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瓦窑堡的窑洞开始

2000-08-15 作者: 牛克伦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0年第8期 从瓦窑堡的窑洞开始 作者:牛克伦 ]

50年代初,在一份自传中,我曾经写过:胡耀邦同志是我在延安工作时期的楷模,今后我还要努力向他学习。如今,耀邦同志已经作古,人民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念起他,想到的常是一些小事。我想,这些”小事”,是不是能够作为对这位伟人革命生涯的一些注脚呢?

我和耀邦同志的交往,始于抗战初期。

1938年3月,我从抗大三期九队毕业,正逢一大队组建,组织上决定我到一大队任宣传干事。当时还没有设立宣传股,宣传工作的具体事务几乎全部由宣传干事承担,是个很锻炼人的岗位。

一大队住在瓦窑堡,远离延安,有180里路,是个独立大队,干部配备是很强的。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就是胡耀邦。对耀邦同志,我并不陌生,他曾到九队给我们上过课,他在政治课堂上那极具鼓励性的演讲,连同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瓦窑堡是子长县(原安定县)的政治中心,是一个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地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所以这里既有我们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又有国民党的安定县政府;在军事上,有共产党的保安队,也有国民党的保安队。根据双方协定,县城内的地盘归国民党管辖,县城外归共产党管辖。随着抗大一大队的到来,当地的革命力量自然强大了许多,国民党右派既怕且恨,不断挑起事端。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磨擦专家”,他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抗大害怕日本人,不敢上前线,在后方与民争利”,煽动群众不给抗大腾房子,不借给抗大生活用具,并且怂恿流氓、地痞夜间朝抗大宿舍和过往人员砸石头,围攻、袭击零星外出的抗大人员。

当时的斗争形势,对我们一大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胡耀邦政委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他认真了解了当地的民情社情,并召集我们多次开会,研究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决定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他亲自主持房东座谈会,介绍抗战的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战的真相,宣传八路军的战绩,讲清抗大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驻在这里;2、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发动全体人员向人民普遍开展宣传活动;3、必要时,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面,警告田杰生,与他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同志们很快地行动起来,军民关系迅速地得到了改善。一天,耀邦同志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对我说:”大队研究决定,由我去见见田杰生,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带枪吗?”耀邦同志笑笑说:”没必要。带支笔就行了,作作记录。”他那轻松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要深入虎穴,倒像是要去参加一个普通的座谈会。我知道耀邦同志身经百战,胆识过人,更兼口才出众,田杰生根本不是对手。

路上,耀邦同志向我讲了许多统战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并嘱咐我:要沉着冷静,有理、有利、有节。

田杰生的县政府是个不小的院落,门口懒洋洋地站着两个保安队员。我们连正眼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昂然直入。听说有八路军找他,田杰生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只有两个人,而且没带武器,便又恢复了常态,皮笑肉不笑地钻了出来,他一口一声”胡政委”地叫着,敬烟沏茶。

耀邦同志开宗明义地说明来意,指出,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抗大是共产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维护抗大就是支援抗日,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田县长认清形势,顾全大局。

大概是认为八路军不能把他怎麽样吧,田杰生避重就轻,跟我们兜起了圈子,还厚颜无耻地吹嘘起自己的政绩。耀邦同志紧紧地把握住主题,问道:”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还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这些情况你知道吗?”田杰生赶忙说:”我不知道,确实不知道!”耀邦同志问:”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麽连这么重要的情况也不知道呢?”他的口气看似平和,实则字字千钧,逼问得田杰生说不出话来,他支吾半天,说:”一定调查,一定调查。”耀邦同志严正指出: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最后,他微笑着对田杰生说:”惩治汉奸,恐怕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不同意吧?”田杰生强作镇定,连声道:”当然,当然。”

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说,田杰生这类人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既要同他谈,又要准备打。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判断。但是,我们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迫使他们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并且争取了群众,孤立了敌人,为一大队初到瓦窑堡的学习和工作,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而我,则对耀邦同志又多了一分了解,多了一分敬佩。

随着各项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同耀邦同志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要到他的房间去。经常夜很深了,他还在那里阅读马列经典、历史书籍,或者一个人思考问题。有时我刚一推门进去,他就对我说:”牛克伦,你看我又考虑错了……”其实,他考虑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看到我茫然的样子,他往往会指指墙边的长凳让我坐下,告诉我,某件事他是如何按老经验去处理的,认为是十拿九稳,但是效果却不理想。

每当此时,我都会觉得是在面对老师的提问。然而这样的提问是令人兴奋的,深刻而不失轻松。在他面前,我无须顾忌,每每直言。他听了之后,有时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有点水平;有时会说:你呀,和我一样,大错特错!然后,他定会围绕所谈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讲出一番道理,告诉我正确的结论。如果我想不通,和他争论起来,他也不发火。

陕北的冬夜是寒冷的,耀邦同志的窑洞里有时连炭火也没有;户外北风呼号,室内一灯如豆,但是每一个曾在这里与耀邦同志相对恳谈过的人,大概都无法忘却那种如沐春风的情怀。

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我们一大队办起了队刊。采访、编辑、排版都由我负责。我虽然在”一二·九”运动时也参加过”救亡时报”的编辑,但如今要比较全面地负责队刊的工作,真感到有些为难。

一天,我在耀邦同志那里汇报完工作正要走,他把我叫住,取出了一本我们准备出版送他审定的队刊。我心想,大概要挨批评了!谁知,他丝毫没有批评我的意思,而是把刊物摊放在桌上,一丝不苟地评判起来–报头该怎样画;版面为什么显得不够生动;所选文章该怎样取舍;以及怎样采访组稿……点点滴滴,细致入微。那神情,俨然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在上课。

他的指点令我心服口服,同时感到惊异:一位贫苦出身、由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居然对办刊物如此内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被逼出来的。在总校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毛主席让我编校刊,我对主席说,我没有经验,编不好。主席说:不会可以学嘛!可以向陈伯达学,也可以让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写稿子。今天,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不会可以学嘛。你是知识分子,基础比我强得多,只要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就一定能把队刊办好。”

耀邦同志的话,就像是一把火,烧得我周身暖洋洋的;他的具体指导,又句句都说到点子上,真使我有喜出望外之感。我奔回窑洞,把这期刊物从头到尾,重新编排了一遍。天已大亮,我竟毫无睡意。早饭后,我把改过的稿子拿给耀邦同志,他仔细地翻看了每一页,笑着说:”很好嘛,士别一夜,便当刮目相看!”接着又说:”领导干部都要写稿,我带头!”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他不但大力提倡,亲自把关,还带头写稿,带动了全队的办刊热情,使刊物一期比一期办得好,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欢迎。不久,他在一大队又倡导发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是苏联的一个劳动英雄),开展了热火朝天的革命竞赛。为此,耀邦同志连续给队刊写了几篇文章,指导运动的发展,总结群众的经验,一时间,更使队刊成了几千名学员的人人必读之物。我本人,也被光荣地评选为”斯达汉诺夫队员”。后来,罗瑞卿副校长得知了一大队的经验,率领工作组来观摩总结。耀邦同志把我介绍给罗副校长,罗副校长笑着说:”我认识,他是大学生,牛克思!”罗副校长对我说:”队刊办得很好,毛主席每一期都看,评价很高呢!”那晚,大队领导请罗副校长吃饭,耀邦同志让我参加作陪,我从不饮酒,但这一回,我开了戒。

事隔三十年,一次,谈起往事,耀邦同志忽然说道:”牛克伦,在一大队,你办刊物办得不错嘛!”我说:”那是因为有你政委带头写稿子呀!”他哈哈大笑,说:”我那也是跟毛主席学的。毛主席让我办校刊的时候说不会可以学嘛,还说要各级干部带头写稿子嘛!”我马上就说那就请主席写一篇稿子吧!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胡耀邦,马上就将军啦?后来,主席很快就送来了一篇稿子,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刊登在抗大校刊第一期上,我还写了一篇编者按呢!”

他还告诉我,有两年事情是毛主席特别重视的:一个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个是办报刊,宣传党的路线。在这两个方面,要认真地向毛主席学习。

应该说,耀邦同志说的这些话,我当时是似懂非懂。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他重新出来工作,在中央党校的领导岗位上,在高级干部中”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又充分发挥报刊的作用,勇敢地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时候,我才似有所悟。当然,这是后话。

1938年底,耀邦同志奉调回延安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临别时,他嘱咐我:”多读书,多思考,大胆工作。”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送给我。照片里,他是一个英气勃勃的红小鬼,背后写的是”克伦同志留念”。

1939年春,我随三大队奉命深入敌后,一去数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耀邦同志。1943年,抗大奉中央之命重回陕北,我仍住在瓦窑堡。有一次我到延安开会,便抽空去看他。他住在东山坡的一个窑洞里。虽然几年不见,有很多话要说,但看到他那忙碌的样子,又不好意思打搅他。耀邦同志却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详细地询问我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说,你应该到部队去锻炼,我告诉他,我曾几次申请,都因抗大的工作需要而未得到组织的批准。

建国以后,耀邦同志到地方工作,更忙了。我通常是逢年过节给他打个电话,聊致问候。有时在报刊上见到他的讲话,未经卒读,他那鲜明泼辣的谈风便扑面而来,仿佛又见延安时代。

直到1974年,耀邦同志在经历了一番磨难后,从”干校”回京,尚未分配工作;我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赋闲在家。也算是因祸得福吧,终于有机会常去看他了。几十年不见,历经风雨,他的性情还是那样鲜明豪爽。案头摆着马列著作和古今典籍,屋中经常坐满来听他议论的老战友、老部下。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因言获罪之事仍时有所闻,但听他纵论时政,抒发胸臆,每觉痛快淋漓,受益匪浅。谈到”文革”,谈到许多老同志受到的迫害,他满怀忧愤,拍案说道:”文化大革命,搞得凄凄惨惨戚戚!不能再搞下去了!”这在当时,实属惊人之语。

作为一位革命家,耀邦同志的身上又时刻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使接近他的人深受感染。那时,他的一些应有的待遇被取消了,只能坐公共汽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他说,王震同志曾关切地问他:你是怎么来的?他说:坐公共汽车。然后又用双腿比划着说:我能上能下!说得王震同志等哄堂大笑。大家知道,耀邦是在讥讽对老干部的迫害,彼此心照不宣。我至今记得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哈哈,我把王胡子逗得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和老战友王恒同志一道去看他。耀邦同志说:”今天出去散散心吧,我刚领到工资,请你们吃饭。”他要了车,一行直奔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落座之后,耀邦同志从口袋里取出一瓶酒,一瓶很普通的酒,对我们两个说:”今天喝这个。”我和王恒都摇头,说老领导请吃饭怎能喝这种酒,而且还自己带。耀邦同志摆摆手说:”这酒里有个故事,咱们先讲故事后喝酒–你们知道,我住的富强胡同离灯市口、王府井很近,我经常在那一带的大街小巷走路锻炼,昨天,我走到百货大楼,想去买瓶酒,进去才知道买酒要凭购货证。我说:我没有购货证。售货员说:那你带了别的什么证件没有?我翻了半天,找出一个李昭同志(耀邦同志夫人)的户口本。小伙子接过去看看说:李昭是女的,你是男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胡耀邦,刚从干校回来,还没有本。小伙子说:你就是胡耀邦?我说,对呀!他又说:你是走资派?我说:对呀!他说:好!你买酒不要本,随便买!”

听到这儿,我和王恒哈哈大笑。耀邦同志也笑了,他给我们斟满酒,举杯说道:”你们说,这瓶酒是不是很有意义呀?要知道,人家敬重的不仅是我胡耀邦,而是所有老干部!这里有人心的向背呀!”说着,他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就像当年给我们交代任务:”所以,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你们一定要有信心!你们要告诉能见到的老战友,不要光在那里发牢骚,要抓紧时间学习,锻炼好身体,做好重新工作的准备!”

1976年10月,人民的火山终于爆发了,”四人帮”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耀邦同志身居要津,为拨乱反正而殚精竭虑。我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听说,他家里经常坐满了人,有请示工作的,有诉说冤情的,来自全国各地,排队等着和他谈话;有的,还临时住在他家里,由他自费接待。我完全能想象出那种场面,同时为他的健康担心,决计尽量不去打搅他。

后来,我只和耀邦同志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他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后,另一次,是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后。两次都是老战友们相约,登门向他祝贺。没有时间深谈,没有时间叙旧,更没有把酒言欢,甚至连过多的寒暄也没有。短暂相聚,我们的老首长、老教员耀邦同志用他特有的方式,给我们上了最后的两课。

第一次,他说:”我当了组织部长,你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大家都是受到四人帮迫害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搞四人帮那一套,不能任人惟亲。今后,你们随时都可以来,但是谁都不要向我伸手要官,要依靠组织。”

第二次,他说:”我当了总书记,还是那个胡耀邦,一个人绝不会因为职务高了水平就高了。你们接触群众的机会多,大家有什么意见一定要告诉我!”

这就是我听到耀邦同志说的最后两段话,两段普普通通却又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他与我的谈话是从瓦窑堡的窑洞里开始的,以此成为尾声。

(责任编辑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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