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邓小平
[ 2000年第7期 走近邓小平 作者：于光远 ]
赫赫有名
邓小平的名字，抗日战争时期我就知道了。
那时他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委，一二九师的师长是刘伯承。一二九师是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它的主要指挥员自然名声在外。1972年8月毛泽东在邓小平写给他的一封信上批示：“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毛泽东讲的前一件事，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当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江西省委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因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反对“左”倾路线而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邓、毛、谢、古四人中邓排在前面，被称为“头子”。这段历史我并没有亲身经历，是后来才知道的。毛泽东讲的后一件事，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一直到全国解放战争。那时我在延安，前方传来的胜利消息，许多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邓小平的名字就从那时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选出了44位中央委员，名单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由于党的六大之后有17年没有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经过整风运动，所以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公布后，我和同我在一起的人反复研究都有哪些人进了中央委员会，还研究了这个名单的排列次序。那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是按照得票多少来排序的。我们一个一个地研究，一个一个地议论，注意到当时在太行的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名列第28位。大家都认为这是他反对“左”倾路线、坚持正确路线的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名声更大了。1945年9月，他和刘伯承指挥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有力配合了当时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又和刘伯承率部强渡黄河天险，长驱直入，千里跃进大别山，由此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尤其是他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指挥三大战役中最大的战役——淮海战役，谁个不知，谁个不晓?淮海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逼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为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邓大军”的名声，就是在解放战争中传扬天下的。
“文革”前的三件事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不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党的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那时，我在中共中央的一个部门——中央宣传部工作，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除了参加他主持的一些会议和很少的几次接触外，我同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工作关系，只能说是在他的间接领导下工作。
这里说的很少的几次接触，就我现在记得起的有这么几件事。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邓小平是大会秘书长，大会发言由他主持安排，发言稿一般都经过他审定。这次大会有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很多，有180多篇。会上有68人作了发言，45人作了书面发言。我也准备了发言稿，主要谈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被他安排在大会发言。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60年代中苏两党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我们党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九评”。这件事在党中央由邓小平领导，我参加了其中一篇的写作工作。
还有一件是1963年底，我们随聂荣臻去毛泽东那里汇报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天邓小平也在场听汇报。汇报中，毛泽东提到社会科学也需要经费，邓小平也对此讲了意见，我在邓小平讲话时还插说了一句为社会科学工作争取更多经费的话。
一落千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久，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和刘少奇因为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受到错误批评，被指责为“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会后不久，邓小平就身处逆境，他的名字再次同另一个姓刘的连在一起，当然不再是“刘邓大军”而是“刘邓路线”，即所谓“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被当作“睡在身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则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落”入了深渊。1969年，刘少奇被押送河南开封，在那里含冤去世。邓小平则被送到江西新建县，在一家工厂劳动，直到1973年初。
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邓小平。因为中宣部在“文革”爆发的前夜已经被当作“阎王殿”，我也成了“阎王殿”里的“大判官”，终日挨斗。受过了戴高帽、坐“喷气”的皮肉之苦后，又被发配到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在那些年月里，邓小平渺无音讯，更不要说见到他了。当然邓小平被打倒的消息，我是知道的。那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关心着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艰难处境。
邓小平下放到江西，虽然政治上遭到贬黜，生活上冷落清苦，但是仍然意志坚定，毅力顽强。据他女儿回忆，他在那段日子里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以及《二十四史》和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他还有一个习惯，每天在院中散步。他女儿说：“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从起用到重用
1971年林彪的自我爆炸，使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多少有些反思，也给邓小平“日后的斗争”提供了历史契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肯定遭到打击和迫害的陈毅是个好人，同时特别提到：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在一旁立刻暗示陈毅的子女设法将毛泽东的意思透露出去。
不久以后，远在江西的邓小平得知了这些消息。1972年8月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揭发林彪和陈伯达，同时恳切地表达了为党和人民再做些工作的愿望。据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说，毛泽东收到邓小平从江西寄来的信，非常高兴和激动，连看了两遍，并作出批示。这个批示我在本文开始就作了介绍，除了我在前面所引述的那些内容外，毛泽东还特别批写道：“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的批示暗含着某种重新起用邓小平的潜台词。
又过了几个月，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返回北京。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他首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立即引起国内外媒体注意，西方记者当即向国外发出邓小平复出的消息。第二天见报的新华社消息，邓小平的名字尽管排在中方陪同人员的倒数第五位，但仍然是那样引人注目。
就在这一年8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大上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年底，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2月，在提议邓小平进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还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钢铁公司’。”毛泽东提议邓小平进政治局，显然是要加重他的责任，让他在中央发挥更大作用。
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这件事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告诉她这件事是他的意见，要她不要反对。1974年4月，邓小平率团赴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大会发言中首次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一次同国务院政研室几个负责人的谈话中告诉我们，毛泽东对他那次在联大的发言颇为称赞。邓小平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回国后，周恩来病情加重。10月份，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年底，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王洪文汇报工作时，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再次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75年年初，邓小平被委以数任要职：1月5日，党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继续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到这时，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在党章中已被取消外，邓小平不仅恢复了“文革”前就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而且还增加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新职。从这样的安排看得出来，毛泽东不只是一般起用邓小平，而且要倚重邓小平。
四届人大之后，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写到这里，我想说明一个史实。许多人以为邓小平从1975年初开始就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了，不少著述也是这么写的。其实这样说不大确切。这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是王洪文。这年上半年，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大批所谓“经验主义”，江青还要求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经验主义”问题。他们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明确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这时支持了邓小平，并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他自己还告诫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这次“交锋”之后，王洪文不再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从7月初开始党中央日常工作才由邓小平主持。
喜出望外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抓工业、军队等方面的整顿，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生产开始回升，局势渐趋稳定。对这些变化，我自然是由衷高兴的。
就在这时，1975年6月的一天，胡乔木约我去他家见面。胡乔木告诉我，邓小平现在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繁忙，需要有一个研究室为他服务，做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小平已经找过他，他也已经决定参加这个工作，希望我也同他一起参加这个工作。这年上半年，我在国家计委当一名“客卿”。那时中宣部已不再存在，所有原中宣部的干部都等待分配，组织关系、工资关系都暂时归中宣部留守组管，可是没有听到自己会到哪里去的消息。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好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自然喜出望外。
胡乔木说邓小平催他快点开始工作，他对我说：如果你手上没有放不下的特别重要的事，就马上去上班，估计正式任命很快就下来，但不要等任命就去。地点就在中南海里面，你的办公室和专车马上可以准备好，你要去上班，马上就会有车来接你。
胡乔木还告诉我，邓小平说为了工作方便，这个研究室设在国务院比较好。胡乔木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才方便，不过事实摆在那里。那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台上，王洪文还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研究室归属党中央会产生很多麻烦。至于这个研究室叫做政策研究室还是政治研究室，胡乔木主张叫政治研究室，邓小平同意了。不过，国务院的研究机构叫政治研究室似乎不那么好，叫政策研究室才顺理成章。胡乔木问我的看法，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我说叫政策研究室太实太窄了，不必考虑有人怀疑这个名称，而且小平同志也已经同意用这个名称。那天胡乔木和我还议论了延安杨家岭那个政治研究室和建国后成立的那个政治研究室在陈伯达主持下没有起什么作用，他说这个研究室因为有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可以比那两个政治研究室有较好的成绩。
到政研室上班
6月底，我就去中南海上班了。上班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国务院政研室配备干部。中宣部的干部都在等待分配，其中有好些适合到国务院政研室来的，我和胡乔木商量调进了一批。
果真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7月5日党中央发出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的正式任命。日子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六十岁的生日。这一天是自1966年我被剥夺了一切工作九年后正式恢复工作的日子，也是我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开始正式工作的日子。我把这一天看作我一生历史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在这个正式任命的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名单中，一共列了胡乔木等七个人，其次序的排列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我以前写的关于这段历史的回忆，是将李鑫排在最后，根据最近查阅的资料，李鑫和邓力群的次序应该倒置过来，邓力群排在最后。
除我之外的这六个人，都是我的熟人。胡乔木不必说了，他是我的老同事，我在中宣部工作时，他是这个部的负责人之一，党的八大后又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吴冷西在“文革”前的地位很高，他的职务是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央最高层的会议他都能列席，毛泽东经常找他，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经常可以看到吴冷西的名字。那时他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但比一般的中央委员的地位重要得多。“文革”中他被列为打倒的对象，但即便是作为被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对他也特别关注，说过“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话。胡绳在建国初期是中宣部几个副秘书长之一，他和我的关系更密切了，他、王惠德和我合作写过一本“畅销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话》，我在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时，他兼正处长。熊复在抗战前是民先成都地方队部的队员，队长是韩天石。我在民先全国总队部负责同各地民先队队部联系。“文革”初期，“砸烂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他被派到中宣部当了一名副部长，那时陶铸兼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陶铸被打倒后，熊复也便成了中宣部的“新阎王”之一。1969年我们一起去了宁夏五七干校，成了“同学”，大家都是“走资派”，又有历史关系，所以我常去他的房间同他聊天。李鑫是康生的秘书。他原本在教育部工作的，我不认识，后来康生看上了他，调到他身边当秘书，我才在康生家经常见到他。邓力群也很熟，在延安时他就“有名”，到北京后在红旗杂志社工作。我主持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康生提名我和邓力群负责，因为共同做这项工作，我们有不少接触；又因为红旗杂志社用了中宣部盖的大楼的一个部分，我们还成了邻居。“文革”中，我们被勒令“劳动改造”，一起坐卡车到城外卸垃圾。在这样一个全是由熟人组成，而且除李鑫外都是“文革”中的“走资派”组成的机构里工作，我觉得一定是很愉快的。
这样七个人的阵容可真是不寻常。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有大手笔的邓小平敢于起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不会聚集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机构中来的。而这样一个小小的机构，在“钢铁公司老板”邓小平的领导下，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来，的确是一支可怕的力量。何况这个机构是在江青一伙受到毛泽东批评，他们的“小兄弟”王洪文从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宝座上被拉下马之后成立的呢!
七个人的职务都叫“负责人”，胡乔木排在最前面，当然是主要负责人，七个人都没有主任或副主任的名义。我理解，这表明七个人的任命还带有临时性质，这个“临时性质”意味着什么?当时我想了一下，还是不很明白，不知是否邓小平考虑还要改变名称或是改变归属，或者是为了什么。我不清楚也从来没有问过胡乔木。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研究出来。
两个新机构
想起来，邓小平在“文革”复出期间领导全面整顿，基本上依靠的是原有机构，甚至是“文革”中形成的原有机构。比如，“文革”中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都撤销了，都并到中国科学院，邓小平就抓中国科学院。新成立的机构，除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这个小机构外，只有一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对这个研究室寄予特别的希望，给予特别的关注，联系也特别的密切。国务院政研室成为他整顿别的单位的一个工具。
有些文章说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领导的，这么说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还是喜欢说这个机构是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因为，不但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方针、任务是邓小平确定的，而且这个机构做的几件重要事也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胡乔木担负的角色，是同邓小平取得密切联系，把邓小平的指示传达给我们，然后大家去执行。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时常同我们七个人集体谈话，讲他的想法。胡乔木的作用限于具体执行方面，他是喜欢出主意的人，可是我想不出在那一段时间里哪些主意是他提出来的，邓小平也似乎不需要胡乔木和我们给他当什么参谋。
邓小平第一次召见
正式任命下达四天后，7月9日，邓小平召集国务院政研室几位负责人集体谈话。记不起什么原因，邓力群没有参加那天的谈话。
上次见邓小平还是1963年11月在毛泽东那里，以后也许在别处望见过他，但我记不得了。从1963年11月到1975年7月，过了十二年，这十二年中有九年时光邓小平是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这九年中他被作为“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副帅”受到极大迫害。得到他面见我们的通知后，我老在想，经过这九年的迫害，不知他变成什么样子。胡乔木已经见过他了，在他那次同我谈话时，我没有问邓小平的身体状况。现在通知我去开会，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他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还能认出他来吗?直到他走进我们见面的那个地方，我还在想这次我得好好看看他。
他走进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同我们每个人握了手。这微笑包含着大家在九年“文革”中受难的共鸣，也包含着迎接新形势、新局面的信心和战斗友情，千言万语尽在这会心的微笑里，这微笑是最好的概括和表达方式。
坐定后，我利用这么近面对他的机会，仔细地观察他：他的神采不减当年，不见带一点憔悴，九年沧桑没有刻在他的面部。我深感小平同志的个子虽然不高，但他是一个能够顶得住千钧重压而不垮的巨人。我不知道那九年他是怎么生活、怎么思考的，特别是1971年以前那几年，他的状况我一点都不了解，他本人也没有说过。
那天的谈话，邓小平很亲切、随便。他先讲了讲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机构，对我们表示了希望。大家也七嘴八舌说了一些带感情的话。他没有提什么问题，大家也没有提什么问题。谈话中，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现状的批评。他告诉我们，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传达之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他还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行。他要求政研室为他收集一些有关文教方面实行“双百”方针的材料，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
我一面听一面想，“文革”开始时我不到五十一岁，九年来我失去了自己最能为革命为社会作贡献的时间。现在到了花甲之年，近十年的磨炼，使我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成熟了许多。十年前我虽然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一直讲抓政治、抓思想，但我实在不懂政治，或者说只懂得原则政治，不懂得现实政治，更不懂得肮脏政治。这近十年的光阴没有白过，我应该利用本人取得的那一点进步，更加努力地开展政治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追回一部分。我想到有邓小平直接领导着我，这是我的幸运。我为自己的人生走到这一步兴奋不已。
总之，这一次我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用现在的话说，我从这时起走近了邓小平。
(责任编辑 程度)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