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前进
[ 2000年第3期 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就难前进 作者：欧远方 ]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改革(变法)，有的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次改革，无不经历曲折，斗争总是尖锐的，因为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旧体制中受益的人，常是反对改革的。改革中的倡导者，常遭到政治迫害，或杀头、或坐牢、或流放。但改革的成功，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50年，其中“左”的路线政策推行达二十多年，至“文革”而登峰造极，置国家于崩溃之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有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叶剑英等一批老革命家反思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订中兴之策，乃有改革开放之举，再造共和，二十年于兹，业绩卓著。然而，在改革开放中，同样由于触及利益之得失、转换、消长，因而产生许多磨擦、撞击、曲折，甚至弯路，这是符合规律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
世界充满矛盾。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就充满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中更充满矛盾。矛盾不可怕，就怕回避矛盾，不敢认真处理矛盾。我们亟需继承发扬邓、胡、陈、叶诸先行者之远见卓识、雄伟魅力，务求揭露矛盾，剖析矛盾，寻求解决之法。
从“新的经济增长点”谈起
大家都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两年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我从中国情况出发，忆及二十年前改革从农村首先兴起，从而推动全面改革，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发展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而在当前，当改革已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之际，改革既有新的成就，又有新的矛盾。就农村而言，自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步步改善。到1985年以后，农村新矛盾越来越多，主要矛盾表现在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对农业投入远不能满足发展农业的需要，对农业的服务体系未能加强(有的还削弱了)，在农民中引起不满，关心农村的领导干部和政府界人士也为之担忧，且不断呼吁，虽采取若干措施，但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市方面国营企业改革措施不断出台，但仍然步履维艰。
解决这些矛盾不是没有办法的，若干年来许多人都在研究改革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突破口，以求得新矛盾的解决。实际上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虽不只一端，而培育农村大市场则为重中之重。对培育大市场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为增加农业投入，二为减轻农民负担，三为健全服务体系，四为给农产品保护价格。这四条，目的都在于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购买力。八亿农村人口(除农民外，还有工商学各界)购买力的提高，将为工业品找到广阔市场，商业也会活起来。农村活了，城市也活了，这岂不是又一轮工农互助、城乡互助的良性循环吗?
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与此同时及以后，类似观点的文章、讲话屡见于报端。海外企业家也已看到，他们对中国农村这块广阔大市场早已垂涎三尺。
然而两年过去了，为“三农”(农村、农民、农业)呼吁者虽多，但实际效果却不明显。即以农民负担一项来说，叫了十几年，国务院出面压下了一批，但农民负担仍未根本减轻，且有的地方有加大之势。从许多农村调查材料和从报刊上登载的资料来看，现在农民负担名目之繁，之怪，之重，皆超出农民的负担能力。上边下来的“达标”负担层层加码，某县农民负担县级下达任务每亩206元，乡里250元，村里300元。农民说村里的负担在300元至500元之间。农民卖粮时，粮站代扣各种费用，把钱都扣得差不多了。只有饭吃而没有钱花，很多人被迫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现在不仅谷贱伤农，猪贱也伤农，近一年来，猪价暴跌，猪仔也大掉价。皖南山区黟县某些农民小猪卖不出去，又养不起，干脆把小猪仔放到山上变成野猪，自寻生路去了。这两年，粮价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大，谷贱已经伤农，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所养的猪，也大幅度掉价，真是雪上加霜，农民收入不能增加，购买力如何提高?
农民负担如此之重不外三个原因：
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为创造政绩，下达各种建设指标，但却不给经费，基层政权为了“达标”，只有向农民摊派，否则对上级不好交待。二是来自某些基层干部，手中有权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利用这个权为个人谋利益，现在某些地方小恶霸厉害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打死农民，安徽1999年即有两三起。至于因强迫交费逼死人命的也非个别。三是脱产干部队伍无限地扩张。淮北某村，经中央某单位调查列出详细表格，脱产半脱产干部、人员达46人之多。《半月谈》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同心县，人口仅33万，但吃‘皇粮’者为数11万人，超编人员达2800人，这支超编大军中，有大批拿着俸禄不上朝的‘挂职干部’，轮流上班的‘轮岗干部’，9岁、10岁的娃娃干部，甚至个别转干者居然是劳改释放人员。”这种情况，绝非个别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农民如何负担得起?!基层组织和农民关系如何不紧张?!干部大多是先农民而富，许多乡镇干部在县城有住房，生活在城内，坐小汽车到农村上班。这种以城市生活方式领导农村工作的工作作风，能了解民情吗?能密切联系群众吗?能关心群众疾苦吗?能为人民服务吗?
通过对上述种种情况及其产生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培育农村大市场，光从经济角度去改革是没有效果的，必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经济改革才能深入有效，已得到的经济改革成果才能保得住。
再看城市企业改革
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一篇又一篇的理论探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试验，结果是有一批企业搞得很好，但多数未见效果，或效果不大。
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提出了大胆的突破，如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搞特区，引进资金、技术，最后决定推行股份制。就是说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方法，能用的基本都用上了。尤其以实行股份制代替国家(政府)所有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个大突破。然而事情并不如想象那样简单，某些领导人把这个改革看得太容易，未认真对待。有一些干部，有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他们口头上说和中央保持一致，但行动上则是另一回事。中央说应当党政分开，他偏要党政合一。中央要他政企分开，他偏要政企合一，甚至把党、政职务当作奖品，奖给那些厂长、经理。中央要推行股份制，他们表示积极拥护，积极响应，其实他们并未认真学习，了解其精神，甚至也不懂什么叫做股份制，什么股权啦，董事会如何产生啦，董事会的性质啦，经理如何产生啦，都不甚了了。有不少地方一哄而起，宣布股份化实现了，实质上哪里是什么股份制，换汤不换药而已。淮北工人概括得很形象：“出票子，换牌子，还是那几个×孩子。”因为这种所谓股份制，并未按股份制的规范进行工作，关键性的董事会并不是股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原来把企业搞垮的领导人仍稳坐领导岗位，不过换个职务名称罢了。结果呢?企业经营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股份公司，究竟占多大比例，谁能说得清楚?每一次这样的假改革，都给企业添乱，亏损没有解决，却给蛀虫们增加一次发财的机会，“富了和尚穷了庙”，国家资产在大量流失!
请看1999年6月14日《安徽日报》发表记者潘峰的一则报道：“1997年前后，池州地区对地直企业进行了大面积改制，25户地直骨干企业中，有22户实施了公司制改造，改制面达88％。然而该地区近期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改制后的企业运行状况并不理想，部分企业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从总体上看，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债务负担沉重 ，1998年底入户骨干企业资产总额为98605万元，负债总额为80786万元，资产负债率达819％，有7户已严重资不抵债；二是经营全面萎缩，1998年25户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3304万元，比上年下降144％；三是经济效益低下，1998年这25户企业累计实现税利1509万元，比上年下降13％，奖金利税率仅为153％。25户骨干企业11户盈利，14户亏损，盈亏相抵后，净亏738万元。今年头5个月，企业总体运行状况仍走下坡路。”报道分析了原因：“池州的决策者们对此进行了冷静的反思，从形式上看，改制存在着‘一刀切’现象(当时要求必须达到70％以上)。”在改革实施中，采取了‘刮风式’的方法，一些企业不是‘我要改’，而是被动应付。”
像股份制这样复杂的改革，居然沿袭了老毛病“一刀切”，“刮风式”。以这种态度和方法对待改革，怎能产生效果?这样的“改革”还带来了副作用，人们会怀疑股份制是不是灵丹妙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三十年才实行的股份制，并在经营中发挥了良好作用?为什么我们有本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魔术般地实现了“股份化”?这不是股份制本身不优越，而是一本好经被歪嘴和尚念糟了。人们把推行股份制看得太简单。股份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止一处提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高级经济活动，是经营方式和经营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利于资金的高度集中，加速资金的流通，在缓和劳资关系方面也有其作用。说它是经营管理的民主化也可以。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如列宁所说走向“垂死”，且增加了活力，二十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有更大的发展，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与股份制之实施均有密切关系。党的十五大决定在国营大企业实行股份制，在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无疑是一种重大的举措，但落实很难啊!
对于这项复杂的改革，应精心指导，努力学习，以掌握其精神。首先，首长负责，亲自“试点”，取得经验，然后以点带面，逐步推开，分批分期完成，期以一年、两年、三年，按股份制规范加以改造，这是我们共产党长期在实践中创造的有效方法。而计不出此，摇身一变，像点石成金一样，宣布股份制改革一举成功，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个中原因，不在“工作作风不深入”、“官僚主义”——这些成份固然有，根本的问题在于某些掌权干部，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权力过份集中”的痼疾不从根本上改革，推行股份制肯定是搞不好的。
如本文开头所说，任何改革都涉及权力的再分配，真正的股份制也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大改革，掌权者抓住权力不放(核心是人权、财权)，这种情况不改，要想把股份制建立好，无异缘木求鱼。可见，经济改革不管有多少妙策，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证，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
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最先提出的，那时，农村改革完成之后，中央又提出“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革，可惜未能落实，错过了许多时机。以农村来说，假如农村改革实行之后，紧接着就趁热打铁推行村民自治、“还政于民”，让农村人民当家作主，改革的成果还易于巩固，农民也就有权抵制任何不合理负担。中国封建主义影响太深，农民民主意识薄弱，没有这方面的启蒙和制度的保证，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还是个别或少数领导人说了算。许多基层干部十几年来比一般农民受益多多，是既得利益者。现在来搞民主选举，阻力不知大了多少倍。邓小平在1986年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邓选三卷76页)“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发展，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邓选三卷177页)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落后，已越来越暴露改革中的矛盾。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如鸟之双翼，有双翼才能起飞，这也就是当年为什么提出要“全面改革”的原因。邓小平在1980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政治体制弊端主要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然而后来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以至于经济改革成功的同时，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因不受制约和有效监督而产生严重腐败现象——腐败风蔓延之广、之快，也是始料不及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十五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报告，且单列一节，提出了建立制约机制、监督机制、舆论监督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决策，有识之士不断在探讨，如何使十五大的决定得到落实，中国的制约机制究竟是个什么模式?它的形式是什么?方法是什么?
所谓制约机制也就是制衡，其精髓在于把过份集中的权力加以分权，且互相制约。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制约的机构之设置，其所起的作用大小，要看皇帝开明程度如何，不但是人治，而且实质上仍是封建专制。资本主义兴起，欧美实行了彻底的民主革命，提倡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在政治体制上则实行权力制衡，方法是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互相独立，互相制约，这就是以法治代替封建时代的人治。二三百年以来，三权分立制度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它对巩固政权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已证明行之有效。各国政治体制采取的形式虽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形式，为什么不能借鉴这种形式，创造自己的形式，以适应中国国情呢?但这种权力制约机制的方法、形式，也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独专，而是人类几千年来政治管理经验的积累，并成为人类政治、文化的共同财富，正如“市场经济”、“股份制”不存在姓资姓社一样，它也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它们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同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要搞好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要搞好社会主义，从政治上说，权力制衡也是不可逾越的。中央已提出“依法治国”，经全国人大通过，写入宪法，单列一条。实现依法治国，必需有一种以权力制约为基本内容的方式来体现，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如邓小平所一针见血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
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进行，互相促进，中央提出“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并单独提出“舆论监督”，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权的作用，核心是便于互相制约，实行有效监督。至于舆论监督，则是另一种有效的监督，二者可以互为表里，构成监督体系。制约机制的监督产生于权力机构之间，而舆论监督则属于群众性的监督，这种监督具有相当大的威力。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政治制衡机制的同时，广泛推行“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二者对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运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监督方法也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同样可推行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也把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进去。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就是靠发挥这些政治优势战胜了国民党而取得了政权，并通过宪法而加以巩固。假如我们反而放弃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政治优势，似乎这些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这是令人不解的。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本质，就是让人民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民主自由权利。新闻舆论不是洪水猛兽，不是异端，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本身所需要的。凡是爱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依法应用它，反对腐败和一切不正之风，弘扬正气，为巩固人民共和国尽一份义务。环视今日之中国，加强舆论监督，不但合法合理合情，而且为客观形势所必需。目前各地“腐败风”、“浮夸风”、“官僚主义风”已成为社会公害和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三害”也就是“三乱”，它们已乱了国家，乱了社会，“三乱”不除，国无宁日。我们不需要乱，需要安定，为建设创造良好环境。为此，我们必须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清除“三害”中的巨大作用，绝不能把新闻舆论监督清除“三害”看作“添乱”，它只能给“三害”添乱，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充分运用舆论监督反对“三害”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十年过去了，事实已证明，邓小平所讲的“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论断之正确。一切宣称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人，重温邓小平这个论断，必须以实际行动投入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
（责任编辑 文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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