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作人研究的一封信舒
《炎黄春秋》编辑部:
顷见贵刊2000年6月号上所载吴江先生《从胡适说到周作人》一文,对我殷殷见教,非常感谢,至请代达。但所教也有几点未能透彻领会,还想再请教一二。
吴先生文中,提了两个问题:
一、周作人研究,和为周作人翻案,二者是什么关系?
二、舒芜对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是什么看法?
第一个问题,可能的答案有种种:可以说”研究不等于翻案”,也可以说”恰恰等于”,或者说”基本上等于”,或者说”客观上等于”,可以说”研究并不导致翻案”,也可以说”必然导致”,或者说”有可能导致”,可以说”研究与翻案并无联系”,也可以说”大有联系”,或者说”有一定联系”……如此等等,各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几年来争论不休,今后还会争论下去。吴先生的主张属于哪种,我对之看法如何,都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暂不详说。
第二个问题上,吴先生肯定舒芜并不是”也想翻周作人汉奸的案,我相信舒芜先生并无此意”,吴先生的信任,我很感谢。但是,吴先生说我”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对此,我只想请吴先生找一找拙著《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看一看其第一篇《概观》的第15和16两节,专论周作人从反对抗战到叛国附敌问题,最后是这样几句:
周作人自己将自己从英勇的战士和高雅的隐士的形象,变成这么丑而又丑的汉奸形象留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当然也就永远对国家民族欠下了这笔债,不是他自己的种种辩解和别人帮他辩解所能抵折的。
不知道吴先生觉得这是看轻了还是看重了?我作出这个断语之前,已举了周作人当汉奸期间的种种罪行丑行,包括吴先生所举的周作人身着日本式军服检阅”青少年团”,随从汪精卫去庆贺伪满”建国”十周年,等等。其实,周作人这些罪行丑行,凡是谈得上从事周作人研究的,没有人不了解不熟悉的。因为,几部奠定研究基础的著作,如儿理群的《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特别是张菊香、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次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增订新版),都已经将这些罪行丑行一件一件一条一条开列在那里,这几年所有谈周作人罪行丑行的,包括吴先生所举,没有趣出这几部书之外的。吴先生如果能找这些书来看看,当能看出,研究周作人者并非对这些一无所知,才研究周作人;也不是以为读者一无所知,可以替周作人掩护隐讳。
要为周作人翻案的,确实是有的,但并非出于研究周作人者。如1986年,即有一种新异之说,出自研究者之外,说是周作人当年出任伪”华教育总署督办”,是接受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策动,等于打进去做地下工作,而且他干得还可以,云云。1986年11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单位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与会的研究者对此新异之说,大概都不轻信。我提出了长篇论文《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论证了周作人出任”督办”与所谓策动无关,论证了周作人当时干伪职很起劲,毫无”地下”气。前一言面不说。在后一方面的论证中,我没有着重周作人那些罪行丑行,因为持新异之说者已经说了:”如果出任,则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这道理是说得通的。所以我着重论证周作人当时的生活和心态,干高级伪官干得津津有味,患得患失,活得安富尊荣,如鱼得水,特别是他在伪官场一度受到排挤,由”督办”改为闲官,他在日记里那样咬牙切齿,排挤他的人不久病死,他在日记里又那样大书特书,幸灾乐祸,”这哪里是清雅脱俗的知堂老人?这是老舍笔下的冠晓荷、蓝东阳一流人物了。民族大节一亏,就能堕落到这样的程度!”我这是以周作人本身上的”内证”,来证明他身上实在没有一点”地下”气味,才可以与持新异之说者针对辩论。此文初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后因牵涉著作权问题,未能编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但最近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收入此文,希望得到吴先生的指教。
末了,关于我”把周作人与胡适相提并论”的问题,这里只简单说几句:我只是说,现在,谈胡适,已经可以不需要每谈一个具体问题,都得先说或者后说一番”他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等等,这是好事,我完全赞成。那么,谈周作人也应该如此,现在我还是这样看。至于我对胡适的政治评价,与吴先生有同有异,这里且不详说。
以上略陈鄙见,愿借贵刊篇幅向吴江先生和广大读者求教。
专此布达,顺颂
编安
舒芜上2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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