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论胡适
[ 2000年第3期 平心论胡适 作者： 吴江 ]
关注胡适的起因
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胡适。记得读小学时，家父赠我《胡适文存》第一集(共四册)，这是一件意外事。我出身农家，家父一辈子当乡村小学教员，却家无一册藏书。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胡适的书，其意思大概是希望我学写胡适那样的白话文吧。那时我读不懂胡适的文章。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文存》时，完全不明所以。等到小学毕业进入中学，不知怎么一来，独醉心于文艺，读鲁迅、高尔基的小说， 后来自发地搞起农民运动，完全把胡适撇在脑后了。以后革命数十年，都不曾留意“思想”这一门学问。待到50年代批判胡适，胡适这一名字才又重新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但我当时正忙于实际工作，无暇顾及这项规模宏大的批判运动，只零碎地读些报纸上的文章。这场批判给我的印象是，胡适竟然“一身都是毒”。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家乡人为我送来了抗战前我留在家里的几部书，其中除了我颇为珍视的鲁迅所编的那部《海上述林》(瞿秋白译文集)和瞿秋白所编的《鲁迅杂文选集》等书以外，居然还有久已遗忘的那四册《胡适文存》。但当时我也并未因此引起阅读胡适的念头，只是对胡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完全如批判所说的那样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兴趣，但这点淡淡的好像是局外人一样的关注不久就又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了。
最近几年，思想界突然兴起了评论历史人物的风气，特别涉及到过去各类文化人，胡适当然是重点人物之一。有些评论家的言论甚至有些情绪化，好象说：“是马是骡子，不妨重新拉出来遛一遛”。这种情绪也未可厚非。评论现实中的人和历史上的人有时确不相同，尤其对于像胡适这样多方面的复杂人物。《读书》杂志1995年第9期载有郁之(想是化名)谈胡适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有一段话说：“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做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郁之同志这段话我看是说得对的。虽然过去的政治纠葛也有一个是非问题要弄清，例如50年代的那场激烈的政治性的批判，现在来看是明显地过分了的。
这一回，我是以各种评论意见为线索去读胡适的，显然是晚了一点，而且仍然谈不上认真研究，堆在胡适身上历来被人谈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这里我只想就胡适作为学术界思想界人物他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右翼代表人物在政坛上所扮演的角色及酿成的悲剧(这两个问题最影响胡适的历史定位，前者人们谈得较多但估价不一，后者人们尚未全面涉及)，试着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白话文运动与实验主义思维术
胡适(1891－1962)，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尤其在二三十年代)，桃李满天下。这应是判定胡适的历史定位的主要依据。而胡适对于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首创文学革命，成功地推行了白话文运动。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文化水平乃至解放国民思想都有重大的意义。
大家知道，秦推行“书同文”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条件。但秦以后中国的文字仍数经流变，主要是由古散文逐渐衍化为骈俪文与“四六体”，这种文体以工巧雕琢见长，但是远离现实，远离人民群众，只为少数上层文士所欣赏，至此中国的文体遂衰。唐韩愈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号称古文体，这也是一种革命。以后自宋至清五百余年，盛行这种古文体，即以古文为散文正宗。然此古文体仍不适于说理记事，又遭明代“八股”浩劫，遂逐渐成为死文字。胡适从青年时代起便受宋人谈哲理的语录体及元以后的民间白话戏曲、白话本、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的影响，认为这才是适应时代的“活文字”。他认为文学的生命只能用适应时代的活的文字形式即活语言来表达思想和情感，各国皆然(如但丁之创新意大利文，马丁·路德之革新德意志文)。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和朋友间的争论，胡适在1917年的第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首次提出以白话作文作诗，废除古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此议首先得到陈独秀、钱玄同等的支持，在此之前，胡适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孤独的文学实验”。他在他的《自传》(吴按：我读的《胡适自传》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内包括《四十自述》与《口述自传》两部分，后者时间在1958年，由其弟子唐德刚先生翻译整理)中这样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按：即胡适在文中提出的八项改良主张)还有点怀疑(《新青年2卷2号》)。其时国内好学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说：说理记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文耳(见《新青年》2卷4期)。但陈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他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我写上面这段话，为的是使今日的读者认识当年胡适对于中国文学革命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实要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退之，亦不逊于西方近代在文字语言改革方面有功于文艺复兴的但丁和马丁·路德等人。尤其难得的是，胡适在以白话作文作诗方面身体力行，他的明白流畅的白话散文的中国气派至今仍值得我们欣赏，至少比今天有些生硬艰涩的译文式的文字(我自己的文字也在内)要好读得多。胡适还特别提到，毛泽东是共产党人中间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虽然，今天对于用白话作诗尚有争议，因为自从提倡白话文以来，除少数人写出较好的白话诗外，许多白话新诗(而且采用的是欧化形式)不受人欢迎。连毛泽东除在公开场合表示白话新诗是“方向”外，私下里却说：现在的白话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读”。可见，白话新诗和旧体韵诗的关系究竟如何，还值得重新探讨。
下面我要特别谈谈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亦称实用主义)。1955年批判胡适时，实验主义是主要批判目标，批判者异口同声地把实验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是百害之源。今天看来，这个问题也需要重新认识，至少有加以分析的必要。
究竟什么是实验主义，我们还要以胡适自己的解释为准。胡适在《杜威论思想》一文中扼要介绍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如何思想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胡适看重方法论。按照胡适的说法，实验主义就是一种“科学方法”，首先，是一种创造能够应付环境的思想、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的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我们今天有重新介绍的必要。为此，这里将不厌其烦地抄录《胡适自传》中有关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部分(杜威自己把这种实验主义称为“思维术”)：
胡适说：杜威认为的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找出并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的)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把这一思维术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50年代的批判者认为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货色。但是胡适在其《自传》的另一处又有如下一个说法：“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要证明一个理论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上牵涉到各种情况；然后在实验中观察这一特殊理论是否能解决某一问题的初步困难，从而进一步找出一个原来所要寻找的解决方案。”(按：这里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在1978年讨论实践标准问题时，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在最后改定这篇文章时根据列宁的一句话定下这个题目的，但胡适居然早在1958年口述他的自传时就已用了这一句话。是胡适当时的原话如此，还是唐德刚先生整理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呢?这就要问一问唐先生了。当然即使是同样的话语，其包含的内容也会不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胡适在《自传》中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提出“文学改良刍议”，至少一半也是应用实验主义方法的结果。他当时说，他的以白话文为活文学的这一理论(也是假设)，便是已经在小说、故事、元曲、民歌等文学领域里，得到实际证明了；只是能否用白话作诗，还需等待实际证明。所以他努力作白话诗，并把他的白话诗集题名为《尝试集》，借以证明他的尝试主义。
翻译整理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在他的加注中曾这样评论胡适：胡适先生最服膺程颐所说的两句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话。胡适推崇朱熹是对古代典籍深具批判能力的人，对古籍研究不拘泥于传统，每每使用新方法，另创新论。他认定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所以唐先生说：胡适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
唐先生的话究竟何所指，是指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骨子里等同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宋理学，还是指在使用新方法上、批判能力上两者有共通之处呢?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楚，也只有等待唐先生来说明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讨论。如果不把实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或从其政治主张方面来深究，单从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则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它也是颇有影响力的西方近代社会学方法之一。胡适能运用这种方法发动一场波澜壮阔的白话文运动，并写出半部《中国白话史》和半部《中国哲学史》，并用以整理其他“国故”，做出开创性的成绩，就是说明这种方法用于做学问具有一定的功效，未可轻视，更不宜一概否定。后来别的中国哲学家运用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也是胡适开的头。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胡适运用实验主义方法，不是生吞活剥，而是像他自己所说，与“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相结合。胡适是在中国考据学、考证学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实验主义方法来治学的人。他认为：在清乾嘉时代达到高峰的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考证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所以深有“考据癖”的胡适，他做学问更着重于“小心求证”这一点上，并获得不少成绩，而他在政治方面的“大胆假设”的方案则往往陷于失败(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胡适1919年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并自称这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这是由他实验主义的改良主义政治立场决定的，自然是错的。50年代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错。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公平地指出，胡适并不反对一切学理或主义，相反，胡适从他实验主义方法论立场出发，认为“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出特殊假设的可能后果。……‘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尤其在《四论问题与主义》这篇争论文章中，胡适着重指出：“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我们须先知道那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较，然后可以下判断。……输入学说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病。”胡适这些话的本意是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他所说的一切学理(或“主义”)都只是一种假设，这也是实验主义者漠视客观规律的一种偏见。但从上面他所说的那些话也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实验主义方法论显然包含着一种反对“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的精神在内。胡适是从反对者的立场第一个提出在宣传和实行“主义”时必须警惕教条主义的人。今天看来，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在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时，对反对者这方面的意见也应当表现出一点尊重，因为历史事实证明，教条主义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
对于胡适所推崇和运用的实验主义思维术，我只能谈这样一点粗浅的看法。
胡适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右翼领袖在政坛上扮演的角色及酿成的悲剧
胡适是一个珍视思想甚于世俗声誉的人。1957年，中国共产党方面曾托人(据说是曹聚仁先生)捎话给胡适，欢迎胡适归国，说50年代初的批判只是批判胡适的思想而不是对胡适其人(大意)。据说胡适对此甚为反感，在其日记(1957年3月16日)中竟称曹聚仁为“妄人”)，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又说：“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说起那场批判时(胡适当时正在美国过潦倒生活)，胡适也只淡淡地说：批判“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什么是胡适的思想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实验主义之外，从根本上说，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属于右翼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有人一般地称胡适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理由见后)。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究意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常被人误解，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通常将自由主义解释成一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言论和行为，即作为一个贬词加以反对。其实，这不是自由主义的本义。自由主义就是关于自由的学说，正如民主主义就是关于民主的学说，平等主义就是关于平等的学说一样。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都是十八、十九世纪人民反对封建等级势力的压迫、束缚，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政治民主、社会平等的斗争的产物。自由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崇尚自由、推广自由的大运动。其中，争取个人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大目标。不同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会遭遇不同的命运，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走向分化，在思想上、政治上形成左翼和右翼。这个问题我想另写专文论述，这里不谈。
近现代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里，在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除少数人之外，大众均处于无自由缺温饱的被奴役状态。所以，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要获得自由，获得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最主要的是要推动和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运动，争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特别经过1919年的“五四”大运动，并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中国已开始出现一批自由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战士，有的是国内生长的，有的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言人。青年胡适也是这批战士成员之一，并且以提倡白话文运动而名震于世。但也就从“五四”运动开始，胡适这位自由主义战士就逐渐走上了歧途，逐渐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右翼领袖，与真正的自由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战士分了手。其故何在呢?
这里首先要说明，胡适在其后来也并未背叛开初的新文化运动。他在1958年的《口述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中，仍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当时的新思潮热情赞扬，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特别肯定新思潮采取“批判的态度”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尼采语)，继续主张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当时他的同事周作人先生认为光主张用语体文来产生新文学是不够的，新的文学必须有新的文学内容，这“内容”就叫做“人的文学”。胡适很重视这一点。这说明胡适仍可算得上是一个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他终于向右转了，主要原因在于他错认了中国的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任务。他认为中国在二千年前就不是封建社会，他也不敢正视列强的侵略和新旧军阀的残暴统治。他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要打倒的只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胡适的这些主张当时就遭到许多人的严正批评(包括梁漱溟在内，梁当时致书胡适，指出他否认列强侵略和不以军阀为仇敌，正是其症结所在)，但胡适并不醒悟。按照他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立场，他坚守“一点一滴地改良”的政治理念，反对以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和平的无抵抗论者。他说，当时“日本由攻击德国在山东的领土以加入世界大战时，向世界宣布说，这些领土‘终将归还中国’。我在留美华人中是唯一相信这个宣言的人，并以文字辩驳说，日本于其所言，说不定是意在必行的。……及至1915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对华二十一条件，留美学生人人都赞成立即与日本开战。我写了一封公开的信给《中国留学生月报》，劝告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且屡被斥为卖国贼。”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五四”群众运动来临、强烈提出“打倒列强，反对军阀”的时候，胡适直认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幸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按：现在也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叫做“以抗战压启蒙”)，“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消弱了。”(见《口述自传》)
胡适就是这样和“五四”运动的政治和政治目标(反帝反封建)分了手，并像他自己所说的从此把中国共产主义者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反对派。
在完成了政治上的这种转变之后，接着胡适又从思想上为自己的自由主义定了位。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因环境和时机的不同而有两个不同的主题：一个是先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争得国家的独立自由，以及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这里所谓社会解放首先是完成民主主义改革)，其中当然也要争个人的自由权利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把个人应获得的自由权利暂时约束在首先为国家民族争独立自由的范围之内；另一个是，任何时候都是个人自由第一，先争个人的自由，然后争国家的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来的”(胡适语)。后者便是胡适的自由主义观。这两者的差别具有原则性，虽然两者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自的弊病，例如，前者容易产生过分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乃至禁止个人思想自由即实施所谓“舆论一律”和“思想大一统”的弊病，但是后者所产生的弊病的危害性则更大、更为严重，因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它不仅争不到个人的自由，反而会必然造成延长反动统治和牺牲掉国家民族争得独立自由的机会的可能性。
这样，胡适就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完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及民主主义运动)右翼方面的代表人物了。
我们试看胡适为争自由所走过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证明胡适试图在国民党反动极权统治及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条件下，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包括改良国民党的政府)争取自由和建设一个“自由中国”，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他的反共产主义立场以及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斗争，不管他采取什么样好听的说辞，实际上都是站在国民党方面，帮国民党的忙。因此其最终的结果不是真正推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前进，而恰恰是将这个运动引入了歧途。
办《新青年》的最初几年，胡适曾提出“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他要的是一个“纯文化运动”，因此他怪“五四”运动是以“政治”干扰了新文化运动。但是在“五四”之后，胡适却通过办刊物大谈起政治并干起政治来了。他在上海的一帮朋友(高梦旦、王云五等)曾劝他“专心著作是上策，办刊议政是下策”，无结果。胡适表示：“梁任公吃亏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义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他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在国内至少争取到言论的自由即个人议政的权利、批评政府的权利，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但是大家知道，胡适虽然珍惜自己的独立地位，但他最终还是身不由己地由议政走向参政，进入了国民党的官场，虽然其官场地位并不算显要。
下面我们可以将胡适在20年代后谈政治和干政治的行动择要介绍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胡适最初在陈独秀主编(陈被捕后由胡主编)的《每周评论》杂志上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阐述他的“一点一滴地改良”的政治理念，说“政治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到了1922年由他自己主办《努力周报》的时候，他就大谈起政治来了，并提出“好人政治”、“好政府主义”的政治方案。当“好政府主义”的幻想破灭后，又以《新月》为阵地，将其谈政治的新努力推进到人权和宪政的制度层面上。胡适在《新月》杂志(1929年9月10出版的那一期上)曾率直地指出：“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按：这时国民党也公开批判胡适，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一书)。到了《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更以其独立的地位和无忌的言论，纵论政局，点评国是，批评政府。但这时胡适已把自己定位为政府的“诤臣诤友”了。
(二)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确曾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谓“人才内阁”，独裁者蒋介石为装饰门面，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从这时起，胡适已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但胡适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仍保留其独立的形象。此时国民党有意拉胡适出任政府部长级职务，包括行政院长的职务，胡适均推辞，最后于抗战期间(1937－1942)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自称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其任务是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并促成美国对日作战。第二次机会就是1948年的所谓“行宪国大”。在此之前，1945年胡适曾致书毛泽东，重弹他的改良主义老调，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此时国民党正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但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连援助国民党的美国也大感失望。于是蒋介石想出一个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把戏。主要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是搞民主的，蒋一度设想由胡适出任总统，自任握实权的行政院长，并遣王世杰探询胡适意见，希望胡适能够出山。其时胡适正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对此意外事件的态度是：又惊又喜，欲拒还迎。当时参与其事的前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兼记者的陆铿在其《回忆与忏悔录》中说：“胡适指出，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不负责具体行政事务，行政院长即内阁总理掌握行政权。……如果蒋先生决意不当总统，行政院长当然要他担任了。”陆铿又说：“最后谈到对共产党的态度，我问他，你当了总统以后，是否重开和谈？想不到他的反共态度比蒋似乎还坚决，用英文说：‘绝不’。”陆还说，胡适遵蒋命填写了自己的小传送了上去，作竞选总统用。胡适是个城府极深的人，这时也有些忘形，他甚至还对他的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故作姿态的骗局，为此胡适情绪消沉。1949年4月胡适赴美，在美国整整潦倒了九年，其间曾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及馆长，并继续研究《水经注》。直到1958年4月才回到台北，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
(三)在居美的九年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胡适在总结国民党遭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写了一封长达四千余字的信致蒋介石。这封信直到1997年才由台湾《联合报》公布。胡适在这封信中除分析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成功之处并劝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胡适特别向蒋介石推荐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着重分析和批评国民党自身失败的原因，特别指出“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时“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最后他要求蒋介石辞职。胡适在信中对国民党提出一条重要建议，原文如下：“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并随即指出这种改革的第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关于胡适要蒋介石辞职的理由，胡适在1956年为蒋介石七十大寿的贺信中有更具体的说明。他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他劝蒋介石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这是胡适善意地向蒋介石推荐一种较开明的政治哲学，也是胡适婉转表达他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的不满；同时，这或多或少也表示胡适仍坚持他的西方一般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回台以后的行动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胡适这种言论当然触怒了台湾当局。台湾曾由蒋经国主持半公开的批判胡适，指出主张言论自由是一种“毒素思想”，更指出要总裁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是“荒谬绝伦的言论”，甚至还指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但胡适毕竟是胡适，蒋介石对于胡适的信半是赞赏，半是冷淡。台湾当局于是又在1957年底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遂于1958年4月返回台北。
胡适从1958年回台直到1962年逝世，这一段时间内是受冷落的。国民党已失国，败退台湾一省呈割据之势。此时胡适的利用价值对国民党来说自然已经不大了，所以这时胡适受冷落并不奇怪。更使胡适感到无奈的是，他自信赤胆忠心为国民党，而国民党竟认他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因此受到了两面攻击。尤其胡适回台北后遭遇了一场“雷震案”，胡适直接卷入其中。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底，台湾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们创办了一份《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为雷震，发行人为胡适。胡适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民主和极权的冲突》一文，文中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虽然该刊的创刊宗旨说明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实际上许多批判文章是针对台湾的政治环境和国民党而发的，主要负责人雷震带头发表了一系列用辞激烈的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文章。1956年胡适趁为蒋介石祝寿的机会劝蒋介石要“无智、无能、无为”的文章也发表在《自由中国》上。为此，雷震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不久，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交军法审判。时在美国的胡适为此事向舆论界大声疾呼，抗议此事，无效；胡适回台后再向蒋介石直陈此案不当，仍无效。雷震被判处徒刑十年。此事对胡适刺激甚大，以致心脏病复发，迄未痊愈。1961年病中的胡适送诗(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给狱中的雷震，祝他65岁生日。延至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一次讲话中终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胡适数十年的自由主义声音，至此终于绝响了。
台湾有一位著名的“狂才”、历史学家李敖先生，他是胡适晚年的忘年交。胡适曾告诉梁实秋，说“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梁实秋将此话转告李敖，李敖说：“我相信这是真的。”就是这位李敖先生在他写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除指出“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这一点外，还对胡适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神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运动的时代，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的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这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谈胡适，也只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专家学者们予以分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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