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炮兵开创者朱瑞高
现今的人们对朱瑞这个名字已是很陌生,只记得前几年上映的革命战争电影《辽沈战役》中有一个片断:在行进的四野指挥列车上,参谋长刘亚楼向四野政委罗荣桓报告,炮兵司令员朱瑞在义县阵地触雷牺牲,罗荣桓闻之,面色凝重,从不抽烟的罗荣桓点燃起一根香烟,并嘱刘亚楼暂不要将此消息报告四野司令员林彪。
朱瑞牺牲得太早,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朱瑞是那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年代的产儿。像那个年代的许多激进的革命青年一样,朱瑞从广州出发,踏上了赴俄之路。从1926年初至1929年7月,朱瑞先后在莫斯科学习近四年,在他的同学中,有邓小平、左权、傅钟、李卓然这些以后成为中国革命领袖和人民军队将领的知名人物。
1927年夏,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未能立即返国,而是被共产国际分配至克拉辛炮兵学校继续学习。还有一件并非无关紧要的事,1928年夏,经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等6人介绍,朱瑞加入了苏共。此米夫,即以后王明的后台,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反面人物”。后来,有人批判他工作失误时,还记下了这笔政治”小账”。
1932年初,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时,他只有27岁,被委以红五军团政委的重任,1934年春在瑞金召开的”二苏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层核心”三人团”,为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紧急展开各项部署,被誉为”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的朱瑞,被调至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是罗荣桓。红军到达陕北后,朱瑞随红一军团参加过东征战役,以后还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东北军骑兵签订了抗日协定,并在1936年底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担任过半年的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全面抗战开始后,朱瑞被调离部队,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继而又任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主要从事与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抗战之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面临新的历史转机,1939年6月朱瑞被派往山东,担任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朱瑞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分局机关书记。
1939年至1941年,中共在山东已建立起79个县级政权和县级武装,根据地人口约1200万,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占山东全境面积1/5强,115师发展到76万人,山东纵队发展到54万人。1941年8月,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
1941年后,日寇加紧了对中共在华北各根据地的进攻,山东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日寇施用”拉网合围”、”铁壁合围”等极残酷的手段频繁进攻根据地,致使山东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某些地区的根据地已被敌人压缩到”东西十几里,南北一线牵”。全省根据地的人口从1200万锐减到730万,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寇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间,山东分局领导和115师师部之间就曾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抗战问题和山东纵队与115师会拢等问题上有过不同争论,1941年9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某些失误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解决高层分歧,统一领导机关的认识已成为当务之急。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来参加,以总结山东工作,明确今后目标。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返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1942年4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了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其四,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
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朱瑞被批评的最突出之处乃是对中间势力的”抗敌自卫军”的过分热心。对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机械僵硬。他未能接受罗荣桓、江华等的意见,而是去帮助某些进步人士组建军队,供给经费和武器,使其成为在根据地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组织。在这个事关党的领导权的关键问题上,朱瑞确实犯了大忌。
朱瑞在山东是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他颇善于做鼓动性的大报告,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的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小时的动员报告。
山东根据地若干地区的”肃托”,虽经制止,但终未断根,以后又与”锄奸”夹杂在一起,造成不应有的失误。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中央立即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
1943年3月,延安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格局。各大战略区的一元化体制也相继确立:晋察冀–聂荣臻;晋绥–贺龙;太行–邓小平;山东–罗荣桓;华中–饶漱石。
朱瑞回延安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这个学习为时颇长,有近两年的时间。
朱瑞在延安的学习,产生了一个成果,这就是他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对自己一生的经历作了严格的解剖。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朱瑞又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这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七大上,朱瑞未当选为中央委员。
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之被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某种消极性的背景。在某些同志眼里,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勾,至于善作”自由婚姻”一类的大报告,正可证明”教条主义者”具有的夸夸其谈的”党八股”的特征。
抗战胜利,中共又面临新局面,此又是用人之际。在延安的各路战将秣马厉兵,纷纷奔赴白山黑水,大江南北。延安总部没有忘记还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朱瑞,中共七大后,本拟任命朱瑞为军委副总参谋长,渴望再赴疆场的朱瑞主动请缨,要求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炮兵,朱瑞的愿望获得了满足,被派任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
延安炮校乃是今天人民炮兵的摇篮。在八年抗战中,因长期游击战争的限制,延安炮校偏居延安远郊,训练、生产、垦荒,又因炮校许多同志曾在苏联留学,或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党内大奸康生插手策划的”抢救运动”中,多数同志被打成”特务”、”奸细”。朱瑞在短时期内就将炮校恢复,将人心理顺,继而率学校奔赴东北战场,实在并非易事。
在东北,朱瑞发出了生命的最后光华,这位当年的大战略区的第一把手,现在成了林彪的麾下,他以延安炮校500名骨干为种子,仅仅三年,东北野战军就发展到16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纵队,拥有各种火炮4700多门。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为理想承受一切的磨难,艰辛,包括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隔阂和误会。然而革命年代,革命为最高价值,个人荣辱皆可全抛。朱瑞触雷阵亡,也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后的自我完善。
是年,朱瑞43岁。
(责任编辑 刘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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