务派的大臣们都是受到重用的。
由此可见，在风起云涌的变革的大形势下，擅于帝王术者也懂得要顺时应势。而这种顺时应势者与真正改革者、革命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总是以尽可能保障一己政治特权(有了这个特权就有一切特权)为前提。
康有为、梁启超们的变法维新之所以遭忌讳被镇压，在于超过了慈禧的容忍底线。其实，在仅仅103天的变法改革中，康、梁等通过光绪所做的事，不过刚刚裁掉几个旧衙门，撤销一些办事不力却黑暗重重的地方机构，取消旗人某些世袭俸禄，而“允其习四民之业”，实行满汉平等，以及废止八股取士，改旧书院为兼学西学的学校，允许民间办报，鼓励开放言路上书言事等几件事。应该说，这些对旧权力架构尚未伤筋动骨。但让慈禧们枕席难安的，是康、梁筹划中要搞的西方宪政民主那一套政治设计。根据“祖宗家法”传下来的“绝对权力”，是绝对不能动摇、损害更不能让出的。更何况，“后党”“帝党”之争，已不仅是改革方式改革深度之争，而成了爱新觉罗家门内到底何人掌权之争；而慈禧又权欲极重，她一生的争权斗争曾极尽心狠手辣之能事。
这里插入一段耐人寻味的小故事或不为多余：当慈禧一度以光绪“多病”为由，打算废掉他另立皇储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曾想联络张之洞共同上书反对。张之洞答说：“此一家私事，非臣下所当与争。”在家天下时代，国家顶层权力斗争就是“一家私事”，臣僚们不过问是非说长道短，这既是本分，又能保身。张之洞深明此道，因此不仅得以保身，而且后来还得到了慈禧进一步重用。
“人治”政治就有这样一个特点：权力的绝对个人垄断，即使血亲骨肉在争夺这一大权时也绝无情分可言。光绪并非慈禧所生，慈禧却不愿让光绪称她母后，而要叫她“亲爸爸”，以示亲昵。然而双方却在对方身边互派密探，谍报活动一如敌国。而权力垄断的终身制，则是“人治”政治另一特点。慈禧直到弥留之际仍弄权病榻：她死的前一天，光绪突“崩”，由她指定三岁的溥仪继位，留下稗史上一桩千古疑案。“人治”之下，这种血腥事件绝非个别。
不过，慈禧虽然一手扼杀了戊戌变法，但在中外舆论压力下，从稳定大局出发，她也导演了一出“变法”喜剧。八国联军撤走后，她在流亡返京途中，就颁布了“变法”上谕，极力说明她与光绪“母子同心”，支持改革。除不实行君主立宪制之外，大体沿用了维新派的改革纲领，并专门设立了一个以洋务派大臣为主的督办政务处，负责推行光绪亲政时的“新政”。
这彻底暴露了晚清所有改革的区别，要害只在于触动无上的皇权与否。只要保持慈禧们的无上之权，慈禧们也可以成为“改革派”!
晚清末世启蒙者 中华首批播火人
然而，百年来，对“人治”传统的最大挑战，是中国人民的日益觉醒。它来自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运动。
事实上，中华大地的思想解放浪潮，就是一批找到了开启中国富强之门钥匙的人，用欧洲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对国人进行启蒙的直接结果。这一启蒙，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开始了，五四运动是启蒙向新质的延伸。现在有些人贬低五四运动，是过于偏颇的；但更普遍的倾向却是低估甚或忽视五四运动前人文主义启蒙的意义，恐怕同样有失偏颇。
甚至应承认，中国的早期启蒙，也有洋务派一份功劳。洋务派虽然远未涉及人文启蒙，但他们毕竟开阔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视野——知道在文明与智识方面天外有天。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洋务派至少让人开始思索一个悖理：为什么一向被我们鄙夷的“蛮夷”，其生产力反而比“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中国先进?这一质疑，就伏下了要求根本变革的动因和动力。
而洋务派把“体”、“用”分开，仅仅在“用”上才是洋务派，在“体”上则是绝对的国粹派。他们极力要保留中式的“人治”政体，而接受西式的生产技术和经济体制，即把资本主义经济架构拼装到封建主义政治架构之下。这一生硬移植所结的怪胎，就是皇家及其官僚卵翼下的封建性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怪胎在本世纪的“第三世界”所在多有，从中国解放前的北洋军阀和四大家族，到国外的马科斯、苏哈托、蒙博托等，都属这类货色。而这种以办洋务起家的官僚资本，常常又兼为买办资本，内倚封建势力，外倚洋人，形成本国的财富垄断者，窒息着民间资本的发展，使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洋务派好梦难圆还有个重要原因，即经济、政治两架构无法熔为一炉。在资本主义那里政治总是服从服务于经济，而在这里经济却必须服从服务于政治。太后老佛爷要把建设海军的费用拿来重建颐和园，洋务派大臣只能在无奈之余俯首听命。至于在这种畸形政治经济组合之下，势必制造出一个搞权钱交易的官僚阶层，导致贪污横行，就更是不合法度而合乎逻辑的了。
十分清楚，旧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阻滞，改革上层建筑势在必行。因此，变法维新派的主张就历史地获得了人心优势。
但维新派又分两支：一支是容闳、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立即实行变法，强烈呼吁“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要及时变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这是些较激进的实干家。另一支则是严复所代表的着重于启蒙，而不忙于立即进入立宪改制操作的渐进派。虽然两者目的一致，却“和而不同”。他们曾相互协调关系，但始终没有进入同一战壕。
当康、梁终于通过光绪把变法付诸实施时，他们也就成了飞黄腾达甚至炙手可热的当权者，一时成了海内外舆论界眼中的叱咤风云人物。及至维新突告废止，康、梁等更成为失势英雄，各方(包括国际上)为之呼号声援的人成千上万。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短短百日维新影响之大之深，几乎无与伦比。正是在同一时期，严复却只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相当于校长)这个文职小官的同时，默默笔耕，埋首翻译和著述。他是清朝向西方派遣的最初几批留学生之一，对西方人文科学和政治经济制度的了解，比不懂外文、没到过西方亲自考察、只通过间接渠道了解西方的康、梁，要深刻全面得多。从一定意义上说，严复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尽管他的学术涉近现实政治；康、梁则是深陷权力旋涡的政坛角逐者，尽管他们也有很可观的学术成就。
严复的所有译著几乎都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如他译介赫胥黎的《天演论》，除科学的意义而外，更深的意义，在于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道理警示国人：在列强环伺危机重重的国际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不自强图存，就会在无情的竞争中遭淘汰。所以《天演论》译本面世后，政治性反响远超过其知识性效益。鲁迅就描写过自己青年时怎样跑很远的路买到《天演论》，一口气看完后又反复细读，深感思想受益非浅的经历。而严复译介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则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怎么回事，在“自由资本主义”下那只“看不见的手”怎样引导人们的行为，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他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原名《论法的精神》)，在于批判封建专制的人治的任意性和不公正，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精神，着重说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协调又互相制约的合理性。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主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地位，是社会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社会而存在，即人与人的关系要建筑在所谓“文明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翻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和《穆勒名学》(即《逻辑体系》)，前者在于介绍西方近代民主自由观，后者在于介绍逻辑思维方法。严复很注重介绍西方逻辑学，除《穆勒名学》外，还翻译了耶芳斯的逻辑学通俗读物《名学浅说》。这是他独具见地之处。因为中国之所以由古代文明大国沦为近代落后国家，除政治经济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三、四百年科学技术乃至理论学术的落后。而这又与中国学术偏重政治伦理而很少讲求思维科学有关。严复显然看到了方法问题在思想学术基本建设上的重要性。
除了翻译一批西学名著，原封地介绍欧洲文艺复兴后期思想界泰斗们的经典理论外，严复还讲学办报，发表文章，普及西学的基本知识，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在康有为著名的公车上书之前，严复就已在《直报》发表了鼓吹变法维新的重要论文《原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要救亡图强，首先要学习西方“经国利民”的经典理论，强调“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为师。”必须实行“以公治众”的政体，把中国建设成“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步骤上，他认为应该首先做好三件事：“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说，他主张在变法实施之前，应该先从这三方面提高人民的素质。而“民智者富强之原”，所以“三者中以愈愚为最急”，即把提高人民知识水平，治疗愚昧放在一切之首。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今天，重温严复一百年前的这些话，不能不说有一定见地。
严复所以坚持这一套观点，恐怕跟他主要在英国留学，受英国的影响较深有关。英国人引为骄傲的，是1688年英国国会以最小流血代价，通过了君主立宪法案。这一限制君权、确立国会无上地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西方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的成功又归因于人民素质，所以严复把“开民智”视为第一。据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曾有过一次辩论，严不同意孙的革命主张，认为中国“当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而孙中山则风趣地回答：“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严复的先启蒙(务虚)、后变革(务实)的总体思路，决定了他后来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始终抱着冷漠消极态度，并一度卷入杨度的保皇复辟组织，最终成为反对革命的政治保守派。他终其一生，只是个英国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宣传者。不过，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几乎百分之百的中国人还未接触过原汁原味的、当时最新的西学经典时，是严复通过“信、达、雅”(这是严对翻译工作的要求，并以此自期自许)的译笔，让渴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部分国人得以破天荒地、真正地一窥西学堂奥，从而理性地悟出西方之所以在近代倏然兴起，而文明悠久又一贯自视甚高的中国之所以在近代面临被瓜分危机的底里原由，并终于使之有了自我批判意识，有了开放意识，有了变革的内动力。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
同时，今天我们对整个变法维新运动的历史评价，也不应仅仅视为一次“改良主义的失败”而已，它也为后来中国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垫石铺路作用。其作用概而言之有三点：拓言路、树新学、破党禁。
所谓拓言路，是指从变法之声高涨的一段时间起，中国先后出现了许多报刊，如《申报》、《时报》、《中外纪闻》、《直报》、《时务报》、《苏报》、《国闻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等。史量才、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秋瑾、蔡元培等都是中国早期报人。通过从未有过的公众媒体，及时传播了国内外大量新信息，扩大了国人的知识和眼界，打破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樊篱，引起了对国是的普遍关心，又为国人提供了发表国是意见的园地。人民空前地争得了一定知情权、发言权，滋生了主人意识。
所谓树新学，是指废止科举和各级官学，仿照西方学校建各级学堂，兼学或主学某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著名的北洋大学(原天津西艺学堂又名中西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原南洋公学)、浙江大学(原求是学院)、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等，都是在上世纪末建立的。同时，更扩大了向欧美日派遣留学生的规模。这为培育一代新人才，从而为维新、革命和各种建设储备了力量，许多革命组织就是在这些学校和留学生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所谓开党禁，是指通过上述的舆论准备和知识准备，很快形成了或严密或松散的许多政党性组织。像维新派的强学会，保国会(后称保皇会)是受到光绪和某些清廷大臣支持的；光复会，日知会，是以反满为主的秘密革命团体；兴中会(即后来的同盟会、国民党)，华兴会(后并入同盟会)，则是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的激进的革命政党。此外，还有大量带政治色彩的文人社团。一时党社之多如雨后春笋，蔚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和大事。从来皇权之下，结党立社是绝对犯禁违法的。党禁的被冲开，是西风东渐的结果，更是维新派特别是大量革命志士拼死奋斗的结果。它标志着封建一元统治已近末日，近现代政党政治破天荒地跳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因此，低估从晚清开始直到“五四”前夕的早期人文主义启蒙的影响，是不实事求是的。
伟大民主主义者 中国革命先行者
不过，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虽然比洋务派那些士大夫思想先进得多，但不论哪一派，都仅只代表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短过程，反映着那一历史片断中一代先锋的相对进步和相对局限，不能不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把他们推向“过去式”的，是本世纪前半叶一批新人物：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这是一批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革命运动中，为一个崭新中国开辟道路的领袖人物。作为历史的传承接力者，后来的这批人向封建主义发起了更猛烈的冲锋，所用的却是全新的思想武器。而事实上直到今天，由于种种内因和外因，以孙中山为先行者的这批人物所开创的事业并未彻底完成。因而完成这一事业的历史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当代人的肩上。正如毛泽东所明确总括的：“现在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
“孙中山事业”是什么?就是建立一个既统一富强、又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简略词语就代表了所有“现在中国人”迄今尚在为之奋斗，并且是今后几代人仍须为之奋斗的理想。
孙中山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比前人更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和路线。他少年时在香港上学，又曾在国外侨居，最初接受的是以美国模式为主的西学熏陶。但孙中山最可贵的品质，一是能不断超越自我，接受新鲜事物，一旦有了新的认知，便能坚决实行，不遗余力，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知行合一”。二是坚决摈弃封建专制主义，提倡民主共和，他在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中就与党内同志及国民相约：建立民国后，“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革命所创造的“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共弃之!”这就是他所坚持的“主权在民”。三是彻底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以身作则。辛亥革命后他从海外归来，中外记者问他带回多少钱资助革命，他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他一生不谋私产，死后留给宋庆龄的唯一遗产就是华侨捐赠给他的一座房子(即今上海香山路中山故居)。这就是他所追求的“天下为公”。
他曾四次环游全球，不断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吸收先进的旁家思想，充实他的革命理论体系。从兴中会时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最初纲领，到主要根据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念所建构起来的旧三民主义纲领，再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增添“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纲领，他跨越了三大步，从而以不断的思想开放，丰富和完善了他的革命纲领。
尤其重要的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前半阶段的革命活动中，更多地是联络海外华侨和内地的民族资本家，甚至利用天地会等反清组织，以及能够争取的清朝遗老和军阀共谋大业。在民族资产阶级还比较软弱的情况下，这种统一战线固然也是可取的，但他却忽视了中国的最大多数——工农群众。是共产党人帮助他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这个至关重要的革命根本问题，这才有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质变，有了国民党的“三大政策”，从而也就有了国共最初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从此孙中山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一个战壕的战友”，坚信列宁所领导的苏联才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这标志着他完成了从单纯的民主主义思想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里程碑式转变。这样，当国民党右派质疑他的三大政策时，他才能斩钉截铁地说出：“如果你们排斥共产党，你们可以退出我们党；否则我退出国民党，参加共产党!”
孙中山不但是坚定的革命实行家，也是最热心的革命宣传家，不懈的民主启蒙者。建立民国前，他历经十次起义失败，但锐气不减，仍在国内外到处演讲，宣传革命。虽然起初“听者藐藐，应者寥寥，”仍从不灰心，认为“风气未开，人心锢塞”，恰恰需要启蒙。他还亲自撰写了《同盟会宣言》、《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三民主义讲话》(通俗本)、《实业计划》、《孙文学说》等大量著作，亲手创办了《民报》和《建设》等报刊。他扶病北上就医途中，仍发表演说，大讲特讲新三民主义。他英年早逝，纯是积劳成疾所致。
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孙中山在坚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偏不倚、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民国诞生后的十多年间，国内军阀林立，孙中山的革命很少得到列强支持，曾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不顾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反对，毅然在国际上“以俄为师”，在国内与共产党合作。不过他坚持实事求是，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与孙中山谈判时，曾劝孙中山与苏俄结成反帝同盟并接受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支持他的条件；孙中山尽管十分需要这种国际支持，也十分景仰俄国，但仍坚持现时中国只能实行新三民主义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只能在与苏俄友好的同时仍争取与美英等国建立正常关系。谈判一度陷于困境。后来苏联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消息传来，使孙中山十分振奋，更坚定了在中国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决心。谈判双方也终于达成一致认识，签署了著名的《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在国民党一大上，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得以确立为国民党正式纲领，并改组了国民党，吸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壮大了革命力量，曾使形势有了跳跃式发展。
今天，历史发展已完全证明了当年孙中山具有何等超凡的远见卓识。他不愧“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革命先行者”的称号。
“民国”政府无民主 五四运动再启蒙
中国宗法文化积淀之深厚，宗法统治经验之丰富，使宗法制的幽灵很难退出历史舞台。它不断变换着形式，附着在代有其人的新躯体上。
中华民国建立后，为顾全大局，孙中山作出妥协，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以一场不流血的逼宫政变结束了清朝帝祚的原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之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先后执掌民国政府大权。同时，又各有一些派系复杂的中、小军阀做着地方土皇帝。中华民国成了由几个大军阀走马灯般换位执政、由一大群中、小军阀割据统治的分裂国家。
军阀们大抵都是一些前清臣僚，而又以清末所建的新军将领居多数。武昌起义时，各地新军将领或反正或独立，一小部分加入革命军，多数拥兵自重，摇身一变而为民国的地方官长，不仅独霸一方，而且时常火并，争夺地盘。这种统一王朝崩溃后裂变为封建割据局面、大王朝变成若干小王朝的情形，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过多次。割据者们往往以宗支、乡土等旧关系结成派系，如民初与南方军阀对立的北洋军阀内部，就又有皖系、直系、奉系等等，往往交互混战，亲仇无常。这是宗法社会尊卑上下的等级再分配时的典型现象，不同的是这一次发生在20世纪，并且是在民国的名义下。
民国时的军阀又有个新特点，即它们本质上是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结合的产物，其背后大抵有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支持，因而又扮演着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如袁世凯就主要是亲日派，为了达到称帝的野心，他竟与日本秘密签订著名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换取对他称帝的国际支持。这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激起全国上下的反对，仅当了83天皇帝，他就在一片讨袁声中倒了台。段祺瑞也是个亲日派，在他担任北京政府总理期间，签订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有权修筑胶济铁路延长线的密约。这当然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纷纷要求必须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以“公理战胜强权”。但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们竟支持日本，仍是“强权战胜公理”。面对如此欺人的列强和如此腐朽的政府，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终于爆发。
北洋军阀们的封建统治之所以脆弱不稳，除了难以得到各地方势力的统一支持(特别是孙中山越来越坚决的反对)之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继清末的启蒙势头之后，民初有了更难以管束压制的大量民间媒体，和难以数清的大小党社。尽管仍是有限的自由和缺少公开公正性的民主，议员中掺有很多官僚政客和遗老遗少，但毕竟因利益不同而声音不同。这就使得军阀政府种种腐败劣行，如袁世凯称帝前所作诸般帷幄内的运筹，曹锟、段祺瑞等的国会贿选，以及“二十一条”之类卖国密约等不少丑闻内幕，不免暴露，而在相当程度上教育、动员和引导了群众，积蓄了社会底层的怒火。本来“人治”政治的一大特点和护符，就是政治的少数人性质和不公开性质，自由舆论恰恰是针对这一性质的有力冲击。特别是，在“五四”前夕的诸多社团中，出现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生救国会，和上海科学社、湖南新民学会这样一些先进的团体；在诸多媒体中，出现了由陈独秀李大钊等所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邵飘萍所创办的《京报》，以及《北京大学月刊》、《国民》杂志等先进报刊，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中，发生了巨大而崭新的思想影响。“五四”前夕，陈独秀不仅提出中国迫切需要“德、赛二先生”，指出民主与科学这样两个治愚救国的根本途径，而且第一次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新启蒙的两项并列内容，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他猛烈抨击中华民国已变成了中华“官”国，施行的是寡头的“官治”的事实，提出了“民治主义”思想，包括“政治的民治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社会主义)。李大钊则以《俄国革命之影响》和《庶民的胜利》等大量文章和演讲，热情介绍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并抨击当时盛行的“开明专制”论和“贤人政治”论：痛斥一切变相散播“专制之余烬”者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应“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这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顽固的专制制度在共产党人手里结束的庄严誓言。(而今天，这就成了他们的伟大遗志!)
挂民国之羊头卖专制之狗肉的军阀执政，是历史的新反复。五四运动则是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的民主启蒙。正是在这场革命运动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精神直接的继承光大者，她历史地承担起了进行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大任。
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转折，标志着振兴中国的新道路的出现。
历史进入新时期 民主还需再建设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基本上确定了中国既不能仿照欧美的资本主义，也不能仿照苏联的社会主义，而要根据国情，走一条特殊的革命振兴之路，即首先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后进入社会主义的分两步走的道路。而这一抉择，是与同孙中山合作的决定同时做出的。以孙中山和第一代共产党人那种十分契合的革命理念，和坚贞的革命友谊，国共合作的前景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整个革命前景，本可以令人生出美好的期盼。但孙中山的逝世，使国共合作的设想骤然落空，中国再一次出现了历史脚步的蹉跎。
蒋介石本质迅即暴露，表明他仍不过是集封建、买办双重特点于一身的军阀。他重又扮演了袁世凯的角色，并同样重蹈了袁世凯的覆辙。袁世凯以下令解散国民党，建御用资政会取代国会，立“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取代辛亥革命后所订立的具有鲜明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逐步实现其窃国梦。蒋介石则是以下令灭共剿共，发动内战，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以拼凑进大量封建伦理内容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和大讲“四维八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篡改孙文学说，不仅背叛新三民主义，尤其背叛了孙中山一以贯之的“主权在民”思想，实现其更狡猾也更血腥的独夫统治。进入新的纪年的中国，再一次由不同人物，以不同表现形式，作着本质相同的旧日政治游戏。东方专制主义再次表现了它何等惊人的根深蒂固!
蒋家王朝被逐出大陆，政权更迭了，是不是等于封建主义在中国根除了呢?对此曾有过不同看法。一种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新中国的建立，就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当然也就意味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结束。而且在一个时期似乎有一种状况：谁再絮絮叨叨地讲什么反封建，谁就似乎有点不知今日何世，有点不识时务乃至别有用心。这很可怕，但很不能说服人。因为积几千年之厚的封建土壤，怎么可能随着一声庄严宣告便无影无踪了呢?深深潜入人们心底的封建意识形态，在小生产仍然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在宗法传统仍然盘踞在这个农业大国的千村万落的条件下，怎么可能就湔洗干净了呢?历史唯物主义者能制造、宣传神话吗?
正是在一个时期内，我们过于期盼早日让“共产主义的曙光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却大大疏忽了对埋根特深的封建意识的警惕和防范，我们才出现了本不应在共产党身上出现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封建主义的绝对权力借“体”(体制)还魂的诸多表现，能不令人回想起来就心悸汗出?!
邓小平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早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批评了“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个人包办”现象。党章规定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加强对党的监督。可惜的是，仍是由于最高领导人实际上的反对，八大的精神行之不远，便遭搁浅。“文革”后，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认为我们应“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尖锐地指出“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他说，过去的革命在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还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邓小平这里所指的“制度上切实的改革”，“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中外历史证明，与封建专制主义作斗争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民主，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不是由什么人代替人民做主。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一个时期中有人不爱听民主二字，或许是由于有人以为，共产党就代表人民，共产党执政了为什么还要求民主?这要么是天真，以为五星红旗升起那一刻，几千年封建主义就已涤荡无遗，民主阳光就已普照大地；要么是认为自己就是民主的化身，我意即民意，不容怀疑和反对。
邓小平的深刻论述，为在新时期是否还有反封建任务，是否还需要警惕和防范封建主义特权的新表现形式，是否需要强调民主改革和建设，作了明确结论。
而积极进行民主启蒙，是有步骤地进行民主建设的必需。中国人民受封建思想熏陶太久，至今仍非常需要民主启蒙。不进行深入的启蒙教育，民主施行起来就容易出偏失序。“文化大革命”那种“大民主”正是对民主的无情践踏。百年来中国的无数民主志士，从严复的“启民智”到孙中山的“唤起民众”，都是着眼于启蒙。我们注意了普法教育，是不是还应同时进行普 及民主权利和民主程序的教育?而普及民主知识，也正是普法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在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具有创造性和创造能力的公民，而不是只具有服从、听话之类“好品质”的顺民。这是关乎民族竞争力的重大问题，而这种民族竞争力，只有在人民充分得到民主自由的环境里才会孕育生发。
西方的民主自由确实暴露出不少弊端(例如由财产、种族、性别关系而造成的实际的权利不平等)，但几百年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今天生产力最发达的恰恰就是西方民主自由国家。我们相信，“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社会主义民主一旦完善之后，也必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发挥“更高更切实”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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