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风凋碧树
[ 2000年第5期 昨夜西风凋碧树 作者：徐光耀 ]
八、挨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文联大楼的斗争热浪，催得创作室亦连续升温。先是命令与丁、陈有关联的人赶快交待，“再被动就危险了”。我于是写了个文字材料，恭恭谨谨地交待了三件事 ：
一、去年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过一封有关丁玲的信。
二、经李兴华手，送给过陈企霞300元钱。
三、到丁玲家去过四次：一次帮她买出国礼品；一次是丁玲宴请《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让我去陪吃；一次是丁玲宴请聂鲁达、爱伦堡两对夫妇，又让我去陪吃；最后一次是与同学孟冰找丁玲，要求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
这个交待写在陈企霞的大“坦白”之前，由于一时的人情味发作，心一软，把给陈的第二笔钱隐瞒了。于是铸成我的第四行大罪。隐瞒的原因，主要是怕把那位女同学扯出来：她三十左右了，一直未婚，一个人孤苦伶仃过日子。联大时她是我的学习小组长，很文静，也勤奋，十分爱惜“羽毛”。丁、陈的案子如此火爆，一旦扯进去，必被穷追，那她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何况，不是说过钱算她借的，与陈企霞无关吗?就算隐瞒了，拿党性、良心一比，也说不上有多大过不去……
冷不防陈企霞在大会上自己揭出来了，而且说他们已姘居十年。我大惊之余，赶忙给支部写补充交待，但已来不及了，铁的事实证明我“对党不忠”，而我自己也很服罪，对党隐瞒，这当然是很不对的。
为什么每逢交待，我总把给作协党组的信列为头条呢?它本来在党的生活中很正常：党组织给党员写信调查事情；党员按要求提供回复。其中无诬陷，无造谣，不虚假，也不故意制造混乱，凡事实都有根据，日月地点场合齐全，极其便于查对，按理说，这么用心的写信，应该受表扬才是，怎么倒成了犯罪嫌疑呢?这不滑稽吗?若说这就叫反党，那么，党员再接到党组织来信，应该怎么办?难道不回答，不理睬，什么全不提供，一切都去你娘的呱哒哒，才能做到不反党吗?何年何月，有过这样的党章呢?
但又为什么交待呢?这主要是凭感觉，环境给的暗示。尽管作协党组是党，支部也是党，但你的信与丁玲有关，那就得“交待”!同时我也感到，仿佛有人正等着这封信，好早日见识一下它的内容。
“交待”了，也果然马上见效，不出三天，这信被复印30份，在斗争公刘的会上分发，创作室成员人手一册，也给了我一册。复印技术在当时很先进，原件上被人划了黑线的地方，也都清晰可见。
尽管凶兆越来越多，我仍很自信，就让大家拿最挑剔的眼光，把这信好好儿看看吧。创作室那么多老党员、老干部，大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有着多年的党性锻炼，我不信他们会凭着这个给我定罪，除非他们都疯了。然而，事实却证明，恰恰是我疯了!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主任虞棘说：“明天上午的会，由徐光耀同志检查交待，希望做好准备。”尽管我已有预感，还是大吃了一惊。虞棘看到了我的惊愕，解释说：“第一，你给作协党组的信，性质很严重：第二，你也有‘言论’，《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第三，文联大楼会上，‘点’了你两次名……”
谢谢他，一下子使我明白了很多……
又一下子使我糊涂了很多……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两个我：你杀死我，我杀死你……
可恨的“文革”，吓得我把当时的日记毁掉了，记不清这个日子了。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第二天上午，我作了详细的“交待”，交待了与丁玲、陈企霞来往的全部历史，全部过程，全部内容。所谓“全部”，其实不准，我所交待的只是丁、陈“错误言行”的全部。至于他们那么多革命的正确的言论，那是绝对不能提及的。提了，就会招致“又搞翻案”，甚至“继续向党进攻”的训斥。这在樊斌和公刘的身上，已屡屡体现过了。
大凡一个人挨斗，总须经过这么一些阶段：坦白交待，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梳辫子”定案。而交待，揭发，批判，大都错综交叉，贯彻全程的。一般的规律是：凡初期的交待，总被批为“不坦白”，“不老实”，“避重就轻”，“继续隐瞒欺骗”。眼见的樊斌、公刘、丁玲，无不如此。我，当然也逃不掉。后来，从别处推广来了“经验”，在“坦白交待”之后，必须来一个“打态度”阶段。据说，有些被批斗的人，顽强抵抗，放肆狡辩，气焰嚣张，全无认罪之意。若不先把他们的“威风”煞下去，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而，必须先“打态度”，待其老实低头之后，才能有所“交待”。而方法，则不外乎臭骂加温，拍桌打凳，大呼小叫，“狗血喷头”，必要使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屁滚尿流，筋骨瘫烂而后已。斗公刘的时候，“背靠背”会议还只布置“加温”，到我这里，“打态度”经验恰恰传到，于是，什么丁、陈的“走狗”、“马前卒”、“吹鼓手”，什么“忘本”、“叛党”、“资敌”、“卖身投靠”等等，等等，都成了司空见惯的题中应有之词。“温度”之高，要人保持不发昏，那是万难的。
其实，我与丁、陈的交往，就那么几次，活人当时都在，哪里需要下大工夫呢。1947年，我成了陈企霞系里的学生，除听课外，没有其它接触。开国那年，他给我的长篇《平原烈火》提过修改意见，并介绍发表和出版，是对我的最大“恩惠”。可《平原烈火》是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也没吹捧过陈企霞，这都没法子“上纲”。此后，他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我的“错误”就是两次给钱，又全是别人主动、别人经手。陈企霞自己已证得很清楚了。至于丁玲，我交待中有个精确的统计：听她讲课、讲话(包括开学典礼、学期总结、“三八”节座谈、毕业典礼等)，共八次；通信两回；去过她家四次。就这些，全可找得出人证物证。凭这点接触，她就能把我培养成“反党分子”，岂非太神了吗?
细心的读者会问，“去过她家四次”，有无实在内容呢?问得好，本来这也是斗争会上的重点，且让我把“坦白交待”底稿上的有关部分，原文照抄如下：
“1951年3月11日，她(即丁玲)打电话叫我和李纳(文研所女学员)到她家去玩，我们去了。原来是陪《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吃饭。这是第一次到丁玲家去。这次，她把我向冯雪峰介绍时说：‘他的《平原烈火》我觉得比《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新儿女英雄传》没什么人物，是凭故事取胜……’又说我是陈企霞的学生。然后又向我说：‘你那篇《我怎样写 <平原烈火>》写得不好，以后不论谁再叫你写这类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的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我本来想给你抽掉的，又怕打击你的情绪，还是发了。’当时，她是《文艺报》的主编。
“第二次到她家去，是1951年10月2日(还有十来个青年作家)，是去陪爱伦堡夫妇和聂鲁达夫妇吃饭。坐约三小时。她把我向这二位大作家介绍时，曾说：‘这个青年出过一本小说，写得很有才能。’
“第三次到她家去，是1952年2月23日，我和学员孟冰向她要求到朝鲜去体验生活。这次她跟我们谈了很多话。大致有：
“谈到了读书，从而谈到果戈理、普希金、巴尔扎克……等等，向我们推荐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也谈到了中国古典文学。
“谈到了生活。她说：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说，‘我就近不得生活，一挨近生活便有创作冲动。’她说，她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目前最吸引她的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想到新疆王震的部队去看看生产和打小仗(剿匪)；第二，想到东北的大森林中去看看伐木；第三，或者到湖南故乡，看看伐木者们的‘顺流而下’；第四，去黄河，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她说，‘我喜欢有色彩的地方，喜欢一般人不大注意或不爱去的地方，我是不跟人赶浪头的……’
“还谈到《桑干河上》的写作情形，她说，这书是她的一种试验，试验怎样用许多小事把人物刻画出来，尽量避免单纯的叙述。
“这一次，她答应了我们到朝鲜去。
“第四次到丁玲家去是1952年2月26日。丁玲和曹禺将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百周年纪念。因我曾在去苏联前帮代表团采办过出国礼品，说我有经验，也帮她买些出国礼品。这一天，除上街两次买东西外，还管了些记记帐，打电话，催商号送货等事。丁玲跟我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此段话在复给作协党组的信中已引用过，见前，不再重复——笔者)……
“她还拿出几本装订得很考究的果戈理的书，对我说：‘一个人写出书来，值得这样装订就好了。’
“她问过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在北京的，对继母叫不叫‘妈’，杀过人没有，过去有没有很大的烦恼，等等。但我不明白她问这些的目的。”
“1953年5月19日，丁玲去找马烽，在(文研所)院子里碰到我。因我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她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最后说：‘你应该想法搞创作，不要搞编辑，蹲办公室不好。心里要经常有个打算，有个写长东西的打算，不要乱抓；乱抓在没事可干的时候来一下，磨一磨笔，不能总是乱抓。”
又，“1954年(忘记了月日)，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公共场合碰上了丁玲。我当时是从农村回京办事。她见面问我去看陈企霞了没有(正是《文艺报》犯错误，陈企霞挨批评，反胡风斗争刚进入批判思想阶段的时候)，我说没有。她说：‘你去看看他吧。他现在情绪很不好，就一个人闷在屋子里，他这个人是没有朋友的，难得有人去看他。你是他的学生，他见了你会感到安慰。你去劝他写写文章，批批胡风。文章写好了，发表了，他的精神情绪，都会好些，就不会光集中在受批评的事上了。而且文章一发表，人家也就不会以为他是被打倒了。’隔了两天，我去看了陈企霞，并把这段话的意思向他说了。当一说到‘人家就不会以为你是被打倒了’时，陈企霞跳了起来，连问：‘谁说我是被打倒啦?谁说我是被打倒啦?’我没有说是丁玲说的，只说是怕人误会成这样。”
大家看，这儿所录的话，从用词、语气、风格，到情感表达方式，都绝对是丁玲的。那时的“反右”运动，正“遍地开花”，所有与丁、陈有关的人，都在忙于“坦白”，各单位互通信息，互转“材料”，共同“破案”，“气温”一升再升，“牙膏”挤了再挤，哪容你有半字虚假。我这人向来“无事不可对党言”，从第一次交待，到最后定案，基本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参与斗我的十几、二十人，至今大多健在，他们没有一个指出过，说我第一次的“坦白”，后来又作过修改。惟一的一次“补充”，就是给陈的第二笔钱，我连忙申请了处分，当时还有人疑我故意小题大作，是想掩盖重大阴谋呢。那时我可真的怨恨起丁玲来了：你暗地里搞了那么多反党勾当，就一句知心话也不跟我说。如果说了一句，我今天也好坦白呀!
无可“坦白”，就把上面所录丁玲的言行拿来抵偿。凡能上“纲”的，都被录进去。所以，这些就都成了“宣扬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宗派小集团活动”，“向党猖狂进攻”等等罪行的佐证。至于丁玲说过的更多的话，那是不能、也不敢录进去的。可悲的是，这些“坏话”被保留下来，而好话却永远消弥在大气里了。
九、也让丁玲亮个相
在这篇长文中，我一直没给丁玲一句申辩的机会。从开头到眼下，她一直是个罪犯形象。这是有失偏颇的。现在借个机缘，请她自己来点“独白”。不只为公正，也调剂一下氛围。
在我挨斗不久，支部又下过一道命令：凡与丁、陈及相关人员的通信，要尽数上交，不得隐匿或销毁。这是把“反胡风”的经验移植过来了。胡风只“三批材料”(主要是通信)，就打出一大群“反革命”来，效果非常显著，创作室跟我要信，自是理由充足。于是连忙检点丁、陈及联大同学们的来信，即行清理上交。
上交之前，禁不住要把它们看一看，也是加小心的意思。其中属于丁玲的有两封，不看则已，一看，不觉悲从中来，翻来复去硬是难以割舍。幸已夜深人静，大家都休息了，便冒了加倍遭惩的危险，把稿纸铺于灯下，一字套一字地把它们偷抄了下来。为了保真，我甚至仿临了丁玲的签名。所谓“叛逆精神”，我身上向来稀有，这一回，要算是最大的例外了。
私人通信，不为宣传，最能见人肺肝，我们无妨用吹毛求疵的方法，潜心静意，仔细看看这个“大右派”是怎么说话的。前一封，写于1952年8月1日，我正在朝鲜战场上体验生活，因碰到一些困难，写信向她诉说。不久，就在火线的山洞子里，收到了这封信(为保存原貌起见，行文有误之处，亦一仍其旧。下同)：
光耀同志：
今天读了你的信，忍不住要同你谈谈。
你走后，我才读到你的文艺整风思想检查的发言。从那个发言中，我才知道在你的思想中存在着颇大的问题，就是你关心你的写作问题比关心政治生活(即生活的政治意义)多。因此你心中是空空洞洞的，并没有使你非写不可的东西，所以你就怎么也写不出，写不好，而且觉得无什么可写。看到发言后觉得你去朝鲜是对的，但觉得没有好好同你谈谈，很可惜。我就怕你去朝鲜也收获不了什么。许多人去了也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同你谈也不迟，当然会因为是写信的关系就谈的简单些。
第一，我劝你忘记你是一个作家。你曾写过一本不坏的书，你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你忘记了，你就轻松得多。因为这就会使你觉得与人不同。这意思不是指骄傲，而是指负担太重。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自然，他们的意思是不坏的，可是你却苦了，你怎么也写不出来，你焦急也没有用。我可以告诉你，读者又在慢慢忘记你，朋友的心也在冷了，这并不可怕，这就是说你可以不着急了，你可以慢慢来，你也可以把你的读者朋友忘掉，把那些好心思忘记掉，你专心去生活吧。当你在冀中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但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的人物全出来了。那就是因为在那一段生活中你对生活是老实的，你与生活是一致的，你是在生活里边，在斗争里边，你不是观察生活，你不是旁观者，斗争的生活使你需要发表意见。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忘记你去生活是为了写作的，是为了你的读者朋友等等的想法。
第二，你不要着急任务。我们并没有加给你什么任务，你的任务是去生活，去好好改造自己，学习生活，学习做人，学习做一个好党员，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见解的好党员，一个有修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你曾经写过一本很好的书，这是非常可喜的事，但离一个作家、一个成熟作家还很差，现在还是首先从做人做党员着手，写是第二。你不要忘记，暂时写不出不要紧，怕的是永远写不好。
第三，暂时可以不回。中国文学史这一季，你已经没有学了；没有学就留在以后学。下一季是苏联文学，你如在朝鲜无法生活下去，就回来学，如有法生活下去，就暂时不回来，苏联文学也留在以后学。不过，如果的确生活不能深入下去，我以为就要回，免得在那里虚度光阴，以后再下去也是一样。生活中的方式、运动、变化是很多的，但也不是非死捏着不放，死捏着也不一定就懂得了。你可以按情况机动，也要有决断，不要从小处顾虑。
多理解人吧，不是为写作和人做朋友，是尊敬人、帮助人，是向党负责的去爱人、帮助人。努力克服思想中的个人意识。应该有热情，有雄心(做一个最好党员的雄心)，能艰苦，能坚持。我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愿你从细小的地方做起。你可以和那边的部队的负责同志去商量，要设法取得他们对你有切实的帮助。
祝你坚强努力!
丁玲 8月4日
第二封信写于1953年春。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正在结业，同学们即将各奔西东。丁玲当时在大连休养，写信回来向大家征求意见，希望就怎样才能把文研所办好，直言不讳地把意见提给她。我当时正面临工作去向的选择，对所里也有一些意见，顺势趁风，给她写了一封信。于是，便获得了这封回复：
光耀同志：
先祝贺你的结婚之喜。
你提的几点关于“所”的意见很对。我始终觉得我们搞了两年多，还没有造成一种蓬勃的、热情的、对生活、对艺术有无限倾心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有斗争、有批评、又能爱人、又有很大愉快的情绪。一个搞文学事业的人，首先应该要求这个人是活的，而又是活得充实而又高尚的。苏联的作品很在这方面用功夫，马特洛索夫就是写这个英雄是怎样成为英雄的；是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有那样多好人来养成了马特洛索夫有一颗高尚的心，他在哪里都是最好的，他在战场上去牺牲个人就来得一点也不突然。我们文学研究所始终还不能成为一个熔炉，现在情况是：大家都很好，相安无事最好，对个别调皮的人就束手无策了。为什么呢?我们整个的社会，“所”的社会气氛不够，一两个人去谈话批评是不行的，这些人不是怕谈话怕批评的人!只有把大部分人团结好了，大部分人都活得严肃、认真、有意义，那么，少数人就同化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因为有许多原因，我们缺乏完全献身于“所”的创造的人太少了!我个人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这还不是指现在的几个负责人而说，这是包括了全所的人，特别是学员而说的。但我是相信可以搞好的，天下事都是这样，只要有人就行，有共产党员就行。你的意见是很好的，这些经验我们要接受的。
其次是关于你的去留问题，我个人对你有这种看法：你有些好处，就是有些条件，可是也有些缺点，缺点是经历太少，文学底子不够。按我的看法，你最好留在“所”内，我已把这意见告诉田间、马烽他们。原因我觉得再打几年底子，生活底子，知识底子，再回部队去。可是，可能他们要求你回去。我以为你是否可以提出来，因为你去年没有学习，最好留下来补学(我也把这个意见说了的)，田间他们再把你的意见转到部队去，再学一期后回去。田间他们有你的意见也许好同部队商量些。但如果不能的话，我建议你回冀中部队去工作。不做文艺工作，不属文化部。你可以写两部作品，为这两部作品做准备，第一部，写冀中的抗日历史小说，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像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一样。如果你有这个计划，将来文研所还可以支持你、帮助你的。第二部，写回家的军人在地方工作上，在农村里，在工业的开展上，如何起作用。战争不是永远的，建设才是我们的目的。像《幸福》、《金星英雄》、《收获》、《库页岛的早晨》，都是写退伍军人如何从事建设工作。你回到冀中可以找到这种材料的。你看怎样?你到朝鲜只一年，看的方面少，给自己一些印象，一些启发，准备在你将来的作品中用的，写点短的散文是可以的，想从一些零碎的感受中写出著作来，有血有肉的人物来，那是不够的。你也不必为写不出着急。
总之，要努力!要夜以继日，贪心的去爱生活，爱人，爱文学，从各方面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做一个诚实的，像马特洛索夫式的青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如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乐意的帮助你!
四月初我不能回来了!
敬礼!
丁玲 3.19
这就是丁玲!这就是罪该万死的“反党右派”丁玲!据揭发，写这二信的时间，正是丁玲闹“反党”最活跃、最疯狂的时期。可我们那些自称响当当的铁杆“左派”们，写得出这样对党有深情的信来么?尤为费解的是，把信没收了去，为什么搁置不用?为什么不汇报，不交流，不转达?当事人心中明白：方针已定，就是要把人打倒。凡不能打倒，不利于打倒的，概予不闻不问，不查不证，不理不睬，为什么?就为“按既定方针办”啊!“人民战争”就是这样的打法，欺谁乎?欺天乎?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我“改正”之后，这两封信的原件仍不发还，我屡次申请、讨要，就是不给。答复是：“已入文书档案，取出不便”云云。这使我愈发糊涂，“改正”时给我说过，有关定罪材料已经由组织上销毁了，怎么又出个“文书档案”呢?它是干什么的?没有解释。既是档案，取出应该很便，怎么倒“不便”了呢?还有，丁玲的信放在那里，究竟要它起何种作用?倘有人要查对或研究点什么——包括她或我的什么“不轨”之类，把它拿出来见见天日不好吗?
十、花絮”(二)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也由于“打态度”的经验尚未到达，他的发言颇富超脱而轻松的意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另一位是张桂，上校，年纪较大，品性憨直，有大好人之称。他在会上发言不多，斗樊斌和公刘的时候，都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这一次，不知是否要求“加温”之故，他一开口就很激动，整张脸都红通通的：“你，徐光耀!一个穷人的孩子，十三岁当小鬼，在党培养下，你，你怎么，就，就——”，“哇”的一声，突然大哭起来，眼泪鼻涕齐出，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这使我极为震骇。他竟气成这样，我可真真罪孽深重啊!当时，我很想像个老鼠一样钻到地下去。主持人见他久久说不出话，便劝他冷静冷静，由别人先说。然而，直到会终，他也没有再发言。此后的多年，也一直未再见他。我总在想，盛年人的眼泪可不是很现成的，他哭得那么恸，必有个道理吧!在他深心中，到底有什么块垒梗梗着呢?
再一位就要说到寒风。他是老二野，参战甚多，爱开玩笑，有点顽皮，也有点猛愣，是条生于易水的汉子。他的短篇《尹青春》，写长途行军中的艰苦，警句联珠，堪称一绝，很令我折服。可有一次他把我骂得很苦。那是斗我的后期，斗了一整天，临散会，虞棘忽给我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明天上午，要交出一份完整的文字检查材料，就是说，把犯“错误”的全过程、所有事实、关系、思想根源和认识，完全写清上缴。我以前已交过几次这种材料，字数都在一万五至两万之间，现在时间只剩一夜，如何写得出，这分明是有意刁难和施压。我于是央求说：自被审查以来，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日开会反省，体力消耗太大，要一夜写这么长的材料，我就是不睡觉，也做不到的，希望多宽限一两天。谁知话刚说完，寒风便往起一站说：“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力消耗太大，谁叫你犯错误，谁叫你反党，活该!”
尽管斗“皮”了，这“活该”二字，还是“滋”地钻入鼻孔，狠酸了一下。战场上抓住了国民党汉奸，也不曾用过这种字眼对待他们。如今的我，真就糟到这种程度了吗?日后有许久，脑子里总被这两个字缠着。缠来缠去，竟想起一个传说，据传在疯人院里，所有疯子都绝不承认是疯子。若有谁被指为疯子，其他疯子就会扑上去一齐把他痛打，打得越凶，越证明自己不是疯子。寒风许久抓不到发言题目了，“同情右派”的帽子或许已悬在头上。他正心急火燎，来了机会，此时不发，还待何时?本质上也还是吓坏了啊。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嚅嗫唔哝，字斟句酌，又想词锋峻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追求入党，也正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的。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沈默君。他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不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闷，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拔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大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腮”，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然而，真正使我认识了黄胄的，还在几天之后。那是又被长枪短剑狠斗了三小时，散下会来，正耳鸣眼晕地独自往家走，不提防黄胄从背后拉住了我，拍拍肩膀说：“光耀，上琉璃厂转转去呀?”
这太出我意外了，鄙人正烈火烧身，“过关”之不暇，去那种雅人消闲的地方，不是开玩笑么，别人看见，岂不更增加了我的罪恶?便说“不去。”但他拉住我不放：“嗨，你一个人回家有什么事儿?走走，跟我看看画儿去，懂点美术，对你写作也有好处。”我仍是辗转挣扎，连说“不去。”他却硬不松手，一劲儿再劝再说。我这才明白，哪是什么“看画儿”，分明是见我淹进脏水沟，日渐沉溺，要拉我上岸罢了。他这样做，是要冒“同情反党分子”的大风险的。不由得心上一翻，也燃起“丝丝拉拉”的火热，便任他拉进了琉璃厂。那时的琉璃厂，除了荣宝斋，还有多家公私合营画店，四壁所悬，尽是名家，尚有不少明清佳作。但我于画一窍不通，看不出门道。黄胄便指指点点，给我解说，还一力撺掇我：“买一张，买一张!搁着稿费又不下崽儿，画是陶冶性情的……”我很理解，这“陶冶性情”四字，正是他拉我来此的隐隐深心啊。
也算是盛情难却吧，我终于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当夹着画轴回到家时，心中确已有了云开雨霁的幻觉。再看那水藻丛中，一群小生命活泼泼的自在游动，心神也就暂时飞离了风暴中心……
日后，在“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悠长岁月中，赏画，竟成了我的“业余兴趣”，也是让我活下来的未可小瞧的支柱。革命20年，我按照党的教导，一贯只讲公心和忠心，不肯讲私情。这一回，却是黄胄的“私情”，使我懂得了：绘画，原来还有济世救人的一项功能，可使人脱离苦海的。黄胄与我同庚，都生在1925年，他竟先我归西，这又是老天的不公了。
最后，要点到黎白。他是我的联大同学，生于中国最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参加过地下斗争。他眼界开阔，年轻气盛，有识有胆，勇于任事。可也爱“多事”，敢在斗争会上跟“左派”拍桌子。曾坚持说，沈默君其人，宁可叫“坏分子”，也不应定成“右派”。1956年底，他忽发奇想，要参加有关王林《腹地》的那场“战争”，为文反驳侯金镜在《文艺报》上对陈企霞的批评。文章相当长，警句有：“金镜同志拿着企图刺穿教条主义的长矛，却没有找准真正的对手。”我和另一同学李兴华都看过，并表示基本同意。然而，文章未及出笼，“反右派”来了，创作室赶忙把文章抓住，将我和李兴华的短简附在后面，复印成册，发给大家。在斗黎白时，就有了这么个说法：黎白我们三个，互相勾结，自动发难，形成配合陈企霞向党进攻的一翼。其实，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无论是态度的认真，作品分析的仔细，学术探讨的严谨，都很值得某些十分“潇洒”，专为卖钱，或“过把瘾”的“评论家们”仿效的。可是，斗到最后，给黎白弄了个“留察两年”。之所以没有戴“帽”，或许是沾了敢拍桌子的光。可见“天道”也有出格的时候，难于一概而论的。
现在让我们扳正面孔，再回到战场中心来。
十一、定命
忝列“重点”的我，从8月斗到10月，仍未结束。当然，在我之后，还“花插”着斗了黎白、沈默君、白桦、吴占一等人。美术组因为发现了艾炎、何孔德等人也在反党，分出去单独斗去了。艾炎当时我不熟，后来在农场一块“改造”，接触渐多，才知道他的冤案“纯粹”得奇怪。但是，竟无人敢一伸手指为他“翻案”，致使这位文天祥的嫡传子孙，在左权将军牺牲的战斗中纵身跳崖未死的壮士，也跟着我们苦海翻腾22年。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学《跳崖壮士》，发表在《人民文学》，此处就不再交待了。
一次次“坦白交待”，一次次“深挖狠批”，所得结果，总是“不坦白”，“不老实”，“继续对抗”，“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向党彻底投降”……祖宗三代，亲戚朋友，社会关系，历史表现(当然专找坏的)，都翻得底儿朝天了，还不行，怎么办呢?真是心急如焚啊。有一天，实感无路可走，便鼓鼓勇气，找到胡可，请求给我个好好的帮助，指示我“怎样才能把自己挖深挖透”，谁知胡可把手一摔，悄悄着急说：“我帮你?我还有八条呢!”
这不但出我意外，也大感诧异，忙问：“你?你怎么会有八条?”
胡可伸着指头，一项项数给我听。果然，若真把这八条一亮，按当时“标准”，胡可也真就没逃儿了。譬如，八条之一，“鸣放”时，有人说，《解放军文艺》没有什么人爱看，不如交给地方去办。胡可曾表示，这意见并非不可以考虑：之二，虞棘下过“死命令”之后，胡可也写了“鸣放”文章，投给《解放军文艺》。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出，他同魏巍一起把稿撤回了。但创作室仍将该二稿的校样翻印，创作室每人发一份。其中当然有“反党言论”；之三，“鸣放”时有人提到，什么地方有人正议论“同仁刊物”，我们是否也探讨探讨。胡可也说，这倒不失为一条思路；之四，又是在“鸣放”会上，胡可曾说，何直(即秦兆阳)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认真下过工夫的，这样的文章不多见。不几天，秦兆阳在报上被“点名”了，同意他，自然是呼应“右派”，大罪一桩……可惜事隔40多年，“八条”仅记得这么多了。但就是这么多，不告便罢，若有人一“捅”，则反对党办军队报刊，主张“同仁刊物”，攻击党的文艺政策，与地方“右派”内外呼应等等罪名一加，也就难逃“法网”。
胡可正然心神不定，自身难保，我还怎能死死缠他，只得怏怏而回。回屋细想，胡可的天性不能与艾青相比，艾青洒脱灵通，可以满不在乎；胡可却是精慎谨细的，有这八条压着，必然日日夜夜翻肠绞肚，陷入巨大煎熬之中。如此下去，他会熬个什么结果出来呢?这种感染来的担忧，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忽想到一个传说，不禁另有所悟。据说，某些领导人有一套带干部的“绝活”，方法是：先把干部当根大葱叶子狠命揉搓，直到揉去所有筋骨，变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柔若鼻涕，然后再往葱管里吹口气，使他满精神的“支棱”起来，那么，这个干部就很好使唤了。在挨斗初期，我也曾想到过这一“绝活”，但在饱尝被“围歼”的滋味之后，才又有了新的觉悟。我固然被揉搓得差不多了，可揉搓我的人们，又何尝不也在“被揉搓”；我自然没了筋骨，而别人的筋骨，还能正常的保持着吗?所以，整人必须用“运动”的法子，“运动”来，“运动”去，那相关效应就自然翻番，真正是“让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也许你日后仍能“满精神的支棱着”，可脊椎骨呢?还在原处直着吗?
在斗争会上始终严肃认真，很是敬业的，印象中有个陈亚丁。他是总政文化部文艺处长兼《解放军文艺》主编，上校，分工在创作室“蹲点”，绝大部分会都参加的。他讲起话来也很严肃，但因身份关系，轻易不开口。开口也只出题目让你答，他不作结论。如：你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是否把背后的活动都揭露出来了?还有那些不敢见阳光的?与党的关系怎样?只某些问题有矛盾，还是经常有矛盾?文艺上你要求绝对自由，不要党干涉，那要谁干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懂，这些问题都是有答案的，所以还提，若不是猫对耗子的“逗弄”，就是心存“城府”，以防言多有失、失足落水了。此人曾名列“四人文章”事件，也可能还“心有余悸，”但后来在“文革”中很来劲，颇“走红”了一阵子，却又不明不暗的隐没。
陈亚丁提的问题虽叫人难受，毕竟还有回旋余地。相形之下，魏巍便要直截而正面得多了。魏巍那时是我们创作室副主任。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已三四年，在室里声名显赫，很为大家敬重。在文联大楼会议上，曾代表17位部队作家“讨伐”丁、陈。他在多次发言中，有两次给我震动最大：一是批判我的《海阔凭鱼跃》。我原文中有一句说，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可以用他认为最好的任何创作方法去进行创作。魏巍在发言中针对这一句说：“你把党当作破鞋子一样扔掉了。”我听了真吓一跳，心想，如果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座，也会发毛吧?因为我这句话，原本抄自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是为了强调一下，加一括弧并其中六字而已。我以为，共产党员是不应排除在“任何人”之外的。所以，比较起来，《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二位作者，就慎重多了，他们批前批后，批左批右，扣我“绝对自由化”的“帽子”，就是不把这句话拉出来示众。
魏巍批我的另一件，是说我在杨成武兵团时，提倡“鸡抡太主义”，并解释说：“这是一种极为反动、极为腐朽、极为可耻的主义!”这简直是掀天揭地之文，我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罪该万死了!不得不进行垂死挣扎式的剖白。大约终是靠了真实，侥幸没有再被追究。
到了1957年11月2日，当是“梳辫子”阶段了，魏巍又有一次发言，份量甚重，系统性、权威性、结论性十分明显，是经过充分研究、准备的。原话较长，只能提纲撮要，录其大概，以见一斑。他开头就说，要彻底弄清你的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反党?吞吞吐吐地承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二，“与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是不是偶然的?”他逐条分析，说我在“检查”中只一味侧重与丁、陈的关系，虽然重要，但很不全面，应该联系历史上的问题全面检查。丁、陈问题“只是你的问题的总爆发”。又说，“畏惧”反党帽子是没有用的，结论不会按你的愿望去作，越不觉悟，越需要搞透。不搞透，便会觉得冤枉。冤枉，会成为一个消极因素存在你脑子里，这不利于改造。丁、陈集团如果在1955年搞透，他们就不会又在今年犯错误了。又说，“你至今还想保持自尊心。吴祖光的小家族内部是没有自尊心的，你的自尊心，只说明你和党还有很大距离，反骨还没有彻底击碎”。
下面，进入“反党是否偶然”的正题。
“在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上你当然是反党的：“四大件”(即给作协党组的信，《海阔凭鱼跃》，给陈企霞七百元，把第二笔钱隐瞒——徐注)只是表现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实质是你内心的情感，从情感上早已是丁、陈的走卒了。反党不反党，有一个明显的比较，比较一下党和丁、陈之间，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心中有党还是无党，是丁、陈近还是党近?事情就很清楚了。比如给陈企霞送钱，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支部问你，还隐瞒一笔，这还不是心中无党?给党组的辩正书最严重，你真有党的观念，为什么不反复思考?为什么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这还不是猖狂地向党进攻吗?!
你心中无党，是否有丁、陈呢?给丁玲的母亲送花圈(我没有给丁玲的母亲送过花圈，此话不知从何而来——徐注)，那情感之深，观念之深，不得了!你把对丁、陈的忠心来对党，可就要打80分了。可惜，你心目中的丁、陈就是党，是你具体的党，你的上帝，你希望的寄托。卖身投靠是最可耻的!所以，你做个党员就很成问题了。” 联系当时的背景，今天重温这个发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严肃认真的，深刻的，严正的，也是最革命的。就内容，就方法，就逻辑，就其哲学高度和整体意义看，都折射着那个具体时代的特有风貌，很值得后世子孙受用和借鉴。若视为“胡乱骂人”，那就太轻率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这句话，措词相当谨慎，透着欲说服旁人的商量语气。但含意明确，就是要开除我的党籍。我的命运，大概此时已然注定了。
概括我全部罪行的“四大件”，赫然居其首的仍是给作协党组的那封信(魏巍称之为“辩正书”大约是跟丁玲向中央告状时附的“辩证材料”归到一堆去了)。为这信，我曾屡屡奇怪，斗了几个月，发言如此之火，却没有一个人拿它进行条分缕析地批判。但凡提起，只当成“猖狂向党进攻”的证据，一句带过，从不说它错在哪儿了。连魏巍也只说“不反复思考”，“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更无其他。相比之下，倒是《海阔凭鱼跃》屡遭鞭挞，颠来倒去从中找我的立场、观点、世界观。最后在报刊“点名”了，它仍是唯一的靶子，其余“三大件”，竟不涉及。老实说，我私心对此很觉不公，为什么不把我的全部罪状都拿出来?把它们统通“亮在阳光下”有什么不好?干什么把本来的“四件”藏起“三件”?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定我“右派”的主要罪名，是“给丁玲翻案”，而拿到社会上去批判搞臭时(报刊点名)，又说我是“修正主义思想”——当然，这只是一时的闪念，从8月斗到11月，连我练就的“皮”也已瘫软，哪还能想个究竟啊。
事情终于到了“头”，在我又交出一大本子“自我检查与交待”之后，会上宣布：从即日起，徐光耀还要继续检查，继续反省，想起新的问题，随时向党交待。无事不要出门，需出门时要向党小组长请假。阿弥陀佛!这就是说，我已被“斗熟”，“挂起来”了。
回到家里，一头栽在枕上，只感到一阵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疲乏，浑身上下，像是一滩烂泥。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如此的脆弱。
十二、意外的“苦果”
“挂起来”的滋味，原先想，总比挨斗轻松一点吧。开头两天，倒还可以这么说，但时间一长，那份入骨钻心的煎熬，是常人绝难领略的。我32岁，正血气方刚，参军入党，都已20年。20年中，无一日一时是没有任务可干的。那怕站在生死交接线上，都在为肩上的任务而追求：精神和思想，就在这追求中保持平衡和奋进，从不知什么叫做“失落感”。这次可不同了。所谓“继续检查”，只是把你“闲”起来的托词。“扫穴犁庭”几个月，底儿早朝天了，哪还有什么“检查”要“继续”?不给任务，不准出门，无会可开，无话可谈，不能交往，更不能去娱乐场所，就这么“闲”啊，“闲”啊，“闲”你个百无聊赖。
为免涉嫌其他，最好的法子是读书。于是读啊读，读过今天是明天，读过旧年是新年，到1958年新春了，妻子大学毕业，被分去河北保定。大女儿由她带走，交岳母去抚养。二女儿不满周岁，由保姆王阿姨代管，这个小孽障很“闹”，虽也能造出些乐趣，却无论如何不能替我分心。书，读了一大堆，字，数了万亿行，却把脾气读得越来越躁，越来越坏。屋里的东西全成了“仇敌”，看见椅子也想踹它一脚。忽听说，一起挨斗的人已有“处理”了的，便去问党小组长胡可，我怎么样了?胡可特别沉得住气，说，别着急，安心学习吧，有了准信儿，一定告诉你。
受心里一串又一串疙瘩的缠磨，脑子里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我反党?可真要把党反倒了，我往哪儿去呢?蒋介石回来，不就是专拣我这号儿的杀吗?……丁玲本事大，把党反倒了，她能当主席?她能指挥全国?……渐渐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度小有恢复的体力，又加速度地削损下去。再也憋不住了，又去问胡可，可胡可仍是那两句话。我想到了抗战初期的锄奸科，那时对付狡猾的犯人，曾用过“熬鹰”的法子：让犯人坐在一根棍子上，也管吃，也管喝，就是不让睡觉。48小时过去，犯人会从棍子上掉下来。当重往棍子上架他的时候，他在你手上就睡着了，那情景，历历在目。现在，要把我熬到几时呢?在焦躁到顶点时，曾小声对自己喊：“枪毙我算了，省得慢慢熬死!”后来《小兵张嘎》上有句台词：“在这儿，都快把我憋炸了!”来源就在此时。
终于熬出两件很可怕的事。一是，当我把12大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全部读完，想回忆一下书的内容，总结几条收获的时候，发生了大怪事：12大本，几十出戏，我竟一个字也忆不出!连人们常说的莎翁最高成就“四大悲剧”，也是一片茫然。这一骇真是非同小可!我的脑子呢?脑子哪儿去了?我到底怎么了?
正自焦虑狐疑，叉手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蹒跚着走来了。她刚学会走路，想是来找我玩玩儿的。但我隔着玻璃却恨恨地想：我正不知死活，你还来添乱!岂不真是个催命鬼吗?正当她伸手抓门，就听我一声大吼：“滚!”她抬头见我那张狰狞的脸，唬得回身就逃。她，两只小手扬着，跌跌撞撞，失魂落魄，最后扑在对面的台阶上……
我盯着这一切，忽地热泪盈眶。我想，我必是疯了，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疯了”?使我又一骇。我跌回椅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疯了，就不如死掉。死掉，妻子儿女彻底解放，可自去谋生；而疯了，就会粘连牵累她们一辈子，既失劳动能力，又要给家人、朋友、街坊，甚至派出所，增加没完没了的负担，受人民白白供养，却到处惹是生非，那实在太可怕了!
昏茫茫，只觉眼前一片漆黑……
忽又想，能不能找个解脱呢?死，简单得很，方法有的是，真心寻死，没有人能阻止得住。剩下的问题是能否治疯?绝不能去疯人院，那等于已经死了。还有别的法子吗?突然，我想到了前年读过的译自苏联的《普通心理学》，上面曾提到：人在经历巨大打击和挫折的时候，神经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在这关键时刻，人要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当时读到这里，觉得好玩儿，就特别留心了一下控制的法子，于是记住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就是这个“八字方法”，使我看到了曙光：如果心里老为“把党反倒，我往哪儿去”打仗，就会越陷越深，无法拔救。只有把全部思虑投放到一个新的焦点上，才能从火炕里逃离出来。可这个新焦点在哪儿呢?读书?已证明全无用处，看戏看电影如何?以待罪之身去溺于娱乐，岂非更是“跟党对抗”?逗孩子?找朋友?……都不能拴住我的心，也不现实。其实我很清楚，最有效的“集中精力”便是创作。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就被否决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怎能写文章?
又熬了三两天，再三搜索枯肠，依然毫无结果。晚上，盯着灯光又想：自杀，不也是死吗?写文章，一口血喷在桌子上，也是死。过去搞创作，总嫌时间不够，总嫌开会、学习，干扰太多。现在，大块时间摆在面前，你不写，是没有出息，自甘堕落，谁又干涉你来呢?这样一想，眼前灯光忽然变大，心里喊：干!
决心既下，第一步是先找题材。给自己定个规矩：不管写啥，一定要轻松愉快，能逗自己乐的，至少能使眼下的沉重暂时放松。这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平原烈火》，其中有个小鬼“瞪眼虎”，出场时，曾是挺活跃的。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没啥事可干，最后只得蔫而不唧的结束。一位老战友看了批评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
那好吧，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吧，能逗我笑的就是他。
于是我大敞心扉，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广撒大网，尽力搜寻，桌上放张纸，想起一点记一点，忆起一条记一条，大嘎子，小嘎子，新嘎子，老嘎子，尽都蹦蹦跳跳，奔涌而至。由于我不喜欢自己的老实刻板，从幼年便把嘎子当作楷模，注意多，观察多，交往多，“嘎相”储藏也相对较多，尤其抗日时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炮火，笑眯眯地争先赶来。不多几天，那具有情节功能的嘎人嘎事，竟拉成一个长长的单子。我把单子从头细看，加以去粗取精，编排调整，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子形象，便站在眼前了。啊，我的孩子，啊，我的救命恩人!在紧要关节的时刻，你真的来了呀!
再没什么可迟疑的了。稿纸铺开，心神收拢，开始描画，为怕组织上怪我又不“老实”，连对胡可、杜烽也一律保密。但我写的是电影，而非小说，原因很简单，写小说必须细抠语言，一字不妥，心下不安，多处不妥，读者会半途把你甩了。而细抠则须下细工夫，太累人，当时的体力已经担不动。而写电影呢，语言粗糙些关系不大，导演能看懂就成。对话虽要求精彩，却又越少越好，这就省劲多了。总之，写作目的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能把我拉入写作就好。
感谢苍天，感谢捷普洛夫的“八字方法”，写作一开始，情绪就变了。各路英雄纷至沓来，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化装袭击，狭路埋伏，端楼打点，越墙掏窝，一派神出鬼没，灵动壮美的活跃景象，布满眼前，它们所引起的激情，是可以压倒一切灾难的。老实说，在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下，我们坚持武装抗战的整个斗争，就是一场嘎子式的游戏，斗心机，斗智慧，斗谋路，斗谁的“鬼点子”多，正是我们“小米加步枪”克敌致胜的法宝。写嘎子，无须发愁生活的枯竭，抗战史实，永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一开始写就相当顺利。由于思想和情感的激扬和专注，情绪也似又上了当年的战场，连睡中梦中，也枪炮轰鸣，杀声震耳。什么“反党”啊，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食量于是增加，睡眠于是安稳，眼里消灭了“金花”，红润又回到脸上。写到高兴处，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在屋里飘飘然旋转起来，简直忽然之间又变成另一个“疯子”了。
若深究一下，是什么力量使我顺利地“转移方向”了呢?简单说，就是战争中的党和战争中的老乡啊。抗日战争长达八年，日寇不但握有特别巨大的优势，也格外残暴凶狠，对剿灭共产党是始终竭尽全力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那种局面下坚持斗争，真是苦极了，险极了，残酷极了，千千万万的先烈，把尸骨铺在大地，血流成河；可活着的人，照旧“把脑袋掖在腰里”，迎着雷暴，拼死冲杀，没有一个是为升官，为发财的。老乡们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他们才肯、也才敢不怕烧房砸锅，不怕妻离子散，亲你，爱你，破生忘死地支持你，保护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好党，老百姓只要向你一闭眼，日本鬼子的铁扫帚马上就会把你扫个精光，连芽儿也冒不出来。而处在那等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仍能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活得理直气壮，就凭着那点忠心，那点信仰，那点正义感，和一派浩然正气啊!
当然，那时偶尔也有老百姓骂骂共产党的。可这些骂，能极快地上达高层领导。当时的决策者们，不是忙于抓人惩办，而是先检讨自己，探询根源，找出群众之所以不满的所在，坚决下令纠正错误。被人传为美谈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不就是这么产生的么?而真正打动群众之心，换得他们亲爱的，就在这些地方啊。历史推移，千百沧桑，真理只有一条：只有真正的军民鱼水情，才有人民的更无私，战士的更英勇。两者映照激发，才形成如虹正气，遍地英雄。
说到英雄，我在朝鲜战场上碰到一位营教导员，抗日时认识，他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答：“采访英雄来了。”他听了，长叹一声说：“真正的英雄全死光了，剩下些半英雄不英雄的，成了英雄!”是的，这话我很理解，冲在最前头的，总是最先中弹啊。可那最英雄的千万先烈的骨殖，早已化为泥土，除个别幸运者外，谁还记得他们呢?但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他们创下的业绩和优良传统还活着，这个传统，可以使一个党在危难中起死回生，是伟大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魂!
我又“回到了”抗日战场，精神和情绪一下子都“拔”起来了。于是就“忘”掉了眼前的一切。尽管断言我80分的忠心给了丁、陈，可七八万字的《小兵张嘎》，能从其中找出“反党”的影子、或者挨整“右派”的影子来么?这不是管里吹了气，是先烈们的英灵在敲震着我的良心和神经啊!
顺利的写作，忽在中途碰上技术性的“拦路虎”：在“嘎子”坐了禁闭之后，怎么出来的问题上卡了壳。按常规，这地方必有一套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不仅要让“嘎子”服，思想上还得有新提高。而“嘎子”是不轻易服人的，话不入耳就会辩论，如在电影上开起辩论会来，这戏就没法看了。我是个急性子，仅仅憋了两天，便灰心了：电影这东西咱没搞过，又不曾受过训练，“行行不是力巴干”，何苦来呢?还是回过头来写我的小说吧。
这时体力已有相当恢复，觉得可以在语言上下工夫了，于是搁下电影写小说，毕竟有点底子，居然一鼓作气，一月之间把小说拿下来了。起初题名《小侦察员》，总感不顺，最后定名为《小兵张嘎》。
小说写完，再拿起“电影”看看，觉得就按小说的路数往下“耪”，也可勉强成戏。于是电影剧本也在以后的十多天中完成。“撇斜”一点说，也可叫做一箭双雕了。
关于创作方法，似也值得说几句：过来人当记得，当时文坛，到处是禁忌，凡执笔为文的，无不战战兢兢，何况“反右”一来，文网大张，人人动辄得咎，胆战魂飞。但我反正已经“头朝下”了，写作只为自救，不为应时，还管那些禁忌干什么。惟有联大老师肖殷的一段话，始终是我注意追求的。他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因他说的是“最终目的”，脑子里曾连转几弯，所以印象较深。现在写“嘎子”，抓个性成了我方法上的头等大事，即：凡符合“嘎子”个性的，就拼命强化、突出；凡与“嘎”个性无关的，戏再好，也予割弃，即或“冲犯”了什么，亦在所不惜。这一条看似简单，但从效果衡量，恐怕还算说得通的。
十三、不是结束
把两个“嘎子”抄清，装订成册，已是1958年的五六月间。心中颇有点高兴。便又问胡可有无消息。胡可依然说，别急，别急，耐心等着吧。其实我内心已经不急了，既然能写东西，拖就拖吧，拖得越长才越好。我回到屋子，开始谋划酝酿已久的大长篇。实在说，写这个长篇是我此生最大野心，最后的梦想。我想写一个农民，从抗战当兵开始，经历三场残酷激烈的战争，最后成长为一名将军的故事。题目老早就定下来了：《将军向我们走来》。
我以为，中国革命之取得胜利，主要是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而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武装起来的农民起了中坚作用，尽管牺牲了千千万万，风波险恶，道路曲折，但确乎锻炼出一大批人材。而这些人材，即使在建国之后，依然是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拳头”。就是说，写一个从农民到将军的成长过程，也就大体概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风貌。我自己亲历了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战争，时代背景是熟悉的，对连、营、团、师、军各级指战员，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与了解，心中藏着不少英雄的动人形象。把他们用心组织，精雕细刻，自信可以塑出典型。是的，也许我承担不起这样的重大题材，但每一想及它的史诗性、丰富性，和它含有的重大意义，总不免雄心勃勃，激动不已，觉得，果真此生能把它拿下来，是可以死而暝目的了。现在，《张嘎》已完成，锋芒小试，感觉尚好；胡可又叫“耐心”，大块时间似乎还有，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呢?
用三天时间拉了个粗疏的提纲，为尽速投入，决定先开始，后细磨。开笔之后，依然保持着《张嘎》的势头。然而，雄心也就“勃勃”了十来天，小休时翻看《人民日报》，忽见《解放军文艺》第六期广告上，赫然一条标题：《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头上轰的一个炸雷：啊，报刊“点名”了!
那么，我已经是“右派”了?已经成“敌人”了?
急急推开案上的一切，跑上街去找这份刊物。一面昏昏然想“修正主义”?这不是内定扣给赫鲁晓夫的帽子么?斗我的时候，没有谁这么扣过我呀!?怎么又跟赫鲁晓夫弄到一块去了呢?跑遍了大小报摊和邮局，都说该刊尚未到。又等了好几天，刊物来了，却又怪，从头翻到底，没有这篇文章，撤掉了!为什么撤掉?一时又坠入五里雾中。“将军”不但不向我“走来”，趁此机会，他也逃之夭夭了。
正自神不守舍，文书夏信荣送来六月份的工资，打开纸袋点数，削去一大半，从原来的210元变成了99元。
把两件事加起来问胡可。胡可显得很尴尬，嚅嗫着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行政科他们，弄错了吧——你别急，等我去问问看。”
等了一星期，不见消息，再等一星期，毫无动静。一日三餐，都与胡可、杜烽同桌而食，他们一个支书，一个党小组长，消息竟打听不来，我也就知道：不能再问了，他们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心中大乱，“八字方法”也失灵，我必须面对全新的“现实”了。人往哪儿去?家庭怎么办?孩子往哪儿安插?……特别糟心的是那则广告，它覆盖全国，我父亲，我姐姐，我妹妹，都可能看见，而他们都是追随党多年的铁杆红人，都曾为有我这么个亲人自豪过。尤其是我姐姐，自我4岁失去母亲之后，是她把我拉扯大的，一向把我的荣辱看成她的荣辱。这可好，霎眼之间，我变成了一个可耻的“右派”，一个“反革命”，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她将怎么“迎接”这个消息呢(后来正式消息到达，她果然一下昏厥4个小时，落一身大病)?
大约因为“疯”过一次了，有了免疫力，尽管心乱如麻，倒还能稳住。人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等了三四个星期，依然没有动静。为招惹点什么以欺骗自己，消磨岁月，便把电影剧本拿给黄宗江看，请他提提意见。黄看了，带着满脸怜悯，说：“写得不错，提不出意见。”因见我十分狐疑，又补充说：“真的，不骗你，可以说在水平线之上。”其实即使是“真的”，我也没有心思去丈量他含意的轻重了。
不断去转转琉璃厂，打算让齐白石、徐悲鸿们帮我打发那无尽的岁月。《将军向我们走来》已收进抽屉，喊杀连天的腾腾烈火，早告熄灭，谁知日后还有机会“拾”起它来吗?——唉，在此后的年月里，我还真有两次机会重新写它：一次是在1963年，好不容易请了半年假，刚写了两万字，保定发了特大洪水，过后，被市委书记点名调出，命令写“抗洪救灾”的大型剧本。这一写，就写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来，一切“砸烂”。第二次是1973年，“造反”进入武斗高潮，我无资格参与武斗，刚刚趁“逍遥”时期再次动笔，谁知“红色政权”诞生了，又命令我去写“本市的革命样板戏”，大块时间又被剥夺。在进入新时期的前二年，也是个机会，但文坛上“新潮”涌起，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某出版社编辑当面对我说：“写战争?现在谁看那个?”心下犹疑，蹉跎两年，忽地当起官来，于是加速度地跌入老年，只剩下徒唤奈何的力气了。命运啊命运，你是多么的无情与暴虐!
等到1958年9月25日，“结果”终于来了。支部书记杜烽和支委周洁夫，进了我的屋子，很严肃，有点想笑，也有点惶恐，没有寒暄，代表组织出示两份文件，说：“你的问题，党委已经作了决定，都在文件上。你要同意呢，就在上头签个字；不同意呢，也可以提出上告。”我拿起第一份文件，是总政机关党委的“决定”，文曰：“由于徐光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降为行政十七级)，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干净利落，无其它说明。第二份文件是军事法庭的军法“判决书”，除没有“开除党籍”一句外，其余完全相同。
心上“嘣嘣嘣”一阵乱跳，只觉大地忽然开裂，我像块石头一样往下沉坠，听得见“刷刷”的声音。还没有沉到底，忽有了第一个反应：啊，“判决书”!在六年锄奸工作中，我写过不少“判决书”，那都是给别人定罪的，想不到当兵入党20年，自己也上了“判决书”了……
我还是向杜、周提了一个问题：“文件上只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没有具体事实(我过去写“判决书”是要把全部犯罪事实都写上去的)，定我右派，到底是根据什么呢?”回答是意外的巧妙，一句话就把我堵死了：“就是根据你的‘自我检查’啊。”是的，千真万确，是我自己写上了“反党”的，是自己把脖子伸进了绳套，白纸黑字，还有何说?他二位见我愣在茫然中，又补充一句：“主要的，是你给丁玲翻案，是那封信——”幸亏有这个补充，使我知道了犯罪由头。
后来在保定，大街上碰到一位已经很熟的业余工人作者，劈头问：“老徐，听说你是自个儿花了八百块钱买了顶右派帽子戴，是真的么?”我笑笑，想纠正他“八百”是七百，又一想不对，忙说：“恐怕是瞎传。我戴‘帽子’，是因为给丁玲翻案。”这个回答，就是根据于官方的解释。
他二人又重复提醒：“你不同意，可以上告。”我立即坚决回答：“不，我不上告，我同意。”党章不顾，宪法不顾，事实不顾，根本不讲道理，我上告，找着再*“我三级么?
两眼一阵发黑，我拉过文件，往上签名。又听到一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像是劝告：“你不要抱幻想，这次运动有规定：一律不准搞复查、甄别，定了就是定了，不许动!这是真的。”即使在朦胧中，我也认为这不可能。我当共产党20年，向来“有错必纠”，怎么会兴出这么反常情的规定呢?于是根本不予理睬。
然而，这竟是铁的事实。22年确乎无人敢动，便是见证。也可见他二人的话是有文件根据的。事情既已开头，有其一必有其二，刚刚翻过年去，这一招就又用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身上。后来的刘少奇，是被“永远开除出党”的。我当年多么天真啊!
我又问：“需要上缴什么东西?”我预计会没收校官礼服和“独立自由”及“解放”两枚勋章。那礼服的领口袖口，都绣有华丽的金边，灿然耀眼，“右派”是绝不可以上身的。然而只收了肩章领章和武装带，其他给留下了。至于去向，他们说，我会被“分配”去保定。这使我很感安慰，不去“北大荒”或团泊洼，却发往保定，因我妻、岳母、大女儿，都在那里，可以互为依傍。对一个“发配”的人来说，很算得上是优厚的了。
但是，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叫我国庆节前，把家整个儿搬到保定去。原因是上级有指示：“凡戴了‘帽子’的，一律不准在北京过国庆”!我的天!距国庆只有5天了，我一个“双开除”的“右派”，两手空空，保定还不知情，这样一个倒霉透了的散乱摊子，我怎么“飞”得动呢?只好要命有一条了!
杜、周也很为难。踌躇再三，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他二人提议：我自己先去保定报到，抓紧把家事也安排一下，待过了国庆，再向组织说明情况，请假回京搬家。
不错，这是走得通的，得救了。向二人表示了感谢。
隔了一天，即1958年9月27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我由一名大尉监护着，上了南下的火车。大尉谨慎而温和，使我感到是“监护”而非“监押”，更打消了“董超薛霸”的影子。开车不久，播发了一首儿歌，动听而嘹亮：“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向来喜欢这首歌，今日听了，却差点掉下泪来。可是，渐暗的天色，又使我想到中秋圆月，心想，人虽已从北京“起”出来，今晚却可以同妻子过个团圆节了。谁知车到保定，大尉很神速地从忙于过节的市人委那里开个条子出来：“直送保定农场”。我一愣，忙问，“‘决定’上说的是‘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怎么送农场?”回答是：“市人委同志说了，你们这个，都是先送农场。”
格外大格外圆的中秋月跳上屋顶时，我已进入保定农场。这儿拥有四百个“右派”劳动大军，我立即被编入一连一排。副连长指着一份锄、镐、锨、钯说：“这是你的。”
故事告了一个段落，可并没有结束。这时我33岁，到1979年“改正”，还有22年。中间经过“劳动改造”，“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以至“文化大革命”，还有一长串“故事”。“改正”时，我已54岁，如今又过20年，垂垂老矣，天知道还能写得出来吗?
仍有些小疑惑在心头逗留不去。其一是，虽说我写过一本书，但农村小学四年，自幼当兵打仗，实在说不上是知识分子。何苦必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后快呢?就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还不过瘾，非要再“坑”个样儿出来不可，也应分分敌我友吧?到1979年，胡可才告诉我：本来1958年6月就定了给我戴“帽”的(所以才发生了《人民日报》的广告和扣工资的事)，团支部大多数人不同意，打报告上顶，顶了三次，还是得戴。为什么对自己人下此狠手?让中国人普遍的聪明一点不好吗?凭什么断定“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非要跟“知识”势不两立呢?
其二，戴了“帽子”是“右派”，1959年保定农场给我摘了“帽子”，又称为“摘帽右派”，因此一条，“文革”中把我归入“黑五类”，“遣返回乡”，打回老家务农去了。1979年“改正”(不是平反)后，却又有“改正右派”一说：保定有位安姓文化局长，打报告申请住房，一位贾姓宣传部长批道：“安伟，14级，副局长，改正右派。请帮助解决住房困难。”据说这并非个别例子。此项“名目”一立，人们就会把不管什么脏事烂事，都往我们身上乱贴，因为已是轻车熟路，成了“惯性”。冤了这么多年，所扣工资不补，株连妻儿活该，不准重新参军，没收信件不还，犹有说也，难道这“右派”阴魂，必要追随我们直到入土吗?
当然，这只算是个人琐事，非常渺小，说起来也很没有意思。但若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可就不能采取这种轻薄态度了。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各色“卫星”纷纷上天：小麦亩产55000斤，红薯亩产60万斤，稻穗上站着人的照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小土群”胜过大洋炉，“钢铁元帅升帐”，到处“热火朝天，形势大好”。可是，老百姓砍了一人高的玉米栽红薯，砸了饭锅“炼钢铁”，拆了民居建食堂，抽出柁檩去烧火……这些疯狂的胡作非为，非只一时一地，都是大小干部带头、或逼人干出来的。为什么?难道都失去理性、丧尽天良了吗?我的故乡，在一些非常好的干部中流传这么个口号：“要命不要脸，要脸不要命!把良心夹在胳肢窝里，往缺德里干吧!”彭德怀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庐山会议上提了个很温和的意见，立即被定性“反党”，使他也很快懂得了必须“要什么，给什么”。于是，除了培养出林彪这个“马屁精”之外，各种形式的“鸣放”就彻底根绝了。
所以，才来了“三年自然灾害”，才吃了“四大两”，才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才使数千万冤魂梦断荒郊!……报应来得多么神速啊!
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很多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Q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如此等等的“窝囊废”现象，不是比毫无筋骨的“葱叶”更可怕么?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而吃苦受罪、水火遭殃的，却是亿万人民。损失如此巨大，性质如此恶劣，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整个民族大滑坡!千古教训，核心只在“说假话”之一端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为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对封建主义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最为紧迫的任务。鄙人写此一文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1999年7月11日。今之凌晨，中国女足与美国争夺世界冠军，偶尔失利，大痛于心，草草结束。
1999年8月7日，改一遍。
1999年9月11日，抄改讫于石家庄市。
(责任编辑 徐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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