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其人其事
[ 2000年第6期 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其人其事 作者：汪东林 ]
抱病诉衷肠
全国政协机关办公的那个大院，原是清朝顺承王府，是张作霖的公馆，真正在这里办公、生活过的是张学良先生。我初到政协机关工作时，一位老同志曾领我参观了一遍。张学良先生现在在大陆还有一个姐姐，七个弟弟，五个妹妹。最重要的有两位，一位是张学思，行四，我人民海军少将；一位是张学铭，行二，与张学良一母所生，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城建局副局长。张学铭平时也常来政协礼堂开会、吃饭。
“文革”十年，张学铭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他的遭遇，我仅事后有所闻。只知道“文革”后期他一直患病，日子过得很艰难。
1978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张学铭是特邀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是以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委员为主体的，小组里的大多数人历尽劫难，见面都有隔世之感。组内不少委员向我询问张学铭来不来?我专门向大会总务组打听情况，答复说，张学铭委员患肝硬变，有腹水，随时有发生食道静脉大出血的可能，医生不让出院。这么说，张学铭真的参加不了这次会议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政协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张学铭竟拄着拐棍，在家属的陪同下，出现在我的面前。大会总务组负责人赶来劝说，张学铭一口拒绝，最后他站起来十分坚决地说：
“我只能感谢领导和医生对我的关心，但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政协大会十多年不开了，我是老政协委员，协商、讨论国家大事是我的职责。我还要会会那些同我一样在林彪、‘四人帮’魔爪下死里逃生的老朋友们。就是死在这个会议上，我也心甘情愿，他人不用负责!会议不闭幕，我决不回医院去，谁来动员也不管用。”
他讲得斩钉截铁，大家只得作罢。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次政协大会的气氛十分特别。无论是大会会场的间隙，还是小组会上的发言，常常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笔者所在的这个小组，这种气氛尤其突出。常常是高兴处，当场吟诗歌唱；伤心处，则出现一人痛哭失声，许多人落泪奉陪的场面。这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对重病在身的人是不利的。小组召集人程思远先生因此几次同张学铭打招呼，关照他控制自己。张学铭每次只是频频向组长拱手点头，并不直接答话。等轮到他发言时，却果真控制住自己，如诉家常，平心静气。但到了发言的后半部，一提到敬爱的周总理，张学铭终于哽咽起来。程思远先生立即打断他，说：“张老，你身体不好，不宜激动，就先讲到这里吧。”不少委员也随着劝阻，但他摆摆手，掏出手绢捂了一会鼻子，随后猛吸了口气，又接着说：
“请组长和诸位放心，我能控制住自己，但话不讲完，更憋得难受。同在座的诸公一样，周总理的大恩大德，我张学铭也是一言难尽的!我大哥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至今，已经是第42个年头了。当初他要能听从周总理的话，也不至于落得这样长期的骨肉分离，这是一；再说打西安事变至今，周总理一直惦念着我大哥，关怀着我们全家，为我们全家人操碎了心!如今，我们一大家子都好，只有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林彪迫害致死，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为他的冤案平反昭雪。今儿个我大哥几十年身陷囹圄，一个人孤零零在台湾，与我们一大家子隔绝，苦度晚年，我能不日夜思念他吗?蒋介石这老东西死了，他的儿子蒋经国仍没有给我大哥自由。岁月不饶人呵，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我张家弟兄，全国还有千千万万个破碎的家庭要团圆!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不打一处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
张学铭讲不下去了。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老泪纵横，我立即请来了驻会的医生，把张学铭送回了卧室。
旅途话往事
一年后张学铭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全国政协组织委员们就近到任丘、大港两个油田和天津市参观，他执意报名参加。参观团允许他带人陪同，乘坐一辆小卧车。在这次历时半个月的参观考察中，笔者作为工作人员，曾有几个夜晚同他长谈，有时则与他同车，在旅途中东南西北地自由交谈。
“张老，有位委员聊天时曾告诉我，说您大哥张学良对您非常严厉，不仅小时候对您严加管教，长大之后也常对您不留情，因此您非常怕您大哥，不知是否属实?”他对我的提问感到意外，扫了我一眼，反问道：
“告诉你这话的委员是谁?能通报他的尊姓大名吗?”
我愣了一下，考虑话已说出，索性再具体一些，便接着说：
“这位委员自然是您的老朋友，同我也是认识多年的，但我不便点出他的名字。他还具体告诉我这样的事，说您在30年代初吧，有一次坐飞机到国外去赌博，输了一大笔钱，您大哥得知后，把您扣押起来要重处，不少人出面说情才把您保释出来，不知可有此事?”
“好了，我知道了。同你说这些的一定是唐胖子(指唐生明)，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道听途说，你就信他的?”张学铭一语道破，但他并没有生气，又接着说：“告诉你吧，年轻人。像我这样生长在封建大军阀家庭，在旧社会混了半辈子的人，身上染点恶习是不足为奇的。他唐胖子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脸说我，真是岂有此理!但说到我们张家，自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我大哥有志气，有胆识，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勇挑重担，而且一改自己身上的旧习气，特别是下大决心戒除了吸毒的恶习，这是尽人皆知的，也为我们兄弟树立了榜样。他自然注意对我们的弟弟妹妹严加管教，尤其是对我。要细讲起来，真是说来话长呢——”
张学铭讲了两件事：一是张学良两次戒毒，一是张学良对张学铭的亲切关怀和管教。
原来，在20年代中叶，张作霖还在世时，张学良就染上了毒瘾。抽鸦片，在旧军阀家庭是平常事，但并不是人人都上瘾的。一旦上了瘾，要戒就十分困难，没有极强的意志和毅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炸车事件中丧生，张学良当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继承父业，深感责任重大，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能胜任的。张学良有了这个想法，又在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规劝下，下决心戒毒。没有想到才两三天，就难受得满地打滚。甚至用头撞墙，不省人事。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既心痛又着急，便派人去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医生二话不说给张学良打了一针。这一针立即见效，张学良自此每天打两针，鸦片烟戒掉了，精神也恢复了。全家人喜出望外，重赏这位日本医生。但都不知道这针剂药水是比鸦片更凶的毒品——吗啡。不到一个月，张学良的身体竟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打针就痛苦不已。等弄清了真相去找那日本医生，那家伙早已逃回日本去了。张学良的第一次戒毒宣告失败，只得每天靠打吗啡维持，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1933年3月，张学良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引咎辞去总司令之职，同时郑重宣布到上海戒毒，然后出国。3月12日张学良一行抵达上海，住张群公馆。当晚，在为他洗尘的宴席上，张学良当众表示，为了能健康地上前线杀日本鬼子，他要借张群先生这块宝地戒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第二天早餐后，张学良就命令副官把他锁进卧室，并下达“不经允许不准任何人进来”的命令。整整一个白天，张学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喝茶，嗑瓜子，没有动静。入夜，毒瘾大发，自己在地上打滚，于凤至、赵四小姐想进去，他都坚持不允许。直到用头撞墙，响声“咚咚”，随即听不见动静，于凤至等在门外呼喊，也不见回音。待打开房门，只见张学良躺在地上，额头红肿，鲜血淋淋，面无血色。赵四小姐打电话请来美国医生，检查了张学良的心脏和血压后，给张学良注射了针剂安眠药，并对于凤至、赵四小姐说，药物对戒毒只能起辅助作用，能否成功就看张将军的意志和毅力了。张学良就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在十多天的时间内，强忍痛苦的煎熬，使毒瘾的发作逐渐减轻，直至基本控制，开始能吃能睡，体力慢慢恢复，最后戒毒成功。
张学铭在叙述张学良两次戒毒情况后，深为感慨地说：“没有第二次戒毒的成功，我大哥就不可能第二次上任，也就不可能在三年后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所以说我大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确是名副其实的。相比之下，我这个做弟弟的，就差得远了。几十年来，我思念他，对他后半生遭蒋介石软禁直至今天仍失去自由，我一想起就要大哭一场……”
至于张学良对张学铭的关心，也是从张学铭年少时就开始的。张学铭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与张学良乃一母所生，张学铭6岁即丧母，父亲忙于政务军务，且有另外四房妻妾，自然没有时间管他，直接管教他、关心他的就是大哥张学良。后来大哥成亲，军务政务也忙了，便特别关照大嫂于凤至对张学铭多加照料。张学铭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张学良经常给他去信，要他用功学习，学到真本领，而不要贪图玩乐。张学铭谈到这里，忽然激动起来，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大哥当年经常给远在日本的我写信，却记忆犹新，可惜沧海桑田，手边未存得片纸只字，多年来我常常为之惋惜。真没想到，一星期前有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来访，带给我一封当时我大哥写给我的发表在报纸上的信，要我辨其真伪。我读后确认这信是真的，但记不清这信何以在当年的报纸上发表?这信我还带在身边呢，你先看看吧。”
张学铭说着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复印的民国16年(1927年)6月16日的《盛京时报》，上载《张少卿致乃弟西卿书》。书云：
“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喜甚。我弟论及东瀛人士，皆能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要……切望我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应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这封充满同胞手足情谊的信，使我更加确信，张学铭多年来对胞兄张学良的思念是一片真诚的。
照片风波和巧设宴请
1981年春天，张学铭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政协直属组每周二次的学习会，他常常请假，但只要稍有好转，便来参加。组长劝他不必勉强，他却笑着说：“当学生就不能老旷课，老旷课就该除名了，我的病好不了也死不了，来走动走动，可增长知识，以免耳聋眼瞎，再说对我身体也许有好处呢。”
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位委员发言中讲到，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海外中文杂志上登了一幅照片，画面是张学良在金门岛用望远镜眺望大陆，还配了短诗，说是“细细窥视”云云。他问张学铭看到没有?张摇摇头，随即问坐在他身边的我，政协机关有没有这份杂志?我答应说有，下次开会时带给他看，不料会间休息时，他又对我说：“我现在就想看看，你能不能回机关把杂志找来?”他这样急迫，我只能照办，跑回机关去取来。张学铭架起老花眼镜左一遍右一遍地瞧照片，一字一句地读那首短诗。后来，别的委员也争相传看，他却坐在位子上默不作声，表情淡漠。有位委员问他：
“张老，这张照片会不会造假?您大哥的模样您还能记得清看得准吗?”
张学铭点了点头，很不高兴地说：“废话!我大哥的模样会记不清吗?虽然45年不见，但大哥的模样我一眼就能断定。这张照片不假，但可气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也可以让我去台湾看望我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也敢去，就看国民党肯不肯、敢不敢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今世见不着我大哥，做鬼也要去一趟台湾!”
张学铭谈到这里，用拐棍狠狠地戳着地板。
“张老不必动气伤身体。刊登这种照片，玩的是宣传把戏，无须认真看待。祖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哥儿俩总有一天会团聚的。”委员们纷纷宽慰他。
张学铭一直到散会，始终闷闷不乐。
这一年秋天，我跟随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孙起孟副秘书长到天津，正遇上天津市政协召开常委会议，而张学铭是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天津市政协常委的。他在会上见到我，紧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天津才是他的老家，要约我玩玩，还要请我吃饭。我说这次是有任务来的，况且有秘书长在，要玩要吃怕不方便，改下次吧。他狡黠地冲我乐，说：“好好，好了，你不就怕孙秘书长批评你吗，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挨批评的。”
会议开了三天，我们又留下开了两天的座谈会，在任务完成后，孙起孟同志提前一天返京，让我留下整理一份材料。下午两点，我送孙起孟到天津宾馆的大门口，返回房间推门一看，张学铭笑容满面，颇为得意地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我进去也不打招呼，我好奇地发问：
“张老，你怎么来啦?”
“怎么，你还想把我拒之门外?”
“岂敢岂敢!”我连连解释道：“我只是有点意外。您老光临，我能不欢迎吗?”
“这就好。”张学铭说：“我就说一桩事，下午五点半我派车接你出去吃晚饭，这下子你没有理由推辞了吧!”
“这，这……”我竟然真的答不上话。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他站起身要走，我送他到房门口，他回头冲我说：“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你现在一个人，就什么都由自己作主了。头天我不是说过，我不会让你为这些小事挨批评的吗?我这人就是说到做到。你去写你的材料吧。在房间里等着就是了。”
这天晚上，他接我到天津干部俱乐部吃晚饭，那里十分清静，客人就是我一个，加上司机一共三人。张学铭几乎上至俱乐部负责人，下至服务员、厨师，没有一个不熟悉的。这顿便餐，一律上小盘菜，林林总总，品种繁多，色香味都极佳，是我参加各种大小宴请中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的交谈，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一句也没有提及张学良。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孙起孟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进了我的房间?他笑而不答，问了几次，他才颇为得意地说：
“你应该知道，我从前当过公安局长(应该是警察局长)，要搞到这一点小情报，不是易如反掌吗?”
我们相视而笑。
最后的日子
1983年，张学铭因严重的肝硬变而导致食道静脉曲张大出血，几次危及生命。我曾去医院看过他，他已弱得说不出话。我们紧攥着手，默默相视。他摇摇头，想说什么而没有说出来，家属提醒我，他摇头是指不想这样痛苦地活下去的意思。我强忍着泪水，大声对他说：
“张老!只要通过抢救这一关，您就会慢慢恢复的!您不是还要争取同台湾大哥见面吗?您大哥健在，您也要战胜疾病，才能实现见面的愿望。您一定要咬咬牙，坚持下去。”
他默默地点点头。
这最后一段话，是每一个去探视的人都要说的。因为强迫止血的抢救治疗措施十分痛苦，张学铭曾几次拒绝抢救，怎么劝也不行，只有提到与大哥张学良见面，他才会增添新的力量，点头接受抢救措施，这件事不仅在张学铭的亲朋好友中，而且在全国政协机关干部职工中也传开了。不少人说着同样的话，都发生了效果。当我离开医院之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一是病魔的残酷，二是张学良张学铭兄弟情谊之深，三是想到近半个世纪骨肉同胞分离的这个悲剧究竟要演到何年何月……
就这样拖了不到一个月，张学铭终于不治而与世长辞了。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追悼会上，许多人为悼词里的一段话而泪水盈眶，这就是：“张学铭同志临终前，对由于人为阻隔未能见到日夜思念在台湾的兄长张学良而深感遗憾!”对于每个知情者，这句话会勾起多少往事的联想!在张学铭第一次大出血经过抢救而病情略有稳定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身体不好多时，但六十多岁、七十多岁，都活过来了，我大哥八十多岁还健在。兴许，我们兄弟团聚的日子不远了。为了这，我治病、吃药、健身，要抱定信心活下去!”我是在场亲闻者之一，张学铭正是依仗这股力量，以他重病之身，活到了七十五岁。而他生前最大的一桩心愿终于未了而抱憾终生，这是一幕何等令人伤心落泪的人间悲剧呵!
张学铭先生已辞世九年!海峡两岸的情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类似的人间悲剧却并没有结束，这人为的阻碍来自何方?应该怎样拆除?难道我们每个活着的炎黄子孙，不应该从张学铭的悲剧中引发出更多的深思和反省吗?
(责任编辑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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