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彤彤大上海”帷幕下的受难人
[ 2000年第5期 “红彤彤大上海” 帷幕下的受难人 作者：刘志琴 ]
十年浩劫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是世人皆知的。谁又能想到，早在“文革”前的1958年秋，在号称东方大都会的上海，由当时主政上海的柯庆施一手策划的把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的非常举措，理由是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这一没有来自中央的红头文件、没有大张旗鼓宣传的“不是运动的运动”，牵涉上海数以万计的群众，造成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我之所以成为这事件的见证人，是因为在我的周围有两个受害者，一是我的同班同学陈城，他的父亲是“右派”，被通令连同她母亲要在一周内离开上海；另一个是我的亲戚，上海一名菜场职工刘聚霞。前者拖延了出发日期，不久即不了了之，据说这是因为上面制止了这一事态的发展，才得以侥幸逃脱这一灾难；后者由于响应号召，及时出发，并由于我的参与，肇成二十多年苦难。
当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天真幼稚，党的多年的教育，改造自己也异化了自己，从活泼泼的个性变成俯首听命的“驯服工具”。一天刘聚霞告诉我，她作为五类分子的家属被通知离开上海，同时也被里弄的动员所感召，以为到西北参加工业建设，从此摆脱五类分子家属的帽子，堂堂正正做人而高兴。在这忧喜交加的情况下，征询我的意见，我不加思索地鼓励她响应党的号召。后来再一思量，一个妇女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到举目无亲的大西北，能生存下去吗?当我带着犹豫准备再找她商量时，她已举家北迁了，从此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慢慢地在我的印象中也已淡忘了。二十四年后不期而遇，突然见到她，看到她竟然苍老得像八十岁的老人，就很吃惊，更为她非同寻常的磨难和经历而震撼，为此我深深自责，如果当初劝阻她一下，哪怕等一等哩，不就可以避免这一家人的不幸吗?这一家是六条生命，二十多年受着刀山火海般的煎熬，这里也有我的罪过。因此我暗暗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为她讨回公道，哪怕头破血流在所不惜。为此，我从北京跑到上海，从走访基层到上告中央，一度求告无门，1982年我曾给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写过一封信。如今我把这封信公布出来，是为了让今日的读者了解在这“红彤彤大上海”的后面，一个受难者的经历。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
我为一个老实、善良的劳动妇女申诉，她不幸的经历使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深为不安，希望党的政策能照亮这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而她在这个角落里含辛茹苦地生活了二十四年。
这件事也许不是您老人家或中纪委份内应管的事，但我不忍一个双目已快失明的老人申诉无门。二十三年前，您为中国人民的危难仗义执言，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至今我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恳请你为一个人，一个最不起眼的劳动妇女说句公道话，使她艰辛的一生有个光明的结局，让她在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安宁地离开人间。
她名叫刘聚霞，解放前是个家庭妇女。她的丈夫是个本份的小商人，1949年因不堪忍受国民党溃兵的敲诈，稍示违抗，便惨死在反动军队的枪口下。留给她这个28岁年轻寡妇的是4岁、3岁、2岁和待产的四个幼儿，从此她领着孩子离开家乡镇江，流落到上海棚户区。建国后她成为上海闸北区热华菜场的营业员，以她菲薄的工资维持五口之家，生活是艰难的，为了找个生活的帮手，不得不考虑改嫁，经人说合，与上海合兴制缸厂的职工吴浩荣结合，婚后不久在肃反运动中得知，这个人曾因隐瞒上尉副官的伪职，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判刑5年(后病死)。她的再嫁原是想抚养幼小的儿女，不幸的是这个后夫留给她的，是又增加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命运是这样的不幸，又能给她多少指责呢?她只能自叹命苦，独自支撑起更为艰难的生活重担，在菜场她担菜进货，沿街串巷叫卖，回到家里操持6口人的衣食，日日夜夜像个转驴一样劳碌不息。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来了，吃饭不要钱，大家都吃供给制的宣传，激起她改善贫困生活的幻想，强烈地渴望共产主义的到来，为了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她更是舍身忘我，豁出命去干。这年11月，她住处所在的派出所和菜场通知她去兰州支援建设，动员报告讲得多么动听：“甘肃生活很好，水果掉在地上也没人吃，去那里干三、五年仍旧回上海。”会后又明确告诉她属五类分子的家属，是迁徙对象，不走也得走，希望她识相，带个头，并要安排她任带队的队长，表示对她的信赖。这对一个老实、善良的妇女来说，领导的话就是指令，到兰州过好的日子的向往，又给了她强烈的吸引，她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报了名。从动员到出发只有四天，既不是离职、退职，也没有得到任何安家费用，就这样拖着5个孩子，小的3岁，大的不满13岁(原已被上海艺宣扬剧团录取为艺徒，参加演出，这时也被强制迁走)，连哄带逼，稀里糊涂地被送上了火车，开往大西北。谁知车过兰州，不准出站，又继续西行，同车厢的有34户，纷纷质问护送人员，为何不在兰州下车，回答是：“兰州名额已满，改到别处了。”就这样用火车、汽车、牛车一直送到沙漠地区黄渠公社，才亮出底细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弄得她目瞪口呆，同行者中有的哭成一团，有的要以自杀抗争，有的不服这口气，到城里找护送人讲理，这又谈何容易，茫茫大戈壁，没有交通工具，步行迷了道的，就再也没有活着回来，有的全家倒毙在沙漠深处。她们一家连行李也丢失了，因为行李本是寄往兰州的，岂料未在兰州下车，更无人过问她行李的下落，就这样一个37岁的孤身女人，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随身只有两条被子，就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的荒原上。
她对这一切都逆来顺受了，为了让孩子活下去，她苦撑苦熬，又像转驴一样在西北高原上劳碌不息。冬天，冻开裂的手露出带血的骨头，不停地挑沙、积肥；一个瘦弱的江南女子，一肩挑起一百五十多斤，远远超过她自己的体重，在风沙中奔波；烈日当空，烤焦了皮肤，晕倒在地里，醒来后依然片刻不息。她用顽强的、超常的劳动获得劳模的称誉，出席过县的劳模会议。但是就这样也填不饱肚子。饥饿的年代到来了，同去的一百多名上海人，饿死了三分之一，她带着孩子吃树叶、啃树皮，甚至吃自己的大便，一度濒于死亡，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同去的上海人，有门路的，一户一户离去，返回上海的，迁往原籍的，进县城的，都走了，就剩下她一家，这最困难也最勤苦的一户。如今艰难的岁月已经使这个61岁的老人过度的衰老，牙齿全落光了，双眼快失明了，像是一支残烛，熬尽了灯油。她本人既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任何运动的打击对象，正是因为如此，当初她无“反”可定，现在也无“反”可平。难道仅仅因为后夫这个短暂的婚姻关系，就遭受24年的惩罚，株连前夫的子女，直至万劫不复!她也是国家的正式职工，能这样不经任何离职、退职手续，被抛弃到万古荒原而置之不顾，至今连申诉也无人受理吗?
我义不容辞地为她申诉，也为了尽一点小小的私情，这并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亲戚，重要的是我良心上的负疚。当初在她被动员征询我意见的时候，我不加思索地鼓励她到西北去，那时的我，是一个幼稚的共产党员大学生，没有对她的情况进行清醒的分析和劝阻，后来音信全无，隐隐悔悟对她的失言，有可能给她带来多么不堪设想的后果!二十多年后，再见到她，为她的苦难和无辜深深地震撼，也为她毫无怨尤地抚育了五个孩子而油然起敬。这是一个多么淳朴、善良、勤苦的老人啊!可是现实又是怎样对待她呢?1979年她向上海原单位、派出所和上级领导多次申诉，希望对她的错误政策也能反正过来，落实到她的身上，当地的大队、公社也很同情她的境遇，主动帮她与上海联系，但是上海的这些单位，扯皮、踢皮球、推诿责任，甚至不耐烦地对她加以训斥。请这些同志看一看她的经历吧，能这样长久地欺负一个老实善良的苦命人吗?1958年政策中的失误，给她们孤儿寡母带来多大的灾难，非人所能忍受的困难，她都默默承受了，作为共产党员能够无动于衷吗?如今普天同庆拨乱反正，什么时候落实政策的甘露才会落到她的头上?!
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老人，并不强求国家之难再返回大城市，只是要求两点：补办退休手续，恢复她应得的退休职工的待遇；就近安排她到县城，或者迁回原籍，或落户到上海郊区。这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要求兑现政策的最低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职工应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在众多的落实政策中，这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可对于她苦难的一生，正是像盼救星一样，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她行将摘除眼球，有生之年已经不长了。而我，她这不幸事件的见证人还健在，我有责任为她申诉，即使她已不在人间了，我还要为她申诉，直到有了公正的答案，这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共产党员的良心和中国公民最起码的正义感。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我不得不求助您和中纪委的同志主持公道，打扰您了，请您能谅解。
衷心地祝福您
健康长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刘志琴 1982.4.14
我是噙着泪水写完这封信的，因为我深深为这老人的人品而感动。当我问她，在那样困难时为什么不给亲友写信，再怎样我也可以给点粮票和资助的。她淡淡地一笑说：“不!我已因为吴浩荣的关系受牵连，对不起子女，又怎能再把这关系连累亲友呢。”为此，她主动与亲友断绝一切联系，从不伸手求助，独自承受一切苦难，这是多么令人敬重!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株连政策的严酷，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呢?我想给她些钱以弥补当初的过失，也被拒绝了，她说，包产到户后她承包了一个果园，生活有了温饱，还有些积余。她要的不是补偿，是一份公道。尤其令人叹息的是，在她谈到自己遭受的种种磨难时，居然没有一点怨言，只叹命运不济，这使我下意识地感到她是不是像祥林嫂一样，被苦难折磨得有点麻木了；可当她谈起怎样承包果园，经营一些小买卖的兴奋，我又觉得她简直是中国的阿信。一个受难者拥有的却是金子般的心啊!
黄克诚同志见到这封信后，当即要他的夫人唐棣华接见了我，表示会尽快与上海方面联系，还准备解囊相助，以帮助受害者治病，当我说起她谢绝一切资助时，夫人也不禁为之动容。但是时隔二十多年，所在单位和人事都已有了变动，会有许多周折，为了能够顺利进行，夫人又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到上海找黄克诚的老部下杨光池，这位受冤狱株连，被囚禁多年而平反昭雪的老人，虽然现在已不在职，但50年代初曾出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有许多老关系可能促成这件事的解决。像这样一件最不起眼的凡人冤情，受到黄克诚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人的费心尽力，使我感动不已。
我是事出无奈才向中央领导人求助的，在这以前我在上海跑了好几个单位，受够了白眼和刁难，最令我难忘的是见一位区委书记，当然我是不敢贸然求见的，这是通过他的亲戚介绍，并事先通了电话约我到他家的。第二天我准时敲开了他家的门，一个保姆样的人，一下子把我堵在门外说，书记不在家，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了。我又敲开了门，说明是书记约我来的，并一脚跨进了门槛说我等他。就这样我在客厅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他的家人出出进进，没有一个正眼看我一下，也不问个来意和长短，好像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尤其是一位小姐，高跟鞋登登地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连连向我抛出不屑的眼光，后来又与保姆耳语，似乎是要把我打发走。这无异是在羞辱，我愤然而起，不辞而别。回到旅馆就给这位从未谋面的书记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今天是你失了约，你家人不愿接待我，我只好走了。我找你，不仅是为一个人平反，极左路线从根本上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如今正是要通过一件件的具体工作，重新修复人民对党的信念，所以你该帮助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受到伤害的人民群众。信寄出后就回到北京，这件事重重挫伤了我找基层解决问题的愿望，所以才向中央申诉。
黄克诚和夫人的古道热肠，重新燃起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我赶到上海去拜访杨光池。按事先所约来到杨的住所，这是坐落在淮海路不远的一所破败的欧式小楼，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刻钟，见到他房门开着缝，不便冒昧，就在门外徘徊。不意，门内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你进来吧。”进了门，一间偌大的客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高高的窗台帷幔低垂，幽暗的光线中一个衰弱的老人深深地埋在大坐椅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来早了，没有准时。”话语尽管有些不客气，但我对他肃然起敬，就凭他在室内就能发觉室外的动静，保持了老公安的高度敏感，就有些不同凡响。那严谨的时间观念，说明他办事一丝不苟，令人钦佩。我恭恭敬敬地呈上申诉报告，他说眼睛看不清了，让我念给他听。我一面逐段、逐段地往下念，一面见他眯着眼，一声不吭，几乎有些怀疑他是否睡着了，谁知刚刚读罢，他霍地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大声说：“这是我们对人民欠下的债!”这近乎吼样的一声，使我顿吃一惊，这时我才看清他的眼睛灼灼闪光，这是一个威震上海滩的公安局长的剑眉怒目，虽然如今已老态龙钟，然而锋芒不减当年，原来他是听得如此入神、动情啊。接着，他就谈了怎样尽快落实政策的方案，并由此打开了话匣子，说他的经历，与黄克诚夫妇的战斗情谊。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没有孩子，老伴也离他而去，平反后就他一人住在这深宅里，靠一个公务员兼秘书照顾他生活。谈话中我发现他的孤独和寂寞，内心里充满了解社会问题的渴望和对受害者的同情。难道他缺少朋友吗?我在想像当年的他，一个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主宰过多少人的生杀大权，是不是也有过错捕错杀的情况呢?要不，在他火热的同情心后面，不时有一种隐隐的负疚感，这究竟是为他个人的过失还是党的失误而不安呢?我没有问他。
按理说，事情到这一步，能够顺利落实政策了吧，不然，据说这牵涉到好多万人，还得慢慢来。想当初，一周之内赶走几万人，何等雷厉风行，一旦事实昭彰，顺理成章的事偏偏又以不在理的理由拖延，所幸的是落实政策的每一程序都有杨光池的亲自过问，那些没有领导关怀的人呢?这事情的最终解决还得感谢北京市政法委员会负责人王仲方同志，是他把我的又一份申诉报告，转给甘肃省委，经过省委冯书记、酒泉地委麻书记、敦煌县委李书记逐层批阅，并很快转给我县委信访室的调查报告，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表示积极配合上海方面落实政策。这件事终于在1984年得到圆满解决。
现在想来这又有点可笑，惊动中央纪委、甘肃省委、酒泉地委、敦煌县委、上海市委和区委等各位领导的并非是要案大案，而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即是恢复无辜者应得的退休待遇和就近安排户口进入城镇的问题。这样极其简单的事，微不足道的要求，竟然拖了六年。所幸的是，刘聚霞终于在生前看到这一纸“昭雪”，溘然长逝了。
这件事留给我的是一种可悲的感觉，作为一介草民要申冤昭雪，太难了，难于上青天，青天难及，清官还可盼。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那样歌颂清官，盼望清官，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地方，民众的去留存亡没有法制保障，只有梦想清官下凡。41年前一个“红彤彤的大上海”肇成多少人间悲剧!但愿这一悲剧不要被人遗忘。
这件事给我感召最深的是杨光池留下的一句话：“这是我们对人民欠下的债!”80年代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每逢在院、所级的党务会上遇有落实政策或平反问题，我义无反顾地为受害人讲话，因为我既然是党的一分子，就有义务清偿这笔债!
党和人民的关系在哪里被破坏，就要从哪里修复，这是我由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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