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自谓：七十八十稍知天命
[ 2000年第5期 胡绳自谓：七十八十稍知天命 作者：秋 久 ]
胡绳同志八十诞辰时，写了一首《八十自寿》的诗，讲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他15岁时，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18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20岁，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30岁，写了《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部著作，成为四、五十年代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产生过很大影响。孔子讲“五十而知天命”，而胡绳同志则说自己是“七十、八十稍知天命”。
胡绳同志讲自己“稍知天命”的时间，正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虽然他深感“已届老年受精力所限”，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学术修养，写出了大量的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著作和文章，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时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重要读物。
近二十年来，胡绳同志撰写的著作和文章，几乎相当他一生写作量的一半。1998年12月22日，中央有关部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胡绳全书》座谈会，有关部门的领导及学术界知名人士100多人参加。主持会议的王忍之讲了胡的三个“始终”，说“胡绳同志始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始终注重从事实出发，经过分析、提练、概括，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见解；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用于推进人民革命事业，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使之服务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会上，有些学者赞扬胡绳近年来写了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著，称胡绳“是我国学术界一代宗师”。会上更权威的评价是李瑞环同志讲的“胡绳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是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学者”。
然而，近年来也有些同志对胡绳同志的某些文章提出批评。本来对于某些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现象。但有的同志写文章说胡绳写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是对“毛主席的批判”，认为胡绳同志的文章“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此事必不可免地引起思想理论界的震惊和关注。许多人找来胡绳同志的文章仔细阅读，只要不带偏见，就不难看出胡绳同志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独创性和现实的指导作用，深刻论述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分析总结了有关民粹主义影响及党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许多同志认为胡绳同志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很有创见的文章。
这里我记述一位老同志看望胡绳同志和评价胡绳文章的情况，他是汪东兴同志。
在五、六十年代，汪东兴同志和胡绳同志有过工作交往。胡绳同志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一些理论学术研讨会工作时，受到汪东兴同志的照顾，汪也很尊重胡绳同志。
汪东兴同志离休以后，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写笔记。对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毛泽东的重要文章，汪几乎篇篇都看。他对胡绳同志写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很赞赏，说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引向深入，对认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汪东兴对胡绳近年来虽身体不适，仍不断思考、研究理论和历史问题，甚为敬佩，几次要去看望胡绳。胡绳听说后连说不敢当，并托人转告汪东兴说待自己身体好些时去登门拜访他。
去年12月9日上午，汪东兴同志在两个女儿陪同下，到胡绳家看望。胡正在接受理疗。胡绳的秘书引导汪东兴等人在书房坐下，泡好茶，抱歉地说：“胡绳同志马上就理疗结束，请稍等一下。”汪东兴同志客气地说：“没关系，告诉胡绳同志不用着急。”
几分钟后，胡绳在他家人搀扶下走进书房，并快步走过来与汪东兴热情握手。汪东兴的两个女儿也上前向胡绳作自我介绍。
胡绳同志招呼汪东兴在沙发上同自己相对而坐。胡绳家人端上一盘新鲜葡萄，请客人品尝。
坐定之后，胡绳同志对汪东兴抱歉说：“我应当去看你。因身体不适，现在还不好走动。谢谢你来看我!”
汪东兴同志忙摆摆手，说：“本来我早就想来看你的，听说你正在治病，怕影响你休息，所以一直不便打扰。”
胡绳向汪东兴介绍了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真是一波三折。他说：“开始时，我腿不能走路，医生说要动手术。而有的医生又劝我，说年纪大了动手术不安全，以后不能走路可以坐轮椅。我决心动了手术，自己能走路了，去年还去湖南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
汪东兴称赞胡绳不服老精神。
胡绳同志说：“我是有病就治，最后一次动手术到今天12月9日，刚好三年整。没想到我身体得以恢复和稳定。”说后爽朗地笑了，大家更为之高兴。
汪东兴同志说：“你是搞学问的人，明心见性，意志坚强，你好好保养身体，健康长寿没问题。”
胡绳同志说：“争取再坚持两、三年吧!”
汪东兴同志接着说：“今天看到你身体的恢复，我很高兴呀!您对毛泽东思想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有很大贡献，对此我一直很钦佩。”
胡绳同志谦和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汪东兴同志说：“这几年你写的文章，我都看了。你写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就写得很好。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全面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对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都起了很大作用。毛主席一生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做了很多事，作出了伟大贡献，我坚信这一点，历史也证明了，我认为这点是不能动摇的。但是，毛主席后来犯过错误，这也不能否认，毛主席自己也承认，对历史要实事求是。”
胡绳点点头，赞成汪东兴的看法。胡绳秘书插话说：胡老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就是在湖南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的。
胡绳同志微笑说：“这次讲话惹出祸来了。”
胡绳秘书接着说明：胡老上午讲话，下午就有人批判。最近有的杂志还发表文章批判胡老。
胡绳同志说：“现在研究问题，出现不同意见是不奇怪的，大家应该是多思考、多分析比较，不要作无谓的争论。有不同的看法，谁对谁错，由实践慢慢来印证。”
汪东兴同意胡绳的看法。他说：“真理不怕批，不同意见要分析比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三面旗帜是不会倒的，这是我们的共同信念吧!”
胡绳同志说：“那当然，这三面旗帜是不会倒的，我们都要维护它。”
讲到这里，汪东兴同志回顾说：“在延安，我听毛主席谈过胡绳同志，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很有才能的理论家。”
胡绳同志说：“毛主席过奖了。”
汪东兴同志说：“你曾长期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工作，毛主席对你很了解。他对你的理论研究水平是充分肯定的。毛主席说你一直是跟着党走的，一生很勤奋，治学严谨，很稳重，写东西很谨慎。我认为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有很大功绩。”
胡绳同志说：“只能说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
汪东兴同志接着说：“你是搞理论研究的，‘文化大革命’有一百个错，应该否定，但是，我认为对任何事物都不能一点论。‘文化大革命’错是错了，但不能说没有一点好处。至少‘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应该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说：“‘文化大革命’后，搞‘两个凡是’，虽然不是我发明的，但我有这个思想，有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我看有的人没有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胡绳同志说：“‘两个凡是’这是一种思潮，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的问题。”
汪东兴同志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种思潮。希望大家对待问题能实事求是就好。”
汪东兴还对胡绳说，你是搞学问的，能研究问题，希望以后还能看到你写的文章。他告诉胡绳，他这些年在安度晚年之余，也常写些东西，把想到的过去的事，如实地写下来。
胡绳对汪东兴说：我现在不行了，不能写了。
这时，汪问胡“高寿”，胡说：“我82岁了。”汪说：“我比你大两岁，84岁，和我比，你还可以写嘛。”胡说：“您身体比我好呀!”汪说：“是吗?还算可以吧!”彼此都笑了。
汪东兴同志看望胡绳同志后，还谈到他曾反复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的情况。他说，1974年10月至1975年2月，毛主席在湖南长沙休养期间，一天，由他读《新民主主义论》，引发了毛主席一段历史回顾。毛主席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1921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打了六年‘工’，还帮助国民党做了不少事。那时我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1927年，我们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亏，这时才认真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作了很多调查研究。从1927年到1940年，经过13年的研究和实践，才写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毛主席还说：读《新民主主义论》要理解其基本观点。比如，中国革命虽然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否则难以取得革命胜利；既然是搞民主革命，革命就要分阶段进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革命阶级专政；还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条件。汪东兴同志说：“我想，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讲的共产党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等理论，对我们现在都有指导意义。”
(写于2000年元月，3月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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