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大师·革命家黄侃
[ 2000年第3期 学者·大师·革命家黄侃 作者：高文 ]
黄侃，字季刚，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与章太炎先生并称“国学大师”、“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同时，他又是一位早期农民运动的活动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一)
黄侃祖籍湖北蕲春，幼承家学而聪颖过人。七岁时即作诗曰：“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为官清正廉明，有“黄青天”之誉)，可谓语出惊人。
1903年，黄侃15岁时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在校即与同乡田桐、黄安(今红安)董用威(即董必武)、湖南桃源宋教仁等同学议论时政，批评当局，宣传反清、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因此被开除学籍。后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见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其父黄云鹄曾与张之洞相往来)，张赏识其才，乃资助其官费留学日本。不久，黄侃即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6年前后，黄侃曾先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其在《哀贫民》一文中，以家乡农民为例，叙述了劳苦大众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榨下，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状况，对贫苦农民寄以无限同情。文中还明确指出：“富人夺之而我乃贫”，提出要解决贫富不均，必须革命。值得称道的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年方十几的黄侃，能注视农村实际，提出农民问题，鼓吹农民革命，的确是难能可贵的。1907年，他又在《民报》第18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指出他们讲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政治上的堕落，势必给国民道德带来极坏的影响，以致亡国。文中还论及革命党人要在道德行为上同立宪派泾谓分明，否则“德不逮而民无援”，国事将不堪问，这既是对改良派的针砭，也是对革命派的砥砺，同时也正是黄侃的性格、精神和做人标准的自白。
1910年，由于同盟会的活动，国内各地革命力量蓬勃兴起，湖北革命党人函促黄侃回国举事。黄侃回国后，再三分析当时的情势，他吸取了湖南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举事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当务之急是做好宣传发动的准备工作。于是，他深入鄂皖边孝义会中发动群众，并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到农民群众中组织演讲，宣传民族大义和中国危急情状，听众常聚集千余人。他的足迹遍及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广大穷乡僻壤，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成为著名的群众领袖。
1911年初，武汉革命文学团体“文学社”成立，社员都是新军和社会各界的革命中坚，黄侃不但力举其事，而且还亲自审定了会章。同年7月某晚，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笔、黄侃同乡詹大悲设便宴款待黄侃，并与之商谈时政。酒后，黄侃针对当时一些改良派提出的什么“和平改革方案”，愤然提笔为《大江报》撰写时评，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大悲叫绝!次日，此文见报，震撼江城，清廷惶惧，很快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詹大悲及该报副主笔何海鸣逮捕入狱。由于詹大悲在狱中坚持说时评系自己所作，故黄侃得以脱险。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一著名时评，大大激发和鼓舞了革命新军及各地人民群众的士气和义愤，成为后来著名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黄侃为人尤重大节，爱憎分明。1915年，章太炎先生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某宅内，黄侃闻悉后，曾两次晋京探望，后来索性以“研究学问”为名，搬入章太炎被禁处。但未过多久，便被警方逐出。黄侃气愤至极，以绝食表示抗争。其时，他的另一位尊师刘师培，后来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黄侃即起立目，严词拒绝之，并气愤地说：“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黄侃和董必武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好朋友。他尤其推崇董必武的斗争精神，积极支持董必武的革命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解决会议代表的住宿问题，董必武曾找他联系。他便亲自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任校长的夫人黄绍兰，让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等十名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游团”的名义，住宿在博文女子学校。
黄侃一向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二)
黄侃先生作为国学大师，他的严谨治学、刻苦求研精神也是值得后人称道的。他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回忆民国十七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时的情景说：“黄先生讲声韵学的确是很别致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使听者忘倦。”
黄先生主张治学先从继承入手，然后“入室操戈”，走出自己的路来，并须“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即是“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共达数千卷，都是一丝不苟 ，从不稍懈。故他施教则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著书则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而且能独辟蹊径，特别是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蔚成一家言。如把声、韵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不但标志着三百年来古音韵学研究取得的最大成绩和达到的最高阶段，而且从此也为后学指出了一条新路和提供了新的方法，其影响之广及于国内外。
(责任编辑 舒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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