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
[ 2000年第4期 年广久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 作者：邱 健 ]
前十多年，安徽出现了名闻全国，远销港、澳和北美地区的“傻子瓜子”，一时风靡全国。“傻子”也就成了改革初期人们交口议论的新闻人物。“傻子”年广久前后两次沉浮，却又神奇地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怀分不开。年广久每当与人津津乐道回味他的发家史时，总是从心底发出肺腑之言：“邓主席是我的恩人，是他指引我走向发家致富的光明大道!”
市场经济的冲浪儿
位于芜湖市大戏院40号的大杂院，是“傻子”年广久的老屋，也是“傻子瓜子”最初的大本营。1984年笔者去芜湖首次访问他，去那儿参观他的“旧战场”。在那零乱的大杂院里，他指着一个旮旯告诉我，他过去就在这里炒瓜子，院门被好心的房主时时插着，“打办”的人一敲门，他就从院角的平台上翻到邻院，一溜烟地跑掉了。他很恢谐得意地对我说：“这还是我从电影《地道战》中学来的游击战术呢。”
年广久大半生命运多舛。他最早是做水果生意的，60年代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冲击，水果摊多次被查抄。后来又搞长途贩运，又被没收了自行车和现款，还以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获释后，谋生无路，只好再次重操旧业，偷炒瓜子，提篮小卖，怕被“打办”干部逮住，便每天换一个地方，和工商人员“捉迷藏”，度过了多少凄惶岁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不少人都原以为小商贩对政治是麻木的，眼里只装着钱。其实他们在长期的求生中锻炼出高度的敏感和迅疾的反应力。他们一只眼盯着市场行情的起落升降，一只眼注视着改革的细微变化。他们本小利薄，经不起折腾，懂得每项政策都关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当年广久开始重炒瓜子时，芜湖瓜子行业还一片萧条。国营商业出售的瓜子又苦又咸，其他一些小贩偷偷摸摸地炒的瓜子也都质量平平，基本上无技术可言。但是南方人喜欢吃瓜子，年广久这个生意老手，以他殊于一般小贩的眼力，看到这桩生意的远景，他琢磨如果真的要靠炒瓜子为生，就非得炒出个与众不同的品位来。
他尝遍了芜湖名家瓜子后，又背上挎包钻进“东方红”江轮的大通舱，溯江而上奔南昌、武汉，顺水下苏州、上海，了解各地瓜子行情，将各地瓜子都买上一包。回到家中，他把瓜子摊了一桌，手把一杯清水，轮换品尝各种瓜子的滋味儿。每品完一种就嗽口再品。年广久终于悟出窍门来了：要想瓜子炒得好吃还又好嗑，一是配料，二是火候。于是他就边炒边摸索，每炒完一种，便揣上几包上街，悄悄拦住过往行人求他们帮助嗑嗑这瓜子的口味和生熟程度如何?满意不满意?
就这样，年广久博采众议，反复改进，大锅小炒，精制配料，逐渐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甜中带辣，咸里透鲜，融南北口味于一体，一嗑三瓣。终于把“傻子瓜子”卖出了名气，撒向全国各地。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18万斤，雇工103人，远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香港市场。1985年4月，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访问安徽，特意要求安排在芜湖参观“傻子瓜子”工厂，其后英国《金融时报》，美国VOA电台等相继在海外为“傻子瓜子”扬名。
“傻子”的头脑和生意经
全国许多报刊都相继刊登过“傻子瓜子”的报道，可寄来的文章，“傻子”从来一篇不看，也没法看，因为他是地道的文盲，一天学也没上过，总共会写五个汉字：“年广久”、“同乙(意)”，“意”字不会写，只好写成“甲乙丙丁”的“乙”，不过不识字也难不倒他，目睹不行靠耳闻，他可以从收音机、电视机中感知中央精神，可以靠秘书处理文牍协议。别瞧他不识字，他头脑中装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新奇的见解层出不穷。他说：“在中国做生意光有经济头脑不行，还必须有政治头脑，要长两个心眼”。他还说：“现在中国瓜子市场才开发了一半，没有一个真正的瓜子市场。台湾只有十来个瓜子厂，可面对全世界销售。台湾商人有眼光，他们在江苏淮阴县与农民订约，种了5万亩瓜田生产瓜子，赚了很多钱，
我们还在睡大觉，思想没开放，经济头脑赶不上，中央精神就落实不了。”
年广久虽是大老粗出身，目不识丁，但他做生意却鬼灵鬼精。人们问他怎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经营家时，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年轻时在瓜果摊当过学徒，跟在老板后头跑，看着他们怎么说话，办事，长见识，这些都懂了，才能正式上岗位。”
年广久也曾短期在饭馆、油行、布行等行业干过，对炒货行业的一招一式，他更是内行。他做生意是凭他的直觉和经验来处事的，思路十分敏捷。有一年当他听到大西北生产瓜子的地区遭灾的消息时，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派人去抢购原料，因为他尝过货源枯竭的苦头，没有了货源，也就没有了他的“傻子瓜子”。
1984年，江西吉安食品厂厂长四次来芜湖，与炒货行业商议联合办厂，均未有结果。年广久得知后，直接到当地考察了一次，当下即拍板定案。江西吉安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别人认为是劣势，但他却看到有发展的潜力。他常有一句口语，“越是困难越能见胜利。”他说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外边的商品运进去很困难，但越是买不到的东西，就越好卖，这是潜力很大的市场。人们都佩服他有长远的商业眼光。
一个“傻子”带动一座“瓜子城”
1978年末，那个事关中国大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傻子”年广久炒瓜子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年广久的独特个性，令许多新闻界同行趋之若鹜。笔者也曾在1984年专程去“瓜子城”——芜湖市进行了专访，后于1985年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长篇通讯，当即由《读者文摘》转载。由于媒体的介入，年广久在公众面前的形像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这座瓜子城的崛起，缘于“傻子”年广久的带动。有不少芜湖人从事炒瓜子是步了年广久的后尘的，年广久在前面探路，他们只是他的尾随者和合作者。曾经有过“米市”这个光荣称号的芜湖市，在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带动下，才再一次辉煌了起来。
从1981年秋天起，沉寂了多年的芜湖瓜子行业骤然复兴。四年中，瓜子市场异军突起，名牌林立，涌现出一群声名显赫的瓜子大王，出现了57家瓜子公司、工厂、商店，其中38家是个体户。据当时芜湖工商局个体科科长介绍：这38家是领取了专营瓜子营业执照的，至于大量的兼营瓜子的个体户，就无法精确统计了。市场上有20家亮出了牌号：“神农”、“春光”、“康健”、“龙凤”、“玉兔”、“双虎”……。到1985年，芜湖终于形成以“傻子”、“迎春”、“胡大”、“友谊”四大瓜子公司为支柱，而以“傻子”和“迎春”为两大巨头的“瓜子城”。
这些瓜子厂家都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而是自筹资金，不断扩大生产。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一百万斤，到1984年就猛增到3240万斤(其中不包括与外地联营加工的1500万斤)，创造了五千六百多万元的产值，当年上交国家税利达五百多万元，其产值居全市第三位，而创造这笔产值的从业人员还不足一千人。
邓小平与“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久趟出来之后，给年广久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不是更多受益者的感激，相反，更多的是责难。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久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人说：“那小子家里到处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的都是钱”。
有的还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捣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久，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诉出了自己心中的委曲：“我是挣了不少钱，可我为炒瓜子受过的那些苦谁知道?在芜湖，也不是我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致富的，难道都没看见?”年广久在芜湖瓜子业的处境，虽然有些孤立，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但他对炒瓜子这个行业的劲头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久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密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据说上海糖果的滞销和许多人爱吃“傻子瓜子”有一定关系。1982年春节，上海竟吃掉了十万多公斤瓜子。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有时长龙竟达四五百米。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之类的告示。
然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大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崩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定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也接二连三地传来。如果说商家有货卖不出去是一大苦恼，但货源不足，供不应求，也是一种莫大的无奈。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久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莽撞独断的年广久只想先应付定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久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成了年广久一连串败走麦城的伏笔。年广久从此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年广久和“傻子瓜子”的声誉在芜湖也一落千丈，在全国各地人们对“傻子瓜子”也逐渐淡漠了。
就在这偷税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了芜湖。当车队经过年广久的瓜子摊前，市委书记向总书记指向窗外说：“这个就是‘傻子’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了30多工人炒瓜子，群众有些反映。”
总书记胡耀邦在去芜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市委书记又试探着说：“年广久偷税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大。”总书记回过头来答道：“偷税当然不行!”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久偷税的事再一次被提出来。有人对年广久目前经营的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发展。姚依林副总理答道：“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还不到1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现在个体户比1949年少多了……，‘傻子’偷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化大革命’搞光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缺。再看一看吧!……”
年广久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自己走错了这步棋，受到批评和经济处罚也是应该的。这时他想到了党，想到了组织。1984年3月，他请人代笔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黄书记：我‘傻子’年广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户，我是吃安徽粮，喝安徽水长大的。虽然几经波折，但我坚信党是伟大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我每次从外地回到安徽，看到‘振兴中华，建设安徽’几个大字时，我就无比激动。这些年来，我以销售瓜子盈利的钱为芜湖捐款3万元，为安徽灾区捐款2万元，为敬老院捐款1万元，其余全部存入银行。我挣的钱是人民的，等我死后全部交给国家。……”
一周后，黄璜书记给他的复信全文刊登在《光明日报》的一版显要位置上。信中肯定了他近年来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也批评了他在“傻子瓜子”经营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且十分诚恳地希望他能继续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奋力拼搏，不气馁，不消沉，为社会多做贡献。
转眼到了中秋，被芜湖人称为“傻子”的年广久怎么也未想到，他炒瓜子的事不仅被捅到了北京，而且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还有的事，用不着急于去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多少人，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它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消息传到年广久耳朵里，他乐不可支，如沐春风。三年来，他天天都像是走在一条钢丝绳上。他心想你们不是要上告我吗，现在邓主席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
“傻子”年广久非但没因雇工和逃税的事重进班房，反而又一次成了一夜之间蜚声全国的新闻人物，这是年广久本人和要整他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年广久“傻子瓜子”的事，作为党在历史新时期的一项改革政策的体现，其意义是深远的。
年广久苦苦思索之后，决定申请搞联营，为的是要进一步扩大经营。1985年4月，年广久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三家开始挂牌联营。年广久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那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广久出任总经理。
“傻子”东山再起
不论今天的年广久如何富有，他毕竟是一步步由穷困潦倒中走过来的，他深知穷人盼富的那种急切心情。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年广久苦思冥想增效新招。正巧，当时中国市场上兴起一股有奖销售热，为数不少的百货公司和商店，抛出大把大把的彩票、奖券、奖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其名目繁多为建国以来所少见。年广久也赶着这股浪湖，决定将每斤瓜子提价一角钱，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并提出很大的赌注：150万张奖券里设奖10等，一等奖一名，奖小卧车一辆，二等奖二名，各得摩托车一辆……。
有奖销售刚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于是，不少人开始议论说：“傻子”真行，不论干什么都能碰上好运气。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久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这次的损失确实不能怪年广久经营无能，而是风雨无常。由于“傻子瓜子公司”元气大伤，也使芜湖瓜子行业出现了无可抗拒的整体滑坡。
破屋偏逢连阴雨，“傻子”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决定将他的个体小船驶进无风的港湾，他再次重新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久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久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久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几个月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市检察院的正式起诉书，当法院开庭调查时，尽管“傻子” 律师、辩护人条条按法，事事在理，为年广久辩护，他自己也激愤陈辞，竭力辩解，但仍然摆脱不了“有罪”判决。
“傻子”身陷囹圄后，市民愤愤不平，大家认为“傻子”的错误只是私生活上的问题，何况并不完全是“傻子”的错，就连一位法官在庭外也直言不讳地说：“傻子有什么罪?!”更有人呼吁：“傻子是个体户的带头雁，是芜湖瓜子城的元勋，不应判他太重。”
年广久的两个儿子，都是炒瓜子的能手，在“傻子”关押期间，他们小心经营，竭力稳住“傻子瓜子”的生产流水线，同时又为父亲蒙冤四处奔走。一次偶然机会，有人献策：“何不写封信给邓大人，只有‘通天’才好解决问题呀!”于是几经周折，终于把信递到邓小平手里。1992年元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到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之道。无庸赘言，年广久很快就获得司法部门的无罪释放。
“傻子”出狱后第一天头一桩事，就是给邓小平寄去一公斤“傻子瓜子”，请他品尝。一公斤瓜子的礼物太轻，但包含的年广久寸草报春的深情是极感人的。年广久是个大老粗，长期过着肩挑手提的小商贩生活，若不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给中国的经济建设设计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傻子”是不会富起来，更不会辉煌起来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十多年间，解决了四百多人就业，为国家上缴税金一千多万元，为个体户争得了荣誉。这个功劳是不可没的。年广久出狱一个月，就给市领导写了封信，准备筹办瓜子股份有限公司，沿着邓小平指引的道路更坚决地走下去。
小“傻”更比老“傻”强
年广久共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会做生意。大儿子年全宝，今年40岁，在中山路开了家全宝炒货店。二儿子年强当上了“傻子瓜子”公司总厂厂长，举着老“傻子”年广久的旗帜开拓前进。
年强今年36岁，个头不高，遮耳的长发下有一张青春饱满的脸膛，穿着做工讲究的西服，烟瘾很大，曾是一家无线电厂的采购员。后来才跟父亲学生意。21岁时远征新疆，搞起“阿凡提”瓜子，人们说他聪敏过人。一次我去芜湖采访他父亲，在铁山宾馆见到他一面，询问其父为什么自称“傻子”，他幽默地说：“在英语里，傻子这个词有另一重含义，即最傻的就是最聪明的。”
后来，我终于从芜湖新闻界的同行处获知，年强比起目不识丁的老“傻子”，运用他有文化的优势，在经营中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是他会运用知识产权为自己服务，目前“傻子瓜子”总厂在芜湖仅有三个分厂，主要靠商标和技术同外地加工厂搞联营，从收益中提取一定费用；二是在农村开辟了有一定规模的瓜子种植基地，保证原料充足，实行原料、加工、销售一条龙；三是针对现代人讲究营养保健的需求，从《本草纲目》等大量典藉中检索瓜子的营养价值，提高产品质量的科学性。
笔者也问过老“傻子”年广久，两个儿子哪个会做生意?他说“老大全宝稳，像霍元甲，讲义气；老二比较滑，像龙海生，一肚子精点子，生意做得灵活，他的密探多，还收买我公司的人给他送情报呢。”
1984年全世界的广告费用达1500亿美元，这一年，芜湖各瓜子厂家的广告费也突破40万元，其中65％出自瓜子个体户。他们跳出小商贩的偏狭，聪明地学会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的传播媒介，树立自己的产品形象，给顾客提供消费指南。而年全宝、年强的广告，比他的瓜子前辈更气派、更富有社会新闻性。
1986年10月，小“傻子”年强在芜湖举办了“傻子杯”足球赛，人们问他举办足球赛的动机是什么?他说有三条：一，他本人喜爱足球，在学校时是个蛮不错的左边锋；二，芜湖人喜爱看足球，他要为家乡人做点好事；三，中国足球太落后，他想推动一下足球运动的发展。还有一点他没有说，但人们都心里明白：这是芜湖商业广告史上规模最大，别有意义的一次广告战，它潜藏着巨大的价值力量。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在中国体育史上罕见的由一个个体户发起的足球邀请赛主人，时年仅21岁，看上去还像一个孩子。年强在经营上比他父亲更精明，更富有冒险性。他重视知识与信息，这是比他父亲更高明之处。他还聘有一批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顾问，有一批比他父亲广泛得多的社交网。他生性敏捷，触觉锐利，双眼似乎总在不断捕捉战机。他走进芜湖群众艺术馆，一眼就从舞厅辉映的影灯和旋转的舞姿中，盯住了茶座的食品专柜。正巧，群众艺术馆舞厅要成立“月季花”乐队，缺少添置乐器的资金，找他给以赞助。他张口就给三千元。三千元在十几年前不算是个小数，但附带一个条件：舞厅茶座要为他代销瓜子。
1987年，一位年仅20岁的芜湖师范学院音乐系女生曹云敏，被推荐到年强家教他孩子钢琴。那时年强刚与前妻离婚，一个人既要经营瓜子，又要照顾孩子，实在是难以兼顾。曹云敏的到来，不仅给年强这位个体户家中带来悠扬的琴声，也给他带来慰藉和欢悦。1990年曹云敏大学毕业时，他俩已倾心相爱，当年12月份就举行了婚礼。
这位女大学生曹云敏，婚后对过着金丝鸟般的生活很不习惯，总想在经商上帮年强一些忙，可开始年强不愿意她出头露面。曹云敏经营“傻子瓜子”是在有意无意中开始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安徽有个傻子”，使在狱中被无辜关了三年的年广久得以获释，也使中国这个“第一商贩”名声大振，“傻子瓜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在这种情况下，曹云敏眼见自己丈夫又管生产销售，又要外出采购原料，一人实在忙不过来，便主动帮他处理一些小业务。她很投入，也很细心，凡事经她手都井井有条。她待人诚恳热情，尤其是她有比较好的文化修养，秀美的形象，赢得顾客的好评，许多商家都乐意和她谈生意，瓜子销量也因此而不断提高。年强对此颇为吃惊，未曾料到她的经商才能丝毫不逊于她的歌唱专业。
1996年，浙江电视台投巨资来芜湖拍摄电视连续片《傻子沉浮录》，刚刚接手业务的曹云敏敏锐地感到，这又是一个推动“傻子瓜子”发展的极好时机。她说服年强把门市部迁到繁华、租金昂贵的中山路1号，雄踞闹市中心广场，扼守商业街大门。凡来逛街的人都得首先经过她的店面。这一招确实很厉害，生意兴隆得可与公公年广久的店媲美。做了一辈子生意的年广久不得不佩服：“我家这个会唱歌的儿媳妇比二子还精啊!”
曹云敏的精明不仅仅在此，她的思想开放，没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意识。她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文化艺术的优势，精心包装宣扬“傻子瓜子”，树立鲜明的企业形象。她从营业员服装到包装袋、宣传单都进行精心设计，还别出心裁地将“傻子”二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巧妙地组成一个“年”字，作为商品信誉和企业形象的标识，既醒目又美观，实在是独具匠心。她的设计水平，连一些专业人员也自叹弗如。她最满意的是拎包上的广告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责任编辑 方 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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