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罪易辩诬难
[ 2000年第7期 获罪易辩诬难 作者：吴介民 ]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人妖颠倒的岁月，全民浩劫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岁月。
1966年5月5日，我被告知：你被撤职了。通知是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还明确地讲，是陈伯达点的名。这晴天霹雳，所为何来，叫我莫名其妙。因为前一天，5月4日，我还受交通部团委的邀请，做发扬五四传统的报告哩。
“文革”伊始飞横祸“三反”帽子戴头上
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59年2月，我从广东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编辑委员、党委书记、副秘书长。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为陈伯达，副总编辑是邓力群和胡绳，邓力群兼秘书长。由于我主管编务、党务和行政日常工作，邓、胡轮流当班，平时不来。陈伯达一个月来机关一两次，大多找我汇报工作，问这问那，交办一些有关事务。可是，在1965年我从广西乡下搞“四清”返回机关以后，陈伯达不再找我，有意对我冷淡了。我感到不对头，同时也察觉到陈伯达对邓力群、胡绳不满。于是，我正式向组织提出，要求调动工作。1966年2月由中央组织部分配我到交通部，任办公厅主任。后来了解，我被撤职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社宣布，编辑部里有三个坏人：邓力群、胡绳， 还有吴介民。显然，陈伯达要整的对象主要是邓力群、胡绳，我不过是作为他们的陪衬而已，但不管怎样，被陈伯达点了名，我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性质，是不容置疑了。就这样，我被撤了职，靠边站了。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给我的打击，一时难于承受。我想知道究竟起缘于什么?问领导，问组织，问周围的同志，都说不清楚，一脸茫然。我苦闷已极，悄悄跑到街边小店买了瓶二锅头，从来不沾滴酒的我，张大嘴往里灌，瓶空了我也倒下了，迷迷糊糊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一夜。
1966年5月16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打击对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此，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几天，《红旗》杂志社的“红卫兵”来到交通部把我揪回《红旗》杂志社去交代问题。罪名是“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从这个时候起，残酷的批判斗争开场了。造反派要你交代“三反”罪行，你说不出来，就打态度；你对抗，就说你“赖账”；你让他们提示，就说你想摸底。他们动手动脚，推推搡搡，强迫你九十度弯腰，叫做“坐飞机”。如此这般，大小批斗达二三十次。
要我交代“三反”罪行，不知从何说起，只得按当时搞大批判的口径，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和平时的言论中，对照《五·一六》通知，鸡蛋里挑骨头，寻找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上纲上线做检查。结果非但满足不了造反派的要求，还落了个“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的罪名。渐渐地从批斗会和大字报的揭发中，看出我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陈伯达，一是反对林彪。
平平常常四件事构成反陈一大罪
先说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问题：
一、我说过，陈伯达不愿人家说他身体好。陈有时到编辑部来，我碰见他时，出于礼貌，跟他打个招呼，偶而顺口说：“你近来身体不错吧，红光满面呢。”听到这话，他往往瞪起眼睛，板着脸孔，哼哼几声，令人尴尬。这种场合，我遇到多次。于是，我私下告诉编辑部，特别是同他经常接触的同志：陈伯达不愿人家说他身体好，他听了会不高兴的。你们别惹恼他。
对这一点，造反派在批斗会上上纲说，这是对陈的污蔑。传播陈听说身体好，不高兴，不就是说“我们敬爱的伯达同志”经常装病吗!
二、我说过，陈伯达注重生活小事。陈在1961年到广东进行农村调查时，我参加了。为总结此次调查，也是为起草农村工作六十条做准备，中央把各路调查人员集中在广东省委招待所——小岛。住在那里的有胡乔木、邓力群、田家英、许立群等。有一天，负责陈伯达警卫工作和料理生活的小王，神色紧张地找我，说陈要挪动住地，让我去劝劝他。我问为什么?原来陈伯达和胡乔木同住一幢小楼，陈在楼上，胡在楼下。陈在夜间行走有响动，乔木同志在早餐桌上，随意对陈讲了。他却认真起来，非要搬开不可。当我到小楼时，陈伯达正在楼下服务员活动室，比划着要在那里放床，准备从楼上搬下来。我觉得这样做不妥，对他说：“这是服务员的休息、放什物的地方，你怎么能住这里呢?”他板起脸说：“这里好，安静，我住在楼上妨碍人家(指胡乔木)。”我说：“不要这样做。楼上楼下有点意见可以沟通，不难解决。挪动住房，就牵涉到招待所的安排问题。我们是客人，不知底细的，以为招待不周，对省委有意见，反映到陶铸同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那里，发生误会，就不是小事。请好好考虑考虑。”听了我的话，陈伯达不吭气，我趁机退了出来。随后听小王说，他不再提挪房的事了。
这件事，我对一些同志说过，提醒人们，陈伯达有时耍小孩子脾气，同他相处时要注意点。
类似这样的生活小事，还有一些。我并无恶意地向别人讲过。在“文革”中的批斗会上，这些成了我破坏领导威信的罪行，造反派责问：“你把敬爱的伯达同志看成什么人了?!”
三、没有顺从陈伯达的意图整垮邓力群同志。陈伯达对邓力群同志有成见，认为邓不听他的话，想找岔整整邓。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陈伯达把我叫去，要查查《红旗》杂志社的财务情况，他说杂志社有“四不清”的问题。我虽然是副秘书长，但财务上的重大开支，都是由兼秘书长的邓力群同志批的。对陈伯达的提问，我说不明白，答复可以查一查。当着他的面，叫来办公室负责人和财务科会计，让他们去审核杂志社的收支账目。几天后，结果出来了，账目清楚，没有任何不合规定的私用或挪用的情况。我向陈伯达如实做了汇报，他无可奈何。这样，“四清”没有把邓力群同志整垮。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了，陈伯达给我加了“包庇邓力群”的罪名。
四、传过陈伯达的绯闻。陈和某一位女同志关系暧昧，引起大家议论。有人向我反映。我作为党委书记，向党委办公室同志讲了，要他们做做那位女同志的工作，注意影响。同时，从维护个人隐私和领导威信出发，叮嘱要绝对保密，不要扩散。“文革”中这事被揭发出来，断定我是造谣。虽然在批斗大会上不能公开讲，却成了我一大罪状，使陈伯达怀恨在心。
只言片语结文网罪名本来莫须有
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彪提出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1963年有人提议《红旗》应发表文章宣传阐发，我作为分管政治组的编委，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不那么简单，没有什么捷径，活学活用，不可能都立竿见影。因为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理论的运用全在与实践的结合，而对事物的认识，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在当时没有什么异议，不曾组织这方面的文章。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上述言论就成为我反对“林副统帅”的一条大罪。那时每日进行“天天读”，每逢翻读《毛主席语录》，都要先背诵林彪那几句经典式的话：“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像《三国演义》中的魏延一样，脑袋后面藏有反骨，早就反对林副主席了。”
为了造神，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林彪献给毛泽东“四个伟大”的桂冠：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当时，人们把林彪的观点，叫做“顶峰论”。
林彪上述这些谬论，是在1960年至1966年陆续地出笼的。1962年我在《红旗》发表了一篇文章《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文中谈到真理问题，说过一段话：“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认识从来都不可能到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从不以自己的认识为极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学说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原则，并不是说这种认识已经穷尽了真理，除了加以复述和赞叹以外，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上面这段话，不过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到“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发挥了无限上纲的本领，居然把它作为我反对林彪“顶峰论”的又一大罪证：“你说真理是发展的话，那末，‘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不是就不能成立了吗!和林副主席对着干，简直是反动透顶了。”
就是这篇文章，还成了我反对毛主席要赶毛主席下台的罪名。
原来我在《红旗》《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的文章中，在论证了谦虚的含义之后，举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如何极其谦虚的事例。写道：“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贯穿在马克思的毕生活动中间。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对于物质利益问题，认为有发言的必要。但是，他感到自己对于经济问题缺乏知识。对此，他丝毫不加掩饰，在和《奥古斯堡报》的一次争论中公开承认‘我以往所学，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作什么判断’。为了弥补知识上的不足，为了在经济问题上取得发言权，马克思决心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悉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从1943年开始，一直到逝世，马克思没有一天停止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并进行了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写成了科学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资本论》这样伟大的著作。”
上述文中只不过讲了个事实。但是，造反派拣了里面一句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马克思语)，施展其惯用的影射哲学的本领，大做文章。在批斗会上，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篇文章是在1962年发表的。那时我国正面临异常严峻的形势：全国遭逢经济困难时期，苏联修正主义卡我们的脖子，美帝国主义企图进犯，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国内地富反坏右蠢蠢欲动。你选择了这个时机，将你的大毒草文章出笼，和国际国内的反动派一起，参加反华大合唱。现在，有人掀起一股逆流，受冲击的牛鬼蛇神集结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的文章正好适应这种需要，说什么无产阶级领袖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不是要赶毛主席下台是什么?”
我一再说：“我没有这么联系。丝毫没有要反对毛主席的想法。”
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在这篇文章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具有谦虚的品德时，在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还着重讲毛主席在革命活动中，充分表现了谦虚精神，并引用了他对调查研究采取科学态度的一段话：“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指明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
这些敬仰毛主席、赞扬毛主席的段落，那些造反派视而不见，光摘取片言只语(连断章取义都谈不上)进行不着边际的联系，甚至上纲到“要赶毛主席下台”，其荒唐程度，不是神经正常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苦折磨 身心受损搞株连 殃及妻儿
“三反分子”的帽子扣上了。当时被造反派通称为“走资派”、“黑帮”或“牛鬼蛇神”的一批人，都逃避不开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交代罪行、接受批斗、背诵语录、劳动改造等从精神到肉体折磨人的活动。
每天的安排大体是这样的：早上六点半“黑帮”们自带工具打扫大院，到七点半，造反派头目吹哨子集合，包括副总编、编辑组长等二十来人，排队点名，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各自回办公室写检查交代，默记《语录》，随时准备让造反派揪去批斗，直到晚上十点，才能下班回家。
大院每天打扫，本没有多少垃圾，但不到钟点，造反派头目不叫收工。有一次，墙角边上残留点不易察觉的灰土，我就遭到训斥，说是偷懒，犯了罪还不老实接受改造，责令再扫一遍。
七点半钟，哨子响了，“黑帮”放下扫把、簸箕，排队集合，检查人数以后，开始点名背诵《语录》。造反派头目手持“红宝书”，叫一个人名字，提示《语录》中的某一段开头的短句，命令你往下背。背不出来或背错、漏了句子，立即教训你一番：背不好《语录》，是个立场问题，是没有认真对待思想改造的表现。
背语录是“黑帮”的必修课。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要你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实际上造反派也在搞运动，打派仗，没有那么多时间管，怕“黑帮”闲着没事，乱说乱动，就变着法折磨你。《语录》共270页，从头到尾，必须背得烂熟，要不然，早上点名时随意指定一段你背不出来，就难堪了。最令人气愤的是，指定每人都要熟读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战争罪犯发出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把我们这些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出过力、立过功的人，与战争罪犯同等对待，极尽污蔑之能事。
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是“黑帮”另一门必修课。这是造反派折磨人的又一绝招。
人是有思想活动的。可是规定天天要汇报、交代，哪有那么多的劳什子好写呢?说起来十分滑稽，就是抄一段“最高指示”，联系一点思想，自我上纲，进行检查、批判。
例如，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就联系自己受到冲击，靠边站，如何不理解，有对立情绪，经过批判后，受到深刻的教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防修反修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怀疑、否定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又如，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那就联系自己虽然入党多年，立场没有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一定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批判和考验，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净化灵魂，把存留在脑子里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清除出去，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批斗大会，是“文化大革命”这出闹剧中的重头戏。批斗大会的程序是这样的，先喊口号，第一轮是全国性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二轮是本单位的：“打倒邓(力群)、胡(绳)、范(若愚)!”最后是被斗本人：“打倒吴介民!”
我被批斗多次，无非被逼着交代“三反”罪行。
批斗会上是不容分辩的，造反派总是有理。批来批去，得不到“认罪”的结果。常常是白天斗了晚上斗，一折腾四五个小时。反反复复，招数出尽，黔驴技穷。无奈只好草草收场。最后主持会的造反派虚张声势，找个台阶下：“今晚你不老实，事情还没有完。下去好好反省，作出交代。滚蛋!”
“滚蛋!”是骂人的话。可是，被揪斗的“黑帮”在“文化大革命”后交流体会时，最高兴的是听到“滚蛋”这句叫喊声，形容这简直像天籁。因为这一吆喝，意味着批斗会结束，可以放松一下神经，舒展一下筋骨了。
1967年七、八月，我生了一场病，头晕、发烧、不能站立行走。经医院检查，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被留下来住院治疗。住院期间，造反派来医院交涉，要揪我出去接受批斗，被院方拒绝了。医生说：“这是病人，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对病人负责。你们要揪斗他，在他出院以后，那时我们就管不着了。”医生的一席话，使我免掉了多少场的批斗，少受多少折磨和痛苦呀!医院的正义举动，说明人间仍然存在真情，使我在痛苦中得到一点舒心的慰藉。
四个月后，我的病情好转，医院通知出院。回到机关，迎面而来的又是一场批斗。在一间大屋子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我一进屋，“打倒”的口号声劈头盖脑地砸过来，摆出一种严肃的对敌斗争的态势。造反派急不可待地要我交代：“这几个月住医院是怎么一回事，你是怎样装病的?”
我十分坦然。住院期间，我虽然与世隔绝，爱人差不多天天来陪伴，带来一些社会上从文斗发展到武斗的严酷的信息，使我思想上有所准备。此时，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把从医院带回来的病历，厚厚一大本往桌子上一摊：“我真病假病，你们可以看一看。这是医院为患者每天做的记录。”
造反派们面面相觑，再说不出什么来。于是，无可奈何地发话：“你还是不老实，滚下去!好好地写个交代!”
为了孤立“走资派”，造反派要求“革命群众”，特别是有关的家属与“走资派”划清界限。
我被定了罪，受冲击后，像患了什么传染病似的，成了不可接触的怪物，和人们隔离开来。走路时有人对面来了，就远远躲开，低着头，目不斜视，因为如打招呼，一则怕连累人家，受到责难；二则怕人家不理睬，自己难堪。后来听说，几次有人从外地来访我，被造反派盘问和诘难，不准与我见面。
受到冲击，祸及妻儿。我和爱人王彦鸿同在一个机关工作，造反派要她揭发，她没有材料，苦恼万分。我只得将交代过的东西抄给她，让她出大字报，以图过关。一次在批斗我的会上，她没有跟着喊“打倒”的口号，被人发觉了。散会时把她留下进行批判，指出她对运动态度不端正，立场有问题，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为此，责令她劳动改造，打扫厕所三个月。更不可思议的是，她有时心情沉重，脸绷紧一点，就被说成“有抵触情绪”，“对抗运动”；有时精神好点，偶尔露出笑容，就被造反派警告：“不要以为没有事了，别高兴得太早!”真是哭笑不得，左右做人难啊!
我的孩子读中学，荣幸地参加了红卫兵。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表现“革命小将”的气派，回家不搭理我们，还在家造起反来，组织战斗队，用萝卜头刻了个图章，把我的几个书柜，以战斗队名义贴上了封条。理由是那些书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能拿去毒害人们。这一来倒好，别的红卫兵来抄家，看有了封条，已经造过反，就悄悄溜走了。无意中把我的几柜图书保护了起来，避免被抄掉的厄运。有一个参军的儿子，从外地回家探亲，得知老子被揪斗，不敢进屋见面，和弟妹们打了个招呼，匆匆离去。部队要求十分严格，和走资派家庭划不清界限，军籍是保不住的。
辩诬绝非容易事彻底平反十余年
1969年批斗走资派的任务告一段落，各机关组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我的组织关系从《红旗》杂志社转回交通部。
一天，军宣队在交通部的安排下，到我家宣布要我回老家农村劳动改造的决定。当时，我的病还未痊愈，躺在床上休养。他们要我到广东乡下去，我感到不对头，表示不能接受。我强调参加革命几十年，在北方生活惯了，同时儿女都在这边，病了有个照顾。他们一再动员，磨蹭了两个小时，我只反复说了一句话：“坚决不走，要死都死在北京。”对一个病病歪歪的人，他们不再说什么，讪讪地走了。过了不久，党支部通知我，要按《红旗》杂志社军宣队的意见，讨论我的处理问题。叫我在家等着。谁知一天天过去，一个个月过去，毫无消息。
众所周知，后来几件大事发生了：1970年11月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批判；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因此，把我的处理问题拖延下来了。
我的问题，按陈伯达定的调子是现行反革命。其根据是：你反对的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你反对的陈伯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第四号人物。按逻辑推理，既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自然是现行反革命了。因此处理意见三条：一、开除党籍，二、开除公职，三、遣返还乡。这是军宣队动员我回广东老家的由来。
到了1973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驻《红旗》杂志社的两位军代表到我家，向我口头宣布：原来对我的问题定性和处理，是根据反林彪、反陈伯达而作出的。现在，他们反革命的原形已经暴露，支左军宣队重新作了研究，撤销过去的结论。我被“解放”了。军代表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两条：第一，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没有听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经过的传达，我要看看有关文件；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体受到摧残，至今我的病还没有好利索，我要找个地方去治疗、休养。
就这样，在“九一三”事件一年多之后，我才看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反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和中央处理这些家伙的文件；1973年8月，经自己联系，到广州*6头疗养院进行疗养。
在广州疗养院期间，《红旗》杂志社军代表为我的处理问题，找过我两次。
第一次是1973年7月，军代表给我看《红旗》杂志社军事代表领导小组作出的《关于吴介民同志问题复审的处理意见》。文件说，对吴介民同志的问题，在1969年《红旗》杂志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曾经给他作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以反林彪和陈伯达为主要内容的。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和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败露后，我们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复审，认为应予撤销，并恢复其组织生活。
然而，在处理意见中，还有个“但”书，说：“吴介民同志在担任《红旗》编委、主管政治组期间，曾散布过别人对毛主席攻击性言论，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对这个结论，我当然不能接受，不能签字。我问他们我有什么攻击性言论，他们说：“攻击性言论的内容，你自己应该清楚。反动言论是不能重复的!”最后形成僵局。他们甩下一句话：“你再好好想一想。”
第二次是过了些日子，军代表又来了。这次态度和缓些。问我想好了没有?我复述了以前交代过，当时自认为有错误的一些言论，但都被否定了。几个来回，我实在想不起来，请求指点一下。来人无奈只得提示，问我对某某转达过有人说“毛主席的文章写得干巴巴的”没有?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原本本地把说这话的经过和盘托出：
一天，我同《红旗》杂志社一位编委，谈起在延安的同学田家英，称赞他在我们同龄人中，搞理论工作是进步最快的。举了个例子。
1956年召开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我正被借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听到一件关于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事。据说，毛主席在八大开会前的一次会上，谈到兼听则明，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的时候，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起草“八大”开幕词，我叫陈伯达拿个稿子，二千多字，我看不行，否定了。我又写了一个，一千多字，被田家英否定了。他评价说：太简单，干巴巴的。后来叫田家英写，我看还可以，就采用了。
这篇开幕词，在“八大”会议上讲了后，得到国内外的好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两句名言，就是这个开幕词里面的。
讲完这件事，我提出自己的看法，田家英起草的稿子，表达的不是他自己的见解，而是将毛主席平时的言谈组织起来，又经毛主席本人修改成功的。这说明田家英对毛主席的思想十分熟悉，值得我们学习。《处理意见》中，将我说过“毛主席文章干巴巴”这句话，上纲为攻击毛主席的言论，是不合乎事实的。因为这句话是毛主席自己讲的，而我转述它，只图表现毛主席谦虚大度的胸怀，丝毫没有攻击毛主席的意思。如果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只是，毛主席的话是在一定范围讲的，没有传达的任务，犯了小广播的自由主义，但绝不能戴上“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帽子。如若不信，可到中央办公厅去调查情况是否属实。
听了我的申诉，军代表认为在理，他们答应回去研究以后，再作定论。
过了几个月，军代表送来修正稿，《关于吴介民同志问题复审和结论意见》。和前一稿不同的是，标题《处理意见》改为《结论意见》，内容主要是把“对毛主席攻击性质的言论”和“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段落删掉了。这样，我表示同意，在《复审和结论》上签了字。时间是1973年12月8日。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结论》中还留了个长长的尾巴，即所谓“右倾言论”。里边列举了如下内容(原文照录)：
1962年前后，曾向《红旗》许多人散布：“包产到户在困难条件下，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度过困难时期的好办法。”宣传包产到户。
1962年主持《红旗》第二期干部轮训班时，非常赞赏一个干部提出的“打开思想禁区”的口号。在《红旗》编辑部介绍轮训班的所谓经验时说：“共产党员不应有思想禁区。人民公社是否人民创造的，优越性在哪里?”“事实上人民公社是有些人轰起来的，是空架子”。
在《红旗》第二期轮训班上说过：“过去讲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这几年情况不是这样，有的地方是三七开或倒二八开。”“大跃进造成人瘦、地瘦、牲口瘦。”
上面抄录的这些“右倾言论”，归结为一句话：反对三面红旗，即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这个“右倾”尾巴，拖了五年，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给重新作了结论：“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是完全地彻底地获得“解放”了。
如今，“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噩梦已经过去。但是，它出现和产生的历史教训，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责任编辑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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