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良师、好兄长王平将军
[ 2000年第2期 我们的良师、好兄长王平将军 作者：刘杰 李宝光 ]
王平同志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他为人民解放、军队建设和国家振兴作出的光辉贡献，是人们普遍称道的。他襟怀坦诚、正直无私、对同志至诚、谦虚、宽宏、厚道的崇高美德是大家同声钦佩的。王平同志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王平同志在晋察冀三分区共同工作将近五年，以后多年保持着联系。对于他的丰功伟绩和道德风范，我们有深切的体会。在同他相处中，更深深感到王平同志是我们最诚挚最知心的老战友，是我们心目中最敬爱的良师和兄长，是最真诚地关怀和爱护干部的好领导。
1937年9月王平同志到阜平担任“中华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和县长之后，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为了抗战，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还进一步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政策。王平同志积极联系知识分子。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同时团结开明士绅等各阶层抗日力量。在很短时间内，就吸收了许多知识青年，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骨干。农民群众抗日热情高涨，迅速动员起来，踊跃参军，热情支前。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地主富农一般地都能服从党关于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的政策，并且积极捐献。王平同志很重视改造旧政权，他依靠群众，打击少数坏分子的反动势力，很快建立了县、区、村各级抗日的人民自己的政权。广大农民群众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奋起抗战的同时，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也有了改善和提高，因此，更加拥护共产党。王平同志抓紧时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各村党支部成为做好各项抗日工作的基本保证。党支部带领党员、团员和群众，忠诚地、一丝不苟地克服种种困难，担负和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阜平处于晋察冀腹心地区，是三分区开辟工作最早也是基础最好的一个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党中央北方局、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群众团体以及新闻机关、文化团体的领导机构和干部大部分时间是住在阜平县境内。这虽然和地理形势有关，但群众基础也是不可缺少的根本条件。王平同志最初到阜平开辟工作，打下好基础，是功不可没的。
王平同志十分重视发挥当地原地下党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作用。他和刘秀峰同志密切配合，很快和这些人联系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如阜平县的杨耕田、易清源、李铁亚，曲阳县的荀昌武、王延春、张晓东，唐县的臧伯平、贾庭三，定县的杨士杰、李光宇、李济寰，完县的刘元世、王嘉宾、高鹏先等等许多同志，都是开辟工作的功臣和党组织的好领导人。他们土生土长，和当地人民有血肉联系，当地老百姓认识他们，信任他们。他们的号召力极强。他们一说话，群众就响应，而且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传播开，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他们一带头，大家跟着干。他们号召参军，马上就有很多人入伍。有一次我到定县串了几个区、村，见到的区、村干部和一些群众，几乎人人都夸李济寰。王平同志多次指出，充分发挥原来地下党干部、党员的作用是一条很好的经验。
王平同志积极选拔培养新干部。在抗日高潮的形势下，新干部如雨后春笋，迅速涌现和成长。当时红军干部、原地下党老干部、城市来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成为地区、县、区各级党、政和群众团体的骨干，其中新干部数量最多。
为了培养干部，三分区创办了中学，按照边区政府行政区划，叫作晋察冀第四专区中学，简称“四中”(是边区中学的前身)，招收有初小和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加以培训，毕业后分配到各县区、各单位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三分区的干部，有的带着整团、整连的建制和人员，参加解放军，有的过黄河，过长江，奔赴全国各地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建国以后，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有不少曾在三分区工作过的干部。这些干部都对王平政委有很深的感情。
王平同志成功地发展和组织抗日地方武装，同时大力抓好征兵工作。
八路军保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和模范的军队纪律，受到各阶层广大群众的称颂。朱仰兴、张毅忱领导的十大队、十一大队和骑兵营爱护并热情帮助老百姓的种种事迹，像神话一样很快在各村各户传开了。怀着抗战热情和对八路军的高度热爱与信任，各村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军，有的村庄一次参军就有八九十到一百多人。以后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三分区的扩军工作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对于建立地方武装和壮大主力部队都起了很大作用。从1937年秋季开始，各村普遍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后来改称民兵)。青壮年农民每天操练。几辈子没有唱过新歌的老百姓，普遍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自卫队的班、排、连骨干，轮流到县集训，提高政治觉悟，学习军事知识和开展游击战的本领。打下了全民皆兵，武装抗日的基础。从1940年始，专区和县、区都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专门领导和管理民兵工作。王平同志的夫人范景新同志当时是专区妇救会宣传部长兼专区武委会妇女武装部长。有一次宝光把“四·五”天安门广场亲眼所见广大群众纪念周总理的场面告诉他们，因为时间有限，想多听听他们的反应，所以没有多说。宝光回京后，把这次在特殊情况下的谈话告诉我，我俩再一次深深感激这位知心的老战友、老领导对我们政治上的高度信任和感情上的深深慰藉。
1977年以后，王平同志到总后勤部任政委，我当时还未“解放”，他让范景新同志到我家看望我，安慰和鼓励我。1985年我已到七十周岁，当年五月我从河南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这时，王平同志从南方来，特意在郑州下车，专程来看望我，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人生得一知已足矣”，在革命队伍中，好战友很多很多，但王平同志是相知最深最好的知己。
1986年春季我们回到北京定居后，首先去看望王平同志。以后除在中顾委开会和活动时见面外，逢年过节就去他家看看。1996年我和宝光为探亲去美国住了四个月，刚刚回来，就听说王平同志因病住院了。不知为什么，我下意识地预感到他这次住进医院不同于过去，情况要比过去严重，我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神情沮丧，宝光劝我不该如此悲观，两人决定第二天到医院去探视。王平同志见到我们特别兴奋、激动。他立即起床，坐在椅子上，还让我们的座位尽可能离他近些，兴致勃勃地说了好多话。有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过的。如他说1938年之初，见过宝光的二姐李宝屏，他说“你姐姐是个知识分子，她婆婆家是唐县东唐湄村一个姓王的地主家，那时，我们部队领导机关就住在她婆家，你姐姐已经做了区抗日妇救会的工作，住在区里，经常到各村去做宣传动员抗日的工作。她婆家的人不高兴，……”他还问到宝光的三姐李明宇和姐夫李济寰的情况。亲切地说了不少家常事。这次探视，缓解了我们对王平同志病情的忧虑。认为他虽然很难恢复原来的健康状况，但他的生命力还是旺盛的，还可以活好多年。
以后我们再去看他时，情况就不好了。他常常是昏昏沉沉的睡觉。有一次我们决定等他醒来。我们把鲜花放在桌上，守在旁边，注视着他的动静，等了一个多钟头，他还是没有醒。
再以后，范景新同志告诉我们不要去看他了，他还是常常的昏睡，偶然醒来已不认识人，而且按医院的规定只能隔着玻璃看一下。
去年2月8日，我们在外地，突然从电视上得知王平同志逝世的噩耗，内心震撼伤痛，顿时俩人都禁不住泪流满面。2月18日在八宝山和王平同志告别，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我们再也不能见到他那总是和蔼诚挚的面容，再也听不到他那热情关切的声音，再也不能和他亲切地促膝谈心，坦诚地交换所见所闻，畅快地议论所思所感，……“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何况这是人生一世再不能相见的永别!更何况这是人到暮年和良师益友的永别!我们是过了古稀和到了耄耋之年的老人，这把年纪失去了心心相照、无话不谈的良师和益友，其中心绪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
王平同志没有能像战胜武装的敌人一样战胜夺取他生命的病魔，他终于结束了辉煌的人生历程离我们而去了，他用毕生心血创造的丰功伟绩，他的崇高的道德风范，必定会永留人间，与世长存!(责任编辑 元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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