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台谏制度的借鉴
[ 2000年第7期 中国古代台谏制度的借鉴 作者：王曾瑜 ]
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若干正面的历史借鉴，值得今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参考。依笔者的体会，是否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倡导不计生死祸福的直言。从制度上讲，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人们常把小骂大帮忙作为贬词。其实，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台谏官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而是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就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虽然亦当纳入小骂大帮忙的范畴，但也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诤)。”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身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确实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
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历代也确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台谏官，他们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谏官都“极论其不可”，结果遭受黜责。皇帝黜责了范仲淹，却又成就了他的清誉，朱熹认为，宋朝直到范仲淹时，才“大厉名节”，“厉廉耻”，“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其他如包拯坚决制止皇帝搞裙带风等，都在青史上传诵一时。
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然而明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如嘉靖帝“震怒”于杨爵上谏奏，“下诏狱8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主事周天佐、御史浦9以救爵，先后癅死狱中”。浦9临终前只是说：“此吾职也!”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皇帝下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临终前赋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海瑞也因上谏奏，“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8讯”，险些送命。正如明朝一首小曲所说：“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罗天网，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
毋庸讳言，目今讲究实惠之风确是充塞着整个社会，在那些讲究实惠的人们看来，这批台谏官或诤臣应是些十足的大傻瓜，好端端的官不做，甚至活得不耐烦，自己找死。但是，如果我们能反省一下：自己这一生，不得不屈服于权势，曾经说过多少违心的话?甚至为贪图一星半点其实是不足道的富贵，不惜迎合权势，廉价出售人格，与那些忠于自己理念的古代诤臣相比，岂不有愧?毫无疑问，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第二，强调“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古代当然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惟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依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他们官品虽低，却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
不仅如此，儒学者们认为，在理想化的上古社会中，平头百姓也人人应当尽谏诤之责。事实上，古代除了台谏官外，另设有登闻鼓，并允许布衣士人上书言事，也多少体现了广言路的精神。
第三，强调欢迎和容纳直言，允许“风闻言事”。欢迎和容纳直言，从来被古人认为是重要的君德，是太平治世的重要标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唐太宗虚心纳谏，成就了古史上最著名的贞观之治，自不待言。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 。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
关于风闻言事，政治家王安石有如下一段解释：“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事实证明，很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助手范祖禹“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高太后“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范祖禹却再次上疏，强调“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这是风闻言事，言者无罪，还要求闻者足戒的一例。尽管所言不实，而范祖禹却还要强调此奏“为先事之戒”。
在当前腐败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势下，强调允许风闻言事，也许更有其特殊意义。例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一伙的腐败问题，在北京市早有传闻，真正得到揭发和惩治，已经太迟了。
回顾共和国的五十年史，从人们的观念到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能说都比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进步。当“右派”、“右倾”、“反党”等铁帽子满天飞，杜绝言路，拒谏饰非，把整个民族推入史无前例的劫难之时，回首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对今人而言就不能说是毫无教益和借鉴作用。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相比，不能说没有明显的、巨大的进步。中国古人虽然强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代文字狱，莫不以防民之口作为重要国策。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一般已有了言论自由。如果真要封杀和禁绝不利于统治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就根本没有问世的可能。古人强调“后从谏则圣”，只是要劝说君主纳谏，而西方国家大致做到了政治活动家不贤，则通过舆论揭发、选举等方式监督更换，这又是巨大的进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树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的圭臬，提出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的标准和规范。例如他们强调领导干部的工资，应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巴黎公社原则强调新社会干群关系，就是社会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一切社会公仆决不是天然尊长，必须由社会主人直接选举产生，随时罢免，反对等级授职制。
由于中华民族的专制陋习深重，这项拨乱反正工作当然是艰巨的、长期的，却又是非做不可的。在从事拨乱反正的工作时，固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为本，正本清源，但不论是古代台谏政治，或是近代西方政治的有益经验，都应当认真吸取，而不应拒之门外。
(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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