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罪易辩诬难

2000-07-15 作者: 吴介民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0年第7期 获罪易辩诬难 作者:吴介民 ]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人妖颠倒的岁月,全民浩劫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岁月。

1966年5月5日,我被告知:你被撤职了。通知是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还明确地讲,是陈伯达点的名。这晴天霹雳,所为何来,叫我莫名其妙。因为前一天,5月4日,我还受交通部团委的邀请,做发扬五四传统的报告哩。

“文革”伊始飞横祸“三反”帽子戴头上

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59年2月,我从广东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编辑委员、党委书记、副秘书长。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为陈伯达,副总编辑是邓力群和胡绳,邓力群兼秘书长。由于我主管编务、党务和行政日常工作,邓、胡轮流当班,平时不来。陈伯达一个月来机关一两次,大多找我汇报工作,问这问那,交办一些有关事务。可是,在1965年我从广西乡下搞“四清”返回机关以后,陈伯达不再找我,有意对我冷淡了。我感到不对头,同时也察觉到陈伯达对邓力群、胡绳不满。于是,我正式向组织提出,要求调动工作。1966年2月由中央组织部分配我到交通部,任办公厅主任。后来了解,我被撤职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社宣布,编辑部里有三个坏人:邓力群、胡绳, 还有吴介民。显然,陈伯达要整的对象主要是邓力群、胡绳,我不过是作为他们的陪衬而已,但不管怎样,被陈伯达点了名,我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性质,是不容置疑了。就这样,我被撤了职,靠边站了。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给我的打击,一时难于承受。我想知道究竟起缘于什么?问领导,问组织,问周围的同志,都说不清楚,一脸茫然。我苦闷已极,悄悄跑到街边小店买了瓶二锅头,从来不沾滴酒的我,张大嘴往里灌,瓶空了我也倒下了,迷迷糊糊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一夜。

1966年5月16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打击对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此,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几天,《红旗》杂志社的“红卫兵”来到交通部把我揪回《红旗》杂志社去交代问题。罪名是“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从这个时候起,残酷的批判斗争开场了。造反派要你交代“三反”罪行,你说不出来,就打态度;你对抗,就说你“赖账”;你让他们提示,就说你想摸底。他们动手动脚,推推搡搡,强迫你九十度弯腰,叫做“坐飞机”。如此这般,大小批斗达二三十次。

要我交代“三反”罪行,不知从何说起,只得按当时搞大批判的口径,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和平时的言论中,对照《五·一六》通知,鸡蛋里挑骨头,寻找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上纲上线做检查。结果非但满足不了造反派的要求,还落了个“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的罪名。渐渐地从批斗会和大字报的揭发中,看出我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陈伯达,一是反对林彪。

平平常常四件事构成反陈一大罪

先说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问题:

一、我说过,陈伯达不愿人家说他身体好。陈有时到编辑部来,我碰见他时,出于礼貌,跟他打个招呼,偶而顺口说:“你近来身体不错吧,红光满面呢。”听到这话,他往往瞪起眼睛,板着脸孔,哼哼几声,令人尴尬。这种场合,我遇到多次。于是,我私下告诉编辑部,特别是同他经常接触的同志:陈伯达不愿人家说他身体好,他听了会不高兴的。你们别惹恼他。

对这一点,造反派在批斗会上上纲说,这是对陈的污蔑。传播陈听说身体好,不高兴,不就是说“我们敬爱的伯达同志”经常装病吗!

二、我说过,陈伯达注重生活小事。陈在1961年到广东进行农村调查时,我参加了。为总结此次调查,也是为起草农村工作六十条做准备,中央把各路调查人员集中在广东省委招待所——小岛。住在那里的有胡乔木、邓力群、田家英、许立群等。有一天,负责陈伯达警卫工作和料理生活的小王,神色紧张地找我,说陈要挪动住地,让我去劝劝他。我问为什么?原来陈伯达和胡乔木同住一幢小楼,陈在楼上,胡在楼下。陈在夜间行走有响动,乔木同志在早餐桌上,随意对陈讲了。他却认真起来,非要搬开不可。当我到小楼时,陈伯达正在楼下服务员活动室,比划着要在那里放床,准备从楼上搬下来。我觉得这样做不妥,对他说:“这是服务员的休息、放什物的地方,你怎么能住这里呢?”他板起脸说:“这里好,安静,我住在楼上妨碍人家(指胡乔木)。”我说:“不要这样做。楼上楼下有点意见可以沟通,不难解决。挪动住房,就牵涉到招待所的安排问题。我们是客人,不知底细的,以为招待不周,对省委有意见,反映到陶铸同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那里,发生误会,就不是小事。请好好考虑考虑。”听了我的话,陈伯达不吭气,我趁机退了出来。随后听小王说,他不再提挪房的事了。

这件事,我对一些同志说过,提醒人们,陈伯达有时耍小孩子脾气,同他相处时要注意点。

类似这样的生活小事,还有一些。我并无恶意地向别人讲过。在“文革”中的批斗会上,这些成了我破坏领导威信的罪行,造反派责问:“你把敬爱的伯达同志看成什么人了?!”

三、没有顺从陈伯达的意图整垮邓力群同志。陈伯达对邓力群同志有成见,认为邓不听他的话,想找岔整整邓。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陈伯达把我叫去,要查查《红旗》杂志社的财务情况,他说杂志社有“四不清”的问题。我虽然是副秘书长,但财务上的重大开支,都是由兼秘书长的邓力群同志批的。对陈伯达的提问,我说不明白,答复可以查一查。当着他的面,叫来办公室负责人和财务科会计,让他们去审核杂志社的收支账目。几天后,结果出来了,账目清楚,没有任何不合规定的私用或挪用的情况。我向陈伯达如实做了汇报,他无可奈何。这样,“四清”没有把邓力群同志整垮。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了,陈伯达给我加了“包庇邓力群”的罪名。

四、传过陈伯达的绯闻。陈和某一位女同志关系暧昧,引起大家议论。有人向我反映。我作为党委书记,向党委办公室同志讲了,要他们做做那位女同志的工作,注意影响。同时,从维护个人隐私和领导威信出发,叮嘱要绝对保密,不要扩散。“文革”中这事被揭发出来,断定我是造谣。虽然在批斗大会上不能公开讲,却成了我一大罪状,使陈伯达怀恨在心。

只言片语结文网罪名本来莫须有

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彪提出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1963年有人提议《红旗》应发表文章宣传阐发,我作为分管政治组的编委,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不那么简单,没有什么捷径,活学活用,不可能都立竿见影。因为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理论的运用全在与实践的结合,而对事物的认识,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在当时没有什么异议,不曾组织这方面的文章。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上述言论就成为我反对“林副统帅”的一条大罪。那时每日进行“天天读”,每逢翻读《毛主席语录》,都要先背诵林彪那几句经典式的话:“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像《三国演义》中的魏延一样,脑袋后面藏有反骨,早就反对林副主席了。”

为了造神,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林彪献给毛泽东“四个伟大”的桂冠: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当时,人们把林彪的观点,叫做“顶峰论”。

林彪上述这些谬论,是在1960年至1966年陆续地出笼的。1962年我在《红旗》发表了一篇文章《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文中谈到真理问题,说过一段话:“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认识从来都不可能到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从不以自己的认识为极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学说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原则,并不是说这种认识已经穷尽了真理,除了加以复述和赞叹以外,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上面这段话,不过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到“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发挥了无限上纲的本领,居然把它作为我反对林彪“顶峰论”的又一大罪证:“你说真理是发展的话,那末,‘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不是就不能成立了吗!和林副主席对着干,简直是反动透顶了。”

就是这篇文章,还成了我反对毛主席要赶毛主席下台的罪名。

原来我在《红旗》《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的文章中,在论证了谦虚的含义之后,举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如何极其谦虚的事例。写道:“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贯穿在马克思的毕生活动中间。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对于物质利益问题,认为有发言的必要。但是,他感到自己对于经济问题缺乏知识。对此,他丝毫不加掩饰,在和《奥古斯堡报》的一次争论中公开承认‘我以往所学,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作什么判断’。为了弥补知识上的不足,为了在经济问题上取得发言权,马克思决心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悉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从1943年开始,一直到逝世,马克思没有一天停止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并进行了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写成了科学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资本论》这样伟大的著作。”

上述文中只不过讲了个事实。但是,造反派拣了里面一句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马克思语),施展其惯用的影射哲学的本领,大做文章。在批斗会上,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篇文章是在1962年发表的。那时我国正面临异常严峻的形势:全国遭逢经济困难时期,苏联修正主义卡我们的脖子,美帝国主义企图进犯,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国内地富反坏右蠢蠢欲动。你选择了这个时机,将你的大毒草文章出笼,和国际国内的反动派一起,参加反华大合唱。现在,有人掀起一股逆流,受冲击的牛鬼蛇神集结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的文章正好适应这种需要,说什么无产阶级领袖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不是要赶毛主席下台是什么?”

我一再说:“我没有这么联系。丝毫没有要反对毛主席的想法。”

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在这篇文章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具有谦虚的品德时,在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还着重讲毛主席在革命活动中,充分表现了谦虚精神,并引用了他对调查研究采取科学态度的一段话:“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指明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

这些敬仰毛主席、赞扬毛主席的段落,那些造反派视而不见,光摘取片言只语(连断章取义都谈不上)进行不着边际的联系,甚至上纲到“要赶毛主席下台”,其荒唐程度,不是神经正常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苦折磨 身心受损搞株连 殃及妻儿

“三反分子”的帽子扣上了。当时被造反派通称为“走资派”、“黑帮”或“牛鬼蛇神”的一批人,都逃避不开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交代罪行、接受批斗、背诵语录、劳动改造等从精神到肉体折磨人的活动。

每天的安排大体是这样的:早上六点半“黑帮”们自带工具打扫大院,到七点半,造反派头目吹哨子集合,包括副总编、编辑组长等二十来人,排队点名,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各自回办公室写检查交代,默记《语录》,随时准备让造反派揪去批斗,直到晚上十点,才能下班回家。

大院每天打扫,本没有多少垃圾,但不到钟点,造反派头目不叫收工。有一次,墙角边上残留点不易察觉的灰土,我就遭到训斥,说是偷懒,犯了罪还不老实接受改造,责令再扫一遍。

七点半钟,哨子响了,“黑帮”放下扫把、簸箕,排队集合,检查人数以后,开始点名背诵《语录》。造反派头目手持“红宝书”,叫一个人名字,提示《语录》中的某一段开头的短句,命令你往下背。背不出来或背错、漏了句子,立即教训你一番:背不好《语录》,是个立场问题,是没有认真对待思想改造的表现。

背语录是“黑帮”的必修课。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要你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实际上造反派也在搞运动,打派仗,没有那么多时间管,怕“黑帮”闲着没事,乱说乱动,就变着法折磨你。《语录》共270页,从头到尾,必须背得烂熟,要不然,早上点名时随意指定一段你背不出来,就难堪了。最令人气愤的是,指定每人都要熟读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战争罪犯发出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把我们这些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出过力、立过功的人,与战争罪犯同等对待,极尽污蔑之能事。

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是“黑帮”另一门必修课。这是造反派折磨人的又一绝招。

人是有思想活动的。可是规定天天要汇报、交代,哪有那么多的劳什子好写呢?说起来十分滑稽,就是抄一段“最高指示”,联系一点思想,自我上纲,进行检查、批判。

例如,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就联系自己受到冲击,靠边站,如何不理解,有对立情绪,经过批判后,受到深刻的教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防修反修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怀疑、否定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又如,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那就联系自己虽然入党多年,立场没有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一定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批判和考验,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净化灵魂,把存留在脑子里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清除出去,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批斗大会,是“文化大革命”这出闹剧中的重头戏。批斗大会的程序是这样的,先喊口号,第一轮是全国性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二轮是本单位的:“打倒邓(力群)、胡(绳)、范(若愚)!”最后是被斗本人:“打倒吴介民!”

我被批斗多次,无非被逼着交代“三反”罪行。

批斗会上是不容分辩的,造反派总是有理。批来批去,得不到“认罪”的结果。常常是白天斗了晚上斗,一折腾四五个小时。反反复复,招数出尽,黔驴技穷。无奈只好草草收场。最后主持会的造反派虚张声势,找个台阶下:“今晚你不老实,事情还没有完。下去好好反省,作出交代。滚蛋!”

“滚蛋!”是骂人的话。可是,被揪斗的“黑帮”在“文化大革命”后交流体会时,最高兴的是听到“滚蛋”这句叫喊声,形容这简直像天籁。因为这一吆喝,意味着批斗会结束,可以放松一下神经,舒展一下筋骨了。

1967年七、八月,我生了一场病,头晕、发烧、不能站立行走。经医院检查,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被留下来住院治疗。住院期间,造反派来医院交涉,要揪我出去接受批斗,被院方拒绝了。医生说:“这是病人,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对病人负责。你们要揪斗他,在他出院以后,那时我们就管不着了。”医生的一席话,使我免掉了多少场的批斗,少受多少折磨和痛苦呀!医院的正义举动,说明人间仍然存在真情,使我在痛苦中得到一点舒心的慰藉。

四个月后,我的病情好转,医院通知出院。回到机关,迎面而来的又是一场批斗。在一间大屋子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我一进屋,“打倒”的口号声劈头盖脑地砸过来,摆出一种严肃的对敌斗争的态势。造反派急不可待地要我交代:“这几个月住医院是怎么一回事,你是怎样装病的?”

我十分坦然。住院期间,我虽然与世隔绝,爱人差不多天天来陪伴,带来一些社会上从文斗发展到武斗的严酷的信息,使我思想上有所准备。此时,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把从医院带回来的病历,厚厚一大本往桌子上一摊:“我真病假病,你们可以看一看。这是医院为患者每天做的记录。”

造反派们面面相觑,再说不出什么来。于是,无可奈何地发话:“你还是不老实,滚下去!好好地写个交代!”

为了孤立“走资派”,造反派要求“革命群众”,特别是有关的家属与“走资派”划清界限。

我被定了罪,受冲击后,像患了什么传染病似的,成了不可接触的怪物,和人们隔离开来。走路时有人对面来了,就远远躲开,低着头,目不斜视,因为如打招呼,一则怕连累人家,受到责难;二则怕人家不理睬,自己难堪。后来听说,几次有人从外地来访我,被造反派盘问和诘难,不准与我见面。

受到冲击,祸及妻儿。我和爱人王彦鸿同在一个机关工作,造反派要她揭发,她没有材料,苦恼万分。我只得将交代过的东西抄给她,让她出大字报,以图过关。一次在批斗我的会上,她没有跟着喊“打倒”的口号,被人发觉了。散会时把她留下进行批判,指出她对运动态度不端正,立场有问题,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为此,责令她劳动改造,打扫厕所三个月。更不可思议的是,她有时心情沉重,脸绷紧一点,就被说成“有抵触情绪”,“对抗运动”;有时精神好点,偶尔露出笑容,就被造反派警告:“不要以为没有事了,别高兴得太早!”真是哭笑不得,左右做人难啊!

我的孩子读中学,荣幸地参加了红卫兵。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表现“革命小将”的气派,回家不搭理我们,还在家造起反来,组织战斗队,用萝卜头刻了个图章,把我的几个书柜,以战斗队名义贴上了封条。理由是那些书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能拿去毒害人们。这一来倒好,别的红卫兵来抄家,看有了封条,已经造过反,就悄悄溜走了。无意中把我的几柜图书保护了起来,避免被抄掉的厄运。有一个参军的儿子,从外地回家探亲,得知老子被揪斗,不敢进屋见面,和弟妹们打了个招呼,匆匆离去。部队要求十分严格,和走资派家庭划不清界限,军籍是保不住的。

辩诬绝非容易事彻底平反十余年

1969年批斗走资派的任务告一段落,各机关组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我的组织关系从《红旗》杂志社转回交通部。

一天,军宣队在交通部的安排下,到我家宣布要我回老家农村劳动改造的决定。当时,我的病还未痊愈,躺在床上休养。他们要我到广东乡下去,我感到不对头,表示不能接受。我强调参加革命几十年,在北方生活惯了,同时儿女都在这边,病了有个照顾。他们一再动员,磨蹭了两个小时,我只反复说了一句话:“坚决不走,要死都死在北京。”对一个病病歪歪的人,他们不再说什么,讪讪地走了。过了不久,党支部通知我,要按《红旗》杂志社军宣队的意见,讨论我的处理问题。叫我在家等着。谁知一天天过去,一个个月过去,毫无消息。

众所周知,后来几件大事发生了:1970年11月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批判;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因此,把我的处理问题拖延下来了。

我的问题,按陈伯达定的调子是现行反革命。其根据是:你反对的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你反对的陈伯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第四号人物。按逻辑推理,既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自然是现行反革命了。因此处理意见三条:一、开除党籍,二、开除公职,三、遣返还乡。这是军宣队动员我回广东老家的由来。

到了1973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驻《红旗》杂志社的两位军代表到我家,向我口头宣布:原来对我的问题定性和处理,是根据反林彪、反陈伯达而作出的。现在,他们反革命的原形已经暴露,支左军宣队重新作了研究,撤销过去的结论。我被“解放”了。军代表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两条:第一,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没有听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经过的传达,我要看看有关文件;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体受到摧残,至今我的病还没有好利索,我要找个地方去治疗、休养。

就这样,在“九一三”事件一年多之后,我才看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反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和中央处理这些家伙的文件;1973年8月,经自己联系,到广州*6头疗养院进行疗养。

在广州疗养院期间,《红旗》杂志社军代表为我的处理问题,找过我两次。

第一次是1973年7月,军代表给我看《红旗》杂志社军事代表领导小组作出的《关于吴介民同志问题复审的处理意见》。文件说,对吴介民同志的问题,在1969年《红旗》杂志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曾经给他作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以反林彪和陈伯达为主要内容的。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和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败露后,我们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复审,认为应予撤销,并恢复其组织生活。

然而,在处理意见中,还有个“但”书,说:“吴介民同志在担任《红旗》编委、主管政治组期间,曾散布过别人对毛主席攻击性言论,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对这个结论,我当然不能接受,不能签字。我问他们我有什么攻击性言论,他们说:“攻击性言论的内容,你自己应该清楚。反动言论是不能重复的!”最后形成僵局。他们甩下一句话:“你再好好想一想。”

第二次是过了些日子,军代表又来了。这次态度和缓些。问我想好了没有?我复述了以前交代过,当时自认为有错误的一些言论,但都被否定了。几个来回,我实在想不起来,请求指点一下。来人无奈只得提示,问我对某某转达过有人说“毛主席的文章写得干巴巴的”没有?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原本本地把说这话的经过和盘托出:

一天,我同《红旗》杂志社一位编委,谈起在延安的同学田家英,称赞他在我们同龄人中,搞理论工作是进步最快的。举了个例子。

1956年召开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我正被借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听到一件关于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事。据说,毛主席在八大开会前的一次会上,谈到兼听则明,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的时候,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起草“八大”开幕词,我叫陈伯达拿个稿子,二千多字,我看不行,否定了。我又写了一个,一千多字,被田家英否定了。他评价说:太简单,干巴巴的。后来叫田家英写,我看还可以,就采用了。

这篇开幕词,在“八大”会议上讲了后,得到国内外的好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两句名言,就是这个开幕词里面的。

讲完这件事,我提出自己的看法,田家英起草的稿子,表达的不是他自己的见解,而是将毛主席平时的言谈组织起来,又经毛主席本人修改成功的。这说明田家英对毛主席的思想十分熟悉,值得我们学习。《处理意见》中,将我说过“毛主席文章干巴巴”这句话,上纲为攻击毛主席的言论,是不合乎事实的。因为这句话是毛主席自己讲的,而我转述它,只图表现毛主席谦虚大度的胸怀,丝毫没有攻击毛主席的意思。如果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只是,毛主席的话是在一定范围讲的,没有传达的任务,犯了小广播的自由主义,但绝不能戴上“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帽子。如若不信,可到中央办公厅去调查情况是否属实。

听了我的申诉,军代表认为在理,他们答应回去研究以后,再作定论。

过了几个月,军代表送来修正稿,《关于吴介民同志问题复审和结论意见》。和前一稿不同的是,标题《处理意见》改为《结论意见》,内容主要是把“对毛主席攻击性质的言论”和“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段落删掉了。这样,我表示同意,在《复审和结论》上签了字。时间是1973年12月8日。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结论》中还留了个长长的尾巴,即所谓“右倾言论”。里边列举了如下内容(原文照录):

1962年前后,曾向《红旗》许多人散布:“包产到户在困难条件下,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度过困难时期的好办法。”宣传包产到户。

1962年主持《红旗》第二期干部轮训班时,非常赞赏一个干部提出的“打开思想禁区”的口号。在《红旗》编辑部介绍轮训班的所谓经验时说:“共产党员不应有思想禁区。人民公社是否人民创造的,优越性在哪里?”“事实上人民公社是有些人轰起来的,是空架子”。

在《红旗》第二期轮训班上说过:“过去讲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这几年情况不是这样,有的地方是三七开或倒二八开。”“大跃进造成人瘦、地瘦、牲口瘦。”

上面抄录的这些“右倾言论”,归结为一句话:反对三面红旗,即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这个“右倾”尾巴,拖了五年,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给重新作了结论:“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是完全地彻底地获得“解放”了。

如今,“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噩梦已经过去。但是,它出现和产生的历史教训,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责任编辑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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