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逼杀潘东周
[ 1999年第12期 蒋介石逼杀潘东周 作者：陈国泳 ]
1934至1935年，在张学良任豫鄂皖“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期间，出了一件当时轰动武昌的泄露军情通红军案，案犯系张学良器重的中校机要秘书潘东周。张学良为蒋介石所迫，最后无奈地将其处决了。潘东周(在机要组的名字为潘文郁)何许人也?在“剿总”里一时无人能说清楚。其实，他是一个被捕自首过，后又重新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一说他是中央特科的成员，直属周恩来领导的。
遭受王明打击报复，落难北平
潘东周，号文郁、问友，笔名冬舟，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同届，与博古关系很好。在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时候，潘东周曾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翻译。回国后，曾是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任中宣部秘书，主编《红旗》。王明上台后，他被派到北平，担任顺直省委宣传部长。潘东周的调动，有人说是由于他与“立三路线”有关。其实，这与王明有很大的关系。
1932年3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当时的组织部长是罗章龙，负责安排从苏联回国学生的工作。王明被分配到上海西区为中央秘密传递报纸。他大有怀才不遇的感觉，时时流露出不满情绪，工作也逐渐消极起来。几个月后，罗章龙把他提升为沪东区宣传干事。但王明还是不满意，于是只好又一次给他调动工作，调他到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当编辑，在潘东周手下工作。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而，久在苏联的王明，不了解中国的白色恐怖是个什么样子，他经常身穿棉袍，围着长围巾，在上海的热闹地方逛来逛去，不久就被租界巡捕盯上了。一天上午，王明被英租界巡捕抓获，他非常害怕和紧张，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学生没事逛街。一个巡捕告诉他，只要弄到一笔钱，就可以从巡捕房内保出来。王明喜出望外，想都没想，立即写了封信让巡捕送给中宣部秘书潘东周，要他见信后给钱营救他出来。这件事完全违反了地下斗争的纪律，潘东周前门接信，后门立即溜走，向中共中央报警。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地址的人迅速转移、搬家，以防中敌圈套，遭到破坏。
巡捕没有得到钱，自然不会放王明出来，还好没有把他引渡到上海国民党当局。此事被共产国际知道了，米夫委托“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瑞士人兼法官牛兰夫妇出面营救，交了很多保释金，总算把王明从巡捕房里领了出来。为此，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被调到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对这件事，他不但不从自己的身上找缺点，反而迁怒于潘东周，认为潘是在和自己过不去，故意小题大做，因此怀恨在心。
王明上台后，以“立三路线”为名打击原中央各部门工作人员，重新分配一些人的工作。因为当时顺直省委遭到大规模破坏，出了大批叛徒，北方的环境十分险恶。王明派潘东周来到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中的北平，无异于置之死地。在一次省委大破坏中，潘东周被捕入狱，自首后获释，并一度十分消沉。
潘东周与张学良以前毫无渊源。他来到张学良身边，是黎天才介绍的。黎天才早年是共产党员，曾长期在李大钊处工作，后被捕自首。黎当时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负责情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派人劝说黎天才为革命做些事情。黎同意了，而后确实不背诺言。潘东周与黎天才交情很好，在黎的支持下，翻译过《资本论》的一部分，还代黎主持过《北方周刊》，宣传抗日。中共北方局特科派吴成方找到潘东周，希望他为党重新工作，他因此再次成为秘密党员，并由黎天才推荐，作了张学良的秘书，主要做情报工作。后来，在张学良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时，潘来到武汉，在“剿总”机要组当秘书。他对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张学良抗日及搜集情报。
受张学良重用，展露才华
潘东周很有才华，受到张学良的相当器重。
潘主编《“匪情”辞通》这件事就是一例。当时，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却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的沉重打击。在损兵折将的沉思中，张学良觉得有必要对共产党何以如此强大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能不能和共产党和平谈判，联共抗日?他责成“剿总”总部的机要组长黎天才，组织人力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些理论、历史、人名、时间、名词、用语等等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按笔画顺序，分部分类地编写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印发各部队，作为分析了解红军情况的工具书。黎天才把任务交给了潘东周。潘每天上班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一面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纸烟，一面用铅笔在便条上起草，大约用一周的时间，编写完毕，送交张学良审阅。张学良十分赞赏潘东周的渊博知识，亲笔写了一篇序言。以后，这本《匪情”辞通》就成了张学良经常携带的书籍之一。
潘东周获得张学良的信任和重用后，利用有利身份，积极为共产党方面争取政治权利。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前，胡适曾领了一批美国法学家参观国民党反省院。一些政治犯用英语揭露监狱的黑暗，请求他们主持正义。胡适等在接受张学良的招待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张学良趁机下令释放政治犯。当时，中共北方局正在设法营救被关在反省院中的中共党员，遂让潘东周找到黎天才。在二人的办理下，韩麟符、刘尊棋等6名共产党员得到顺利出狱。
张学良回国在武昌上任后，即召黎天才、潘东周，命黎天才组织机要处。黎荐潘任中校机要秘书，跟在张学良身边。1934年武汉“剿总”参谋处为加强各“围剿”部队之间的联络，将所属部队的番号、团以上主要领导的姓名、兵力、驻地表印制成册，作为机密文件，照例发给团以上的带兵长官及“剿总”直属的各厅、处、组。潘东周所在的机要组也按规定领到一册，由他负责保管。他由此得以获知豫鄂皖“剿总”全部机要。潘东周及时地另抄一份，通过秘密交通传到苏区，使苏区确切地了解围剿敌人部队的兵力、分布情况，为打破敌人的军事进剿立了一大功。
泄密事败，从容就义
1934年底或1935年初的一天早晨，张学良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火急手启电报，要他将“剿总”秘书潘东周立即逮捕监禁。电文大意是：据驻北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鄂豫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东周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来京。张学良按蒋电旨意从机要组办公室带走了正在工作的潘东周，拘留在武汉徐家棚的官邸里，食宿给予方便，人身也还自由。随后蒋介石又发急电催办此案，张学良感到很难办，“剿总”内部人心惶惶。
一月后，案情逐渐查清。原来，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渐渐进占中央苏区，在江西缴获了部分红军的文件，意外地发现有鄂豫皖“剿总”参谋处印制的所属部队团以上主要领导的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抄写本。这样绝密的军事情报出现在苏区，显然是武汉“剿总”内部的人泄露的。1935年初，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叛变，供出了潘东周提供军事情报的事。潘东周的身份于是暴露。
“剿总”参谋处印制的军队驻地表，是军事机密文件，只发给团以上的带兵主官，机要组按规定也领一册，由潘东周负责保管。因此潘东周窃取军秘里通苏区，是无可置辩的事实。但张学良认为他是个有用的人才，试图尽量保住他。因此张去南京开中央全会时，以“软禁”的方式将潘东周、黎天才带在身边，试探南京方面的反应。张住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的十来天，还让潘东周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蒋介石把潘东周送出的军事情报给了张学良，说：“不相信，还有他们的自己人名杨青林者，可以当面指证他。”并把潘东周案交给张，看他如何处理。张学良则拖了一段时间。武昌行营成立后，潘仍在张公馆住着。潘东周向张学良表示不作声辩，任凭处理。不久，蒋介石又来电报，说明理由，限令立即处潘死刑。接到蒋的电报，张学良并未立即执行，反而电复蒋介石请求宽恕减轻潘的罪行。此举遭到蒋的严厉斥责，一连打来几份电报，责备张学良疏于防范和执法不严，并指定要由参谋长钱大钧监刑。
张学良也知潘东周难以幸免。他考虑，如果送往南京，潘还要受刑，万一熬不住刑讯，势将牵连其他人，更不稳妥。无奈之下，只好按蒋介石的意志在武汉执行死刑。张学良亲自通知潘东周说：“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了。”问他有什么话说。潘听了面不改色，态度从容。他连夜写了3万多字的自述，说明其脱党以后的精神痛苦，并再次取得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的经过。其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等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对累及黎天才表示遗憾，最后要求送他妻儿回原籍谋生。张学良看了这份自述，对潘的经历和临危不惧的态度十分感动，但终究未敢保存，将它销毁了。潘东周伏刑后几天，蒋介石派人前往武汉暗访，证实潘被处决，这才放心。
张学良按潘东周的遗愿，赠了一笔川资，送潘的妻子儿女回湖南。张学良对处决潘东周一事深为惋惜和不安，曾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受的。”潘案发生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中断了。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责任编辑 舒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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