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第一后的几点意见
[ 2000年第3期 读第一期后的几点意见 作者：王荆 ]
《炎黄春秋》第一期看了一部分，先写下一些想法。
编辑部的开篇文章写得不错。给我的感觉是：高瞻远瞩，眼界开阔，态度鲜明，坚持原则。
“六人谈”各有特点和偏重，是对刊物的回顾与肯定，也是对刊物的展望与期待。
《“大跃进”席卷神州，周恩来险些辞职》和《令人赞叹的生化学家“陆大傻子”》两文，很值得一读。这里提供的正是“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全党全民都应“记取”。
《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是我拿到刊物后，最先阅读的一篇。1947到1948那一年我正在北大，读西语系四年级。胡适当时的复杂心情和窘态，文章写得很细，很深，很透，我们这些过来人会是深有同感的。胡适当年大概是很想在国共之间走“独立”、“自由”的第三条道路。但总起来说他偏向国民党，远非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也是很明显的。既然做了“过河卒子”，就难以后退了。傅斯年说：“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但“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平时尽可小骂，关键时刻则大帮忙，这是深知胡适的不刊之论。不过胡适这一本色，鲁迅也早就看出来了，而且指出很可能充当了贾府的焦大。
文中有一错字，较重要，即68页第一栏倒第2行末，“并使扬墨之外的超然分子……”句中的“扬”，误，应为“杨”。“杨墨”指战国时代的杨朱和墨翟。孟子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话，见《孟子滕文公》。“杨墨之外”典出于此。
《说长道短刘师培》一文也颇引起我的兴趣。但文中说到：“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按：似应为‘《警钟》日报’)，刘师培与林獬担任主编”，与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所记有异。据《年谱》：《俄事警闻》日报系由“蔡元培先生及王小徐、汪允宗、蒋维乔等组织对俄同志会，出版”的。1904年2月，“对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原主编王小徐他去后，蔡元培先生接任《警钟》主编”。同年7月蔡元培“辞去《警钟》日报主编，推汪允宗接任”。1905年2月中，“《警钟》日报因鼓吹革命，报馆职工被逮捕，报纸被封停办”。以上我未作进一步的考证，不敢断定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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