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收容乞丐纪实
[ 2000年第6期 天津市收容乞丐纪实 作者：周利成 ]
乞丐问题是中国数千年来无法根治的痼疾。天津解放伊始，大量游民乞丐和散兵游勇涌进城来，他们声称，解放了，穷人翻身了，乞丐也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去向富人们讨要了。一些职业乞丐讨要手段强硬粗暴，按时定价，张口就要50元。而商号、店铺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对乞丐的强乞恶讨不敢违抗，因此，1949年5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为迅速恢复和稳定社会治安，在华北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对游民乞丐开展了大规模的突击收容和清理。
天津丐情
在天津活动的乞丐主要有丁门、韩门和祁门三大组织，以祁门的人数最多，活动最广，声势最大，其次是韩门，全市约有乞丐15万人。
天津解放伊始，有些乞丐错误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共产党来了，穷人解放”。加之，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布“共产党来，富人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乞丐是无产者中的无产者，是新社会的大老爷，说出话来就是金口玉言，要到哪个商家都得给”等等，商家也不敢得罪乞丐，对他们的强乞恶讨也不敢违抗。这样便助长了乞丐的嚣张气焰，为迫使商人们“施舍”，乞丐有意在商铺门前“设防”，拦阻购物顾客进门，直到商人“出血”才予放行；对待不予施舍的店铺，他们采取砸玻璃窗、在店铺的门面上涂抹粪便等手段进行报复。由于他们的强讨恶要，有的商号店铺一天营业额竟不够打发“花子”的。福隆绸庄每天用于应付乞丐的费用约为四五百元，遇到年、节、假日，此项花费就得提高一倍；戴林春线店、永兴裕鞋铺的日营业额均为600余元，而应付乞丐的支出就得700元。因此，戴林春线店、华丰鞋店、庆兴钱庄等一批商号，纷纷被迫关门歇业。一家商店因乞丐太强硬而报到街道，街长将乞丐申斥后又放出。乞丐便得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跑到该商号的门前骂街、抹狗屎，躺在地上不让顾客进门，该商店终于吃不消了，经理亲自出来赔礼，如数给了钱，才温言暖语地送走了他们。后来各商家为减少麻烦，与乞丐们商定好，每条街由一个或几个乞丐头包下，每天各商家派一个代表将准备好的钱定时送到，这样乞丐便只需坐等收钱了。
据调查，每天每名乞丐收入多则三四百元，少则也要百余元，按100元计算，他们的支出是这样的：30元的饭费、20元的宿费、10元的香烟费，其余的或喝酒或嫖妓，或积蓄两日，第三日即可不出门讨要了。乞丐的收入比卖苦力蹬三轮的车夫及摆摊的小商贩要高出几倍，因此，天津市当时竟出现了一些下层劳动者竞相转业当乞丐的怪现象。
游民乞丐的活动，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慨，尤其是那些深受乞丐之害的商人更是对乞丐深恶痛绝。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联名上书人民政府，派代表到民政局，痛陈乞丐对社会的危害，迫切希望人民政府能彻底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天津城乡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天津商会为支持政府对游民乞丐的收容工作，表示愿意捐资，筹措经费，协助政府共同清理。
收容准备
在收容游民乞丐之前，天津市政府结合肃清敌特和残匪的中心工作，首先收容了流窜至津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1949年1月下旬，市公安局向下属各分局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对流亡人员的调查登记，并同时收容散兵游勇。同年3月18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彻底清理游勇散兵及其他匪军人员的决定》，至7月，共收容国民党军散兵游勇18970人。
三四月间，市政府对乞丐重点区一、四、七、九、十一诸区做了初步调查，组织公安、民政及有关社会团体对华北人民政府下发的《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草案)》进行了讨论，并结合天津实际情况研究了清理乞丐的具体意见。在经费问题上，在尚未决定是募集还是财政开支之前，先做募集准备，与商业界代表几次研讨，并大致制定了募集方案。经过三次修订，5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明令在城市中“严禁强乞恶讨及以乞丐行业授徒，或组织乞丐从中渔利等行为，违者由公安纠察队逮捕强制入所”，确定收容所的各项经费，由财政开支。《办法》公布后，全市立即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天津日报》、广播电台均发表消息，号召乞丐转业参加生产劳动。
5月21日，成立了有公安、民政、财政、法院、卫生、工商、工务、纠察总队、总工会、学联、妇联、青委会等单位组成的“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在第一区罗斯福路230号开始办公，作为清理游民乞丐的专门领导机关，配备了干部。此后，又设置了5个临时收容所，分别收容各区乞丐。
5月25日，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依照华北人民政府确定的“一面收容，一面处理，逐步肃清”的方针，在全市范围内对游民乞丐进行了突击收容。收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5月25日至28日，主要收容了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乞丐和以授徒为业的职业乞丐，采用动员自愿入所和强制入所相结合的收容方法。四天内共收容乞丐464名，(男448名，女16名)，其中青壮年和职业乞丐390名。根据前四天的收容情况，收容委员会发现全市乞丐的实际数量比预计的要少，5个收容所可以容纳当时滞留本市的所有乞丐，所以，从29日收容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即开始全面收容，除青壮、职丐继续收容外，凡老弱、残废及妇女乞丐，均在被收容范围。由于大部分乞丐离开天津或转业，至7月31日，全市共收容乞丐1594名，一时流动在市面上的乞丐基本肃清。
这1594名乞丐，既有失业工人、知识分子，也有逃亡地主、盗贼和娼妓。为便于管理，收容处理委员会将乞丐按性别、年龄、体力分成青壮年、老弱、残废、妇女、儿童5类，分别送到5个收容所，实行“分类编制，分所管理”的方法。
入所后，乞丐的思想波动很大。自动入所的，想让政府给找一份工作，进所后精神愉快，劳动积极，有些是听天由命，只要有饭吃饿不死就行。强制入所的顾虑较大，他们害怕当兵、害怕下煤窑、害怕骨肉分离。一些职丐则仍有“无一行不成世界”、“乞丐要饭天经地义”的思想，他们一入所就想伺机逃跑；有的不吃饭、不说话，有的妇女乞丐则整日啼哭，还有几名老年妇女跪在地上长久不起，要求回到自己的窝铺里。针对乞丐们的思想顾虑，委员会采用了“揭穿谣言，搞通思想，参加劳动，自食其力”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1不抓兵；2不拆散家庭；3保证吃得饱；4组织参加劳动也是为乞丐自己；5不是像日本一样抓苦工；6既往不咎，绝不追究乞丐过去的罪恶(因为他们怕被判罪)。采取上大课、分组讨论、个别谈话等教育方法。
在生活上最大限度地给予他们关怀。改正乞丐散漫无纪律和惰性恶习，提高其服从领导和自己管自己的自觉性。各收容所制定入所规则，规定乞丐入所后要服从领导，不得随便出门，遵守作息时间，不得随便大小便，保持所内清洁，禁止打架吵嘴。乞丐入所一律理发、洗澡，酌予补充、借给衣服、鞋、被等物，声明物品不作“恩赐”，将来要乞丐无利偿还，目的在于鼓励教育他们参加劳动。供给标准是：早晚两餐，初定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柴菜在内)。向他们讲明过去行乞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结果，寄生思想的耻辱，人要生存就必须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乞丐们通过思想教育与自身入所前后的对比，逐步提高了认识，树立起劳动的观念，并主动提出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第五收容所的职业乞丐宋雁和说：“刚要饭时被人打骂欺侮十分苦。日子长了学会耍赖，又拜了师父郭小小，在外面就不受气了。但受师父的打骂更厉害，要回来的东西得交给他，自己只得很少的钱。收容所真是好，吃喝都比外面强。”他主动检举了师父的罪行，并要求收教干部赶快将其收容管制。
委员会积极组织乞丐参加文娱活动，使他们从中受到思想教育。一些在旧社会专靠唱数来玉、打竹板进行乞讨的职丐，在收容所内编写了新内容的数来宝，歌颂人民政府的英明伟大。让乞丐们组织起来，编成一支秧歌队，分别于6月5日、22日，上街演出，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很多商户自发地拿出烟、茶、糖果招待他们，乞丐很受感动，他们说：“以前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没有人理我们，现在我们也受到人民的欢迎。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新人，重新回到社会中来。”柴东洋行经理石架门(苏联人)说：“我在中国有40多年了，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游行，共产党是任何党不能相比的。在国民党时，他们不办正事，每天有很多乞丐来纠缠我，这还是小事，穷人无依无靠是大事。今天他们又有饭吃，将来又有出路，这都是共产党的德政呀!”
7月，委员会将有劳动力的青壮年乞丐近200人组织起来，编成两个劳动大队，队下设排，排下设班，分别赴芦台农垦局开荒和留在市内清理海河河漕垃圾，乞丐们逐渐树立起“劳动光荣，寄生可耻”的观念。
依照“一面收容，一面处理”的原则，分类分批地妥善安置处理乞丐。1家在外地的，动员返乡生产，组织成队，遣送回籍；2散兵游勇由纠察队及公安局送流散人员处理委员会；3无家可归而有劳动力的男子编成劳动大队；4无家可归的老、幼、残及妇女送生产教养院；5业经改造，有谋生能力的，可准其自由就业，市政府给予便利；6家在本市，经短期教育后交由家人取保领回，从事生产；7职业乞丐及以乞丐行业授徒者，严加管教，有罪行的乞丐头儿送法院审判。其中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乞丐1218人，取保回家的345人，送生产教养院的88人，散兵游勇32人，死亡3人，潜逃58人，送法院2人。
8月1日，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正式撤销，第一、第四两个临时收容所随即撤销，第二临时收容所改为劳动大队宿舍，为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弱和妇女乞丐，仍保留处理乞丐工作，由生产教养院负责。
此后，由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天津街头再次出现游民乞丐，天津市生产教养院继续收容存留本市和从外地流入的游民乞丐7911人，并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和处理，从而使天津长期存在的游民乞丐问题基本得到根治。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