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瓦窑堡的窑洞开始
[ 2000年第8期 从瓦窑堡的窑洞开始 作者：牛克伦 ]
50年代初，在一份自传中，我曾经写过：胡耀邦同志是我在延安工作时期的楷模，今后我还要努力向他学习。如今，耀邦同志已经作古，人民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念起他，想到的常是一些小事。我想，这些”小事”，是不是能够作为对这位伟人革命生涯的一些注脚呢?
我和耀邦同志的交往，始于抗战初期。
1938年3月，我从抗大三期九队毕业，正逢一大队组建，组织上决定我到一大队任宣传干事。当时还没有设立宣传股，宣传工作的具体事务几乎全部由宣传干事承担，是个很锻炼人的岗位。
一大队住在瓦窑堡，远离延安，有180里路，是个独立大队，干部配备是很强的。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就是胡耀邦。对耀邦同志，我并不陌生，他曾到九队给我们上过课，他在政治课堂上那极具鼓励性的演讲，连同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瓦窑堡是子长县(原安定县)的政治中心，是一个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地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所以这里既有我们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又有国民党的安定县政府；在军事上，有共产党的保安队，也有国民党的保安队。根据双方协定，县城内的地盘归国民党管辖，县城外归共产党管辖。随着抗大一大队的到来，当地的革命力量自然强大了许多，国民党右派既怕且恨，不断挑起事端。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磨擦专家”，他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抗大害怕日本人，不敢上前线，在后方与民争利”，煽动群众不给抗大腾房子，不借给抗大生活用具，并且怂恿流氓、地痞夜间朝抗大宿舍和过往人员砸石头，围攻、袭击零星外出的抗大人员。
当时的斗争形势，对我们一大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胡耀邦政委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他认真了解了当地的民情社情，并召集我们多次开会，研究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决定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他亲自主持房东座谈会，介绍抗战的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战的真相，宣传八路军的战绩，讲清抗大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驻在这里；2、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发动全体人员向人民普遍开展宣传活动；3、必要时，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面，警告田杰生，与他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同志们很快地行动起来，军民关系迅速地得到了改善。一天，耀邦同志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对我说：”大队研究决定，由我去见见田杰生，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带枪吗?”耀邦同志笑笑说：”没必要。带支笔就行了，作作记录。”他那轻松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要深入虎穴，倒像是要去参加一个普通的座谈会。我知道耀邦同志身经百战，胆识过人，更兼口才出众，田杰生根本不是对手。
路上，耀邦同志向我讲了许多统战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并嘱咐我：要沉着冷静，有理、有利、有节。
田杰生的县政府是个不小的院落，门口懒洋洋地站着两个保安队员。我们连正眼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昂然直入。听说有八路军找他，田杰生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只有两个人，而且没带武器，便又恢复了常态，皮笑肉不笑地钻了出来，他一口一声”胡政委”地叫着，敬烟沏茶。
耀邦同志开宗明义地说明来意，指出，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抗大是共产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维护抗大就是支援抗日，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田县长认清形势，顾全大局。
大概是认为八路军不能把他怎麽样吧，田杰生避重就轻，跟我们兜起了圈子，还厚颜无耻地吹嘘起自己的政绩。耀邦同志紧紧地把握住主题，问道：”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还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这些情况你知道吗?”田杰生赶忙说：”我不知道，确实不知道!”耀邦同志问：”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麽连这么重要的情况也不知道呢?”他的口气看似平和，实则字字千钧，逼问得田杰生说不出话来，他支吾半天，说：”一定调查，一定调查。”耀邦同志严正指出：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最后，他微笑着对田杰生说：”惩治汉奸，恐怕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不同意吧?”田杰生强作镇定，连声道：”当然，当然。”
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说，田杰生这类人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既要同他谈，又要准备打。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判断。但是，我们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迫使他们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并且争取了群众，孤立了敌人，为一大队初到瓦窑堡的学习和工作，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而我，则对耀邦同志又多了一分了解，多了一分敬佩。
随着各项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同耀邦同志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要到他的房间去。经常夜很深了，他还在那里阅读马列经典、历史书籍，或者一个人思考问题。有时我刚一推门进去，他就对我说：”牛克伦，你看我又考虑错了……”其实，他考虑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看到我茫然的样子，他往往会指指墙边的长凳让我坐下，告诉我，某件事他是如何按老经验去处理的，认为是十拿九稳，但是效果却不理想。
每当此时，我都会觉得是在面对老师的提问。然而这样的提问是令人兴奋的，深刻而不失轻松。在他面前，我无须顾忌，每每直言。他听了之后，有时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有点水平；有时会说：你呀，和我一样，大错特错!然后，他定会围绕所谈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讲出一番道理，告诉我正确的结论。如果我想不通，和他争论起来，他也不发火。
陕北的冬夜是寒冷的，耀邦同志的窑洞里有时连炭火也没有；户外北风呼号，室内一灯如豆，但是每一个曾在这里与耀邦同志相对恳谈过的人，大概都无法忘却那种如沐春风的情怀。
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我们一大队办起了队刊。采访、编辑、排版都由我负责。我虽然在”一二·九”运动时也参加过”救亡时报”的编辑，但如今要比较全面地负责队刊的工作，真感到有些为难。
一天，我在耀邦同志那里汇报完工作正要走，他把我叫住，取出了一本我们准备出版送他审定的队刊。我心想，大概要挨批评了!谁知，他丝毫没有批评我的意思，而是把刊物摊放在桌上，一丝不苟地评判起来–报头该怎样画；版面为什么显得不够生动；所选文章该怎样取舍；以及怎样采访组稿……点点滴滴，细致入微。那神情，俨然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在上课。
他的指点令我心服口服，同时感到惊异：一位贫苦出身、由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居然对办刊物如此内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被逼出来的。在总校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毛主席让我编校刊，我对主席说，我没有经验，编不好。主席说：不会可以学嘛!可以向陈伯达学，也可以让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写稿子。今天，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不会可以学嘛。你是知识分子，基础比我强得多，只要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就一定能把队刊办好。”
耀邦同志的话，就像是一把火，烧得我周身暖洋洋的；他的具体指导，又句句都说到点子上，真使我有喜出望外之感。我奔回窑洞，把这期刊物从头到尾，重新编排了一遍。天已大亮，我竟毫无睡意。早饭后，我把改过的稿子拿给耀邦同志，他仔细地翻看了每一页，笑着说：”很好嘛，士别一夜，便当刮目相看!”接着又说：”领导干部都要写稿，我带头!”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他不但大力提倡，亲自把关，还带头写稿，带动了全队的办刊热情，使刊物一期比一期办得好，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欢迎。不久，他在一大队又倡导发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是苏联的一个劳动英雄)，开展了热火朝天的革命竞赛。为此，耀邦同志连续给队刊写了几篇文章，指导运动的发展，总结群众的经验，一时间，更使队刊成了几千名学员的人人必读之物。我本人，也被光荣地评选为”斯达汉诺夫队员”。后来，罗瑞卿副校长得知了一大队的经验，率领工作组来观摩总结。耀邦同志把我介绍给罗副校长，罗副校长笑着说：”我认识，他是大学生，牛克思!”罗副校长对我说：”队刊办得很好，毛主席每一期都看，评价很高呢!”那晚，大队领导请罗副校长吃饭，耀邦同志让我参加作陪，我从不饮酒，但这一回，我开了戒。
事隔三十年，一次，谈起往事，耀邦同志忽然说道：”牛克伦，在一大队，你办刊物办得不错嘛!”我说：”那是因为有你政委带头写稿子呀!”他哈哈大笑，说：”我那也是跟毛主席学的。毛主席让我办校刊的时候说不会可以学嘛，还说要各级干部带头写稿子嘛!”我马上就说那就请主席写一篇稿子吧!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胡耀邦，马上就将军啦?后来，主席很快就送来了一篇稿子，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刊登在抗大校刊第一期上，我还写了一篇编者按呢!”
他还告诉我，有两年事情是毛主席特别重视的：一个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个是办报刊，宣传党的路线。在这两个方面，要认真地向毛主席学习。
应该说，耀邦同志说的这些话，我当时是似懂非懂。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他重新出来工作，在中央党校的领导岗位上，在高级干部中”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又充分发挥报刊的作用，勇敢地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时候，我才似有所悟。当然，这是后话。
1938年底，耀邦同志奉调回延安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临别时，他嘱咐我：”多读书，多思考，大胆工作。”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送给我。照片里，他是一个英气勃勃的红小鬼，背后写的是”克伦同志留念”。
1939年春，我随三大队奉命深入敌后，一去数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耀邦同志。1943年，抗大奉中央之命重回陕北，我仍住在瓦窑堡。有一次我到延安开会，便抽空去看他。他住在东山坡的一个窑洞里。虽然几年不见，有很多话要说，但看到他那忙碌的样子，又不好意思打搅他。耀邦同志却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详细地询问我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说，你应该到部队去锻炼，我告诉他，我曾几次申请，都因抗大的工作需要而未得到组织的批准。
建国以后，耀邦同志到地方工作，更忙了。我通常是逢年过节给他打个电话，聊致问候。有时在报刊上见到他的讲话，未经卒读，他那鲜明泼辣的谈风便扑面而来，仿佛又见延安时代。
直到1974年，耀邦同志在经历了一番磨难后，从”干校”回京，尚未分配工作；我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赋闲在家。也算是因祸得福吧，终于有机会常去看他了。几十年不见，历经风雨，他的性情还是那样鲜明豪爽。案头摆着马列著作和古今典籍，屋中经常坐满来听他议论的老战友、老部下。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因言获罪之事仍时有所闻，但听他纵论时政，抒发胸臆，每觉痛快淋漓，受益匪浅。谈到”文革”，谈到许多老同志受到的迫害，他满怀忧愤，拍案说道：”文化大革命，搞得凄凄惨惨戚戚!不能再搞下去了!”这在当时，实属惊人之语。
作为一位革命家，耀邦同志的身上又时刻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使接近他的人深受感染。那时，他的一些应有的待遇被取消了，只能坐公共汽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他说，王震同志曾关切地问他：你是怎么来的?他说：坐公共汽车。然后又用双腿比划着说：我能上能下!说得王震同志等哄堂大笑。大家知道，耀邦是在讥讽对老干部的迫害，彼此心照不宣。我至今记得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哈哈，我把王胡子逗得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和老战友王恒同志一道去看他。耀邦同志说：”今天出去散散心吧，我刚领到工资，请你们吃饭。”他要了车，一行直奔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落座之后，耀邦同志从口袋里取出一瓶酒，一瓶很普通的酒，对我们两个说：”今天喝这个。”我和王恒都摇头，说老领导请吃饭怎能喝这种酒，而且还自己带。耀邦同志摆摆手说：”这酒里有个故事，咱们先讲故事后喝酒–你们知道，我住的富强胡同离灯市口、王府井很近，我经常在那一带的大街小巷走路锻炼，昨天，我走到百货大楼，想去买瓶酒，进去才知道买酒要凭购货证。我说：我没有购货证。售货员说：那你带了别的什么证件没有?我翻了半天，找出一个李昭同志(耀邦同志夫人)的户口本。小伙子接过去看看说：李昭是女的，你是男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胡耀邦，刚从干校回来，还没有本。小伙子说：你就是胡耀邦?我说，对呀!他又说：你是走资派?我说：对呀!他说：好!你买酒不要本，随便买!”
听到这儿，我和王恒哈哈大笑。耀邦同志也笑了，他给我们斟满酒，举杯说道：”你们说，这瓶酒是不是很有意义呀?要知道，人家敬重的不仅是我胡耀邦，而是所有老干部!这里有人心的向背呀!”说着，他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就像当年给我们交代任务：”所以，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你们一定要有信心!你们要告诉能见到的老战友，不要光在那里发牢骚，要抓紧时间学习，锻炼好身体，做好重新工作的准备!”
1976年10月，人民的火山终于爆发了，”四人帮”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耀邦同志身居要津，为拨乱反正而殚精竭虑。我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听说，他家里经常坐满了人，有请示工作的，有诉说冤情的，来自全国各地，排队等着和他谈话；有的，还临时住在他家里，由他自费接待。我完全能想象出那种场面，同时为他的健康担心，决计尽量不去打搅他。
后来，我只和耀邦同志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他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后，另一次，是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后。两次都是老战友们相约，登门向他祝贺。没有时间深谈，没有时间叙旧，更没有把酒言欢，甚至连过多的寒暄也没有。短暂相聚，我们的老首长、老教员耀邦同志用他特有的方式，给我们上了最后的两课。
第一次，他说：”我当了组织部长，你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大家都是受到四人帮迫害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搞四人帮那一套，不能任人惟亲。今后，你们随时都可以来，但是谁都不要向我伸手要官，要依靠组织。”
第二次，他说：”我当了总书记，还是那个胡耀邦，一个人绝不会因为职务高了水平就高了。你们接触群众的机会多，大家有什么意见一定要告诉我!”
这就是我听到耀邦同志说的最后两段话，两段普普通通却又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他与我的谈话是从瓦窑堡的窑洞里开始的，以此成为尾声。
（责任编辑 程度）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