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大陆与诺贝尔奖无缘?
为什么中国大陆与诺贝尔奖无缘?
1996年9月27日，中国科技界的权威性报纸《中国科技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提出了“一个迫切值得检讨的问题”。作者问道:“据学者统计，按一般情况，立国三十年就会出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数是三十五年。我国立国已近四十七年了，至今仍无迹象，原因何在?”这的确是一个极严肃、又极为迫切的问题，问得国人既怦然心动，又感慨万千。此文发表后的1997、1998年，又有两位华裔科学家相继摘取了诺贝尔奖的桂冠，他们是朱棣文和崔琦。
为什么国内的学者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呢？是因为华人缺乏智慧吗?显然不是。该文作者指出:“短短三十几年，在境外就出了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就是证明。为什么在境内却没有呢?”作者排除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评选过程中存在意识形态偏见的说法，因为，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即曾获得过十六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他也排除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评选过程中有地理上的“重欧美轻亚洲”因素的解释，因为其他亚洲国家（甚至科技实力不见得比中国高的亚洲国家）也同样获得过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例如，日本获得过六个、印度有三个、巴基斯坦也有一个。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未能赢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科学政策上的偏误所造成的，即科技政策上“重术轻学”。该文发表后，很快被大陆最具权威的文摘刊物《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因而其影响更为广泛。在国内发表文章也只能谈到这个程度，在缺乏言论、新闻、学术自由的状况下，作者不可能更深入地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体制性因素，否则，他个人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工作环境就可能面临干扰。
当看到一位又一位海外华人登上了象征世界科坛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领奖台，生活在大陆封闭环境中，听惯了“风景这边独好”的自吹自擂式宣传的中国同胞，不知道是应该感到自豪和高兴，还是应该感到惭愧和无奈?
笔者以为，当然首先还是应该引以自豪、感到高兴。作为炎黄子孙，能够看到具中国血统的科学家频频受到诺贝尔奖的青睐，能不感到高兴和自豪吗?这一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据中国政府资助、在欧洲面向华人社区出版的中文《欧洲时报》报导，旅美的华人学者达十万人，其中被公认为一流科技人才的有三万多，占美国高级科技人才的四分之一以上。在美国流行一种说法:“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而美国的智慧却在华人的脑袋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南开大学校长毋国光曾说，“以IC（集成电路）研究开发而闻名世界的硅谷，现在已成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天下，甚至有人说，IC就是India（印度）和China（中国）两个词的缩写。” [1] 海外华人在推动世界科技事业的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担当着台柱的角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难道不值得国人为之自豪吗?
但是，国人恐怕更应该感到惭愧和无奈。海外华人攀登科学高峰的种种辉煌业绩，毕竟是在异邦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不能算是中国的成就。那么，为什么五千万海外华人中出了六位诺贝尔奖得主，而十二亿大陆人口竟然产生不出一个？同是中国血统、同文同种的炎黄子孙，身处国内外其成就与贡献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呢？笔者以为，或许可以用一个比拟来说明这种强烈的反差:同是优良种子，播撒在不同的土壤里，结果自然不同；同样的原材料，投入不同的炉子里，炼出来的钢也不同；问题不在“种子”身上，而在这些“种子”的“生长环境”中。
以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先生的个人和家庭经历为例，崔琦先生原籍河南，1953年身处河南农村的父母安排他移居到香港。当时香港的中学、大学的教育水准尚明显地落后于中国大陆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大学，但这并未阻碍崔琦先生个人的成长。他后来赴美深造，取得了博士学位，并长期在物理学领域里钻研，终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崔琦先生虽然离开了中国大陆，但他的父母仍留在原籍河南的乡村里。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年代里，河南省的领导人比其他地区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尾随毛泽东的政策，粮食“高产卫星”放得最高，搜刮农民的口粮也最狠，结果造成河南省数百万农民缺粮饿死。崔琦先生的父母就是这数百万“大跃进”政策的牺牲品，不幸于六十年代初“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双双去世。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崔琦先生没有移居香港，也从未赴美，而是一直留在大陆，情况将会如何呢?或许他会因为专心研究科学而在六、七十年代被诬为“白专”典型；也许他在文革中会被批斗、挂黑牌、坐“喷气式” [2] ；他甚至可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整得死去活来。即使苟活下来，恐怕锐气也早已消磨殆尽，变成一介庸夫了。或许他可能会学得机灵一点，为了生存下去而适应环境，那便成为一个时时与当局“保持一致”、置科学家的良心于不顾，去批判学术界同行和前辈，踏着别人的苦难而平步青云者。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在这样的环境里，都不可能产生出一位诺奖得主来。在极其恶劣的土壤里，即便是具有神童基因的优良“种子”，也无法正常生长，更难以开花结果；相反，却可能被埋没、甚至葬送掉。当我们为崔琦先生现在的成就感到骄傲时，事实上也隐含着为他得以逃脱大陆解放后前三十年的苦难而暗暗庆幸，但是，难道这样的庆幸不正是身处国内的同胞们无奈的辛酸吗？
也许有人说，不必再回首往事了，中国不是终于改革开放了吗？然而，国人真的对那三十年的历史有了真正的反思了吗？还是“鸵鸟式”地把它忘却了，或者简单地把无可回避的历史责任推给了林彪、“四人帮”，以求得一时的心灵“安宁”？就在不久前的五十周年国庆当中，种种回忆、宣传不是照样在夸赞那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吗？那些亿万人民蒙受的苦难被轻轻地一笔带过了。“大跃进”造成的饥馑使得全中国饿死了三、四千万农民，其数量比抗日战争时期死亡的人口还要多几乎一倍，这样的历史惨剧直到现在不是还用“三年自然灾害”作借口来掩盖吗？文革中或文革后出生的青年一代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一幕不堪回首的史实。当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时候，是否想到过他们所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成就也包含着这些苦难？没有对体制和政策的深刻反思，就找不到过去五十年来中国落后的根源，更谈不上如何创造出一个能让国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社会制度环境。“文化革命”虽然成为历史了，但是造成“文化革命”以及那三十年苦难的制度性因素不仅未受到充份的清理，而且今天依然存在。背负着这样的制度性“包袱”，中国真的可能腾飞吗？
确实，在建国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的新闻媒体终于开始活跃起来，国人也才有机会比较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各方面的信息了。这时，人们才猛然醒悟到，世界上还有一种诺贝尔奖，而我们中国人距离这一“科学的皇冠”竟如此之遥。于是，各界的有识之士纷纷撰文坦言，“中国需要诺奖”，“冲击诺奖是时候了”。 [3] 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曾组织了一组文章，贯以醒目的通栏标题“中国何日圆梦诺贝尔奖?” [4] ；《中国教育报》呼吁，“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是远还是近?” [5] ；《经济日报》则请一位颇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就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了谈话 [6] 。诺贝尔奖一时成为舆论界的一大热点话题。
科技界、文教界和文化界普遍关注诺贝尔奖，表明了诺贝尔奖在全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得到中国人民的一致公认。虽然经过了长期的封闭状态，现在，中国人民也开始被诺贝尔奖的无比魅力所倾倒。然而，据学者们预测，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近期内仍无获取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的迹象。我们这个拥有十二亿五千万人口、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曾经为人类文明贡献过四大发明，在古代就有张衡、祖冲之、蔡伦、华陀、毕升、李时珍等众多精英脱颖而出。然而，到了现代，中国竟然距离反映科学技术尖端成果的诺贝尔奖途程如此之遥，甚至还不如印度、巴基斯坦这些中国人往往自以为较之领先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同时，更是中华民族对自己的历史、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巨额负债。哪一个中华赤子不为之痛心疾首、无地自容？哪一位热血匹夫不为之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然而，这种不安却似乎表现得有点走样。一份由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的《1997年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为避开诺贝尔奖空白这一令人难堪的现实，竟然在中国获奖人数这一栏里填上“2”。 [7]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该报告的撰写人把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殊荣列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内容之一，是想表达一种对这些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奉献”的期待，还是觉得，为了显示中国的成就，即使把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计在中国名下也并无不妥？还有的国内媒体则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或二十年内，中国有望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连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称，“在中国土地上发展出可获诺奖的科学家，我想应该是二十年之内的事。” [8]
从爱国情感出发，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回事，而实事求是地预言中国科学研究的可能成就则是另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听过太多的预言，有些据说还是根据“科学”的“历史规律”作出的。列宁早就断言，资本主义陷入了腐朽、垂死的阶段，而我们所看到的却似乎恰恰相反。四十年前，毛泽东曾预言，“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现在，中国不但没进入这个什么“天堂”，反而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据说这个远离“天堂”的“初级阶段”还要延续几十代人。这类“响亮”的预言除了留下千古笑柄以外，还给亿万人民留下了苦涩的回忆。那些政治狂人梦呓般的“伟大预言”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其实，与其热衷于缺乏根据的预言，还不如探讨一下应该如何创造制度条件，使中国争取获得诺贝尔奖的好梦成真。
在北大校庆100周年的聚会上，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先生对北大学子说:“获奖与否关键问题是需要一个肥沃的土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东硕先生认为，“中国并不缺少冲击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和杰出的科学思想，缺少的是能托起科学家们在全力冲击诺贝尔奖的软、硬大环境”。 [9] 中科院院士、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和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也曾联名撰文指出:“获得诺贝尔奖有两种情况:......前者需要特别昂贵的先进设备，后者需要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适宜的工作环境。客观地说，在中国目前的土地上，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10]
对中国的学者来说，首先是缺乏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希望摘取诺奖桂冠的科学家，无不具有超常的创新思维能力，无不表现出对客观世界一切现象刨根问底的浓厚兴趣，他们敢于挥动着智慧的长矛，在科学研究的广阔天地里，大胆地向一切未知领域宣战。为此，需要有一个允许自由思考、自由发表与交流、自由争论的民主氛围。相反，在压抑、盲从、向政治权利媚俗的社会环境里，很多杰出的学者会从被迫充当政治上的“奴才”而逐渐变成“自觉主动”的“政治帮闲”，那样就不仅扼杀了产生诺贝尔奖的“土壤”，而且会出现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赝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钱学森现象”，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1958年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 [11] 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要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几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先生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的科学家，也理应因当时的作为而受到历史的谴责。如果那些在“大跃进”时代饿死的数千万农民地下有灵，或许他们想对钱学森先生所表达的未必是赞颂其为卫星上天立下的汗马功劳。其实，“钱学森现象”所反映的并不只是钱学森先生个人的一时行为，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不也曾以文学、历史学大师的身份发表打油诗，时而为毛泽东歌功颂德，时而肉麻地吹捧江青同志，时而又“狠批四人帮”吗？这样的举止，有人格、有良知的学者是绝不屑一为的。
在集权制度中，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为了个人的权力地位而置人格良知于不顾，或许正是当政者所需要的，但这些人“以身作则”、引导别人仿效其行的社会后果，难道不是中国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原因之一吗？当学者们抱怨中国的知识分子待遇不高等体制性弊端时，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在人格上缺乏独立性、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被严重压抑的情况下，又何谈自由的思想空间和充份的创造发挥呢?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处于集权体制下的科学家或许还能埋头纯学术研究、回避政治，尚有一些攀登科学高峰的机会（如果经费、人事、设备等条件具备的话），那么，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学者个人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品行，则是创造出可能接近诺贝尔经济学、文学奖的成果的必要条件之一。
要形成学术界能自由思考、自由发表与交流、自由争论的可贵氛围，首先需要当局具有听得进不同声音、甚至是反对意见的胸怀与气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政治上高度自信的表现；相反，只准高呼“万岁”、不容半句批评的政治环境，其实只能反映出为政者的极度虚弱和缺乏自信。扼杀不同的声音不仅违反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也是对中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公然剥夺。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政权时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大概绝对想不到，百年后的今天竟然有自称是其门徒的人们硬是扮演着当年普鲁士政权那样的角色，要求十二亿人民“统一”到一种思考方式中、学着用一种声音说话。扼杀异议、统一思想的结果是不辩自明的，就象中国的一位文人所感叹的:“巴金、老舍、茅盾、曹禺......等等大师们解放后为何没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来?” [12]
除了学术研究的政治环境需要改革之外，中国大陆的整个教育体系也必须改变。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从小做起。而中国大陆目前的中小学教材、教学方法、考试方式，恰恰是桎梏青少年创新思维和想象力的。
此外，政府还应对科学教育事业投下大量的资金。诺贝尔奖授予的对象主要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科学家，而基础性研究是需要长期、大量投入、又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其预期效果的领域。对于这样的风险大、周期长的投资，应有高瞻远瞩的超前意识。早在1980年1月邓小平就说过:“科教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科教文卫的费用不可......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 [13] 此后的二十年中，政府也发出过不少文件，反复昭告，要加大对科技及文教事业的投入。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发表的《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称:“到200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GNP比例达到1.5％。”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2％至-3％之间，美国为2.8％，中国提出的这个1.5％的比例其实只能算是低标准。然而，即使连这一标准看来也难以实现。实际上中国的科研及文教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徘徊或下降。1992年，全国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0.71％，此后逐年降低，到1997年此比重仅占0.49％。而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各级官员公费吃喝、公费出国旅游、公费开车的支出却逐年上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概已经超过了5％。
难怪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先生认为，“举国上下高叫科教兴国的很多，......可是一直没有看到多少具体行动。雷声早已贯耳，甘霖仍未落地。......问题在于知行没有合一。” [14] 孔先生还指出:“假如能省下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请客花掉的上千亿钱，科教经费就可以加倍了。”问题是，在腐败成风、贪官遍地的社会里，这个“假如”有多大的可能性呢？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认为，“中科院1997年人均科研经费仅4.5万元，除工资、基建等项目外，用于研究课题的费用不到3万元，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十至二十分之一。” [15] 中国欲以此微薄的经费产生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成果，与发达国家有雄厚财力支持的科学家们激烈竞争、角逐，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因此，在瑞士国际管理开发学院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布的《世界各国年度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中，在参评的47个国家中，虽然中国大陆的综合评价排序位次在1994至1996年间从第34位上升到第26位，但科技竞争力的位次却从第23位下降到第28位。中国国家级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年空缺，也反映出科技事业逐年下滑的事实。
虽然政府喊出了“科技兴国”的口号，但并没有从制度上根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更谈不上如何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到实处。这个问题有相当深的根源，绝非某个领导人的个人认识所使然。六十年前，中共尚处于在野地位时，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在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内部文件中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共建政后就开始视知识分子为异端，毛泽东甚至称知识分子为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6] 除了象钱学森那样帮助中共研制原子弹、氢弹而受礼遇、保护者外，差不多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本血泪帐、一部伤心史。1957年，毛泽东施展其“引蛇出洞”的“阳谋”时，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傅钟孙先生发表过“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该文痛快淋漓地指出:“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是）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 [17] 当然，傅先生为此番耿耿直言付出了惨重代价。他所抨击的现象实际上愈演愈烈，在文革时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恐怕是当年拥护中共的善良的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
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在一篇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章中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美国有科研人员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18] 从此，各级党政官员在文件和讲话中不断重复“尊重知识，知识人才”此一流行的口号。这口号的确也曾激起长期被摧残的知识界的某些幻想和希望。最善于观测政治风云的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还作了“科学的春天”的报告。人们指望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但是，人们的希望逐年化作了新的失望。至今，从整体上看，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还是附在由党政官僚支配的体制“这张皮上的毛”，要不断地乞求赐予的“尊重”。
“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邓小平在他即将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前夕时说的话，也可以看做是他对未来中国领导核心的政治遗嘱之一。这“一席之地”理应包括诺贝尔奖这项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占领一席之地究竟要靠谁呢?是靠那些辛勤工作、潜心钻研的知识分子，还是靠待遇优厚、滥行权力的各级官员？海峡两岸共同敬重的百岁名人陈立夫先生最近接受台湾《财讯》杂志独家专访时的一段话确属意味深长，可以引来作为本文的结语:“中国人很聪明，科学方向发明很多。......假如领导得好一点，中国人会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 [19]
【注释】
[1] 《科技日报》，1998年8月4日。
[2] “坐喷气式”是文革期间盛行的批斗人的方式，即被批斗者弯腰低头，双手向后高举。
[3] 《科技日报》，1998年8月4日。
[4] 《中国青年》，1999年第1期，第14页。
[5] 《中国教育报》，1998年11月17日。
[6] 《经济日报》，1998年10月26日。
[7] 《科技日报》，1998年12月26日。
[8] 《光明日报》，1999年3月3日。
[9] 《科技日报》，1998年11月3日。
[10] 《中国青年报》，1999年4月26日。
[11] 《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7年第3期第3页。
[12] 《随笔》（广州），1998年第3期，第99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4页。
[14] 《教育文摘周报》，1999年4月14日，摘引自《科技导报》，1999年第2期。
[15] 《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第170页。
[16]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1页。
[17] 朱正，《1957年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页。
[19] 《参考消息》，1999年4月26日。
为什么国内的学者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呢？是因为华人缺乏智慧吗?显然不是。该文作者指出:“短短三十几年，在境外就出了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就是证明。为什么在境内却没有呢?”作者排除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评选过程中存在意识形态偏见的说法，因为，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即曾获得过十六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他也排除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评选过程中有地理上的“重欧美轻亚洲”因素的解释，因为其他亚洲国家（甚至科技实力不见得比中国高的亚洲国家）也同样获得过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例如，日本获得过六个、印度有三个、巴基斯坦也有一个。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未能赢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科学政策上的偏误所造成的，即科技政策上“重术轻学”。该文发表后，很快被大陆最具权威的文摘刊物《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因而其影响更为广泛。在国内发表文章也只能谈到这个程度，在缺乏言论、新闻、学术自由的状况下，作者不可能更深入地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体制性因素，否则，他个人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工作环境就可能面临干扰。
当看到一位又一位海外华人登上了象征世界科坛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领奖台，生活在大陆封闭环境中，听惯了“风景这边独好”的自吹自擂式宣传的中国同胞，不知道是应该感到自豪和高兴，还是应该感到惭愧和无奈?
笔者以为，当然首先还是应该引以自豪、感到高兴。作为炎黄子孙，能够看到具中国血统的科学家频频受到诺贝尔奖的青睐，能不感到高兴和自豪吗?这一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据中国政府资助、在欧洲面向华人社区出版的中文《欧洲时报》报导，旅美的华人学者达十万人，其中被公认为一流科技人才的有三万多，占美国高级科技人才的四分之一以上。在美国流行一种说法:“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而美国的智慧却在华人的脑袋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南开大学校长毋国光曾说，“以IC（集成电路）研究开发而闻名世界的硅谷，现在已成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天下，甚至有人说，IC就是India（印度）和China（中国）两个词的缩写。” [1] 海外华人在推动世界科技事业的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担当着台柱的角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难道不值得国人为之自豪吗?
但是，国人恐怕更应该感到惭愧和无奈。海外华人攀登科学高峰的种种辉煌业绩，毕竟是在异邦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不能算是中国的成就。那么，为什么五千万海外华人中出了六位诺贝尔奖得主，而十二亿大陆人口竟然产生不出一个？同是中国血统、同文同种的炎黄子孙，身处国内外其成就与贡献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呢？笔者以为，或许可以用一个比拟来说明这种强烈的反差:同是优良种子，播撒在不同的土壤里，结果自然不同；同样的原材料，投入不同的炉子里，炼出来的钢也不同；问题不在“种子”身上，而在这些“种子”的“生长环境”中。
以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先生的个人和家庭经历为例，崔琦先生原籍河南，1953年身处河南农村的父母安排他移居到香港。当时香港的中学、大学的教育水准尚明显地落后于中国大陆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大学，但这并未阻碍崔琦先生个人的成长。他后来赴美深造，取得了博士学位，并长期在物理学领域里钻研，终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崔琦先生虽然离开了中国大陆，但他的父母仍留在原籍河南的乡村里。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年代里，河南省的领导人比其他地区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尾随毛泽东的政策，粮食“高产卫星”放得最高，搜刮农民的口粮也最狠，结果造成河南省数百万农民缺粮饿死。崔琦先生的父母就是这数百万“大跃进”政策的牺牲品，不幸于六十年代初“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双双去世。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崔琦先生没有移居香港，也从未赴美，而是一直留在大陆，情况将会如何呢?或许他会因为专心研究科学而在六、七十年代被诬为“白专”典型；也许他在文革中会被批斗、挂黑牌、坐“喷气式” [2] ；他甚至可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整得死去活来。即使苟活下来，恐怕锐气也早已消磨殆尽，变成一介庸夫了。或许他可能会学得机灵一点，为了生存下去而适应环境，那便成为一个时时与当局“保持一致”、置科学家的良心于不顾，去批判学术界同行和前辈，踏着别人的苦难而平步青云者。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在这样的环境里，都不可能产生出一位诺奖得主来。在极其恶劣的土壤里，即便是具有神童基因的优良“种子”，也无法正常生长，更难以开花结果；相反，却可能被埋没、甚至葬送掉。当我们为崔琦先生现在的成就感到骄傲时，事实上也隐含着为他得以逃脱大陆解放后前三十年的苦难而暗暗庆幸，但是，难道这样的庆幸不正是身处国内的同胞们无奈的辛酸吗？
也许有人说，不必再回首往事了，中国不是终于改革开放了吗？然而，国人真的对那三十年的历史有了真正的反思了吗？还是“鸵鸟式”地把它忘却了，或者简单地把无可回避的历史责任推给了林彪、“四人帮”，以求得一时的心灵“安宁”？就在不久前的五十周年国庆当中，种种回忆、宣传不是照样在夸赞那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吗？那些亿万人民蒙受的苦难被轻轻地一笔带过了。“大跃进”造成的饥馑使得全中国饿死了三、四千万农民，其数量比抗日战争时期死亡的人口还要多几乎一倍，这样的历史惨剧直到现在不是还用“三年自然灾害”作借口来掩盖吗？文革中或文革后出生的青年一代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一幕不堪回首的史实。当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时候，是否想到过他们所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成就也包含着这些苦难？没有对体制和政策的深刻反思，就找不到过去五十年来中国落后的根源，更谈不上如何创造出一个能让国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社会制度环境。“文化革命”虽然成为历史了，但是造成“文化革命”以及那三十年苦难的制度性因素不仅未受到充份的清理，而且今天依然存在。背负着这样的制度性“包袱”，中国真的可能腾飞吗？
确实，在建国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的新闻媒体终于开始活跃起来，国人也才有机会比较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各方面的信息了。这时，人们才猛然醒悟到，世界上还有一种诺贝尔奖，而我们中国人距离这一“科学的皇冠”竟如此之遥。于是，各界的有识之士纷纷撰文坦言，“中国需要诺奖”，“冲击诺奖是时候了”。 [3] 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曾组织了一组文章，贯以醒目的通栏标题“中国何日圆梦诺贝尔奖?” [4] ；《中国教育报》呼吁，“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是远还是近?” [5] ；《经济日报》则请一位颇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就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了谈话 [6] 。诺贝尔奖一时成为舆论界的一大热点话题。
科技界、文教界和文化界普遍关注诺贝尔奖，表明了诺贝尔奖在全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得到中国人民的一致公认。虽然经过了长期的封闭状态，现在，中国人民也开始被诺贝尔奖的无比魅力所倾倒。然而，据学者们预测，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近期内仍无获取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的迹象。我们这个拥有十二亿五千万人口、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曾经为人类文明贡献过四大发明，在古代就有张衡、祖冲之、蔡伦、华陀、毕升、李时珍等众多精英脱颖而出。然而，到了现代，中国竟然距离反映科学技术尖端成果的诺贝尔奖途程如此之遥，甚至还不如印度、巴基斯坦这些中国人往往自以为较之领先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同时，更是中华民族对自己的历史、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巨额负债。哪一个中华赤子不为之痛心疾首、无地自容？哪一位热血匹夫不为之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然而，这种不安却似乎表现得有点走样。一份由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的《1997年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为避开诺贝尔奖空白这一令人难堪的现实，竟然在中国获奖人数这一栏里填上“2”。 [7]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该报告的撰写人把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殊荣列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内容之一，是想表达一种对这些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奉献”的期待，还是觉得，为了显示中国的成就，即使把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计在中国名下也并无不妥？还有的国内媒体则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或二十年内，中国有望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连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称，“在中国土地上发展出可获诺奖的科学家，我想应该是二十年之内的事。” [8]
从爱国情感出发，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回事，而实事求是地预言中国科学研究的可能成就则是另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听过太多的预言，有些据说还是根据“科学”的“历史规律”作出的。列宁早就断言，资本主义陷入了腐朽、垂死的阶段，而我们所看到的却似乎恰恰相反。四十年前，毛泽东曾预言，“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现在，中国不但没进入这个什么“天堂”，反而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据说这个远离“天堂”的“初级阶段”还要延续几十代人。这类“响亮”的预言除了留下千古笑柄以外，还给亿万人民留下了苦涩的回忆。那些政治狂人梦呓般的“伟大预言”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其实，与其热衷于缺乏根据的预言，还不如探讨一下应该如何创造制度条件，使中国争取获得诺贝尔奖的好梦成真。
在北大校庆100周年的聚会上，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先生对北大学子说:“获奖与否关键问题是需要一个肥沃的土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东硕先生认为，“中国并不缺少冲击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和杰出的科学思想，缺少的是能托起科学家们在全力冲击诺贝尔奖的软、硬大环境”。 [9] 中科院院士、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和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也曾联名撰文指出:“获得诺贝尔奖有两种情况:......前者需要特别昂贵的先进设备，后者需要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适宜的工作环境。客观地说，在中国目前的土地上，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10]
对中国的学者来说，首先是缺乏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希望摘取诺奖桂冠的科学家，无不具有超常的创新思维能力，无不表现出对客观世界一切现象刨根问底的浓厚兴趣，他们敢于挥动着智慧的长矛，在科学研究的广阔天地里，大胆地向一切未知领域宣战。为此，需要有一个允许自由思考、自由发表与交流、自由争论的民主氛围。相反，在压抑、盲从、向政治权利媚俗的社会环境里，很多杰出的学者会从被迫充当政治上的“奴才”而逐渐变成“自觉主动”的“政治帮闲”，那样就不仅扼杀了产生诺贝尔奖的“土壤”，而且会出现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赝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钱学森现象”，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1958年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 [11] 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要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几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先生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的科学家，也理应因当时的作为而受到历史的谴责。如果那些在“大跃进”时代饿死的数千万农民地下有灵，或许他们想对钱学森先生所表达的未必是赞颂其为卫星上天立下的汗马功劳。其实，“钱学森现象”所反映的并不只是钱学森先生个人的一时行为，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不也曾以文学、历史学大师的身份发表打油诗，时而为毛泽东歌功颂德，时而肉麻地吹捧江青同志，时而又“狠批四人帮”吗？这样的举止，有人格、有良知的学者是绝不屑一为的。
在集权制度中，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为了个人的权力地位而置人格良知于不顾，或许正是当政者所需要的，但这些人“以身作则”、引导别人仿效其行的社会后果，难道不是中国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原因之一吗？当学者们抱怨中国的知识分子待遇不高等体制性弊端时，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在人格上缺乏独立性、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被严重压抑的情况下，又何谈自由的思想空间和充份的创造发挥呢?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处于集权体制下的科学家或许还能埋头纯学术研究、回避政治，尚有一些攀登科学高峰的机会（如果经费、人事、设备等条件具备的话），那么，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学者个人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品行，则是创造出可能接近诺贝尔经济学、文学奖的成果的必要条件之一。
要形成学术界能自由思考、自由发表与交流、自由争论的可贵氛围，首先需要当局具有听得进不同声音、甚至是反对意见的胸怀与气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政治上高度自信的表现；相反，只准高呼“万岁”、不容半句批评的政治环境，其实只能反映出为政者的极度虚弱和缺乏自信。扼杀不同的声音不仅违反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也是对中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公然剥夺。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政权时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大概绝对想不到，百年后的今天竟然有自称是其门徒的人们硬是扮演着当年普鲁士政权那样的角色，要求十二亿人民“统一”到一种思考方式中、学着用一种声音说话。扼杀异议、统一思想的结果是不辩自明的，就象中国的一位文人所感叹的:“巴金、老舍、茅盾、曹禺......等等大师们解放后为何没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来?” [12]
除了学术研究的政治环境需要改革之外，中国大陆的整个教育体系也必须改变。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从小做起。而中国大陆目前的中小学教材、教学方法、考试方式，恰恰是桎梏青少年创新思维和想象力的。
此外，政府还应对科学教育事业投下大量的资金。诺贝尔奖授予的对象主要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科学家，而基础性研究是需要长期、大量投入、又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其预期效果的领域。对于这样的风险大、周期长的投资，应有高瞻远瞩的超前意识。早在1980年1月邓小平就说过:“科教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科教文卫的费用不可......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 [13] 此后的二十年中，政府也发出过不少文件，反复昭告，要加大对科技及文教事业的投入。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发表的《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称:“到200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GNP比例达到1.5％。”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2％至-3％之间，美国为2.8％，中国提出的这个1.5％的比例其实只能算是低标准。然而，即使连这一标准看来也难以实现。实际上中国的科研及文教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徘徊或下降。1992年，全国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0.71％，此后逐年降低，到1997年此比重仅占0.49％。而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各级官员公费吃喝、公费出国旅游、公费开车的支出却逐年上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概已经超过了5％。
难怪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先生认为，“举国上下高叫科教兴国的很多，......可是一直没有看到多少具体行动。雷声早已贯耳，甘霖仍未落地。......问题在于知行没有合一。” [14] 孔先生还指出:“假如能省下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请客花掉的上千亿钱，科教经费就可以加倍了。”问题是，在腐败成风、贪官遍地的社会里，这个“假如”有多大的可能性呢？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认为，“中科院1997年人均科研经费仅4.5万元，除工资、基建等项目外，用于研究课题的费用不到3万元，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十至二十分之一。” [15] 中国欲以此微薄的经费产生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成果，与发达国家有雄厚财力支持的科学家们激烈竞争、角逐，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因此，在瑞士国际管理开发学院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布的《世界各国年度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中，在参评的47个国家中，虽然中国大陆的综合评价排序位次在1994至1996年间从第34位上升到第26位，但科技竞争力的位次却从第23位下降到第28位。中国国家级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年空缺，也反映出科技事业逐年下滑的事实。
虽然政府喊出了“科技兴国”的口号，但并没有从制度上根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更谈不上如何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到实处。这个问题有相当深的根源，绝非某个领导人的个人认识所使然。六十年前，中共尚处于在野地位时，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在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内部文件中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共建政后就开始视知识分子为异端，毛泽东甚至称知识分子为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6] 除了象钱学森那样帮助中共研制原子弹、氢弹而受礼遇、保护者外，差不多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本血泪帐、一部伤心史。1957年，毛泽东施展其“引蛇出洞”的“阳谋”时，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傅钟孙先生发表过“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该文痛快淋漓地指出:“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是）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 [17] 当然，傅先生为此番耿耿直言付出了惨重代价。他所抨击的现象实际上愈演愈烈，在文革时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恐怕是当年拥护中共的善良的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
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在一篇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章中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美国有科研人员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18] 从此，各级党政官员在文件和讲话中不断重复“尊重知识，知识人才”此一流行的口号。这口号的确也曾激起长期被摧残的知识界的某些幻想和希望。最善于观测政治风云的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还作了“科学的春天”的报告。人们指望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但是，人们的希望逐年化作了新的失望。至今，从整体上看，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还是附在由党政官僚支配的体制“这张皮上的毛”，要不断地乞求赐予的“尊重”。
“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邓小平在他即将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前夕时说的话，也可以看做是他对未来中国领导核心的政治遗嘱之一。这“一席之地”理应包括诺贝尔奖这项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占领一席之地究竟要靠谁呢?是靠那些辛勤工作、潜心钻研的知识分子，还是靠待遇优厚、滥行权力的各级官员？海峡两岸共同敬重的百岁名人陈立夫先生最近接受台湾《财讯》杂志独家专访时的一段话确属意味深长，可以引来作为本文的结语:“中国人很聪明，科学方向发明很多。......假如领导得好一点，中国人会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 [19]
【注释】
[1] 《科技日报》，1998年8月4日。
[2] “坐喷气式”是文革期间盛行的批斗人的方式，即被批斗者弯腰低头，双手向后高举。
[3] 《科技日报》，1998年8月4日。
[4] 《中国青年》，1999年第1期，第14页。
[5] 《中国教育报》，1998年11月17日。
[6] 《经济日报》，1998年10月26日。
[7] 《科技日报》，1998年12月26日。
[8] 《光明日报》，1999年3月3日。
[9] 《科技日报》，1998年11月3日。
[10] 《中国青年报》，1999年4月26日。
[11] 《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7年第3期第3页。
[12] 《随笔》（广州），1998年第3期，第99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4页。
[14] 《教育文摘周报》，1999年4月14日，摘引自《科技导报》，1999年第2期。
[15] 《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第170页。
[16]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1页。
[17] 朱正，《1957年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页。
[19] 《参考消息》，199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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