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竹如与白色恐怖下的《文化报》
[ 2000年第6期 李竹如与白色恐怖下的《文化报》 作者：李维民 ]
1936年，正当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时，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公开出版了一份四开铅印的《文化报》。报头由蔡元培先生题写，下面印着：“中宣部登记证中字2872号 内政部登记证警字5706号”。先后参与这张报纸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总共不过五六个人，除一名做事务工作的青年学生外，都是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先父李竹如是该报主编，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中央大学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参与领导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后回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济南创办过《新亚日报》。娄凝先是1928年在北大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的，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高清远(李光灿)是1935年入党的。还有一个朝鲜族的日本共产党员罗中敏(李明)。另外还有1926年入党、当时在北平左联工作的边帅之(边伯明)，担任《文化报》驻北平的通讯员。
1983年，我在北京图书馆找到《文化报》合订本，并且全部复印下来。从昔日的报纸上可以看出，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文化报》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倡导民主自由，宣传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文化报》不仅在上海发行，还发行到北平、山东、山西、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等地。80年代初，河北省副省长王克东、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建材部副部长丁原等许多老同志都对我讲过，他们参加革命前，都曾是《文化报》的热心读者。1984年，娄凝先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时，经常到北京来，他多次向我谈起当年办《文化报》的情况。他看到《文化报》的复印本，心情非常激动。这年11月的一天，他打电话要我抽空去看他。两天后我去天津驻京办事处时，没想到他已在头天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事后听他的女儿说，那天晚上他看《文化报》看得很晚。后来，他在《文化报》上发表的文章收入到薄一波同志题签的《娄凝先纪念文集》之中。
《文化报》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创办的。报社设在上海萨坡赛路兴业里22号的一间旧式楼房底层的统厢房里。编辑、发行几个人吃饭、睡觉也都挤在这一间房内，生活环境的困难还好忍受，最艰难的是国民党特务与法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实行白色恐怖，报纸要在严厉的控制、阻挠和威胁下生存，而且要讲实话、真话，反映群众的呼声。《文化报》不仅有一批热心的读者，而且团结了一批作者和朋友。当时在上海的艾思奇、周文、夏征农等都曾为《文化报》供稿，夏征农的《野火集》出版后，《文化报》还刊登广告宣传。李竹如撰写的沈钧儒、范长江、金仲华、刘良模等进步人士的访问记，先后在报上发表。《文化报》还设专栏，介绍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几十位进步作家和学者。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加紧侵略，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压制人民的抗日活动，对报刊实行了种种严厉限制。《文化报》创刊后接连发表了《对于绥远抗战应有的认识》、《为国牺牲》、《抗战》、《绥战的前途》等社论，公开提出“联合一切有抗战决心的人民，发动整个民族抗战的伟力”。然而，报检当局不准许报纸出现抗日言论，甚至规定不准使用“抗日”等词汇。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报》采取了一些巧妙的应对措施。例如，把“抗日”改为“抗×”，“日军”改为“×军”，“日方”改为“某方”，这样并不影响读者了解文章的内容。再一种办法就是，报检当局删除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后，留下空白“开天窗”，让读者去领会文章的原意。例如，“终可以汇成抗日巨流”、“负担起抗日的重任”中的“抗日”两个字被删去了，但留着两个字空，读者仍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文化报》几乎每期都发表时事述评，有时一期发表两三篇。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亚洲的日本和欧洲的希特勒的侵略动向。《文化报》的许多论述非常精辟。1936年10月24日《文化报》发表的《日本侵华的新形势》一文，尽管被当局删掉几乎一半，留着一大块空白，仍可看到这样一段话：“日本侵略的企图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无论报纸的沉默，官方的宣传，以及半官方人士的解释都不能掩盖了。中国当局努力调整的失败，尤可证明此点。”1936年10月27日以李竹如笔名发表的专论《目前的世界新形势》一文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这样的预测：“现在距世界大战已没有多远的路途，只要意、德两国和他们东邻方面的朋友稍稍用力便跑到战争的爆发点了。……法西斯的魁首非常明白，每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每一个有地位、有金钱的绅商，都惧怕苏联的强大，都惧怕因苏联的胜利增加了本国人民革命的决心。”文章并预言：“在意、德称霸之后，最先受害的未必是苏联，而是临近苏联，而又临近德、意的小国，甚至在法国孤立的时候，他们也未必不先闻闻这位巴黎姑娘的香味。如果具体点说，法西斯魁首的真意，是在削弱了苏联的势力以后，先用各小国(或者英法的一部分)的土地财产，把他们自己养肥，然后再与苏俄作决定的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情景，正如这篇文章的预见。
《文化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经常揭露国民党腐败的独裁统治，倡导科学民主思想。从1937年1月21日开始，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开设“寄青年友人的信”专栏，每期发表一封，用与青年拉家常的形式，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开始，只谈些读书、生活、交友、恋爱之类的话题，慢慢深入下去，在五四运动18周年，即1937年5月4日发表的第34封信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就现在各国的情形说，有独裁政治，有民主政治。独裁政治便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随意来支配大家的事。民主政治，由大家按着自己的意思选出总统或官吏，叫他们按照大家的意思，替大家办事。……只要稍有头脑，当然容易明白独裁政治容易流为个人专制或寡头专政，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牺牲了大众的幸福。民主政治便没有这种危险，因为大家推举的人当然能为大家谋利益，如果违背了大家的意旨，人民还可以把他罢免，这是一种最好的政治。我们明白了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便可以看一看目前的政治是否民主，并要力争民主政治的实现。”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7年2月6日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发表的致青年友人的信中，委婉地鼓励读者：“严寒曾经磨难着人们，但严寒的后面就是和暖的春天。记准吧，年轻的朋友们，严冬并不能永远统治着世界啊。”1936年9月，丁玲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后逃离南京，于11月辗转到达陕北，很快担任了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由于国民党特务造了许多谣言，上海文化界许多人都关注着丁玲的命运。《文化报》准备在1937年5月19日发表一篇反映丁玲在陕北情况的文章，但报检当局禁止发表，《文化报》上留下一千多字的空白，然而编者巧妙地留下一个标题：“丁玲胖了”。读者从这四个字可以想像到丁玲的脱离虎口，以及她在陕北的境遇，给那些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热血青年以鼓励。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罪名逮捕了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对外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人称“七君子”事件。《文化报》迅速作了报道，并多次发表社论、评论，声援七君子。在七君子被关押期间，《文化报》发表了李竹如写的“沈钧儒先生印象记”，称赞沈钧儒的爱国奋斗精神。介绍了王造时自五四运动以来积极参加历次爱国民主运动的事迹。针对国民党政府强调所谓“思想统一”，而取消言论自由、镇压民主人士的倒行逆施，《文化报》于1937年6月13日发表题为《思想自由、思想统治与思想统一》的文章，指出：“思想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不过是现实的反映。现实不是以钳制和压力所能歪曲。利用权威虽然一时可以指鹿为马，但鹿终是鹿，马终是马，终不能长久的歪曲。任何势力在现实的面前总要失掉他的势力。因此违背现实的愚想，也终难因箝制与压力而统一。”文章举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例子，指出：“如果思想可以用政治的势力统治，则目前的中国，或者还在秦始皇后裔统治之下，不但上无唐汉，而且也近无民国。但秦始皇的天下，也终于二世而亡!……用信仰维系一时的统一，固非绝无可能，但只是一时的、脆弱的。”
《文化报》不顾当局的威胁、恐吓，发表了许多呼唤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言论。同时用不少篇幅，反对旧礼教，提倡新启蒙运动。1936年五四纪念日前后，在上海、北平等地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反对新启蒙运动的风波。上海文化界首先提出新启蒙运动的口号，艾思奇、何干之、夏征农、陆贻等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北平文化界的黄松龄、张友渔、张申府、张郁光等积极响应，并成立启蒙学会，提出“反对盲从，反对武断、反对迷信”，倡导民主政治。而维护封建礼教的北师大教授杨立奎竟然公开发表通电声讨。随后，张申府发表谈话，李何林等发表文章予以驳斥。《文化报》对这场风波作了连续报道，并发表评论表明支持新启蒙运动的立场。
《文化报》很少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在鲁迅先生去世后，《文化报》以很大的篇幅介绍鲁迅的贡献，并且详细报道了鲁迅先生去世后从入殓到发丧全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譬如，1936年10月22日下午2时参加送葬的有：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胡愈之和日本友人内山丸造等；扶柩的是：黄源、姚克、孟十还、田军、胡风、欧阳山、聂绀弩、巴金、靳以，吴朗西、黎烈文、张天翼等14人。在有六七千人长达一二里的送葬队伍中唱的挽歌是：“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你从不曾退后。擎着光芒的大旗，走上新中国的前头。啊，导师!啊，同志!你死在艰苦的战地。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没有死去，你活我们的心里。你安息吧，啊，导师!我们会踏着你的路，那一天就要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这篇占了将近一个版的长篇通讯《鲁迅先生之丧》，是李竹如亲自到现场采访后撰写的。
《文化报》于1936年7月创办，至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12期(三日刊)，每期四版，约两万字，一年共二百多万字。报社人员有晚来的(如娄凝先)早走的(如李光灿)，担负日常编辑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人。而且一般稿件都经报社编辑人员自己撰写或编写。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发表的署真名或笔名的文章共有二百多篇，平均每期两篇多，就是说三天要写两篇文章。娄凝先发表的署名文章也有数十篇。同时他们还要参加报纸的编辑、排版、校对和发行工作。每期报纸都要自己包封、打捆、送邮局，经常工作到深夜或通宵达旦。
1937年7月4日，《文化报》发表“本报为暑假暂时停刊彻底革新紧要启事”，准备进行短暂整顿后于8月复刊。不料，三日后发生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李竹如与一部分朋友一起奔赴延安，行至山西后留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做宣传和民运工作，不久创办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李竹如任社长兼总编辑，后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1939年随徐向前、朱瑞同志到山东，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秘书长，并兼任山东《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等，1942年11月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娄凝先到山西参加牺盟总会工作，后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晋察冀日报》主编等职。解放后曾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李明同李竹如到山东，曾任敌工科长，后回朝鲜，50年代初曾随金日成来北京访问。李光灿先期离开上海到延安，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代理党组书记，曾兼董必武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学家。1985年我访问他时，他是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88年6月病逝于北京。80年代初我在上海见到边伯明，当时他正在住院，是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不久后去世。
《文化报》虽然只有一年的历史，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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