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与“鸡鸣效应”
[ 1999年第12期 “鸡鸣”：与“鸡鸣效应” 作者：魏久明 ]
鸡鸣报晓，夜即将过去，东方显出晨曦，太阳升出地平线，人们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对于“鸡鸣”，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评议，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春秋末期的孟子讲：“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晋国有位爱国将军祖逖，年轻时听到鸡啼起身习武，发愤练就本领，以报效国家，从而留下了激励人们努力奋进的“闻鸡起舞”的成语。唐朝年轻诗人李贺，在《致酒行》诗中写下“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名句；1950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和柳亚子的《浣溪沙》词中，仿李贺诗句写下“一唱雄鸡天下白”，以比喻旧中国百年长夜已经过去，新中国的成立象征着黎明的到来。这说明，历来人们都褒扬“鸡鸣”，把它看成是新事物出现的征候，看成新思想新观念萌发的先兆，看成对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激励，看成新问题显露的预示或告诫。人们更企盼着“鸡鸣效应”，“鸡鸣”后能“起舞”，“鸡鸣”一声“天下白”，新事物破土而出，如雨后春笋一样成长，新的思想萌芽能被社会接受 ， 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顺应历史潮流，支持新生事物，善待“鸡鸣”，重视“鸡鸣效应”，择善而从的成功的范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学说异彩纷呈，成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敢于直言谏诤的唐朝宰相魏征，先写下《谏太宗十思疏》，要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后又写了《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十个方面不能善始善终。唐太宗不讳疾忌医，能兼听广纳，择善从之，这样才有了他执政时的“海内升平”景象，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科学技术在我国多数封建统治者眼中，是“奇技奇器以惑众”，“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北宋搞变法运动，为在科学技术上“鸡鸣不已”的沈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有利条件。他主持研制的“十二气历”(即现在所说的阴历)，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比英国制定类似的“肖伯纳历”，要早八百多年。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指南针，也是经过沈括实验研制而完善的。他发现的指南针的“磁偏角”，比哥伦布远渡大西洋时发现磁偏角早400年。沈括晚年巨著《梦溪笔谈》，被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然而，勿庸讳言，尽管是适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鸡鸣”，不被重视、接纳，甚至遭到遏制、扼杀者，在中外史上也屡见不鲜。楚国大诗人屈原，为强国兴邦，多次向楚王提出举贤任能，彰明法度，主张东联齐国，西抗强秦。楚王不仅不采纳，反而听信谗言，几次将屈原削职流放，最后使屈原满怀悲愤跳江而死。近代谭嗣同等，戊戍变法，推行新政，竟遭慈禧等顽固派杀害。
当然，扼杀报晓的雄鸡是挡不住天亮的。新生的事物必定取代旧的事物，真理必定战胜谬误，这是历史的必然。典型的事例，莫过于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日心说可谓天文学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打破了把地心说作为理论支柱的宗教神学，把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触犯了宗教，天主教把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宣布为禁书。但是，科学毕竟是科学，后来许多科学家经过自己研究实验，证明哥白尼学说是正确的，为他学术的科学性所折服，他们都为坚持真理而不计后果。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继承并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迫在国外流亡15年，最后被天主教教会活活烧死在罗马广场。德国科学家开普勒，论证哥白尼日心说的正确，并动用他高超的数学才能，提出了行星按椭圆轨道运行的看法，创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他也因这一科学发现遭到教会的忌恨和迫害，最后在饥寒中病死。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支持和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被判处8年监禁。这一冤案，直到350年后的1983年，罗马教廷才为伽利略“平反”。
“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新思想、新观念、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了发生、发展并实现其价值的广阔天地。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在除旧布新中前进的。1979年安徽凤阳县农村冒着极大的风险搞生产“大包干”，以后推广、完善，形成农村普遍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开创了我国农村发展的新局面，推动了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我国创造性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卓炯，50年代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他在我国较早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他的观点虽长期不被重视，甚至被诬为“离经叛道”，遭到打击迫害，但他仍然坚持真理，不改初衷。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践，终于证明了卓炯在经济理论探索上的成功。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有一个艰巨的探索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如何对待“鸡鸣”，支持新的思想，新的事物，讲“鸡鸣效应”，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的一些严重的挫折中，都不难找到怎样正确对待“鸡鸣”的问题。假如50年代听了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见，1958年不开展批判马寅初所谓“资产阶级人口观”，就不会出现“错批一个人，误增三个亿(人口)”的问题了；假如1956年不搞反反冒进、经济建设按照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下去，就可能不会出现大跃进所造成的那样严重的损失；假如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听了彭德怀的意见，不出现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使“左”的错误得不到积累和发展，也可能不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等。值得庆幸的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和吸收了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20世纪的中国，从一个衰败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发展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百年间中国人民的历史大跨跃，也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大跃进。谁也不会否认、也不可能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由被压迫到奋起斗争，由解放到建设，由改革到振兴，阶级斗争、新与旧的斗争和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连续不断，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鸡鸣报晓之后，迎来的是崭新的一天。闻鸡起舞，自强不息，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主流；而不愿听鸡鸣，卡住鸡脖子不准鸡鸣，甚至扼杀鸡鸣，总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在即将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不由让我们想起人们很熟悉的毛泽东的那句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鸡鸣”，注意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使一切代表社会前进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得到支持，使“鸡鸣”产生“一唱天下白”的正面效应，推动社会前进。
我建议，《炎黄春秋》开辟一个“鸡鸣录”的专栏，赞誉那些“敢为天下先”而“鸡鸣”不已的人们。(责任编辑 洛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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