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与恽逸群的厄运
[ 2000年第1期 《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与恽逸群的厄运 作者：刘小清 ]
1949年5月26日。解放上海的枪炮声尚未停息，一支由范长江、恽逸群率领的新闻大队便来到了汉口路《申报》馆的五层大厦前，他们代表“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前来接管《申报》与《新闻报》。两日后，上海《解放日报》便在这里正式创刊。当时，中共中央特别将原延安党中央机关报报名《解放日报》授予上海这家新创办的华东局与上海市委机关报。报社成立之初，范长江、恽逸群分任正副社长，十个月后，范长江调任新成立的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恽逸群遂接任社长兼总编。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喉舌在上海率先亮相，无疑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孤岛”时期即在上海《华美晨报》、《大美晚报》担任主笔，以后又分别担任《译报》、《导报》总编辑的恽逸群重操旧业，虽然就办报业务而言可谓驾轻就熟，但面对全新的上海环境，他不敢有丝毫懈怠。《解放日报》的问世以及后来的发展，无不融注恽逸群的一腔热血。正当恽逸群倾注极大精力为党的新闻事业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之时，一个偶然的政治事故，改变了他的一生。
1951年，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将其作为远东反社会主义阵营基地的图谋，中苏两国领导人择定9月3日抗战胜利6周年的特殊日子，互致贺电，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和共同反对武装日本的决心。这天，国内各大报纸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毛泽东、斯大林互致对方的贺电全文。惟独《解放日报》只刊载了毛泽东的贺电，而漏登了斯大林的贺电。这一漏登的后果自然是十分严重的，报社立刻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诘问，其中包括中央、新华社以及地方党政领导。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更是怒不可遏，当即责令恽逸群以个人名义在报纸上作检查。一向处变不惊的恽逸群在这样的形势下也感到了很大压力。
事故的原因很快被查清，9月2日晚新华社先发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当时报纸的主要消息均来自新华社的电讯。至当夜12时40分，新华社宣布截稿，报社的值班编辑便以为当夜不会再有重要电讯来，将毛泽东的贺电排在头版头条后便休息了。谁知凌晨3时，新华社又补发了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新华社上海分社收录后发送各报，报社值班人员签收后，没有及时将这一情况报社领导，以为可搁待明日再用。正是这一漫不经心的失误酿成了《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
恽逸群立刻采取紧急补救措施，除在次日报纸上以头版头条补发斯大林贺电外，还以社长名义在报纸上作了公开检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错误”，并向华东局报告事故调查情况同时自请处分。然而，这一切丝毫未能改变由此给恽逸群带来的厄运。面对着无法补救的社会影响以及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恽逸群最终还是被撤销了报社领导职务，降职为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处长。《解放日报》由此易主，窥视这一位置已久又善于邀宠取幸的张春桥取而代之，由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跃而成为华东区第一大报的主宰。这一结果也是恽逸群本人始料不及的。
《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成为改变恽逸群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俗话说祸不单行，就在这次事件不久，随着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恽逸群又一次遭受到了打击。
已经执掌《解放日报》的张春桥，其时并未因已扫除了他长期以来一直视为政治障碍的恽逸群而显得稍有宽容，他一直在伺机将恽逸群置于死地，以发泄他长期在恽逸群部下积郁于心的不快。他了解到恽逸群在《解放日报》任职时有一笔批准借出款项尚未归还，顿感有机可乘，便落井下石地诬恽逸群贪污。张春桥知道单凭他的力量，其时欲将新闻界老资格的恽逸群彻底搞垮很难遂愿，于是便借助时任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力量。恽逸群与饶漱石共事已久，早在抗战刚结束，时任《新华日报》华中版负责人之一的恽逸群抵达山东，担任了由饶漱石任书记的中共华东局的政治秘书，同时兼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第一副社长及《大众日报》副总编，不久又代理华东局宣传部长，从此与饶漱石频繁接触。恽逸群性格耿直，心地坦荡，原则性强，有看法便直抒己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饶漱石心胸狭隘，主观武断，稍有不合拍者即不能相容。在华东局有关会议上，率直的恽逸群在涉及政策性的重大问题上屡次提出与饶漱石观点相左的意见，为此引起饶漱石的不满与嫉恨。由于上述芥蒂，当若干年后别有用心的张春桥诬陷恽逸群时，自然正中饶漱石下怀。饶漱石不问皂白，滥施淫威，成为张春桥棒杀恽逸群的得力后台。恽逸群厄运难逃，一个“贪污”的罪名，再加上蓄意罗织的“包庇地主家庭”等，终致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恽逸群所谓的“贪污”，其实并非那么严重，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上海解放后，发展工业的任务繁重，一位有同情心的读者向《解放日报》捐赠200美元，嘱供新中国发展工业之用。作为《解放日报》负责人的恽逸得知情况后，让主管人员将这笔钱上交市政府。后因市政府有关方面忙于事务而未能及时接收，故这笔钱一直搁在报社会计科。恰巧曾在《大美晚报》与恽逸群共过事而又私交甚密的吴半农办煤矿缺资金，便找恽逸群借款。恽逸群认为与其资金闲置，不如借给他发展煤矿工业。这正是捐赠者的愿望，对国家亦有利，于是便将这笔钱借给了他。以后吴为了发展煤矿，又通过恽逸群从报社借人民币二亿元(折合后来新人民币二万元)。吴后来因经营不善，仅归还报社一半借款，尚欠一亿三千万(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这笔借款，恽逸群未经社委会讨论，是错误的。恽逸群为此亦曾作过检查，但他绝非如饶漱石、张春桥所称“从中牟利”、“意图贪污”。十分熟悉恽逸群的夏衍若干年后曾就这件事说过这样的话：“恽逸群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的为人。他有书生习气，又因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没有人领导的情况下独立作战，独自作出决定，养成了习惯，所以在《解放日报》时不经请示报告，把钱借给别人，这是他的缺点。但这件事还有其他内情，当时党内有宗派主义，因为恽逸群对上海情况熟悉，办报有经验，有些人对他忌妒，就借由头搞他。还有，早在新四军时饶漱石就蓄意整陈毅，解放后饶在上海又竭力排斥陈毅。恽逸群深得陈毅信任，所以也受了影响。”夏衍可谓一语中的，尽管恽逸群被报社同仁一致公认为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但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恽逸群还是未能幸免遭受泼污之辱。以后恽逸群将其原因归纳为“小饶(漱石)施虐，张(春桥)网以待”。由此，不难读出恽逸群苦涩无奈的心境。
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恽逸群并未因此消沉，在时任国务院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关心和信任下，恽逸群于1953年离沪赴京，受聘任新华辞书出版社副主任。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与中国语言文字专家叶圣陶一起组织编纂了新中国第一本《新华字典》。其后，恽逸群又参与主持了记录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清朝的历史地理变迁情况的8册《中国历史地理集》的编纂工作，并校勘、标点《资治通鉴》。“高饶事件”后，因任中组部长的饶漱石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遭清算，恽逸群的政治状况始有好转，部分恢复了党内待遇，同时列席出版总署党组会议。不久，国务院核定其工资级别为行政10级。一连串的迹象预示着恽逸群的命运将逐步好转，于是他将蓄积于胸的冤屈之情释放出来，写成申诉书上呈中组部。
恽逸群在等待，等待着人生春天的来临。然而，事情的发展不仅大出恽逸群预料，连他周围的人也都惊诧莫名。1955年5月的一天，恽逸群突然被捕，随即被关进北京近郊的“秦城监狱”。恽逸群莫名其妙，奋力抗争，不知罪从何来?后来始知，他被牵涉到“新中国第一大冤案”之中，成为“潘汉年集团”的一分子，原因则在于30年代他曾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恽逸群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受命打入日特机关，以新闻工作为掩护，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成为党的秘密战线上的一员骁将。不料，这一特殊的经历却在20多年后成为他“内奸”、“特务”的一段“佐证”。
在阴森的监狱，恽逸群的囚徒生活竟持续了10年之久，其间历经多少非人待遇和精神折磨。1965年底，恽逸群被假释，其后被贬谪到苏北偏僻小城阜宁中学图书馆当保管员。一年后，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恽逸群自然不能幸免。他屡次遭受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难能可贵的是，时已年过六旬的他在逆境面前没有颓伤，没有退缩，没有泯灭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他以其特有的职业敏感透视社会的本质。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怪论层出，忧心如捣……终不甘心也不忍心袖手旁观。”他读了林彪为《毛泽东语录》炮制的《再版前言》后，深感不安。他在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说：“武器(指理论)可以杀敌人，也可以杀朋友，也可以自杀”，直接表示了对《再版前言》的不满。
1973年个人崇拜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而恽逸群却异常清醒地意识到这里面潜伏着的政治危机。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笔写了《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文章尖锐指出：“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成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一方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于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一方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以封住群众的嘴。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事就不难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了”。他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道理：“欺骗一个人总比较容易，欺骗多数人就极困难，长期欺骗一个人，虽困难而有可能，要长期欺骗多数人就绝无可能。”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尖锐揭露了当时“造神运动”的本质，唤起了人们对捣鬼弄术者的警惕。他的直言陈辞，充分说明了他对人民的忠诚和不唯上的胆识。恽逸群对文革中出现的，不论什么内容都要首先引用革命导师的话，然后再入正题的文风深恶痛绝，斥之为“新八股”，并忿然写下了《论新八股》，指出它是对导师名言的割裂，断章取义，危害甚大。这些战斗檄文，随时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他全然不顾。他说：“一个人隐蔽自己的观点是最卑鄙的”。他在给妻子刘寒枫的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尽管被开除党籍，被打成反革命，我始终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工作，只是限于地位，使不上力的时候，无可奈何。”这正是恽逸群忧国忧民高尚品质的最确切体现，也是他能善处逆境，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自律的高尚品质的真实写照。
恽逸群不仅极度关注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且在事业上仍不懈追求。他不苟同1972年《红旗》上发表的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的观点，在翻阅了《汉书》、《晋书》、《隋书》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于1975年写成《中国封建社会是怎样开始的?》一文，在学术上与郭沫若商榷。恽逸群先后还写了《也谈儒家与法家》、《读报偶感》、《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领主阶级》等史论文章。遗憾的是这些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囿于恽逸群当时政治身分而未能发表，直到他去世并且平反后，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汇集《恽逸群文集》公开出版。
恽逸群对中国近代史一直很有研究，特别“偏嗜”民国人物。他看到省、市文史资料有不少错误之处，即致信有关方面，希望能对史料做些注释和翻译工作。同时他亦致信给《历史研究》总编辑黎澍说：“弟几十年积累一些常识，于民国人物的演变，派系的消长，功罪轻重，知之较多，倘有机缘得贡献一得之愚，或不至贻讥于人”，表达了他参加民国史研究的渴望。
1978年5月，恽逸群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诉和安排工作的要求，8月，在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关心下，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安排，恽逸群被调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门从事民国史研究。恽逸群十分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工作权利，他以劫后的羸弱之身，垂老之年夜以继日地徜徉于资料堆里，笔耕不辍。然而就在他争分夺秒希望创造价值于社会时，不料突然病发，于12月在南京溘然长逝。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1965年对恽逸群的错误判决，为恽逸群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2年10月，中纪委批准恢复恽逸群党籍。
(责任编辑 吴 思)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