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的悲剧
[ 2000年第7期 张居正改革的悲剧 作者：施 穗 ]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他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中国古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梁启超曾将他与商鞅、王安石等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他的业绩，主要是主持了一场关系国家兴衰治乱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即我们通常说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明代封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但整个政权却加速从顶峰下滑的情况下，张居正等人为挽救统治的危亡而进行的。当时的明朝政治腐败，执政者或“政以贿成”，或“务一切姑息之政”，对贪赃巨万的官吏也仅是罢官。经济上国库空虚，“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军事上东南沿海的“倭寇”，北方鞑靼部的威胁、进扰，交相逼迫。整个国家已到了国将不国的边沿，统治者深深陷入了困境：“指臂之势难使，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这表明已无法再照旧维持下去了。这时，一些比较开明的、有胆识、有魄力的政治家，便力倡改革，试图依靠封建国家自身机制某些环节的调整，来恢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职能。张居正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张居正深知当时的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对由明太祖朱元璋亲手制订的规章制度，是绝不准许更改的；而宗室、勋贵豪强，也绝不肯放弃任何一点既得利益，如果进行改革，必须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张居正更认为天下之事，既是互相制约的，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在《陈六事疏》中，提出执政者面对危机四伏“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亟重难返之几”的局面时，决不能做墨守成规的腐儒，而应“审几度势，更化宜民”，以现实的需要，作为施政取舍的标准，挺身出来“救时”。因此，张居正不肯“随事纳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以一往无前，“虽机阱满前，众镞钻体，孤不畏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大无畏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大改革。
在改革中，张居正充分利用了当时历史所能给予他的一切条件。一方面，以铁的手腕，强力推行以法理政，即使是豪民强宗阻挠改革，亦严惩不贷。另一方面，从整顿吏治，尤其是“清其本源”入手，即以整顿好中央政府和地方大吏为突破口，通过立法，奖勤罚怠，倡廉惩贪，以制止腐败。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张居正用限制勋贵豪强欺隐田粮、清理过去积欠的赋税、以法律的形式严惩各级官员的中饱拖欠、强令如期足额将赋粮收纳上缴、实行赋役合一以杜绝中饱、撙节皇室开支、减少冗员冗费等系列措施，解决财政的匮乏问题。他还以切实措施兴修水利，巩固边防。
这样，经过不长的一段时间，改革便取得了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的效果。国家财政收入，亦从入不敷出转为“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国防方面是东北“边境晏然”，“自宣(化)大(同)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这些重大成就的获得，为垂危的明王朝赢得了生存的转机。而他本人亦因此威权显赫，皇帝尊称他为“太师张太岳先生”，对他的建议无不“首肯”、“曲从”。其他大学士对他更是“恂恂若属吏，莫敢异同”。他成了明代拥有丞相实权的首辅，有明二百年来第一位生前加三公的文臣。
但是，如同昙花开放，尽管有惊人的美丽与芬芳，却旋即凋谢一样，改革的重大成果，张本人的显赫辉煌，都只存在了短暂的瞬间。随着他的病逝，保守势力立即进行了迅猛的反扑，以致改革成果被践踏，张本人身后官秩、勋阶、荣衔乃至谥号等，均被追夺；满门查抄，家属因此被困饿死、自杀、充军；支持改革的官员被“斥削殆尽”；而改革时即使因贪酷不谨被罢官的，也得以官复原职。总之，是“朝事一大变”。这巨大的反差，使几百年来人们对张居正的是非功过聚讼纷纭。
我们认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完全归咎于张居正。但是，回顾张居正所走过的路，便可以见到他对此又确实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正是他反腐败的不彻底，反而身陷其中，以致给反对派造成了进攻改革的缺口，也使自己的显赫身世终于变成了悲剧。
张居正本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子弟，祖父张镇是荆州辽王府中的一名护卫兵卒，父亲张文明是个考了七次都未能中举的秀才。张居正自小聪颖好学，十三岁到荆州府应试时，便高踞榜首，荣获了“荆州张秀才”美称。十五岁时，湖广巡抚顾*3见到他，惊叹为“国器”，肯定他将来一定是腰围玉带的重臣。辽王府毛太妃召他到王府赐食，以他为榜样，来教育不肖的皇孙世子。张居正亦不负众望，奋发进取，廿二岁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更注意“敦本务实”，在所撰《翰林院读书记》中，不仅清楚阐述了学术旨在经世的主张，而且矢志“以耿耿之身，任天下之重”。和他在一起的庶吉士们，常聚在一起谈诗论古文，他却充分利用翰林院中所藏的丰富资料，默默地潜心钻研国家的典章制度与当时重要的政务，对于户口、要塞、山川形势、各地人民状况等加以研究整理。每当有各部门的官员外出考察归来，他便带上一瓶酒去登门求教，请他边饮边介绍各种情况，然后回寓所一一加以记录。这一切不仅显示了他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而且为他日后的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廿五岁时，张居正被任为翰林院编修。这是清华之职，并无建言的职责。但出于对国运的关心，他上了针对性很强的《论时政疏》，论述时势的危险，对皇帝的失职进行规谏。可是，疏上之后，如泥牛入海，毫无踪影。他深感失望，便在三十岁时请病假回原籍，前后达六年之久。这期间，表面上他倘佯于山水之间，实际上仍关心国事，在地方上进行各种调查研究。三十六岁他回京复职，并在两年后到裕邸，给日后的隆庆帝讲学。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时，被提拔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入阁了，这在他一生中是很关键的一步。从此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以“行谊文章兼显于时”自许，在给中丞洪芳洲的信中，表示要“坚平生22之节，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即决心在学术上和政绩上均要有所建树。史载，当时在阁中他虽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但已经是“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因此人们对他比对其他大学士都更敬畏。几年后他便成了首辅，挑起了国政的重担。
由此看来，张居正一直是个有才华、有抱负，有追求的人，一个认认真真地走自己选定的路，而又能高瞻远瞩的人。他虽然也弄过权术，耍过阴谋，但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可是，张居正毕竟不是传说中的救世主，他只是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人，因此在肯定他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当大权在握后，他亦未能摆脱历史上许多政治家被权势腐蚀的覆辙。据载，他曾清楚地看到改革道路的坎坷，“自知身后不保”，甚至悲凉地说到：“异日时异势殊，高台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并在给山东巡抚何来山的信中，嘱咐他“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但是，他又自负为不世之才，过于倨傲自信，未能自外于封建官僚威权独揽，喜欢逢迎，为子孙谋，以及生活上穷奢极欲等陋习。所以孟森先生说他“得志以后，则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这确是一语中的。正是这“昧于治身”，使他授人以柄，也使自己的辉煌变成了悲怆。
张居正威权独揽，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在正式上任半个月后，便藉京察清洗言官队伍，将倾向于自己政敌高拱的近百人斥逐或外调。对在“夺情”等问题上提出异议的官员拼命打击压制，动辄给予廷杖、谪戍。由他扶到吏部尚书座上，一向因承顺而得到他庇护的张瀚，只因在“夺情”中不顺他意，立即被勒令退休。在内阁中，一切由自己说了算，“视同列蔑如也”。即使是他回原籍葬亲，重病家居期间，其他大学士也只能处理阁中日常事务，大事仍得送他裁决。这样，改革只是靠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和威望来推动，其他阁臣只有遵从，没有密切的、主动的协作，反而有逆反心理在潜滋暗长。
张居正在用人上，曾反复表示用人要一秉大公，“内不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事实上，他也确曾唯才是用，放手使用戚继光、藩季驯等官员，不拘一格起用基层人才。但是，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原则，这就是用人还要以是否有利于本人集中权力和顺畅运用权力作为标准，绝不选用资历勋名较高，而又精明强项的人入阁和六部。他要拉拢以正直知名的刑部尚书赵锦，但赵对朝政却有所议论，张便使言官弹劾他，然后让他退休。
为了表示“从人望”，他起用刘体乾为南京兵部尚书。刘曾任两京户部尚书，仅因多次谏拒皇帝诏取珠玉和太仓银入内使用而被罢官，刘虽然是正直敢言、声名卓著的理财专家，但并不长于军事，因而次年便让他退休了。
张居正用人出于一己爱憎的作风，随权势之增大而不断发展，致有“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之讥。这些都使他未能建起一个真心实意推行改革的领导班子，反而错用了一些旨在投机的人，他选定张四维为接班人便是典型的例子。
张四维家境富有，他先是对张居正“岁时*4问不绝”，被张居正引荐入阁后，“曲事居正”，“恂恂若属吏”。但张居正一死，他便利用当时反张居正的情绪来收揽人心，“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成了反对改革的主将。门生李植在他授意下冲在反张居正的最前列，并因此得以连升六级，从七品御史跃为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
张居正爱逢迎，回乡葬亲时，兵部指派千骑警卫之外，又从蓟门前线调来精锐鸟铳、弓箭手等若干人随行，“兵器罗列，前后鼓吹”、“仪饰尽绘彩，光辉白日”，他并不阻止。
有人送他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 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又有一联是”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他都欣然接受，将之高挂在客厅。这就使明中叶后士大夫趋权附势之风刮得更猛烈。
张居正曾大力倡廉，一再请皇帝“率先节约”，严令公卿官员非公事不准乘驿马，自己亦表示要“正己肃下”。他送寿礼给父母时，是自备马匹的。儿子回籍参加乡试，也是雇车上路的。但随着权势的增长，他便放松了警惕，过起了妻妾成群、自奉甚厚的生活。回乡葬父时，坐的是真定知府钱普献制的大轿，轿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寝室，两边是廊，由童子在旁焚香挥扇。这轿要用三十二个兵卒扛抬。所过地方，要铺筑广狭如一的道路。官员供奉的席面上，有近百种菜，还嫌无下筷处。他的母亲进京时，沿途“皆建席屋，张彩幔，鼓角旗帜鲜明”，“仪从煊赫”。对这些奢侈，他怡然自得，已溺于其中而不觉。
张居正曾严厉惩治贪污受贿，吏部左侍郎魏学曾以贪贿徇私革职。南京兵部郎中张明化因族兄打官司，向礼部侍郎董传策贿送白银一百两，二人均因此被劾撤职。江油知县赵佐因贪污帑金二千余两，被处死。当时因贪贿罪受到类似惩处的官员，不在少数。他还向万历强调：“若贪赃枉法，殃及百姓者，资格虽高，亦不可宥”。可是，日后他亦厚贿司礼太监冯保，乘辽王得罪，将王府改造为自己的第宅。抄他家时，抄出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良田八万余亩。这些家产虽远远比不上著名贪相严嵩和冯保，但是，明朝官俸极薄，正一品月俸米只有八十七石，即使后来进太师，也不过每年增加二百石。皇上的赏赐数目有限，而且多系物件。他“出身寒微”，并无祖业，何以能过上如此奢侈的生活?何以能抄出这么多金银? 这是不言自明的。这又给了反对派可乘之机。垂涎他的家产，也正是神宗要抄他家的原因之一(当然，神宗对此的估计是过高了)。
张居正说过“为政必贵身先”，也确曾严禁儿子交结官场，但他最后仍摆不脱功名利禄的诱惑，在科举上几乎公开地作弊。万历五年(1577)，他的次子嗣修中进士后，由神宗出面，在廷试时用了调包计，将原定为状元的宋希尧降为二甲第一名，将张嗣修从二甲第二名拔为一甲第二名(俗称榜眼)。神宗还就此事对他解释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照顾)先生子孙。”而张居正也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万历八年(1580)，他长子敬修和三子懋修应试时，请翰林院编修何洛文代拟应试的第文，结果双双得中进士，懋修还是状元，而何洛文不久即被提升为礼部侍郎。这些事，虽然没有人敢上疏弹劾，但舆论已是哗然。据载，开榜那天，张居正正在家宴上欢饮，忽然接到紧急公文，拆开一看，原来是张匿名“贺”柬，写着“侍生公论拜贺，老年舐犊，爱子常情，野鸟为鸾，欺君太甚。”当懋修等出入时，经常被人指指点点的议论，宫墙门下还有贴着讥讽他们的打油诗。万历十年(1582)乡试时，人们议论纷纷，都愤愤不平地估计解元一定是张居正的儿子。这情况虽因张居正的去世而没有出现，但还有人作诗：“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指张居正第五子允修，第四子已因荫官至锦衣卫指挥同知)必是探花郎。”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张居正的声望。而其他辅臣如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亦如法泡制，“相继得举”。对此“海内人士无不愤叹”，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张居正还重用、纵容善于看他脸色行事的家奴游七，以致他借着张的声势，交结官场，放肆收受贿赂，这亦助长了官场上的腐败。
综览张居正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并不是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也不缺乏胆识和才华。他刚执政时，不仅大力反对官场的腐败，而且力图“身先”，自己在这方面作出个好榜样。可是，随着权势的迅速增长，他放松了警惕，私欲在膨胀，以致慢慢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而不自觉，在反腐败中逐渐陷入了腐败的沼泽，终致没顶，而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改革亦因此被葬送，这就是他悲剧的所在。
今天，张居正的改革已成为历史，张居正悲剧的帷幕亦早已降下。但是，这一幕毕竟曾经发生过，剧中那悲怆的余音，至今仍不时在时空的舞台上回荡，令人叹息，引人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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