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
[ 2000年第6期 “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 作者：方 凌 ]
最近读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一书，其中谈到刘少奇在“文革”中惨遭厄运，夫人王光美苦受株连的情况，有一大部分是记载北京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私设公堂，对王光美进行非法审讯的经过，地点是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时间是1967年4月10日晨六时许。“井冈山兵团”的机关刊物《井岗山》刊登这场非法审讯的笔录，恰好成为迫害忠良的自供状和“四人帮”罪行的铁证。《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书将此材料全文收录。
在对王光美的非法审讯中，重点问题之一，是逼她交代刘少奇“吹捧”其兄、当时任天津市工商联主委和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的王光英是“红色资本家”的经过。当时这被列为刘少奇“美化资本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大罪之一。现在，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当年非法审讯的有关笔录：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答：刘少奇是讲了许多错话，你们指的是1950年他在天津的讲话吧，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的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的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问：“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答：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那么“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呢?
“红色资本家”是毛主席说的——毛泽东说的!
当年我亲耳听周恩来总理向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谈过此事，并已在“文革”中作了证明。
那是1957年春，我国刚刚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当时苏联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律没收，将他们“扫地出门”。因此，中国在1956年提出“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帮助他们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欢迎他们参政，安排他们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职，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苏联的模式完全不同。这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并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中国作正式国事访问。
当周总理陪同伏罗希洛夫从广州飞往上海途中在天津停留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举行午宴欢迎，天津工商界一些上层人士应邀作陪。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从始至终在现场采访了全过程。
在宴会接近尾声时，周恩来总理以手掩口，装作剔牙，向坐在另一席的王光英打手势，让他代表天津工商界人士向伏罗希洛夫主席敬酒。
当王光英端着酒杯来到伏罗希洛夫席前时，周总理对这位苏联元首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他是王光英同志，是天津市工商联主委。他是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毕业后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化学工厂。王光英同志很爱国，一向要求进步；解放前，曾经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解放后，他很积极，要求把自己的化工厂无偿地献给国家，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感到这涉及到我们的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于是向主席(毛泽东)报告。主席说：‘那怎么可以呢?社会主义时期也还要有红色资本家嘛，他们还可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做工作，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作用嘛。’所以王光英同志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中很积极，起到了带头作用……”
这时，王光英举杯向伏罗希洛夫敬酒，并说：“我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我们工商界人士最光明的出路……”当时在场的毕鸣歧、朱继圣等工商界知名人士，也都走过来一起同伏罗希洛夫碰杯。
伏罗希洛夫当时很激动。他说：“我很高兴能在兄弟的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回国后，我一定要把这次的所见所闻告诉给我的人民……”他接着“祝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于是亲切地同他们挽臂，让记者们拍照。
周总理就是这样成功地做了工作，使这位苏联元首和苏共元老终于以肯定和赞赏的口吻表了态。对此，我在发往北京新华社总部的电讯中作了详细报道；同时还发了“内参”。
周总理上述那段话，是“红色资本家”之说首次在外事场合中公开。很显然，毛主席当时所说的“红色资本家”，是在我们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况下，广义地就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的，并不是专门指某一个人。
然而“文革”爆发后，不知是什么人却硬把“红色资本家”之说当作整人的大帽子，强加在刘少奇的头上，并说是刘少奇对王光英的“吹捧”；无非是想利用刘少奇和王光英的亲戚关系来加重他“美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我也曾看过刘少奇在1950年来天津公干顺访王氏一家时的谈话记录，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所谓“红色资本家”问题。但刘少奇还是受到了最残酷的迫害!
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个知情人都会站出来说明真相。但在“文革”那种无法无天的特殊时期，哪有真理可言?当时我已被扣上各种可怕的帽子，打入另册，若一旦揭露真相，人家说你“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是杀头的死罪，更重要的是极易给居心叵测之徒以口实，去炮打周总理；这是绝对不可轻举妄动的。何况当时稍有一点理智和分析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得出，运动一开始，矛头就已对着刘少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我们深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969年冬，我被放逐到设在北郊区赵庄的“天津市新闻系统五七干校”劳动。有一天，来了两位穿军装的外调人员找我了解这段情况，他们没有像其他外调者那样命令我站着“老实交代”，更没有拍桌子威胁我若不老实就跟他们“去走一趟”；而是向我交代政策，要我解除顾虑；他俩在为我选读了几段关于忠诚老实和实事求是的毛主席语录之后，就等着听我的了。
刹时间，我的脑子里出现一片空白，但很快便恢复运转，希望能多少分辨出一点对方可能给我带来的吉凶；然而他们的沉着老练、不露声色，使我无法搞清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并感到时间紧迫已无法回避，联想到他们或许已从我的报道中发现了线索，更不知道王光英被捕后会怎样“招供”，所以只能直面人生，实事求是地将上述经过和盘托出。
他俩在听了之后，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周总理所说的“向主席报告”，这个“主席”是不是指刘少奇?我作了果断的否定。因为刘少奇是在毛泽东于1959年宣布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才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而且从延安时代——甚至可以上溯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直到“文革”时期，“主席”一直是党内外人士对毛泽东的通称。刘少奇即使在当了国家主席之后，也从未享有过这一尊称，而只被通称为“少奇同志”。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第二个问题是，“你能保证自己的记忆不会有错吗?”我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建议他们到新华社去查阅我当年所发的电讯和“内参”原稿。
打倒“四人帮”，王光英从秦城监狱获释，并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后，曾同我核对了当年的情况。原来他在被“造反派”拉去批斗、以及在监狱被逼供时，都坚持说不知道“红色资本家”是谁说的。但是他在记忆上确有出入，只记得听周总理讲过此事，却忘了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那段重要情节。
1980年5月17日，中央统战部三局徐华同志通知我参加中共中央于当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那是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第一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如此规模的隆重丧礼，人们凝视着刘少奇的遗像和他那覆盖着党旗、在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才找到的骨灰盒，各有所思；整个大会堂都沉浸在庄严肃穆而又无限悲痛的气氛中。
我有幸参加这次追悼大会，同在“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这个问题上的直言，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当我面对刘少奇的遗像时，我为自己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感到心里很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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