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出掌台湾谍报系统
[ 2000年第4期 蒋经国出掌台湾谍报系统 作者：木木 ]
“内控”蒋经国
蒋经国曾经是台湾谍报巨枭。
但说来好笑的是，这位台湾谍报巨枭抵台之初，却非但无权过问台湾谍报系统，反而是台湾谍报系统的内控对象。
蒋经国最初抵台，大概是1949年6月间的事。这时的国民党成了落汤鸡，蒋经国在国民党权力体系中也差不多成了落汤鸡——上海打虎极大地触怒了孔宋家族，蒋经国遭受强力反击，功败垂成不算，自己也被视为“问题人物”。在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的半年多时间里，蒋经国没有任何职务，蒋介石长子是他唯一的名分。无权可用，无公可办，每日黎明即起，从四条通寓所赶到“总裁办公处”，聆听“严父”教导或开卷苦读。就这样别人对他仍放心不下，制定了严密的“保护监测计划”。他走到哪里都有“地下跟班”，名义上保护蒋经国的安全，实则是盯梢。每天有哪些人到四条通寓所和蒋经国见面，他有没有带人、带哪些人到蒋介石官邸谒见蒋介石，这些人是什么背景，什么意图 ，等等，“地下跟班”都必须详细记录，以“最机密”、“最速件”一一上报。“地下跟班”的官方名称叫做“特别防卫专案组”，简称“保防组”，一共两组，每组组员若干，大多化装为“三轮车车夫”，布置在四条通寓所和蒋介石官邸四周，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监视蒋经国。
一位亲历其境的台湾谍报人员，晚年有过如下回忆：“我曾因‘中间’的职务关系，看到其中一个‘个案’的案例：先是在四条通跟从的人员发现石凤翔(蒋纬国元配夫人石静宜的父亲)经常往四条通蒋公馆跑，于是即在石凤翔私用电话秘密接线监听，进而知道‘二二八’首要分子蒋渭川”“透过住在香港的‘党国元老，曾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关系，欲向先总统亲自表示悔罪自新之意”“许崇智乃要石凤翔居中奔走，通过蒋经国的管道，带蒋渭川谒见先总统。”于是经由对石凤翔电话的监听，连蒋渭川在谒见蒋介石时曾痛哭流涕表示悔罪，蒋介石对他的失足走错了路，表示不追究等等讯息，都在监听电话获得资料之中。
这个案例，算是“监测”蒋经国的许许多多案例中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抽样。
“监测”蒋经国的外勤谍报员和内勤主办参谋之间的通讯，均使用化名，而且化名时时更换，所以绝对无法从档案中得知他们的真实身份。换句话说，他们看得见蒋经国，蒋经国则不仅在当时看不见他们，事后也没办法查找他们。
负责“监测”蒋经国的“保防组”，隶属当时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该处现在的职责很单纯——主要对付“匪谍”和“叛乱组织”。但在1949年以后的几个年头中，保安处的职责却要宽泛得多，可说到了无所不至地步。权力之大，堪与戴笠时代的“军统”相比。而当时保安处最感兴趣的，则是走私、套汇、地下钱庄等经济类案件，办这些案，有私货、外钞、不动产供他们查封、没收和拍卖，所得钱财依“法”可提出三成作为破案奖金，成为合“法”外快。这些合“法”外快往往高出本饷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重赏之下的勇夫，自然是趋之若骛了。因此，他们对“监测”蒋经国这样的大人物的“专案”，莫不视为“苦差”——这种事既偷不得懒，又没什么合“法”外快，典型的吃力不讨好。但上峰有令，岂容违抗，保安处不得不侦骑四出。
九个月的严密“监测”，没有发现蒋经国有丝毫异常，其政治忠诚度确实无可质疑。于是，决策层恢复了对蒋经国的信任，开始授以重权。
其中一项重权，便是接管台湾谍报系统。
蒋经国出山
国民党谍报系统表面上共戴一尊，实际上门派庞杂。主干有两个，一个是“军统”，一个是“中统”。同样性质的机构，为什么要如此叠床架屋?这就是蒋介石统治术的特点——谍报机构单一化，就容易坐大，把他这个后台大老板架空。机构有两个以上，使之互相牵制、互相竞争，操纵者自身的安全度才有保障。但这也有弊端——各谍报机构之间争风吃醋，彼此挖墙角，免不了坏事：甲单位发现一个“匪谍”嫌疑，剥茧抽丝，费尽心机，即将收网的时候，那个“匪谍”嫌疑却突然被乙单位秘密诱捕。甲单位不但前功尽弃，甚至连所花费的经费都无法报销；掠人之美的乙单位则借此邀功，提职加薪。蒋介石为此深感头痛，便在抗战初期亲自主持会议，召集戴笠、陈立夫、朱家骅、王凡生、杨宣诚等谍报机关首长，商讨如何“统一情报工作”。蒋决定设立“中央情报委员会”，当场指定王凡生为中央情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宣诚为副主任委员。对蒋的这个决策，谁都不敢公开反对，但实际上谁都不肯买账。各谍报机构依旧各行其是，彼此勾心斗角，直至败退台湾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步调。1949年—1950年，台湾谍报机构至少有如下几个山头：
1.最大的谍报机构——保安处，其前身是台湾光复之初，陈仪接收日据“台湾军司令部”而组建的“台湾保安司令部”第二处。该处不仅是侦查机关，并可直接捕人、直接审讯乃至判刑。
2.中统和军统。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前，中统和军统各自在台湾设有“情报站”。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不仅总局搬了过来，甚至各省、市情报站的“高级人员”，也辗转来台到总局报到。台湾这块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海岛，一下子成了世界上谍报人员密度最高的地方。
3.各军种司令部，以至军、师单位，也都有第二处的建制。
军队的“第二处”，原本只负责军队内部的保卫工作。1949年阎锡山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时，下令要求第二处的情报人员“并需兼顾共匪扰乱地方秩序及阴谋破坏社会治安等足以危害戡乱阵营安全之活动”，从此军队谍报机关也在社会上伸展腿脚了。
此外，国民党宪兵、“国防部技术总队”等也有抓人办案的权力。
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国民党谍报机构还要照搬大陆模式，多头发展，彼此竞争，在如此狭小的政治空间里拳来脚去，恐怕伤的都是自己人，把剩下的一点本钱折腾个净光。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决定整顿台湾谍报机关，把林林总总的各派各系统统归属到一个人的麾下，实现统一调度。
这个人便是“太子”蒋经国。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蒋经国?原因之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谍报机关实现整合之后，尾大不掉便成了主要危险；谍报大权因此更是生死攸关。再一个原因同样不容忽视，即：蒋经国确实能够膺此重任。国民党谍报系统上上下下无不是山精水怪，没有真本事而想在这些人跟前强出头，必定自取其辱。
蒋经国则确实才智过人。兹举其大端：
1.记忆力惊人：凡是和蒋经国打过照面的人，多年之后重逢，他略一思索大都能够复述出当年见面的情景。这种本事是很有魅力的——对方会觉得自己在“小先生”心目中有地位，觉得“小先生”真是看得起自己，而兴“士为知已者死”之慨。
2.煽动力强：蒋经国擅长演讲，雄辩滔滔，声情并茂。这对塑造其政治明星形象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3.特殊的亲和力：蒋经国看起来没什么架子，对高级官员严厉而对部属则宽松，能做到“犯而不校”。有一个考入训练班的华侨青年，晚上起来在宿舍门口就地小便，碰到夜巡的蒋经国。那青年不认识蒋，根本不在意。蒋经国问他怎么可以在这里小便?他反问为什么不可以?蒋经国说：“不好看嘛!”那侨生毫不客气地顶他：“你也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有什么不好看!”蒋经国笑笑就走开了。第二天蒋经国训话，把这当故事讲出来，但并未点那侨生的名，大家听了个前仰后合。那侨生才知道头天晚上碰到的是何方神圣，感动得不得了，竟至向朋友表示：这种老板，我为他死三次都愿意。
4.富有冒险精神：据说蒋经国不怕死，虽未曾上刀山下火海，但真的遭遇险境，还能从容应对。他曾到缅甸边境的国民党“游击区”视察，跟普通士兵一样，腰上挂两个手榴弹，腰间别一支手枪，在杀机四伏的战地来来往往，神态自若。
5.求知欲旺盛：接管谍报系统之初，蒋经国对谍报业务所知甚少。上台后勤于钻研，不耻下问，很快就进入了状态，通晓了谍报业务。台湾一些资深特工甚至断言，蒋经国是真正洞悉两“统”精微之处的仅有的一人。
6.有用人唯才的雅量：和所有政客一样，蒋经国不可能不搞自己的圈圈，以致曾被讥为“非‘干’不可”——不是他亲自主持的中央干校研究部出身，在他跟前就甭想做大官、掌实权。但蒋经国主管谍报系统期间，几个要害部门的历任首长，如安全局的郑介民、陈大庆、夏季屏、周中峰、王永澍；情报局的毛人凤、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调查局的张庆恩、沈之岳、阮成章，乃至中央党部二组、六组的主任，都没有一个是中央干校研究部出身的。相反，他的两个私交极好的留俄同学王新衡、严灵峰，虽然是谍报界的老资格。蒋经国也未安排他们做单位首长，而是做顾问使用。
7.不偏听偏信：谍报人员出于职业特性，养成某些古怪习惯，其中之一是谍报机关内部小报告成风。如果偏听偏信各种密告，一定纠纷不断，什么正事也干不了。蒋经国对关键的人和事，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绝不为小报告所动。有人“举报”来台后升任某机关首长的资深特工，曾接受中共地下组织定期津贴。眼看此人在劫难逃，蒋经国认为“不至于此”，一句话宣布结案，未加追究。
这些政治性格，注定了蒋经国不会是等闲之辈，善于收揽人心，驾驭大局。在蒋氏“太子党”中，确实无人能出其右。蒋介石要他当“特务头子”，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蒋经国本人对此又持什么态度呢?言人人殊，但有个事例可供参考：1961年夏，台湾当局举办“阳明山会谈”，正式会议结束次日，蒋经国组织与会者游览他主持修筑、刚刚竣工的公路。在车上介绍民工如何克服重重艰险，开拓这一贯通台湾东西部的交通大动脉，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听众感慨不已。岂料正在兴头上，笔名“马五先生”的香港时报总主笔雷啸岑却突然没遮没拦地大声喊起来：“经国兄，你修这条横贯公路，有大功于台湾，将来会以此而在史册上流芳的；但是你不该去负责特务，做这种事，只会在史册上留骂名!”此话一出，全车顿时鸦雀无声，场面极为尴尬，素以大度著称的蒋经国脸上也变了颜色。冷场十几秒钟，蒋经国大吼：“要不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王八蛋才干这种事!”突如其来的口舌之争，使得气氛大变，后半段行程大家全无兴致，蒋经国也板着脸不再解说了。
毛人凤当道
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碰了很多的大钉子。
在外界看来，两“统”都是蒋介石对付政敌的利器，手掌、手背都是肉。实则并非如此。蒋介石对“军统”极为偏爱，每每提及坐飞机摔死的“军统”头目戴笠，总是充满了怀念之情。对“中统”蒋介石则往往冷淡，竟至在很正式的场合说过中统“拿假的情报来骗我”之类的重话。在这种情况下，他要蒋经国接管谍报系统，自然是选择当时已更名为“保密局”的“军统”为突破点。
但蒋介石过于迷信自己的权威。他没想到，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毛人凤，现在对他并不是那么顺从。按蒋介石的计划，让蒋经国接任保密局局长，原任局长毛人凤退为副局长。毛人凤却竟然抗命不受。其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自不量力，有的说是自恃功高。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毛人凤自信有比蒋介石更大的靠山，有恃无恐。关于这一点，毛人凤在台湾谍报系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郑介民有过婉转的解说。毛人凤死后，郑谆谆告诫他有意扶植为接班人的叶翔之：“不要跟(蒋)夫人太接近，总统是很忌讳这一点的，毛人凤就死在这上面。”郑介民一生大智若愚，不轻易用这样庄重的口吻对部属讲话。他那段话讲的应该是实情。“韩战”爆发后，美国军舰驶入台海，既公开为台湾当局充当保护伞，也带来了美国政府的颐指气使。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沟通的主要中介，则是宋美龄。当时曾有人借用医学名词为台湾官场的政治分野下定义，蒋介石一系称作“内科”，蒋经国一系称作“小儿科”，宋美龄一系称作“妇科”。“妇科”因有美国背景，权倾一时。毛人凤在当时走的就是“妇科”路线。有宋美龄为他撑腰，他当然可以谁的账也不买。
强龙不压地头蛇
蒋介石当然不是省油的灯。毛人凤拒不移交，他岂会就此罢手，拐个弯儿，还是让蒋经国把谍报系统全盘抓了过来。
1950年2月28日，蒋介石连下三个手令。一是派蒋经国重建军队政治机关；二是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三是派“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谍报部门。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这第三个手令——你毛人凤不是不服蒋经国吗?得，我就派个层级比蒋经国更低的彭孟缉来领导你。
彭孟缉在“二二八”事件时，任高雄要塞少将司令，曾率部开进市区杀人。因其“处置果断”，而为赴台“宣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所赏识，台湾改建“行省”后被白氏保举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彭虽官运亨通，但在国民党退台之后，将星云集，他这个区区中将，就显不出什么了。即使在国民党谍报系统内，毛人凤、郑介民、叶翔之、叶秀峰，哪一个都比他的资历高出一大截。在等级制度严格的谍报系统中，彭孟缉要“协调指挥中央各情报单位”谈何容易!蒋介石明知如此仍然要选择彭孟缉，估计出于两种用心，一是针对毛人凤的自负，故意派个层级较低的人去领导他，以打击其气焰；二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让地头蛇彭孟缉上阵，先作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的清道夫。
由于毛人凤等的抵制彭孟缉开始也是一筹莫展。蒋介石几次召见彭孟缉垂询“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进展情况，彭孟缉只能以“正在协调之中”为对。经过两个多月的僵持，彭孟缉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在保安司令部发现了戴笠的学生郑绍远，如获至宝，马上任命郑氏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郑氏知恩图报，便向彭孟缉献了一计。彭孟缉依计以“司令”名义，设宴款待所有“中央情报单位”的副主管。酒过三巡后，彭亮出蒋介石授命他“统一”谍报系统的手令，向副主管们“请教”统一办法。副主管们挨个看了手令，一时谁都不肯贡献“高见”。彭孟缉就势提出了早已拟好的腹案：
1.各机关谍报人员，必须持有“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发给的工作证，才能在办案时要求户政机关，军、宪、警机关，邮电检查机关配合。
2.为了避免各单位在工作时发生重叠冲突，请在座各位参加“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负互相协调之责。
3.凡从事谍报工作之各单位人员，如无工作证证明其身份，而为治安机关察觉，均以“冒充谍报人员”论处。
与会者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赴宴的，对彭孟缉的三条不可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而且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也实在不便贸然反对——彭持有蒋介石手令，公开反对无异与蒋介石唱对台戏；何况彭氏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并未将他们排除在外，他们的个人地位已经有了保障。于是一个个在酒酣耳热之际，欣然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彭孟缉随即将各单位副手签字的会议记录呈报蒋介石。蒋介石读了好高兴，立即批示：签字的各单位副手即为“台湾情报委员会”委员，直属彭孟缉领导；以正式公文通令各单位知照。毛人凤等各单位主管发现上当，但木已成舟，再反对已来不及了。为了不丧失从事谍报活动的“合法权利”，纷纷把各自在台的谍报人员名册、照片、级职等等资料悉数送到“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以领取工作证。
就这样，彭孟缉略施小计，便把台湾所有谍报机构的内情全部掌握，而后实现统一调度，自非难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的权力因此膨胀到惊人的地步，以致于当时堂堂“行政院长”陈诚，有事下条子交办，条子也写着“彭主任明熙兄”的字样。
彭孟缉初步整合了台湾谍报系统，但他并不是十分清醒，没有意识到他不过充当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的“清道夫”，因而稳坐在“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椅子上，毫无“功成身退”之意。好在由他久经宦海的老子支招儿，说彭孟缉“威势震主”，应知居高思危之道，把谍报大权推给蒋经国。彭孟缉这才慢慢开了窍，在一次谒见蒋介石时，谦称自己德薄才浅，不堪膺此重任，恳请另荐贤能如经国先生，来“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就此，蒋经国正式接管谍报机构。蒋氏父子当然视彭孟缉为功臣，待他甚厚。
在利用彭孟缉“清道”的同时，蒋介石父子对付毛人凤的另一招，是设立“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资料组”主任自然是蒋经国。这样，借助“资料组”，蒋经国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合法性有了保障；借助“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蒋经国又有了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实权，蒋经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台湾“特务头子”。
蒋经国的“资料组”，后来发展为“国家安全局”。这里又有一段故事。
1954年7月，蒋介石下令组建“国防会议”，其下属的常任机构有“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按照老蒋的意图，仍由蒋经国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恰巧宋美龄从美国回来，极力反对。没办法，老蒋只好让步。1954年10月某日，郑介民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士林官邸。走进客厅，见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都在座。三人面色不悦，好像刚刚发生过一场舌战。郑提心吊胆地坐下来后，宋美龄第一个发言：“总统要成立国家安全局，经国当局长。这不好，因为美国人是肯定不会同意的。我认为，还是介民当局长的好。”郑介民赶紧起身推辞：“我不行，我身体不好。还是经国兄当局长吧。”这时蒋介石慢腾腾地发话了：“介民，你就不要客气了嘛。经国我会安排的，局长你就先当着吧。”蒋经国则毫无表情，一言不发。郑介民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下来。告辞后，宋美龄把他送到门口，小声嘱咐：“你作局长辛苦，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助手，他就是军统局的老同志阮清源。”郑介民哪敢回绝?也一口应承下来。可真到了人事安排的实质性阶段，蒋经国却利用“国防会议”的权力，指派亲信陈大庆当“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宋美龄推荐的阮清源只能去“国安局”淡水训练班当了个班主任，差点没把宋美龄气死。其实岂止是副局长由蒋经国指派，就连局长郑介民，后来也不过是蒋经国的傀儡。国安局真正的老板是“小先生”即蒋经国，这在台湾谍报系统是一个无人不知的秘密。一直到蒋经国去世，台湾谍报系统都在他的直接掌控之下。只是在他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再不能事必躬亲，这才委由“国防部长”代管某些部分。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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