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际场合见到的周恩来
[ 2000年第4期 我在国际场合见到的周恩来 作者：司徒眉生 ]
(一)
那是1955年4月16日凌晨，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飞机场，漆黑的天空，微风轻拂，远方传来飞机呼啸的声响，一架银色的飞机降落在跑道上。人群里一片鼓掌和欢呼，舒缓了原有的忐忑不安，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安全到达了这千岛之国的首都。周恩来英姿勃勃出现在机舱口，向欢迎的人群挥着手走下飞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就在这之前几天，载着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另一架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在南中国海纳度那群岛上空突然爆炸，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因而牺牲。后经证实这次空难是台湾当局阴谋策划的。
1955年4月18日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盛会——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宣布开幕了。大会安排所有的29个国家代表团的300多名成员在亚非大道一角的广场下车，步行几百米走向会场，以接受夹道群众的欢迎，印度的尼赫鲁、巴基斯坦的阿里、缅甸的吴努、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埃及的纳塞尔等等逐一走来，都受到群众用鲜花、欢呼和掌声表达的热烈欢迎。突然人群里起了阵阵的骚动，大家跳跃着，高声叫嚷“周总理来了”，其中许多华人华侨更是激动不已，挥动着双手高呼“周总理，周总理”!只见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走过来，以他独特手势向群众举手致意，那堂堂的仪容，儒雅的风度，透着股股逼人的英气震摄着人心，使我当时心中顿感他是多么的可敬和可亲。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复杂的，参加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还深受西方的影响，对中国的崛起并不理解，普遍还抱着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在与会各国之间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甚至出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这种环境和情况中，中国代表团所面对的挑战、压力和艰难可想而知。我以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在会场高处观察着与会各国代表团，特别是中国代表团，只见周恩来和陈毅、廖承志、黄华、乔冠华、叶季壮、章汉夫、杨奇清、陈家康、达浦生、王卓如、浦寿昌等都在聚精会神聆听着每一个代表的发言，并作笔录。告一段落时，彼此聚首商议，在会场内外则抓住每一个机会和各国代表接触交谈，又进行了许多单边和多边的会见和会谈。在整个亚非会议前后，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严肃认真全力以赴的。
周恩来根据对会议发展情况的观察，决定在4月19日上午先散发了书面发言稿，又在下午的大会讲台上作了影响深远的补充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是求同存异的，……这个会议反映了我们当中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是不相同的，我们也曾为此进行了部分的讨论，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我们彼此间达成共同的协议，而且会议也开始了或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了今后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会议是有成就的。”
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他又就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局势问题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症结在于美国的粗暴干涉。当时作为《新报》的政治记者，我们以第一时间用整版篇幅对大会的进行情况和中国的立场作了详细而积极的报道。
参加会议的黎巴嫩代表团成员，驻美大使查尔斯·马立克在会见周恩来时，似有意为美国“刺探军情”，大谈对台湾海峡形势的看法，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阐述了台湾问题的背景，举了朝鲜战争的事例说：“我们曾告诉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超过三八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是不要战争的，如果战争来了我们也不怕。”再次严正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马立克最后不得不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甚至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我们却同你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消失了。在会议上别的人也许赢得了一点成功，但你却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
周恩来在会场内外，让每一个人都深深感染他迷人的魅力，展现了高度的智慧和谋略，既坚持原则，又充分发挥了灵活性，使对手最终都愿意“存异”而“求同”。
亚非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万隆的华人华侨代表千余人为欢迎周总理和庆祝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那种充满激情的热烈场面是令人难忘的。接着周恩来又应邀回到雅加达，对印尼进行了两天正式的国事访问。在万隆和雅加达虽然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当时作为记者，只能在集体访问时问上几句话。4月27日在雅加达参加了午间和晚间都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当有苏加诺总统参加的官方招待会结束时，他把我们一些记者留了下来，简报了4月22日在万隆和印尼外长苏纳约签订的“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他说两国间一个由长期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难问题，已经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了。他语重心长地要我们多做华侨的工作，劝他们为了长期生存发展的目的而抛下历史的思想和感情包袱。那一晚他就各项重要问题和我们谈到夜深，这是他到达印尼后和我们谈得最多的一次。翻看搜集回来的相片，参加的中方人士有黄华(原外长)、李慎之(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彭迪(原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主任)，印尼方面除我之外有国营安塔拉通讯社社长查禾多(后任亚非记者协会书记，印尼驻华大使)、雅加达新报资深记者黎瑞格、生活报编辑郑曼如、记者李宏桂。
在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和在印尼进行的国事访问中，周恩来表现了无比的魅力和高超的谋略，他把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发扬光大，这些原则直到现在都是国与国交往和其他领域交流中的不朽基础。
和印尼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则为散居世界各地，特别是聚居在东南亚各国的华裔社群，为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在当地生存、生根和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二)
一年以后，为筹备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的历史性大事，我应苏加诺之邀到他身边工作，暂时离开了新闻记者的岗位。从此，自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国际交往、会议、会谈等外交活动中，和周恩来等中国国家领导人有了很多直接的接触。
1956年9月30日的北京，正值秋高气爽的好时光，作为印尼总统访华团的先遣人员，我已先期到了北京，参与正式访问的准备。中午当专机在西苑机场降落时，我走向停机坪，只见人群、鲜花和彩旗像潮水般汇集，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敲锣打鼓，天真无邪的儿童跳跃着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种热烈友好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时人群突起轰动，原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许多领导人都来了，后边还跟了不少穿着崭新制服的将军们，周恩来看到了我们就急步走过来和我紧紧握手，亲切地向我们问好，并且告诉几位手持束束鲜花的小姑娘们说：“这些都是印尼贵宾。”漂亮的小姑娘们迫不及待地纷纷上前来向我们献花，接着他又把我们向站在近处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逐一介绍。他对毛泽东说：“他们都是我们在万隆会议时认识的朋友，在会议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毛泽东亲切微笑，和我们紧紧握手说：“那要谢谢你们!”接着大家就闲话家常，既问问我们个人、也问问印尼的情况，直到苏加诺总统到达后，大家又奔向前方，海啸一样的欢呼和鲜花的巨浪淹没了一切。我作为随员，陪同苏加诺开始了他长达两星期的国事访问。
当时北京还没有像钓鱼台那样的国宾馆，印尼代表团被安排住进中南海的勤政殿和北京饭店。我原希望住饭店可以自由些，但却被指定住进勤政殿，对面就是清朝末年历史上有名的瀛台。苏加诺到达那天下午就开始了紧凑的活动，先是在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主席，又立即应邀参加了毛泽东在丰泽园举行的家宴。席设两桌，主座上的是两国的少数领导人，我们被安排在次席，依稀记得主方有汪东兴、田家英、杨德中、徐涛医生等人，客方只有总统副官长苏于地和我两个人。周恩来在席上劝饮，原本苏加诺不喝酒，只见他兴高采烈地把酒喝干了。饭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都高高兴兴地过来和我们作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还从书房里用毛笔在绫纸上签了名送给我。
作为访华的总统随员，我原来只担任私人秘书的工作，有一天，苏加诺突然在勤政殿早餐桌上提出要求更换演讲时的翻译人员，并且指定要由我担任，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口译工作的经验，而众所周知，苏加诺讲话全无讲稿，但可以滔滔不绝讲上一、两个小时，他博学多才又博闻强记，讲话时爱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是世界公认的演说家，作他的即场口译的确是难度很高的。
第一场由我现场翻译的演讲是在清华大学体育场举行的两万多师生参加的大会上，翻译完之后，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便向苏加诺请辞，请他另选贤能取代我当翻译，苏加诺听后和霭地凝视我片刻说：“你看看台下群众的热烈反应，就知道他们不但听懂了我的讲话，并受到了鼓舞，你这第一次已经算是合格了，连陈毅都说你翻得不错。”苏加诺的赞扬和肯定使我从此多了一个衔头——总统私人中文翻译，以后凡是他在与中国有关的演讲和会议会谈上，我都是他的专用翻译。
就在清华讲完的当天下午，苏加诺又应邀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说，我在刘少奇委员长讲话完毕，苏加诺应邀讲话时又不得不披甲上阵，由于这是一次政治性较高较强的聚会，他大篇的叙述了亚非各国被压迫，引致民族运动兴起的历史和看法，并引用了大量的经典和涉及了许多的事件和人物，当他讲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匆忙间我却翻译成日苏战争，这时台下一个尖锐的声音高呼是日俄战争，不是日苏战争，我停下来向台下望去，原来是周恩来纠正我的错误，我即刻意识到失误，连忙将此段话重译一次。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向我走来，在苏加诺身旁拍拍我的肩膀安慰地说：“你今天翻译得还算不错，但刚才那次可是原则性的错误，当时苏联还没有建立，日本是在和俄罗斯开战。”我说：“谢谢总理的指正，以后我会力求准确。”此事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从此养成了严谨、谦虚和务求准确的工作作风。在北京的七天访问中，我们有和周恩来相聚和谈话的许多机会，使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三)
1962年9月，我奉苏加诺之命，陪同他的夫人哈蒂妮女士率领的部长夫人访问团，在访问了柬埔寨、越南之后，又到中国访问而来到了北京。飞机降落后，从机舱的窗口就看见欢迎人群中的周恩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等人，在北京的几天里，无论是参加多次盛大的宴会和周恩来，邓颖超伉俪在西花厅所设的家宴以及国庆招待会等场合，都一再和周恩来见面谈话，而每次谈话，都让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敬佩。
1964年11月初，苏加诺在访问了日本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后，在回国途中应周恩来邀请在上海停留一夜，就关于东南亚新形势、亚非会议十周年庆典和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等重要问题进行会谈，在锦江贵宾楼的会谈，参加的人数并不多，中方除周恩来外，只有副总理罗瑞卿、外交部的章文晋等，印尼除苏加诺外，也只有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驻华大使查禾多等，会谈非常认真和紧凑，使我们都没有时间作私人接触，当时作为外事助理的我，由于要赶着处理文件，在会议厅参与作好安排后并没有参加会谈，直到举行宴会时才有机会和周恩来以及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等人畅谈。
1965年4月16日，恰恰是1955年4月16日十年后的同一天，周恩来和越南的范文同总理一行又飞抵雅加达机场，这次是为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的盛大庆祝活动而来。在全城亚非各国国旗旗帜似海的气氛下，当天他就投入到繁忙紧张的政务外交活动中，先后会见了先期到达的金日成等人，又由陈毅陪同和苏加诺、西哈努克举行会谈，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谈，第二天又和陈毅及夫人张茜等人前往茂物总统行宫正式拜会苏加诺和夫人哈蒂妮、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也来到了这里，当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一行在苏加诺和夫人陪同下，漫步走到紧挨着总统行宫后花园的驰名的“茂物植物园”，在漫天遮阳大树庇护下，茂物更显得比雅加达凉快，空气也清新得多，西哈努克说来到了这里真令人精神振奋，一行人环绕着满布清丽的大睡莲的池塘一周后，来到了一棵大树下，这是一棵有名的红豆树，它结的小果粒正是小手指般大小、鸡血红似的鲜红晶莹可爱而又坚硬非常的红豆，我俯下身在草丛中搜集了十几粒分别交到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夫妇、陈毅夫妇等人的手上，他们细细把玩爱不释手，赞个不停，这时周恩来咏起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诗句，翻译成法语后，西哈努克就说，手里凝视着这颗小小的
红豆，思潮起伏想起远方可爱的恋人，多浪漫呀!周恩来却说：现在我们更应该思念的是亚非拉三洲被压迫的苦难的人民!
4月22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被安排到有名的旅游胜地%厘岛参观休息，一到登巴沙机场就沉浸在身穿鲜艳的民族服饰、头戴鲜花的%厘古典舞蹈女郎的欢迎海洋。在%厘的两天是比较轻松的。各国领导人多是集中精神欣赏%厘人民为他们所举行的多彩多姿的传统歌舞和大游行汇演，在晚会上聚精会神的欣赏*%厘细腻的舞蹈演出或是白天到大街上选购各式各样的独特的木雕等手工艺品，只有周恩来不辞辛劳，分秒必争地不放过争取和有关的各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仅仅在两天的时间里，他先后和金日成、范文同、老挝的苏发努冯、日本的川岛正次郎、尼泊尔的比兰德拉王储、阿尔及利亚的赛义德、以及阿富汗、索马里、赞比亚、塞普鲁斯等这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见面和会谈。
在*%厘，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在沙努尔海旁的一列别墅群，和印尼商业部长苏洽多博士一同作为专责陪同的我，那两天便有较多和周恩来共处的机会，我们在住地共进早餐，晨昏同在沙滩上散步，看潮起潮落，浪花飞溅，闲话家常，是最值得珍惜和怀念的时刻，已经夜深沉了，我们看到，他还不休息，依然召集代表团其他人员共同商讨问题，我住在他对面的一幢别墅里，也因为职责所在，在贵宾休息之前作为主方代表还必须打起精神，以防突然有要办的事，两个夜里，我都和衣而睡。经历过那么多的外事和接待活动，我发现作为周恩来的专职陪同是最“辛苦”的。
第二次亚非会议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第。一次亚非会议时参加的只有29个国家，十年后的1965年，非洲已有30个国家宣布独立，亚非两大洲已共有60个独立国，此外还有20多个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地区，10年以前人们都还不大看得起亚非会议，现在却都千方百计想参加进来，这一次会议还没有举行，已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原定在1965年6月底，7月初在阿尔及利亚首都召开，却因该国一场突发的军事政变使它胎死腹中，这是第三世界、亚非国家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1965年6月26日苏加诺率领印尼代表团飞抵开罗，准备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作为随员我也同机前往，当天夜里到达机场时，会前正在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周恩来和埃及总统纳塞尔同在机场欢迎我们，当我们见面时，周恩来亲切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见面格外亲!”
为了研究阿尔及利亚形势突变影响到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举行这一个严峻的情况，三国领导人第二天就在开罗库巴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接着在纳塞尔官邸又举行了有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参加的会谈，后来外长布托又参与了另一次会谈，在各个场地分别举行一连串紧张而密集的会谈。
有一次忙完了大半天，我不愿在饭店呆着，于是不顾38℃高温，来到我们驻地希尔顿饭店对面尼罗河畔的船上饭店，在甲板上呷上一口咖啡，迎着开始西下的夕阳余晖，望着漾漾河水，正在尝试着发怀古之幽情，突然被召速回，原来周恩来推辞了苏加诺准备到共和国宫的会晤，亲自到饭店来探望了。当时中国代表团是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宾，而印尼代表团只是准备取道参加会议的“过客”，由于事出突然，我们并没准备，好在只是礼节性的拜会，只好在饭店阁楼的大厅欢聚，场面公开引来了不少游客，住客纷纷在圈子外鼓掌围观、拍照，场面好不热闹，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谦逊友好的品德。
过了一天，纳塞尔邀请了苏加诺、周恩来和两国代表团成员乘船沿尼罗河而上，到一个三角洲有许多大树遮阳的风景区游览，我们除了尽情欣赏盈育着埃及古代辉煌文明的母亲河两岸的景色，在船上分成一堆堆的在谈笑，暂时忘掉沉重的政务问题。上岸后，在绿荫环绕的三角洲的宾馆前一个大帐篷下，三国领导人在那里谈笑风生，我陪同第一次亚非会议秘书长、印尼原外长阿卜杜干尼，正在不远处的大树下和中国代表团一些成员和陪伴的埃及官员们聊天，谈兴正浓，突然传来周恩来那熟悉的开怀大笑声，纳塞尔、苏加诺也大笑不已，我们把视线望过去，正好和苏加诺的目光接触，他招招手把我叫了过去，当我走近时话题似乎已告一段落，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味地笑，我莫明其妙地站在一旁看看苏加诺，看看周恩来，又望望纳塞尔，一脸的不解，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笑些什么?
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了，通过一连串的重要会谈作为补救之后，苏加诺在开罗机场先送别了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一行启程回国，而我们印尼代表团也在第二天离开开罗飞向法国巴黎，进行又一次的非正式访问和休息。
印尼是亚洲主要大国之一，五六十代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广交朋友，又为争取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而努力，苏加诺曾被称为亚非国家第三世界的旗手，因此国际交往颇为频繁，作为总统私人外事助理，我有机会参与了这些活动，有幸见到了、协助接待过和直接接触过世界各国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人物，但其中只有一些人的性格和表现比较令人难忘，像胡志明的刚毅和朴实，尼赫鲁的智慧和阴沉，戴高乐的坚定和自尊，赫鲁晓夫的开放和粗野，恩克鲁玛的热情和宽容，布托的机智和灵活，西哈努克的谦逊和有礼等等。但最最使我永志不忘的还是周恩来，除了他全心全意忘我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那些已为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公认的雄才韬略丰功伟绩之外，我更忘不了他那沉稳的步伐，凛然的风神，他那唇边的微笑，微蹙的浓眉和炯炯的眼神，这都已经为他表裹合一的伟大人格作了最好的描绘。
(作者司徒眉生，现居澳门，曾任苏加诺总统私人助理，中文翻译)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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