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
[ 2000年第3期 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 李克农》一文质疑 作者：熊向晖 ]
《炎黄春秋》1999年8月号(总第89期)发表了王撰写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编者在文前加上按语说：“李克农是中共特别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本刊为纪念这位深潜魔窟建奇功的一代英豪，特别发表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同志写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尊敬之情。”由于《炎黄春秋》刊载的许多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因此，王的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
笔者曾在李克农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对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两项质疑。
质疑之一
王的文章说：“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过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情报工作很重要、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
这确实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是如何对待的呢?王是这样写的：
“那时中央社会部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突然见李克农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都哑了，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竟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一情报组织遭到破坏，王石坚及许多干部被捕，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他像大病一场。”
在王的笔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始而“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继而“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后，“像大病一场”。根据这些生理现象，王在文章中竟说：“这件事情使我体会到李克农对情报组织和情报干部关心之深，爱护之切。”这样的推断岂不是明显的牵强附会?
为了和王对“这件事情”的描述相对照，现全文抄录《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第751页至752页——1947年10月3日和6日的记载：
10月3日 从合众社一日电得知，陈布雷之女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达前跑脱，致电罗迈、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10月6日 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同日，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正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周恩来，看到合众社的一则电讯以后，就连续发出一系列周到缜密的指示。作为情报部(社会部)副部长并实际上主持部务的李克农，怎么会像王写的那样只是“痛苦和焦虑”而无所作为呢?怎么会连周恩来10月6日“望告”的电报也不答复呢”，这使读者对李克农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
李克农当时采取的措施，事关机密，可能王不得而知。但事隔五十多年，王已当过副部长，撰写文章介绍李克农，文中又特别强调“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的“重大事件”，对自己仍不了解的事，总该查查档案，问问知情的人吧。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即主管秘密情报(包括“王石坚系统” )指导工作的罗青长，至今健在，记忆清楚，又是王的老上级，为什么不向他请教呢?
1996年12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开诚著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该书第四十五章中写了1947年9、10月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大事件”，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时，李克农率领中情部机关人员住在晋西北临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知道这一严重事件后，十分痛苦和焦虑，一连十几天，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哑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像大病一场。”(第441页)
王的记述在内容和措词上与上文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增加了“突然见”、“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以及“后来我才知道”等表示亲见亲闻的字句。但是，开诚在这一段之后，在同一页上，还写了以下的话：
“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李克农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进行检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吸取教训。”
只有简短的几句话，提供的资料并不多，远不足以说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从中也可略见李克农在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及时采取了措施。而王却连这几句简短的话也不提。介绍李克农光辉业绩的文章，因何出现这样大的漏洞呢?这是笔者提出的质疑之一。
质疑之二
199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本报讯”，正题是《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十五周年》，副题是《本报五版刊登熊向晖同志文章〈周总理的魅力〉》。“本报讯”中称：“本报五版特刊载熊向晖同志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摘录：《周总理的魅力》。原文题为《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本报《海外版》自1月7日起全文连载”。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以下简称《地下》)记述了1937年冬，笔者遵照周恩来的布置，到国民党胡宗南部工作，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同笔者联系的中央社会部驻西安人员几经变动，1941年后长期由王石坚联系。1947年胡宗南资送十几名部属赴美国留学，其中包括笔者及王石坚联系的另两名我党地下工作者陈忠经和申健。1949年5月笔者回到北京，先见罗青长。《地下》一文中有一段记述：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不久，周恩来接见罗青长和笔者，谈到王石坚被捕事。《地下》一文的有关记述是：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当时周恩来考虑，把被囚禁的军统重要分子一、二人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
王的文章说：全国解放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一一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按照“中组部领导同志指示”，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定为叛徒”(定为叛徒的四个人中并无王石坚)。
《地下》一文发表后，几位不相识的读者写信给笔者，希望了解王石坚尔后的情况。对此，笔者并无所知。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全文转载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该刊编者在《熊向晖一文有关人物简介(二)》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199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将笔者的几篇文章汇集成书，书名《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在该书《地下》一文里，笔者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注释，第41条注释是：“据台湾报刊1991年材料，王石坚‘随同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笔者认为，“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已可说明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政治面目。《炎黄春秋》发表的王的文章写道：王石坚“被捕叛变投敌，去台湾担任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亚情研究所少将所长，死心塌地，忠心事敌，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笔者阅后甚为惊讶。李克农于1962年逝世，他生前已“报告中央”把王石坚“定为叛徒”，而笔者在1995年出书时对王石坚的注释中却未提这一点，尽管笔者事先毫不知情，但难免被认为是原则性政治性的错误。为此笔者特意询问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长期是李克农主要助手的罗青长，他郑重地告诉笔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农报告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原调查部长期主管机要档案的同志从未见过李克农向中央写的关于定王石坚为叛徒的报告，也从未见过中央关于此事的批件。
更使笔者惊讶的是，王的文章还写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王未说“个别领导”是谁，但笔者于1973年10月至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也有王所说的“个别领导”之嫌。
笔者在此着重指出，以下两点，从未听王讲过：
第一点：所谓王石坚“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
第二点：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两点都是政治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鉴于王已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将他炮制的这两点公之于世，笔者有权利、有责任公开向王提出质疑：有何根据?是何居心?
情报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大机密性，一般人视之为神秘。“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同志写的文章”，题目又是“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发表在著名的《炎黄春秋》上，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笔者对王的这篇文章提出两项质疑，一项是为了维护李克农的声誉，二项是为王文中所谓的“个别领导”辩诬。同时借此向可能被王误导的读者作些澄清。这是符合《炎黄春秋》“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今古大事”的办刊宗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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