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抗美援朝记者组
[ 2000年第7期 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抗美援朝记者组 作者：张颂甲 ]
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持续两年之久，创两军停战谈判史的世界之最。五项谈判议程中，又以战俘遣返问题，斗争最为尖锐、激烈，持续时间为540多个日夜。
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交战双方在停止战斗后，应无条件地遣返对方战俘。但美军和李承晚认为俘获的战俘数量多于朝中方面，“奇货可居”，便蓄意制造借口，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谈判开始他们就提出“一对一交换”、“同等数量交换”等无理要求，在遭到我方痛加驳斥后，美、韩、台特务机构又与军方勾结，在战俘营中制造恐怖活动，打出“不强迫遣返”、“在自愿基础上遣返”的旗号，实则要达到裹胁、扣压我方战俘的目的。
既然遣返战俘问题成为停战谈判的焦点，就急需组织一批人对它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便揭露敌人在战俘遣返上玩弄的诡计。于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具体领导下，经中央宣传部同意，从新华总社和北方的几家报社抽调得力人员，急速组成了抗美援朝记者组。
记者组18人，有新华社的林麟、李耐因，人民日报社的苗风、裴国勋、石新华，光明日报社的武叔修，天津大公报社的张颂甲，北京日报社的周铁生、李晴氛，工人日报社的王鸿、吕斯亮，中国青年报社的刘洪克、张宛，东北日报社的程维君、田青，沈阳日报社的应春时、高维仁，辽东大众报社的姚善堂。林麟为组长，苗风为副组长。
1953年初春，经过中朝方面的正义斗争，在国际爱好和平力量促进下，战俘遣返的谈判终于取得了一点进展：双方同意首先交换病伤战俘。4月，第一批志愿军病伤战俘归来，我们便接受任务，立刻收拾行囊出发了。
一路由林麟率领，去吉林省嫩江之滨大赍县(今大安市)的陆军医院，另一路由苗风率领，到吉林省松花江畔扶余县(今扶余市)的陆军医院。第一批遗返的志愿军伤病员正在这两个医院疗养。与此同时，记者组还抽调了两位同志前往朝鲜鸭绿江畔的碧潼，参加讯问被我方捕获的美军空降特务。
我去的扶余陆军医院当时收容了150多位被俘归来的伤病员，他们绝大多数是我六十军一八○师的战士和少量连排级干部，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中，于金城、铁原一线作战时，因后撤不及，被美军包围，因伤被俘。被俘后生还不得，欲死不能，每个人都有一段悲惨的经历。我们按照调查提纲，夜以继日地和他们谈话，调查了解敌方战俘营的有关情况。
战俘营内斗争极为激烈。一八○师被俘的部分团营级领导干部组织了地下党团组织，领导大家和美、李、蒋(介石)特务人员进行斗争。干部们水平高，了解情况全面，掌握材料较多。但这次第一批被遣返的战俘，多为普通战士和下级军官，他们只能谈谈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对全面情况一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查很吃力，所得也往往支离破碎。这就需要拿出更多时间，多方研究，才能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我们每个人的笔记本都记得满满的。大赍、扶余两路人马会合起来，返回北京。去碧潼的同志也回京集合，住宿在总干部部招待所，办公在台基厂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一部定名为《美军虐杀战俘暴行调查报告书》(初稿)印出来了，共十一章：一、序言；二、屠杀战俘；三、非法审讯；四、生活虐待；五、精神虐待；六、劳役；七、处罚；八、使用禁用武器；九、强迫扣留战俘；十、强迫战俘充当特务；十一、结论。报告书正文两万字，另有附件40篇，共约20万字。
《序言》开头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都为德、日、法西斯在布痕瓦尔德、奥斯威辛和巴丹等地集中营中对战俘的血腥屠杀所震怒；但是，德、日、法西斯对待战俘的罪行，在今天却又重新出现在号称“文明国家”的美国军队管理下的战俘营内。”《序言》在简述了我们的调查过程后说：“下面的报告书，就是我们的调查所得。在附件中，包括我方被俘人员的自述，美方空降特务的供词，被捕获的美军俘虏的供词，以及我们搜集到的有关方面的证据。至于，美国军医及他们雇佣的医护人员在医疗上对战俘的残酷迫害行为，则另有中国红十字会的专门报告。”
初稿印出后，总政敌工部领导看后认为基本可以。为进一步充实、加工、修改，苗风率记者组部分成员又奔赴辽宁昌图全家镇陆军医院，向刚刚归来的被俘人员了解情况。
就在这时，敌工部领导向记者组布置了三项任务：立即派人去朝鲜开城，一是把材料送请主持停战谈判工作的志愿军代表团领导审阅；二是向朝鲜人民军有关部门介绍战俘调查的做法和经验；三是向陆续被遣返回来的我战俘营领导干部进一步了解战俘营斗争情况。这个任务落到我的肩上。
我着上戎装，佩戴志愿军符号，急速出发。当时因京沈线有水患，不通车，我首先乘飞机飞沈阳，然后连夜转车去安东(今丹东)。在志愿军后勤部换乘吉普车，赶赴开城前线。
饱受战争创伤的朝鲜三千里江山，到处是瓦砾，到处是弹坑，多少座城市被夷为平地，多少个幸福家庭被毁于一旦，战争破坏之剧烈，惨不忍睹。为预防敌机袭扰，我们夜间行车。在通过清川江时，因桥梁被敌机轰炸，前行受阻，渡江汽车排成数公里的长龙。好在送我的汽车上备有紧急通行证，得以优先通过。次日拂晓时分，抵达朝鲜首都平壤，入住大同江畔的一座残破的大楼内。临时代办甘野陶接待了我。
黄昏，我们渡过大同江继续南行。记得深更半夜曾有两位朝鲜女学生搭车。我们虽因言语不通无法交谈，但从她们一路唱歌悠然自得的情态中，使我感到了朝鲜人民对我志愿军的无限信任，一股自豪感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汽车在黑暗中疾驰，两厢俱是黑黝黝的树木和山峰。途径黄海南道的首府沙里院市，我定睛看看，竟连一间房舍都没留下。
当天下午3时许到达开城我志愿军代表团住地，在一座山坳里的小院内，见到开城代号为一○三号首长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杜平将军(一○一号首长是李克农，一○二号首长是乔冠华)。杜平将军对我奉命前来开城慰勉有加，命秘书安排我住在松岳山下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当时，巴金同志正在开城体验生活，和我的住处相距不足百米。
我在开城停留的一个多星期是在紧张工作中度过的：向开城记者团秘书长、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采编主任陈伯坚同志报到后，经他批准，随同志愿军代表团到“三八”线上“祖国怀抱”大牌楼前，亲眼观察我战俘被遣返交接的情况；昼夜同刚刚归来的我被俘的师团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一八○师原代政委吴成德归来后，就泪流满面地叙述了他不幸被俘的经过。我还抽出一天时间，应邀去开城附近朝鲜人民军驻地，向人民军敌工部的有关同志作了一次经验介绍，受到人民军干部的欢迎。
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生活，使我的虐疾病复发。我发着高烧踏上归途。这次赴朝带回不少材料，计有：1朝方关于美军虐俘暴行材料原文、译文各一份；2报告书补充对证材料；3从刚自敌方归来的被俘人员中了解的屠杀与行刑材料；4某团原政委越泽端(化名王芳)等20人的个人典型材料；5内部参考材料。
转眼间冬天到了，这时，断断续续进行的遣返战俘的谈判进入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所谓“不愿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由巨济岛、济州岛运到汶山以北的东场里，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瑞典、瑞士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管理，战俘营具体由印度军队看管。在这段时间内，由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向每一个战俘进行解释，帮助他们打消顾虑，返回祖国。
但是，战俘们在敌特分子高压统治下，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想回大陆的战俘，有的被打死，甚至被开膛挖心，更多的人被逼疯，精神错乱……战俘营中仍然是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尽管如此，在“解释”过程中，仍有五百多名战俘先后“杀”出重围，回到祖国怀抱。
为及时从刚刚“杀”回来的战俘那里调查了解有关情况，揭露战俘营内敌特分子的血腥统治，歌颂我被俘人员舍死忘生要求遣返的爱国热忱，总政敌工部敌工处再次安排人员赴朝，记者组经过精简，在组长苗风率领下，冒着风雪，火速赶到朝鲜开城。
此时前方生活条件已大大改善，我们入住开城志愿军第一招待所，和解释代表团住在一起。
在我二次赴朝之际，我们费时数月起草的《美军虐杀虐待战俘暴行调查报告书》经过修改、充实、定稿后，由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签发，向全世界人民控诉和声讨了美军虐杀手无寸铁战俘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开城的日日夜夜，我们又分头采访了刚刚归国的战俘，了解他们在战俘营内进行殊死斗争的情况，当天写出稿件，其中许多篇成为次日我方首席谈判代表黄华同志义正词严的发言。
朝鲜停战协定虽然已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双方停止了一切敌对行为，可是战俘问题作为遗留问题，还是拖在那里，一直未有结果。
朝中方面对未直接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的解释工作虽然从1953年10月5日就开始了，但由于美、李、蒋特务屡屡阻挠，印军也无法把特务分子和未听解释的战俘分开，致使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无法进行。到12月23日止，两个多月时间，我方的解释工作只进行了十天。
1954年新年刚过，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看管部队迫于形势，不顾中朝方面的反对，于1月20日将尚未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全部移交给美方……
历时两年的战俘问题谈判终于结束了。我们这个负责战俘问题调查的抗美援朝记者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后来，我们记者组的每个同志都获得了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作为赴朝工作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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