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反贪史》三叹
[ 2000年第6期 读《中国反贪史》三叹 作者：王春瑜 ]
读了《中国反贪史》，余有三叹焉。
一
一叹：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贪污是腐败的核心，也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我国以历史悠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的是，我国贪污犯的资格之老，在全世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夏、商、西周，号称“三代”，建立在广大奴隶血泪、枯骨之上的“家天下”政权，就其国家机器的完备来说，一代强似一代。但是，远在夏朝末年，贪贿风气已很严重。据《荀子·大略》记载，当时成汤求雨的祷词中，提及六件失政之事，三项便是贪贿问题。这是他鉴于夏朝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灭亡的教训，而有所警惕的表现。可是，到了商末，恶名昭著的帝辛——也就是殷纣王，大肆聚敛，奸佞费仲、恶隶都是大贪污犯。文王被囚于0里监狱时，周人正是通过费仲，向纣王贿赂珍宝、美女、良马，纣王大悦，释放了文王，放虎归山的结果，最终导致殷商王朝的崩溃。与其相类似的是，春秋时，吴国太宰1受贿亡国，其教训也是广为人知的。被吴国打得“败鳞残甲满天飞”、岌岌乎殆哉的越国，“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1。”并进而煽情说：“你若肯帮助，还有更美于此者。”帮助什么?求和也。太宰1贪污了八位美女，并指望笑纳“更上一层楼”的越国漂亮姐，便鼓其如簧之舌，说服吴王夫差许越求和，从而吞下了致命的苦果：养虎贻患，越兴吴灭。
古汉语中有“贪墨”一词。墨，古义是不洁之称。历代贪官当然都是些一屁股屎、心黑如墨之徒。他们的贪婪睃刻、残民以逞，有时真出乎常人想象之外，简直成了笑话。据《五代史补》记载，五代时赵在礼在宋州做官，贪暴至极，百姓苦不堪言。后调往他处，百姓互相祝贺，说：“拔掉眼中钉了!”不料消息传到赵在礼耳朵里，他向上司要求，仍调回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都征钱一千，名曰“拔钉钱”，宋州父老哭笑不得。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贪官虽然心狠手辣，却满嘴仁义道德，俨然一尘不染，实际上，就像鹭鸶一样，“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明朝有个贪官更堪称典型。明明想大捞一把，却装成分文不取，刚上任时，煞有介事地向神发誓说：“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但不久，有人送来百金行贿，他假惺惺地不收，说“我对神发过誓。”他的手下人当然知道这位顶头上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赶忙凑上去说：“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这个贪官立即采纳部下的建议，赶忙将银子装进袖里，从此来者不拒，照收不误。(明·冰华生：《雪涛小书》)可见贪官是多么卑劣!
而某些贪官的胃口之大，伸手之勤、远、宽，用疯狂二字，也不足以形容。
据《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记载，此人“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亦即不笑不开口者；但对那些稍微对他有点抵触情绪的人，便动辄加以陷害，故当时人们说他“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这便是成语“笑里藏刀”的由来，李义府真是永臭不朽矣。但“李猫”也好，“笑中有刀”也好，李义府决非仅系猫态狼心、迫害政敌之笑面虎而已。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当上宰相后，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连其母、妻、诸子、女婿，无不卖官，“其门如市”，“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200)呜呼，此“猫”，此“刀”，又何其毒也!现代国人对日寇的“三光”政策记忆犹新。但谁能想到，我国古人中竟有人实行过四光政策；不过，当时叫“四尽”。此人就是梁武帝时历任南谯、盱眙、竟陵太守的大贪官鱼弘。他常常得意忘形地对人说：“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2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他娶了一百多个小老婆，“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梁书》卷28鱼弘传)。
不过，这些贪官比起封建社会后期权倾朝野的大贪官——如明朝的刘瑾、严嵩、魏忠贤，清朝的和*3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瑾被称为“立的皇帝”(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3)，简直有与“坐的皇帝”正德爷并驾齐驱之势，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百官见他即不觉下跪，甚至有个叫邵二泉的无锡人，和同官某因公事往见刘瑾，刘瑾怒斥此人时，邵二泉竟吓得两腿发软， 站立不住，尿都吓出来了。(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四》)对于贪官来说，权力与贪贿是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得越多。刘瑾垮台后，所抄家产的数字，据明代高岱《鸿猷录》记载，计：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两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等等。这不能不是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倘若您读一读《天水冰山录》——也就是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的抄家物资清单，您就更会大吃一惊!其中黄金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金嵌珠宝器册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更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手卷册页达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个令人眼花缭乱。至于明末恶名昭著的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扳倒后的抄家数字，因为崇祯皇帝未予公布，至今仍是个谜。但是，据《明史·樊玉衡传》记载，时人估计“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又有人估计，刘瑾贪污所得，折成银子是五百万锭，而“忠贤赃七百万锭(清·褚人4：《坚瓠集》·广集·“刘魏合辙”)!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俸银不多，用现代的口语说，是低工资。洪武中定内外文武官员俸饷时，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而宦官月俸米只有一石。以后大体成为定制，纵然有所增加，数量毕竟有限，他们的贪污所得，比起工资收入，不啻是个天文数。至于和3，野史传闻他被抄家的财物，达白银八亿两以上。这无疑是夸大了。据当代史家研究，和3除了珍藏的文物字画，难以估算外，其他的财产，“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冯佐哲：《和3评传》第301页)这同样也是个惊人的数字，难怪当时有人说他“富可敌国”。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指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日知录》卷8“吏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官是蟹壳，胥吏是蟹脚，没有蟹脚，岂能横行?吏治的好坏，不仅事关朝廷形象，甚至关系到王朝的兴亡。三国时东吴末年，吏治大坏，百姓怨声载道，恨不得吴政权立刻垮台。故晋军伐吴时，孙吴军迅速土崩瓦解。晋人葛洪在总结吴国灭亡的教训时说，“用者不贤，贤者不用”，“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几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飨儒官之禄。”(《抱朴子·吴失篇》)呜呼，吴国的官也吏也，竟一塌糊涂到这种地步，吴国又岂能不呜呼哀哉!就连一脑袋糨糊的昏君孙皓在临降前，也哀叹“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这是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其实，早有史家指出，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王朝，是亡于“刀笔之吏”，以后历代王朝的灭亡，都与此痼疾有关。明代胥吏多而滥，顾炎武曾痛斥曰“养百万虎狼于民间”(《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八》)。有此百万虎狼在民间虎吼狼嗥、茹毛饮血，百姓在死亡线上的呻吟、呼号，可想而知矣!
二
二叹：清官何其少也。
翻翻廿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7“清廉类”，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只找出四十位清官。物以稀为贵，况人乎!这些清官的相关事迹，大部分都很感人。如：北齐彭城王攸自沧州召还，老百姓纷纷拿着食物欢送他，说：“您在沧州，只饮这里的水，从未尝过百姓的饭菜，今天我们谨献上粗茶淡饭。”高攸很感动，但也仅吃一口，不愿占百姓的便宜。又如：隋朝赵轨在齐州做官，后入京，父老送别，说：“公清如水，请饮一杯水，以代替我们献钱。”赵轨愉快地一饮而尽。80年代，有一出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后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任满后调走，百姓恋恋不舍，说：“公幸训我!”徐九经答道：“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上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徐九经走后，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并写下勤、俭、忍三字，称为“徐公三字经”。这三个字，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在是可圈可点。不能甘于清贫淡泊，当不了清官。战国时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清刻洁懿，秋毫之端无私利”(《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真是难得。他的治水投巫、破除“河伯娶妇”恶俗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2引《座右编》)——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的歌颂海瑞的诗。这与一般颂诗，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七十四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明·周晖：《金陵琐事》卷1)朱良亲眼目睹海瑞如此简朴的行囊，以及士大夫凑钱为海瑞买棺的情景，感慨万分，惟恐后世人不相信有这等事，特地写下这首*6海瑞诗，以期与山河作证，让海瑞的两袖清风，长留人间。事实上，海瑞生前生活俭朴到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张破席上，盖着夫人的旧裙，以至有道学家攻击他是“伪”，这无疑是对海瑞的污蔑，这种人是无法理解海瑞的。 清官少的原因之一，是难过家庭关。清官张玮曾经慨乎言之：“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必则败其守矣。”(清·余怀：《东山谈苍》卷3)难得的是，张玮家人都理解、支持他。张玮病殁京师后，其棺运抵毗陵(今常州)，因无钱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其妻患病，无钱抓药，后竟饥寒而死。惟其如此，不甘沉沦于腐败泥淖者，不得不挖空心思安抚子女。明代前期陕西三原人王恕，历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掌权五十余年，寿至九十三岁。他为人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他的儿子见他两手空空，面露难色。王恕对他说：“你怕穷是不?咱家历来有积蓄，不需要做官时像粮仓里的老鼠那样。”他引其子到后宅，指一处说：“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指另一处说：“这里是藏银的地方，有一窖银。”他死后，其子去挖掘，“皆空窖也”。(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王恕为保持清廉品节，真是煞费苦心。事实上，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其妻、子无一不是甘于清贫者，有的人还能与其夫或父互相砥励。如婺源人江一麟，在地方做官有廉声，被调至京中任部郎。其妻便能常常“善善相规，施德于民”(清·龚炜：《巢林笔谈》卷2)。而反过来，倘若高官之妻儿、部下，成天念叨好吃好喝，穿金戴银，并与他人比较，说某人仅为七品小官，现已置下粮田千顷，某某仅为县主簿(相当于今之秘书科长)，已置下绸缎铺、当铺、木材行；僚属则动辄说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过了这村，便无此店，赶紧能捞则捞，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网虽大，毕竟多漏。在这样的氛围中，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
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有的清官敢于批逆鳞，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如宋代的包拯，进谏时“反复数百言，言吐愤疾”，溅了仁宗皇帝赵祯一脸唾沫星，直到他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这样的刚正不阿，难怪当时京师吏民畏服，称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0)。又如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帝被进一步神化，导致君臣隔阂，大臣见皇帝，竟以召对为可怪，一逢召对，便手足无措，只知道连呼万岁，赶紧磕头。而至明中叶后，某些大臣觐见时简直如坐针毡，甚至当场吓得昏死过去，大小便失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但是，偏有不怕死的清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批所谓龙(皇帝也)身上的逆鳞。海端骂了嘉靖皇帝后，备好棺木，诀别妻子，准备慷慨赴死，已为人们熟知；天启二年(1622)四月，御史帅众在奏疏中竟然敢于批评“内外朝万岁呼声聒耳，乃巫祝之忠”，这又需要何等的胆识!果然，天启皇帝阅疏后大怒，说“帅众不许朕呼万岁，无人臣礼!”(明·叶向高《蘧编》卷12)幸亏首辅叶向高多方保护，帅众才幸免于难。这种大无畏的气概，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动表现。封建社会的官吏，几乎无官不贪，枉法者不可胜数。海瑞等人能不贪赃枉法，仅此一条，已堪称出污泥而不染，香清溢远，流芳百世了。
但是，历史已进入21世纪，如果进一步用现代眼光审视清官，用一位著名史学家的话来说，“清官乃不祥之物”。当百姓手中无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中盼救星，呼唤青天大老爷能爱民如子。因此，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爷，最好的百姓，不过是儿子。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们已经被侮辱、被欺凌之时。显然，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无需乞灵于清官。愿早日走出清官时代!
三
三叹：改革家怎能忘记赃乱死多门!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垂青史的改革家，但其中有些人，结局悲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出污泥而有染，忘记赃乱死多门。他们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改革，一方面自己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而授人以柄，为反改革派的反攻倒算，打开了缺口。如西汉著名政治家、经济改革家桑弘羊，其盐铁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和措施，对以后我国封建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但是，他居功自傲，处心积虑为自己的兄弟谋取高官厚禄，名将霍光反对这样干，他怀恨在心。贪欲恶性膨胀的结果，最后竟与上官桀等人勾结谋反，败露后被杀并灭族(《汉书》卷24下)。又如唐中叶著名经济改革家、两税法的主要创始人杨炎，对唐代乃至后世的封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的儿子杨弘业，在其庇护伞下，多次犯法，接受贿赂，走后门，通关节。杨炎本人，更利用宰相职权，仗势强压下属官员买卖私人宅第，高价估价，低价结算，从中谋利，当时的御史们认为，杨炎用权力谋来的差价就是赃物。他被罢官，贬至崖州，还没到达，就又被唐德宗派人处死。
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悲剧，更具有典型意义。
张居正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以半途而废告终的。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转：其官秩被追夺，家产被查抄，当政时起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呕心沥血实行的改革，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场政治大悲剧，其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深刻地警示后人，勿重蹈覆辙。改革失败的教训是，他固然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
张居正在改革的后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赋税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而在廉政肃贪、惩治腐败方面，并未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对赋税改革的先驱、刚正不阿、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海瑞，张居正反而觉得他过激，始终不予起用。《明史·海瑞传》说：“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而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不但行贿，也受贿。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明史》第305〈冯保传〉)。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佚名：《冰山天水录》附录《籍没张居正数》)。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家中余粮甚少，遑论金银；他当了内阁首辅后，虽是一品官，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即使将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显然，他送给冯保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从何而来，是不言而喻的。而冯保后来垮台的主要罪状之一，便是贪污，说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贡赋一年收入，也确实在他家抄出金银百余万两，大量奇珍异宝。张居正依靠冯保这样的贪赃枉法者作为自己改革的政治盟友，无疑是授反改革的保守、顽固势力以把柄，成为他们打击改革派、扼杀改革事业的突破口。万历皇帝在没收了冯保的财产后，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益心艳之”，这也是抄张居正家的重要原因。令人失望的是，从张居正家虽未抄出如万历皇帝想像的甚至超过冯保的巨额家产，但毕竟也有大量财富，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这决不是张居正的区区薪俸所能置办的，若非贪污受贿，怎能有如此家底!张居正的这种腐败行为，不但给自己抹黑，更重要的是给改革事业抹黑。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明朝前期的经济改革家夏原吉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君子不以冥冥堕行”(《明史》卷149)。改革家更不应当稀里糊涂地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像“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要看为官清不清，就看宦囊轻不轻。同样是改革家的北宋范仲淹，位居要津后，若无宾客登门，吃饭仅有一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能基本自足(《宋史》卷314本传)，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原则，不是仅仅用以教育别人的，自身就是个“吾道一以贯之”的忠实实行者。北宋的另一位大改革家王安石，生活更是十分俭朴，穿着普通服装，吃着家常便饭，衣服脏了不洗，脸有污垢未净，他都无所谓(《宋史》卷327本传)。守旧派攻击他是所谓“伪”，但休想捞到一根王安石贪污腐化的稻草。前述改革家夏原吉也曾蒙冤入狱，被抄家，但“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明史》卷149本传)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是后世效法的楷模。
走出轮回
《中国反贪史》一书各章的末尾，都有一节“反贪启示录”，总结王朝灭亡的原因，反贪的经验教训。如秦汉：“秦汉大帝国，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开端，无论是辉煌的事功和灿烂的文化，还是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都达到了一个后代王朝长期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贪污腐败的问题就像帝国的孪生姊妹一样始终随着帝国的行程。尽管秦汉帝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反贪和澄清吏治进行了较大的努力，也曾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吏治崩溃和政权瓦解的悲剧。”如魏晋南北朝：“一个政权的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到它的兴衰存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真理。”隋唐、两宋、元、明、清，虽然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坍。“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成了走不出的轮回。这样的周期率，正是历代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主要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已进入21世纪，总结历代反贪斗争的成败得失，把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走出轮回，这是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历史的警钟在长鸣!
(《中国反贪史》上下册，70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春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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