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台谏制度的借鉴

2000-07-15 作者: 王曾瑜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0年第7期 中国古代台谏制度的借鉴 作者:王曾瑜 ]

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若干正面的历史借鉴,值得今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参考。依笔者的体会,是否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倡导不计生死祸福的直言。从制度上讲,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人们常把小骂大帮忙作为贬词。其实,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台谏官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而是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就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虽然亦当纳入小骂大帮忙的范畴,但也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诤)。”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身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确实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

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历代也确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台谏官,他们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谏官都“极论其不可”,结果遭受黜责。皇帝黜责了范仲淹,却又成就了他的清誉,朱熹认为,宋朝直到范仲淹时,才“大厉名节”,“厉廉耻”,“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其他如包拯坚决制止皇帝搞裙带风等,都在青史上传诵一时。

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然而明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如嘉靖帝“震怒”于杨爵上谏奏,“下诏狱8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主事周天佐、御史浦9以救爵,先后癅死狱中”。浦9临终前只是说:“此吾职也!”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皇帝下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临终前赋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海瑞也因上谏奏,“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8讯”,险些送命。正如明朝一首小曲所说:“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罗天网,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

毋庸讳言,目今讲究实惠之风确是充塞着整个社会,在那些讲究实惠的人们看来,这批台谏官或诤臣应是些十足的大傻瓜,好端端的官不做,甚至活得不耐烦,自己找死。但是,如果我们能反省一下:自己这一生,不得不屈服于权势,曾经说过多少违心的话?甚至为贪图一星半点其实是不足道的富贵,不惜迎合权势,廉价出售人格,与那些忠于自己理念的古代诤臣相比,岂不有愧?毫无疑问,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第二,强调“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古代当然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惟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依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他们官品虽低,却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

不仅如此,儒学者们认为,在理想化的上古社会中,平头百姓也人人应当尽谏诤之责。事实上,古代除了台谏官外,另设有登闻鼓,并允许布衣士人上书言事,也多少体现了广言路的精神。

第三,强调欢迎和容纳直言,允许“风闻言事”。欢迎和容纳直言,从来被古人认为是重要的君德,是太平治世的重要标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唐太宗虚心纳谏,成就了古史上最著名的贞观之治,自不待言。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 。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

关于风闻言事,政治家王安石有如下一段解释:“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事实证明,很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助手范祖禹“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高太后“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范祖禹却再次上疏,强调“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这是风闻言事,言者无罪,还要求闻者足戒的一例。尽管所言不实,而范祖禹却还要强调此奏“为先事之戒”。

在当前腐败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势下,强调允许风闻言事,也许更有其特殊意义。例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一伙的腐败问题,在北京市早有传闻,真正得到揭发和惩治,已经太迟了。

回顾共和国的五十年史,从人们的观念到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能说都比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进步。当“右派”、“右倾”、“反党”等铁帽子满天飞,杜绝言路,拒谏饰非,把整个民族推入史无前例的劫难之时,回首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对今人而言就不能说是毫无教益和借鉴作用。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相比,不能说没有明显的、巨大的进步。中国古人虽然强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代文字狱,莫不以防民之口作为重要国策。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一般已有了言论自由。如果真要封杀和禁绝不利于统治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就根本没有问世的可能。古人强调“后从谏则圣”,只是要劝说君主纳谏,而西方国家大致做到了政治活动家不贤,则通过舆论揭发、选举等方式监督更换,这又是巨大的进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树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的圭臬,提出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的标准和规范。例如他们强调领导干部的工资,应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巴黎公社原则强调新社会干群关系,就是社会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一切社会公仆决不是天然尊长,必须由社会主人直接选举产生,随时罢免,反对等级授职制。

由于中华民族的专制陋习深重,这项拨乱反正工作当然是艰巨的、长期的,却又是非做不可的。在从事拨乱反正的工作时,固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为本,正本清源,但不论是古代台谏政治,或是近代西方政治的有益经验,都应当认真吸取,而不应拒之门外。

(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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