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等赞叹的生物学家“陆大傻子”
[ 2000年第1期 令人等赞叹的生物学家“陆大傻子” 作者：叶笃庄 ]
1957年是知识分子遭难的一年。先是《人民日报》4月10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得非常明白：“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首次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特别强调，要党外人士多发表“批评意见”。
但是，有谁知道这是“阳谋”而不是“阴谋”，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乃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其真实目的是，“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除掉”。
到了“文化大革命”，李维汉也在浩劫中落马沦为阶下囚。他经过认真而冷静的反思，于耄耋之年，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回忆与研究》，其中这样谈到1957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这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一位，生物化学家陆钦范同志。
陆钦范何许人也
陆钦范，苏州人，其父是民族资产阶级，苏州振亚丝织厂老板。陆钦范1936年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优等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在美当过产业工人，参与过制酒、合成橡胶以及加速发酵、贮藏和制酒副产品利用等工作。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届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5年12月回国。
回国后，任中农所北平农事试验场研究员，兼土壤肥料研究室主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从回国到解放，正如他自己所说，“搞了一些不切合实际需要的农产品化学利用的研制”。解放以后，他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理化系主任，在他成功制成DDT之后，他又大力支持该系助理研究员陈昌柏，研制生产六六六农药的设备，获得成功。据说，在我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六六六之前，多由美国卜内门公司进口，他们得到我国研制六六六消息后，马上降价；按当时我国的技术和设备的水平，其产品价格要远远超出美国货。但我国农业部不理会这种阴谋，拨出巨款，花了约一百万斤小米的经费，试制六六六，所出产品一下子占领了市场。当时还传说，在抗美援朝中美国实行细菌战时，“六六六”起了极大的杀害带菌昆虫的作用。
六六六制造成功后，陆钦范又着手研制当时最新、最有效的农药一六○五。制造一六○五要比制造六六六的工序复杂，而且毒性也比较大。即使在反右斗争大事批判陆钦范时，他也没有停止他的研制工作，群众到实验室批判他时，他就用棉球塞住耳朵，照常工作。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的1958年，他仍经常夜以继日地从事一六○五的试制。一次意外事故使他的头部被火焰燃烧，头发被烧光，脸部皮肤全部脱落，但他休息几天之后，又上班了。这种敬业精神，就连他的专案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你的工作还是满意的”。
一六○五的研制工作完成之后，把小批量产品送往农村试用，颇受欢迎；其后又把工作中采用的生产雏形介绍给两个农药厂，投入大量生产。这对农业增产和化学工业的农药生产的发展，都起了促进的作用。然而，有谁能料到，就是在他完成了一六○五的研制工作，理应受到褒奖的时候，被无情地踢出农药研制领域，先下放到甘肃，后又发往新疆劳动改造。
三十余年后的1990年，到古稀之年的陆钦范，才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授予的“化工老专家荣誉证书”。
化学家偏爱了人口论
学化学的陆钦范，却一生关注人口论的研究。早在30年代他就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概括他的观点是：人口无限制增长，一定会引起就业难；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资源相对减少。
1957年初，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邵力子、马寅初、陈达、吴景超等，为我国人口猛增(1953年达到6亿)表示忧虑，并为此发表意见。这时陆钦范也来劲了，花了三百余元，印刷一万册名为《人口问题抛砖集》的小册子，准备送给有关部门和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和朋友。他成了在我国第一个提出节育指标的人。他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六亿人口(1953年统计)已是太多，绝对没有必要再增加了。因此，一家应以两个孩子为标准”。
因为当时学生突增，学校不得不实行“二部制”，于是他提出一个口号：“学校二部制；家庭二孩制；若无二孩制；徒然二部制。”他还把这几句话刻了一个图章，打在发出的信封上。如何实现二孩制呢?他提出的方案是：“女方25岁结婚，节育两年，怀孕一年，节育三年，怀孕一年，再节育三年，这时已35岁，或则继续节育，或则由男方施行绝育。”
他曾把《抛砖集》送给马寅初一册，马建议他送给当时正在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三千份，请代表们讨论。第一次陆钦范是坐三轮车去的，卫兵挡驾，连大门都未能进去；第二次，他换上了笔挺西服，雇了一辆出租车，进是进去了，但秘书处拒收。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结合他日常的表现，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陆大傻子”，说他花了三百余元买来一个“大右派”。
陆钦范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第一个“极右分子”揪出来以后，这位“陆大傻子”在全院开他批判大会的头一天，还向五人小组提出，开会时要配备一台录音机，以免说了不算数。那时录音机并不普遍，还是从外面借来的。他真的以为是开辩论会，手提一个玻璃瓶，装满白开水，满脸笑嘻嘻地缓步走入大会场。一进门，就来了一阵“碰头好”，“打倒右派分子陆钦范!”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就是轮流念写好的大批判稿，说陆钦范以“人口问题”为幌子，企图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说他把新社会描写成“一团糟”。诬蔑说，“解放以前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
他在《抛砖集》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其精神迥异，他的原话是：“解放以后，估计人口长了一亿，对国家人民都是一个极重的、极困难的负担。以一个家庭来说，那时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有了四个人的饭，但是成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原话的前提显然是人口增加了，即使“生活改善了”，也会导致人民平均得到的粮食反而减少了。陆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生产也会大踏步增长，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比50年代不知要高出多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要说他的这个论点是为了攻击新社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也确实是断章取义，瞎扣帽子。
在这样的压倒一切的气氛中，当然是不容陆钦范辩解的。整个运动中陆不能开口，耳朵里听到的则是革命群众对陆钦范反共、反社会主义、图谋资本主义复辟的揭发。说他阴谋复辟有三个步骤：“第一步：以造谣手法挑拨党群关系；第二步：制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并且号召群众去找党的领导人争吵，企图掀起“匈牙利事件”；第三步：“要求让地主、资本家夺取政权，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真不知道当年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陆钦范除了农业化学外，还会玩这一套政治把戏；但这个捏造出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终于套在了这位外号“陆大傻子”的头上，他成了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极右分子”。
不能不谈到他妻子
说到陆钦范，不能不谈到他妻子雷念慈。解放后不久，陆钦范的第一个妻子钱丽英就去世了。1953年陆钦范和雷念慈结婚，她比陆小七岁，读书的学校都是名牌，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后于1944年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1948年12月被国民党剿共十六突击队逮捕，三天后释放。
和陆结婚时，她正在钢铁研究院工作，是炼焦研究室的骨干，发展入党的对象。她所以愿意作陆钦范的“续弦”，是爱慕他的学识，人品。按她的话说：“他是一个好人。”她知道他的前妻为他留下了两个孩子，又知道陆钦范是一个热心节制生育的学者，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为了不违背他主张的“两孩制”，她答应婚后不再要孩子。可以想象，有了雷念慈这样的女人作妻子，对陆钦范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他怎能不十分关爱这样一位知心人呢?
但是美满的家庭生活刚过了四年，陆钦范就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1961年陆被“流放”新疆前，中国农科院曾向钢铁研究院通报此事。钢院党委找雷念慈谈话，表示很希望她留下来，因为她在各方面表现都好，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和陆钦范“划清界限”。否则，她就只能同陆钦范一起去新疆了。
几天之后，雷念慈找到党委，斩钉截铁地表示：“我跟陆钦范走，他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在他患难的时候，把他们丢下!”她没有掉眼泪，更没有哀求，毅然决然陪着陆钦范和不是她生的两个孩子走上去新疆之路——一条当时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不归路!这时雷念慈刚40岁，还算年轻，又有专业，而且和陆钦范没有子女的瓜葛。就这样，她做出了影响她一生的决定，这不仅因为有四年间的夫妻之情，更主要的还是有存在她心中的“陆钦范是一个好人”的信念。
1966年，“文革”闹起来了，由于陆钦范是极右分子，首先把她揪出来批斗，在“牛棚”中劳动了三年，后又同丈夫被“流放”到南疆靠近巴基斯坦的一个偏僻荒凉的农场放羊。在新疆，从石河子到喀什草湖和巴楚毛拉，她一直伴随着陆钦范渡过了那艰难困苦的日子。其间，雷念慈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两个孩子。1971年老二陆汝工因事去北京，雷念慈让他去看一位好友，雷请求她设法把两个孩子办出新疆。考虑再三，两个年轻人要想离开新疆，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想法去当兵。但那时当兵的首要条件是“根正苗子红”。一个大右派的儿子怎么能走这条路呢?
雷念慈并未心死，1972年她请假回北京探亲，再次去找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念及往日情谊，诚恳地说，孩子们的事情不好办，设法把雷一个人调回内地还是可以的。平心而论，朋友对她已是尽心尽力了，但雷没有领情。原因很简单，就是她不忍丢弃陆钦范这个“好人”的一家而去。如果她真的这样做，又何必当初呢?
雷念慈回到南疆，陪伴那个在戈壁滩上牧羊的丈夫，直到1976年，全家返回丈夫的老家苏州。这位伟大的妻子、伟大的母亲、有才华的女化学工程师，1978年患脑癌辞世，终年仅57岁。
再谈“陆大傻子”戴罪之后
前已述及，陆钦范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继续研制一六○五杀虫剂，到1960年，研制工作基本完成，陆和妻子雷念慈被分别下放到甘肃武威和山西寿阳劳动一年。1961年6月调往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先在化学教研组，后调到生理生化教研组。这个农学院刚筹建两年，又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只好住在农学院学生宿舍的一间未完工的盥洗室内。后来盥洗室要安装管道，行政科催他们搬到连门窗都没有装好的土坯房去住。幸亏这时陆的妻子调到农研所工作，以她的名义，在所谓“高知楼”分配到一套25平米的房屋。陆钦范在农学院虽然教过两三年书，到了1965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陆钦范被迫退出讲台，到大田去干农活了，什么大田灌溉、装卸车辆、合泥打坯等等，轮到零下20℃的夜班，也照常劳动。
陆钦范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是迟至1975年5月26日才摘掉的。
为人正直的陆钦范虽然希望早早摘掉那顶沉重的帽子，但他笃信真理，决不折腰，不肯说假话，不肯作违心的假检讨。时光到了1975年，又要开会讨论陆钦范的摘帽问题了，雷念慈鉴于丈夫以往坚决不承认提出“人口增加将会导致生产落后”，是向党进攻，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一直难能过关。她急了，赶紧找到一位善写“检讨文章”的“老运动员”，代写了一篇既能让陆钦范同意，又能让上面接受的材料。这位“捉刀手”果然出手不凡，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一射中的，陆钦范终于得到了这样一纸摘帽决定：“原兵团农学院教员陆钦范，在1957年乘我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情节严重，态度恶劣……陆钦范在十多年的思想改造中，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表示永不翻案，在劳动中表现也较好……同意摘掉陆钦范的右派分子帽子……”
雷念慈感谢“捉刀手”鼎力之功，特买了一只老母鸡酬谢。
摘帽后的陆钦范感到自己已“回到了人民队伍”，次年便提出退休，目的很单纯，就是想退休后，把他带到新疆的两个孩子再带回较发达的内地，使他们多受一点教育。在他自己，无论在哪里都已无所谓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8月31日他从新疆巴楚毛拉给“唐山市革委会抗震救灾组”写信，要求参加救灾工作。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的地位。他在信中说：
“我年61岁，……考虑到唐山复建工作极需完成，特此申请参加志愿工作，生活和一切其他费用，完全自理。干上一两年，为唐山的生产事业，添上一砖半瓦，再回家。”接着他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做了介绍：“我对工作种类，有比较充分的适应性，从挖掘土方，装卸搬运，矿井劳动，以至钢铁厂、水泥厂、化学产品厂等都可以干(有一些书本知识或少量实践)……”
请看，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生物化学家竟然把他能干的重体力劳动放在前面，而提到他的专长生物化学时，则吞吞吐吐。要是把高级知识分子都“改造”成这样，就算“改造”好了吗?当时的确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的，难怪我们的科技事业水平比一些先进国家落后几十年呢!
陆钦范在内地求职未果，只好于当年10月返回老家苏州，按理这是符合当时有关政策的，但苏州市公安局硬是不给办理户口手续，说“五类分子不许迁入苏州。”陆拿出“摘帽”证明书，也无济于事。因为“右派”摘了帽子，还是被列入另一顶的“摘帽右派”。
这年10月回到苏州的陆钦范一家困难接踵而来，没有户口，就没有票证，没法买粮、油、煤等等。
1978年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陆钦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之后，他发挥余热，又去江苏农药所工作，翻译资料，教授英语，他都积极去做。同时他还继续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又加上“禁烟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总之，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不悲不愤，无怨无悔。
他的儿子陆汝文于1988年留学德国，翌年发生“六四”风波，德国有关机构对华放宽移民限制，要陆汝文作出或去或留的选择。8月底，陆汝文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陆钦范态度很坚定，断然叫他学成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他对祖国的热爱，即使经历了几十年的磨难，还是始终不渝的。
他的学友夏承壁在苏州和他重逢时，题诗一首相赠：
行年已七十，犹未失童真，
坎坷怅世事，离乱庆余生，
知交多零落，老伴喜同心，
天涯霰旅梦，故乡草木情，
讴歌聊寄意，诗书析理明，
淡泊持素志，繁华若烟云，
乐天复安命，荣辱何是凭，
园林度余岁，人世两无争。
陆钦范于1994年1月6日，走完了他坎坷一生的道路，瘁死于南京。像他这样不说假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在中国再多些就好了，他的“傻气”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陆大傻子”也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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