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涵夫妇携手共沉浮

2000-03-15 作者: 康胜利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0年第3期 彦涵夫妇携手共沉浮 作者:康胜利 ]

在中国当代美术史特别是木刻艺术史上,有一个人们很熟悉的名字就是彦涵。这位享誉海内外、年逾耄耋的人民画家,正和其心心相印60载的战友、夫人白炎一起,携手共度安乐的晚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位来自延安的“老八路”,面对战争死亡之险、政治迫害之难、罹患重病之灾,两人始终相爱、相知、相守。不管命运把他们抛到哪里,在两张饱经磨难的脸上,始终流露着被亲情浸润过的泰然神情。他们的坎坷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

太行山区 战友喜结良缘

1939年,正是敌后抗日最艰苦的时期。在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临时驻地——山西潞城县北村,鲁艺木刻团团员彦涵与住在隔壁窑洞的中共北方局女资料员白炎相识了。在那战火连天的年月,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纯洁的爱情火花,彼此坦诚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时年23岁的彦涵原名刘宝森,生于江苏省东海县富安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被迫屡屡辍学,后来在舅舅的资助下,考进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预科班,先后师从方干民和潘天寿先生,学习素描和国画。他潜心攻读,画技日进。1937年“七七事变”后,彦涵放弃学业,动身奔赴延安,进了“鲁艺”的美术系。当时延安物资匮乏,油画所需的油彩画布,国画所需的笔墨纸砚很难寻觅,故鲁艺美术系专业课以木刻为主。他刻的第一幅作品是《马克思头像》。1938年11月7日,鲁艺学员彦涵、罗工柳一起举行了入党宣誓。不久,他参加了鲁艺木刻团,同罗工柳等一行四人由陕北进入晋南敌后太行山根据地。彦涵等四人刚到,便立即挥起刻刀,创作抗日作品,第一次把历史不长的中国木刻带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彦涵创作的取代门神的新年画,不仅农家和八路军总部争相张贴,彭德怀副总指挥还专门给木刻团写信鼓励并索要了一套。此后,彦涵又在窑洞昏黄的油灯下操刀刻制连环画《李大成》。此时他认识了白炎。

当年18岁的白炎,秀气白皙,身材娇小,比起人高马大的彦涵来,一个是雄鹰、一个就是百灵。白炎的原籍在陕西省绥德县,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这个大家闺秀,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在本县读完小学,又到榆林上女子师范,读到第四个年头上,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她受进步教师的影响,不顾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和家里的劝阻,毅然到了延安。她先在陕北公学院学习,后又进了“抗大”并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组织上派她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白炎一行在路途中,曾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押起来。她和另一位女同志不顾生命危险,拂晓越墙逃脱,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信。经交涉,营救了其他同志,终于一起抵达了晋东南。

彦涵没想到,面前这个娇小、清纯的姑娘,竟有如此胆量。白炎也没有想到,这个身材魁梧、裹着瘦小军装、还剃着大光头的军人,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经过倾心交谈,他们彼此深深了解了对方,两根爱情的心弦各自在自己的心底拨动,他们终于相爱了。艰苦的战争环境,工作随时可能调动。没多久,白炎被调到太行剧团当文化教员,彦涵则奉调到八路军前总艺校教务科,两人相隔遥远,彼此十分思念。分别一年之后,彦涵无法抑制自己的思念之情,直率的他,脑子一热就去找艺校领导,要求把白炎也调来艺校工作。杨尚昆同志的夫人、前总艺校校长李伯钊和太行剧团团长赵子岳知晓内情后,热心成全此事。1940年,春风吹绿了太行山,在李伯钊校长的主持下,满面春风的彦涵和白炎举行了没有筵席的婚礼。

抗日烽火 共同出生入死

小俩口结婚后,彦涵先是奉命筹建一个木刻工场,刻制一批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肖像。接着,艺校要筹建图书室,选派彦涵到国统区重庆去买书。这时,白炎已经怀孕,整天呕吐,但他们仍然决定舍弃个人的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彦涵随一支干部大队出发时,白炎送到村口,挥泪握别。

回到太行不久,他和白炎的儿子就出生了。这一时期,正值“百团大战”浴血奋战,彦涵的木刻作品纷纷问世。《奇袭阳明堡机场》、《纷纷建立根据地》、《攻克井陉煤矿》等二十多幅木刻汇成一册,名为《八路军华北抗战》,罗瑞卿为之题写了书名并作序。

1942年2月,彦涵被借调到一二九师政治部《战友报》刻插图。当年5月,日寇对我进行了“铁壁合围”。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师部趁黑夜越过黎涉公路,冲出了包围圈。

突围后,彦涵奉命回前总艺校。回到艺校驻地一看,爱妻白炎正在等待他的归来。

1941年,太行的崇山峻岭无处不是血火交织的抗日沙场,斗争越来越残酷。要在工作和战斗中抚养孩子是十分困难的。彦涵夫妇不得不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寄养在河北省武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中。

之后,彦涵、白炎又到晋西北一二零师所在地筹办艺校。1943年,中央命令艺校撤回延安。回到延安后的数年中,彦涵创作了《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草》、《来了亲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等大量作品,在各根据地流传。在奋力创作的同时,夫妇二人对留在敌后的儿子的思念,与日俱增。

抗战胜利时,在一二九师旅长陈锡联和他的夫人栗格及师政治部副主任黄镇的帮助下,彦涵、白炎终于找回了留在敌后的儿子。

1945年冬,延安鲁艺负责人江丰点名要彦涵参加由他任政委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彦涵全家来到张家口,此时该团已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改名为文艺学院。不久,彦涵只身来到白洋淀,创作了惩罚汉奸的《难逃法网》等作品。

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彦涵任河北省获鹿县大河村工作组组长。根据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他创作了《审问》、《豆选》、《向封建堡垒进军》等木刻作品。

1949年,平津战役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彦涵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佩戴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徽章,坐着美式大汽车兴高彩烈地进了北平城。

错划右派 夫妇相随相依

进入解放后的北平,彦涵夫妇开始了新的生活。彦涵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白炎则在华北大学美术系当助理员。1950年彦涵担任了中央美院教授,并从1953年开始,在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江丰的支持下,筹建美院版画系。当时,胡乔木把江丰、彦涵找去对他们说:“中国新兴木刻是有革命传统的,要传下去,不能到你们这儿就断了根。”他要彦涵负责把版画系搞起来,美院领导又决定,彦涵出任版画系主任。

在这期间,彦涵主动要求去抗美援朝前线,创作了《刚刚摘下的苹果》等一批作品。他还参加了新中国组织的第一个赴苏联艺术展览会代表团,并在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内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彭德怀将军在抗日最前线》,心情无比激动。

正当彦涵创作热情高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突然降临。1957年初夏开展“整风”,彦涵因正为军事博物馆画《八路军东渡黄河》,未参加运动。后来,上级召开会议鼓励大家鸣放。彦涵在会上为江丰遭受政治打击一事鸣不平。他哪里知道,江丰问题是中央领导定的性,他也跟着江丰被揪了出来。在中国文联党组讨论为彦涵定性时,由于意见分歧,四次争论都没有定下来。到第五轮讨论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出马主持,并最后决定,古元与彦涵只能留一个划一个。于是,按指标必划的一顶“右派分子”帽子便戴到了彦涵头上。彦涵倔强耿直,直到后来的“开除党籍”、“降级降薪”一系列厄运接踵而至时,他硬是不签字不服软。时任美术出版社编辑的白炎,看到彦涵气得不吃饭,光抽烟,只有情真意切地宽慰丈夫,多少个夜晚,夫妻相对无眠。

1958年3月,美协党支部一位负责人找到正在“改造思想”扫厕所的彦涵。说要把他下放到“北大荒”,彦涵表示不去。那人说,艾青、丁玲等右派都去啦,你为什么不去?彦涵却笑呵呵地回敬说:“情况不一样嘛。”白炎劝他不要硬顶蛮抗,她怕丈夫如此抗下去会罪加一等。最后,上面要把彦涵下放到河北怀来县。白炎想到丈夫身体、心情都不好,家庭不能散。她决定和丈夫一起走,不管此去生也罢,死也罢,只想维护住一个相濡以沫的爱巢。

1959年仲春,彦涵的胃溃疡日渐严重,无日不吐,形销骨立,白炎日夜为之忧心如焚。统购统销的国营商店里没有鸡蛋,赶上当地几个农民在卖蛋,她就为丈夫买了几斤滋补一下身体,不料却惹了祸。有好事者汇报上去,训斥跟着就劈头盖脑落到白炎头上。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整得白炎有口难辩,泪往心里流。彦涵闻知,心疼妻子,又爱莫能助,只是一个劲地劝慰,他看着那给妻子带来“政治错误”的鸡蛋,如何还能下咽?不久,贫病交加的彦涵终于倒下了,胃穿孔导致昏迷不醒、气若游丝,经医生全力抢救,将胃切除五分之四才保住了性命。中国文联党组见彦涵身体状况衰弱不堪,便批准他回美协做些抄抄写写工作,全家也因此返京。

1959年秋冬时节,报纸头版头条刊登重大新闻,释放一批战犯并给一些右派“摘帽”,彦涵的名字与末代皇帝的名字同列一版。“摘帽”使彦涵、白炎长舒了一口气。但彦涵还是“摘帽右派”,属于“控制使用”一类,不能走出“另册”。倒是一些老同志不顾忌这个,排除来自上面的重重阻挠,让彦涵重新拿起刻刀。在一段时间里,萧三同志请他为《革命烈士诗抄》创作烈士肖像插图,他一鼓作气刻了吉鸿昌、叶挺、何叔衡等六幅;他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曹靖华、巴金、闻捷、鲁迅等多人的作品创作插图,还为军事博物馆创作了超大型木刻版画《百万雄师过大江》。彦涵不分昼夜地挥刀,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东山再起,二是要挣稿费减轻妻子的负担,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工资被降了一半,生活太拮据了。1962年,彦涵调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工作了半年,又随着院校调整回到中央美院任教。他一边教学,一边埋头创作了大量版画作品。

“文革”浩劫 双双再遭磨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降临了。彦涵再次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造反派斗彦涵,还逼迫在校学生、彦涵的儿子彦冰来斗父亲。彦冰事后对父亲说:“爸爸,您别往心里去啊!”彦涵苦笑着说:“儿子,没事,演戏嘛!”彦涵和李苦禅关在一屋,俩人相互“望风”,看守来了就“刻苦学毛选”,看守走了,就在里面练把式。关了一年零九个月,196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上面来人宣布彦涵等“牛鬼蛇神”每周可回家一次。李可染家人来接了,吴作人家人来接了……彦涵却不见自己的家人来接。心里一急,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脑海,莫非……?彦涵一出“牛棚”,工宣队的人就告诉他,白炎已被专政机关抓了。原来,白炎所在的外文出版社让白炎负责编辑一本反映大地主刘文采残酷剥削农民的泥塑画册,叫《收租院》。在收集资料并给泥塑拍照时,她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丈夫被关押“牛棚”而分心出错。可是,越怕出错便偏偏出错。画册发行前发现文字部分有误:受到地主剥削的应是100多户,不知怎么搞的少了一个“O”。白炎发现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她及时作了更正,多次作自我批评,还向社里写了书面检查。但是造反派上挂下联,无限上纲,还是把她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投进了北京半步桥监狱。

这迎头一棒,把彦涵打懵了。他步履蹒跚地回到家中。家被抄过了,眼前一片狼藉。他想起妻子年轻时投奔革命、同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几十年,死也不相信她会是“现行反革命”,他不敢再想,扭头踉踉跄跄进了一家酒馆,不顾自己仅残留五分之一的胃,平生头一次酗起酒来。

妻子在押停发工资,彦涵每月只发16元,父子俩如何糊口?只有变卖家中的东西,不久能卖的都卖光了,在面临断粮的关头,上面决定彦涵携子下“五七干校”,去干掏茅坑、起猪圈之类又脏又臭的活儿。

1972年,乍暖还寒之际,干校负责人通知彦涵回京,说是去画画。同时回来的还有一批画家。原来“文革”中,接待外宾的饭店、宾馆等场所,都挂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外宾误以为语录是针对他们的,因而很反感。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内外有别”,“布置要体现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根据这些指示,决定调回一批画家,画一批国画,悬挂在涉外场所。彦涵等人满怀兴奋的心情,苦干数月,圆满完成了创作任务,周总理看过后给予了表扬。

可是,事隔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一天,来了一批人把他们创作的画全部收走了,而且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内部展览”,展览会的“前言”中把这批画定性为“黑画”,还组织这批画家前去参观,接受批判。在批判中,那些“造反派”无中生有,上纲上线,肆意歪曲。他们责问:

黄永玉画的《猫头鹰》为何睁只眼闭只眼?分明是对“文革”怀有“刻骨仇恨”!黄胄画的《任重道远》,那峰骆驼为何画得那么瘦?简直是“诬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许麟如画三个柿子一棵白菜,胆敢标榜“三世清白”!李苦禅的《荷花》为何正好8朵,还是残荷,难道不是“攻击八个样板戏”吗?彦涵的《大榕树》,把根画得那么粗壮,盘根错节,不是隐喻反动势力“根深蒂固”、永远不倒么?

这出批黑画的闹剧,迅速由京城泛滥到全国。电视、电台、报刊齐声鼓噪,北京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愤怒声讨“文艺黑线回潮”,中央美院有八人被纳入“黑画家”名册,版画系就占了两位:彦涵和黄永玉。在美院接受批判后,被分配到京北一个农场伙房去烧火。

改革开放 二老焕发青春

“文革”灰飞烟灭,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党中央着手纠正“文革”中和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彦涵、白炎怀着老战士的正直之心,申诉这二十多年的奇冤。1978年,彦涵在文化部第一个递上了申诉书,要求对1957年被划为“右派”问题进行复查。在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的支持下,中组部和文化部党组专门对他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至此,彦涵蒙受了21年的右派冤屈得到彻底昭雪,举家热烈祝贺。连向来滴酒不沾的白炎也举起了怀。

噩梦醒来,旭日东升。彦涵的名字及其作品开始屡屡出现在报刊上,各种职务和荣誉也纷至沓来。在第四届全国文联扩大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美协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并担任了美协书记处书记;1982年任中国版画协会副主席。其实,就在蒙受屈辱的21年中,彦涵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刻刀和画笔,前后创作了作品达三百余幅。平反后的90年代,光国内举办他的个人画展达15次之多。多年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或率团或个人,彦涵还出访了亚、欧、美洲一些国家,并应邀在法国等地举行个人画展。妻子白炎担任外文出版社党委书记,不管工作多忙多累,还是一如既往,照顾彦涵的身体,支持他的创作。自80年代末起,白炎开始为丈夫撰写传记。当时她曾说:“《中国当代画家丛书·彦涵传》是我和他生活半个世纪所得到的印象和感受而写成的。”这表达了一个妻子对丈夫最朴实、纯洁的爱。

数十年来,彦涵已创作了两千多幅版画和数百幅国画,除我国外,世界上有美、英、法、德、日、俄等国的三十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收藏了他的作品。前些年,连云港市政府拨款建立了“彦涵美术馆”,彦涵、白炎捐赠了300幅版画、油画。此外,他们还把70幅作品无偿损赠给炎黄艺术馆。

1999年暮春时节,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互搀扶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久久凝视着碑上《胜利渡长江》浮雕,多少感喟涌上心头——这块浮雕的画稿是1953年由彦涵亲手设计的。46年过去了,参与这座丰碑设计的画家同仁所剩无几,他所刻画的那一代战士大都已离世而去。至今在彦涵的笔记本上,还保留着当年和他并肩战斗、光荣牺牲的32个烈士名单。正因为这样,他和妻子才更深知人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着。

(责任编辑 林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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