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与个人迷信
[ 2000年第2期 神道设教与个人迷信 作者：官伟勋 ]
神道设教一语，最早见于《易经》中“观”卦的彖辞，原话是：“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当时，佛教还没传进中国，道教也还远没形成，那时人们信奉的所谓神，还不是后来佛教、道教、基督教所说的那种神，而是泛神论。正如《礼记》“祭法”篇中所说的：“山川林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现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林谷丘陵都是神。
有的连这种神也不信，荀子就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吉凶祸福，在人不在天，更不在什么神。
后来，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复杂化、尖锐化，所谓神道设教的思想，在历代统治阶级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变得明确起来，重要起来。而且由盲目信奉，或人云亦云，渐渐变得自觉变得“正规化”起来。神道设教，成了统治者须臾不离的所谓治国安邦最重要的精神武器之一。有的还发展到十分荒唐的程度。
神道设教之初在“佐其为治”
利用鬼神，利用所谓天，以实施统治，驯服百姓，可以说，是自有文字记事以来，就已经是众多统治阶级的政治家们的共识了。只不过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罢了。
《礼记》“祭义”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对所谓神道设教的简明注解：“因物之精，制为之极(确立为原则之意)，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即老百姓)则(必须遵守的原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这就是说，把自然现象中的一些人们不能理解的异常状态，解释为鬼神意志的表现，从而迫使老百姓遵守某些规则。百姓敬畏鬼神了，也就不敢干坏事，反而会多做好事。君主的统治才能有效，天下才能太平。
为什么要用鬼神来辅佐统治呢?《淮南子》“泛论训”说得明白，人间有许多有害的不应做的事，由于太多太多，既不可能一一监督，也不可能件件写到书上，颁布到政府文件法典上。所以就借冥冥中所谓鬼神的监督与惩罚，来恐吓所谓愚者，命他们守规矩勿犯禁。“泛论训”里举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子：“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推)其肘；枕户而卧者，鬼神(踩)其首(令其头痛或头部出毛病)。”《淮南子》的解释是：彘是家养牲畜，比起野兽麋鹿容易获得，用彘做供品，可以避免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裘是用很贵重的狐狸皮做的衣服，用做随葬品，于死人无益，留给活人则可以养生；以刀剑嬉戏，易误伤；枕着门槛睡觉，易受风。这都是一些应该避免的有害的事情。对于老百姓，一般地讲讲这些道理，他们不听，借神、借先人之魂、太祖之灵，以及鬼怪的名义，说若犯忌，就会受到鬼神的惩罚，人们反而肯于接受并“自觉”遵守。这就是所谓“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的意思。
在先秦思想家中，最明确表达以鬼神佐政这一思想的是墨子。墨子在《明鬼》篇中十分鲜明地说：“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罚暴也，则天下岂乱哉?”
不仅墨子，从先秦到明清，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神道设教。管子在《牧民》篇中说的：“守国之度”，“顾民之经”的重要内容就是“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他认为，带头并率领老百姓做到这些，国家就会安定，老百姓就好治理。《淮南子》“道应训”记载姜太公在回答周武王，怎样才能使国泰民安这个问题时，也讲：“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蕃；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把敬畏鬼神也当成理政的重要一环。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说“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对有没有鬼神采取谨慎暧昧态度，但从他倡导和规定的许多敬天祭祖繁琐而又严格的礼仪看，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神道设教的主张者与实践者，只不过比较含蓄罢了。
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先生，他关于西方世界，关于矛盾的普遍存在，关于在矛盾之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矛盾等论述，都是极有创见的。但，即使是这样一位先进人物，也有鲜明的神道设教意识。他在《古微堂集》里说：“鬼神之说有益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他也认为，王法管不了的，“鬼神”管得了。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讲，古希腊、罗马文史中，也屡屡讲到君主们捏造神道驾御老百姓的事。奥古士德大帝就说过：“有神则资利用，所以，既然要想利用，就可以假设其为有。”
神道设教是把双刃剑
魏源们的见解，正好证明十八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吉朋的一个观点：一般老百姓视各教都是真实的；哲学家视各教都是虚妄的；做官搞政治的，视各教都是有用的。柳宗元在《断刑论》里说的：“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愚弄那些敦厚或愚疾之人)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与吉朋的看法相似。
正是为了“愚蚩蚩者”，历代统治者才在礼天祭祖敬鬼拜神方面，身体力行，做得那么认认真真煞有介事，不惜花钱费物下那么大的工夫。就是为了引导“蚩蚩者”就范，老老实实地听他们的话，以便统治。马基耶维里说的：做君主的人，不必信教，但不可不表示出十分诚信的样子。奥妙在此。
老百姓的不满如果发展到对天对神都不信的时候，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那就危险了。像《豆棚闲话》里唱的：“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饿杀。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情绪如此激烈的语言，就跟《汤誓》里说的：“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一样。由于恨国君的暴政(又据说国君就是太阳)，因此老百姓恨不得自己与暴君与太阳一起灭亡!老百姓愤恨到这种程度，离火山爆发也就不远了。所以，聪明的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维持人们对鬼神的信仰。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亦必有一利。神道设教也是如此。统治阶级想利用它来治理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也反过来用它来对付统治者。
陈胜、吴广与黄巾起义时，所捏造与利用的“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就不必说了。在平时，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做臣子的也常用神道来对付和制约当皇帝的。
亚里士多德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一般老百姓如果不信神，害处还不大，根本不把一切典章法律都放在眼里的君主，如果也不信神，就会像放出笼的老虎一样，他是什么什么坏事都敢干的，那危害可就大了!
稍微有些阅历的人，大约都会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很早就创造了所谓的天人感应说，说天上的和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与人间的问题息息相关。比如什么星到了什么位置，比如发生地震、水患、蝗灾等等，都是老天在警告皇帝或大臣的某些行为。这也是神道设教。在某些时候，这神道还真管些用。
汉武帝建元六年，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元光四年，五月，“地震，赦天下。”老天以殿火、地震示警，当皇帝的，怕自己有过错或有冤狱，所以便素服五天与大赦。
历朝历代利用天象或其他灾害，给皇帝提意见，迫使皇帝放弃某些罪恶勾当的，不绝于史。
在当时，是不是人们都信这一套呢?大致可以说，老百姓信的多，不信的少；当官的不信的多，信的少。在一般群众中，像祥林嫂那样的人，还是很多的。她信鬼信神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由于再嫁过，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怕死后下地狱，受两个丈夫争夺，以及可能遭受上刀山、下火海、下油锅之类的酷刑，一天到晚惴惴不安。这正是提倡“三从四德”，“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统治者所愿意看到的。
记得西方国家的一些头面人物在攻击共产党人时说，共产党之所以可恶，不可信，就在于共产党人不信上帝。而一个不相信冥冥中有一个上帝始终在监视着人们的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话里话外，神道设教的味道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国家的人夸耀说，他们，尤其他们做国家领导人的人，都是虔诚信仰上帝的人。例如，美国总统办公桌对面墙上就写着：上帝与我同在。不过，这似乎并没妨碍当总统或当首相的“虔诚信徒”，干他们不愿让其选民知道的某些事。
宋朝皇帝造神树威遗笑千载
为了外骗强敌(辽国)内镇百姓，北宋君臣竟然以神道设教为由，沆瀣一气，诡称神仙伪造天书。这就是宋真宗赵恒名垂千古的大丑闻。
宋真宗景德二年，由于内奸与辽国暗通关节，宋国被迫与辽国签定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宋每年要向辽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真宗觉得丢尽面子，怕自己的统治不稳，“自是常怏怏”。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呢?于是，找王钦若来商量。
王是有名的佞臣，因鼓吹不抵抗主义，劝真宗放弃汴梁逃往江南，曾遭寇准痛斥。他看透了真宗的心思，故意先虚晃一枪，说：“只要陛下发兵收复幽蓟，就可以雪耻。”宋真宗叹了口气说：“我怎么忍心再把老百姓往死路上赶呢?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王钦若早就知道真宗没有本事走富国强兵之路，便趁势抛出他的馊主意，劝真宗干“大功业”。所谓大功业就是上泰山封禅。这在封建帝王时代，是只有最圣明的君主，并得到上天降予“祥瑞”之后，才得以做的事，所以叫大功业。真宗说，这得有天瑞才可以啊!王钦若说，什么天瑞!您以为所谓《河图》、《洛书》都是真的吗?哪有那么回事?神道设教罢了!
宋真宗动心了。但又怕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说，我把皇上的意思告诉他，他不会反对。宋真宗没吭气，实是默许。王钦若跟王旦一说，王旦果然表示恭从君命。宋真宗高兴了，召王旦进宫饮酒。喝完了酒，又赐一坛子酒给王，说，这酒甚好，拿回去与老婆孩子喝吧!王旦回去打开一看，整整一坛子全是珍珠。
于是乎，大宋君臣核心集团的“神道设教”就开锣登台了。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的一天，真宗召集几位大臣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朕刚就寝，忽见一个房间十分明亮，朕很惊奇，过去一看，是一位神人，星冠绛袍。对朕说，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篆道场，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这是天机，不要泄露。朕很紧张，正要回答，神人忽然不见了。后来，朕就照神人说的，在朝元殿建了道场，按规矩礼拜，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也没敢停下来。没多久，皇城司来报，说左承天门屋南角，有一黄帛包袱，挂在鸱吻上，里头好象包着书，缠青缕三周，贴着封条，似乎隐隐约约写着字。朕仔细想了想，该是神人说的天书了。”
接下来，由宋真宗亲自当导演，当主角，上演了一场隆重庄严的闹剧：迎天书，拜天书，读天书，改元——由景德四年改大中祥符元年，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京城祠庙。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大赦，文武官员加恩，赐整个京都饮酒聚餐五天。
这一切重要活动，都请辽国使臣参加，以显示大宋皇帝与神仙的特殊关系，以求达到震慑番邦异国的作用。结果如何呢?不靠群众靠神仙；不靠埋头苦干，靠弄虚作假的北宋王朝，终于发生了历代王朝都没发生过的奇耻大辱：京都被占，太庙被毁，两个皇帝——宋徽宗、宋钦宗全被辽国活捉当了俘虏，凄凄惨惨死在所谓胡地。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春秋时期史说的这句话，真是千古不移的真理!
孔子在子贡问怎样治国时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问，这三条，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孔子说，去兵。又问，又不得已再去哪一条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宋真宗等昏君，恰好反其道而行。既不注意发展生产让老百姓吃饱，又不努力加强国防，更不以诚取信与民。反而串通大臣装神扮鬼愚弄天下，以为靠弄虚作假欺骗百姓就可以树立威望巩固统治，结果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神道设教与个人崇拜
有人以为，神道设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佐政手段，只是古代有，现代没有；落后国家有，发达国家没有。这是误解。事实上，古代有现代也有，落后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他们的一些主要的、拥有广大信徒的宗教，一直在起着神道设教的作用。这对调和他们国家的阶级矛盾，贫富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矛盾，所起的所谓“有益于人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神道设教之所以产生，顾炎武认为在于社会的不公与弊病。他说：“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而不得不诉之于神”。在“阳间”有冤无处诉，就幻想“阴间”有个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阎王爷，幻想到那里去解决。“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焉，以辅王政之穷。今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产生鬼神说的症结，在现实政治。“王政行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陆象山亦有类似观点，他说：人们之所以求神拜佛，就是因为世道是非不分，赏罚不明。“赏罚明则行善者得到好的报答，作恶者得到应得的惩罚，天下都知道这是必然结果，祈祷之事自息矣。”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鬼神之说盛行的根本原因，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阶级压迫残酷，灾害频仍，生产力水平低，文化科学不发达。人们既无逃避人祸之能，更无抗御天灾之力。于是，就很容易接受神神鬼鬼这一套。
值得注意的是，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靠宗教以神道设教来“佐政”，但也往往出现另一弊端，这就是夸大个人作用，神化某些领袖人物，把领袖人物宣传成思想见解永远正确、永远不犯错误、永远是真理化身的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用群众的语言来说——新型的造神运动，是神道设教的延续与变形。这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倒是少见的。
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不在某些个人的好恶，而在于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大都是脱离封建时代较晚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离摆脱封建帝制才三十多年。二千多年根深蒂固的封建遗毒，是产生鬼神迷信的肥沃土壤。封建时代的“蚩蚩者”，几乎普遍相信皇帝是所谓紫微星下凡，是真龙转世，是天之子。因此，我们对现实的领袖人物，尤其对率领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领袖人物，也就很容易照旧习惯旧传统，自觉不自觉把他夸大描绘成神一样的天生领袖；随之也增强了自己对争取事业成功的自信心。不能否认，这种现象，在领袖人物尚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时，是有过积极作用的。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也不能“见其治民之道，而未省其愚民之非也。”(钱钟书语)
愚民之所以非，一在难以持久；二在严重抑制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三在容易助长整个社会不重求实重虚浮的唯心主义风气。总之，从长远效果看，其作用绝对是负面的。
吹捧神化领袖人物的人，有真心诚意的拥戴者，即通常所说具有所谓朴素阶级感情的人；也有居心叵测，企图通过吹捧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人。
对于这后一种人，在旧社会，通常被称为佞臣；在现代，人们对这种人有委婉的称呼，叫做“吹喇叭、抬轿子的”。佞臣也好，吹剌叭、抬轿子的也好，作用是一样的。由于他们的包围与吹捧，会使君主或领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变成敢于藐视一切法律典章，成为——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所欲为的“出柙兕虎”。而且，在一个封建意识比较浓厚而又缺乏民主传统的群体中，对于吹喇叭、抬轿子者的高调吹捧，他人还不好降调。谁要一讲真话，很容易遭到所谓不忠，甚至更严厉的指责。结果，整个大局，就会像疾驶在下坡路上而又刹车失灵的车子一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造神运动，其消极影响不亚于神道设教，甚至危害更重!
人们拥戴的优秀领导人，不是能遍知人之所知，遍能人之所能的人(那样的人是神人，是不存在的)，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之所知，最大限度调动人之所能的人。
人们拥戴的优秀领导人，必是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人。因此，他不仅不怕群众监督，而且是最欢迎群众监督的人，因为惟其如此，才可能使他减少失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可以使他保持晚节，永受爱戴。
小平同志生前，人们没有喊他万岁，没有给他冠以种种伟大的头衔，人们却在游行时向他喊出了“小平您好!”的问候。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句很平常的问候。但对于一位国家领导人来说，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封建时代，能喊“刘彻(汉武帝)您好”吗?能喊“李世民您好”吗?能喊“玄晔或弘历您好”吗?不仅对蒋介石不可能这么喊，即使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对毛泽东，也不会有人这么喊。“小平您好”的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一种十分可贵的现代意识。人们把自己的领袖，看作自己中平等的一员。尽管他是十分杰出的一员，但他仍然是人民中平等的一员，而不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神。这样的称呼，不仅无损于他作为领袖人物的威望，反而更深刻更亲切地体现了人们对他的崇敬与热爱。这再次告诉我们，威信不是靠鼓吹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树立起来的，而是靠体现群众利益的广度深度，实现群众意志与理想的高度决定的。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聪明人不是永远不摔跤子的人，而是不在同一个地方摔第二次跤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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