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来与
[ 2000年第8期 青年周恩来与 作者：刘武生 ]
191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打着防德奥为名，与段祺瑞政府秘密谈判《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使中国军队充当反对苏联的附庸军，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地位。日本政府的侵略图谋，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首先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抗，随后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相继奋起抗争。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群众运动，史称”拒约运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拒约运动”，是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前奏。当时，周恩来正在日本留学，准备报考高等学校。但他仍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拒约运动”中，成为”拒约运动”的实际发起人之一。所以，无论是研究”拒约运动”，还是研究青年时代的周恩来，都不能不研究周恩来留学日本的这段历史。
令人庆幸的是，周恩来1918年留学日本期间的日记，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已选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南开大学编辑、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日记真实、系统地记录了周恩来留学日本期间的活动，成为研究”拒约运动”和”拒约运动”中的周恩来的珍贵文献。
周恩来的这本旅日日记，起于1918年1月1日，止于12月23日。1920年秋，周恩来赴欧洲留学前，把这本日记和在南开学校的作文等装进一个柳条箱，委托他的同学××代为保管。天津解放后，这位同学的儿子把这个柳条箱送交天津市委，后转送中央办公厅。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大姐将《旅日日记》送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
从周恩来留下的1918年的旅日日记看，3月25日中日两国关于谈判和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互换公文，4月3日他就得知消息，并在日记中感慨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拒约运动”高潮时期，周恩来在5月2日至6月6日的日记中，除5月6日、8日、24日、25日和28日五天外，逐日记载有关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开展拒约的动态，以及他的感想和评论等。尽管这些日记记述的内容很简略，但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周恩来对”拒约运动”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
“国事益坏矣”，密切关注留日罢学拒约的事态进展
周恩来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激情，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他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七钟(指下午7时–引者注)往青年会学会话，课毕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这里所说的”国事”，即指中日两国秘密谈判和签订军事协定的事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还记述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日学生首先发难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的情形。他写道：”近一、二日内，因中日新约行将成立，此间留学生有全体归国之议论。一高生殷汝潮首先发难，一高同窗会开会赞成之，举代表八人，四处游说，发布传单，征集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意见。”
周恩来在此后几天的日记里，连续记述了各省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情况。
5月3日日记：”晚至青年会上课，闻留日学生发起全体回国事。”“一高同窗会今日实行，宣布归国主张，办法未议。戍域学一高，发难中，有破指血书者。”
5月4日日记：”今日各省同乡将以开会，议留日学生全体回国事。下午三数省(留日学生)表决归国。”“吉林同乡会首先于今日下午开会，表示赞成归国。奉天省继之。晚间亦有数省(留日学生)表决赞成，闻为黑龙江等省。今晚总会集各省会长及评议员开解总会会议。”
5月5日日记：”直隶、河南、江苏、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山西、山东、陕西等省(留日学生)均表赞成归国。”
5月7日日记：”早大昨日议决，停课归国。”“昨日议决回国者有广东、浙江等省(留日学生)，至今日各省(留日学生)都全体表决矣。”
留日学生议决罢学归国后，从5月7日救国团先发队开始启程，随后分期分批陆续回国。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有一些他送别同学回国和先发队催促全体归国的记载。例如，5月7日日记：”午间见希天等。下午送之至横滨。”5月9日日记：”(午后)三钟与轮扉至车站送涤非。”“刘钧(江西人)发布《回国应取方针》七条。”“江苏先发队有宣言书。”5月10日日记：”先发队六百余人发宣言书，促全体归国。”5月11日日记：”至本乡送涤愆。下午送蓬兄并及他友。”
从上述日记中，我们可以悟出这样的认识，周恩来之所以如此殷切地关注着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反对密约的事态进展，显然是他深感”国事益坏矣”。而他如此深切地关心国家大事，正是他爱国心诚、救国心切的具体体现。
“祖国危殆”，参与拟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
周恩来在5月5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外间议论益歧。余因蓬、涤、希三兄为返归主干人物，故今日首见涤愆与代议办法多条。”这则重要的日记，可说明三个事实：一是，张蓬仙、吴涤愆、王希天是主张罢学归国、以示拒约的主要骨干人物；二是，周恩来曾与”拒约运动”“主干人物”之一的吴涤愆一起，代为议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三是，其实周恩来也是一位”拒约运动”的”主干人物”。
在这天的日记中，周恩来还全文记录了这个救国团”组织方法”，除导语外，共有14条。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周恩来还写道：”五日晚，各省同乡会、同窗会各干事或代表，聚议于一高聚(俱)乐部。”据此分析，很有可能，《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是在这个会议上议决的。对此《民国日报》5月13日的报道可作为旁证，报道说：”五日夜，集会于中华留日一高俱乐部，表决归国方针，联络全国，一致对外，并不干预闻内政。暂由留日学生组织团体于东京，定名曰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全体救亡团，俟抵国土，共张反对之声，以为政府后援。”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组织救国团的目的、宗旨、方针和办法等，是”拒约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也是研究”拒约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我们在研究”拒约运动”的历史时，对于周恩来代为议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并在他的日记中全文记录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予以高度重视。周恩来胸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心壮志，1917年9月由天津登轮船赴日本，10月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京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语，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其间，和王希天等交往频繁，经常互相访谈、通信。据周恩来旅日日记记载，王希天还两次资助周恩来。保存至今的一张周恩来和王希天等七位留日学生合影，反映了他们友好相处的形象。
周恩来由于始终关注并积极参与有关”拒约”活动而崭露头角，引起”拒约运动”“主干人物”的青睐。他们委托周恩来与吴涤愆代为议定救国团”组织方法”，便不奇怪了。
“竟不以有国者待吾人”，揭露日本政府迫害我留日学生
从留日学生酝酿罢学归国，反对密约开始，日本政府就派出警察，严密监视，极力破坏，以至殴打和拘捕我留日学生。对此周恩来旅日日记中虽记载简略，如5月7日日记中写道：”昨日各省同窗会干事代表聚议于维新号，假宴会为名，选举归国总机关干事。事毕，被日警拘去，旋释。”但查检当时《民国日报》，不仅印证了这则日记的记载，且有较详的说明，如该报5月18日发表的《留日学生被捕真相》中说：
“(日本政府当局)竟不以有国者待吾人。剥夺我集会、言论等自由权，明科暗察，百计防堵，如有违者，立行逮捕。凡此已不下十余次矣，莫不为之裂眦发指。其最大之耻辱，尤以5月6日为最。……忽来日警数十人，负枪携索，形同赴敌，未及入门，而叫骂呼吼之声震撼天地……语未竟，而拳足已交相加矣。吾人因慑于四川留学生之覆辙，亦只得含羞忍痛，以待最后之解决。于是，有以绳捆绑者，有负重伤不能行走者。……盖此次被捕者计三十三人。同胞，同胞：吾人肉体之痛苦不足道，而精神上之痛苦诚难于以笔墨形容也。”
日本政府对待我留日学生在采取武力镇压的同时，还采用造谣诬陷、封锁消息以至挑拨分化等手段。周恩来在5月11日、12日、14日的日记中，便着重记叙了日本政府阴谋软化私立学校的留日学生，挑拨公立和私立学校留日学生关系的事情。
“伤心国事、友难”，关心留日学生归国后的抗争
对于留日学生归国后开展”拒约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密切关注着，真可谓身在日本，心系祖国。例如：
5月10日日记：”往北京先发队寄血书于此间同人。”
5月12日日记：”奉天先发队今早来电，告已抵奉天，促未归国(者)速归。”
5月21日日记：”救国团调查各省归国人数，至月底云可达三千。”
5月22日日记：”救国(团)催留东全体速回。”
5月23日日记：”贵州同乡会催各(本)省同乡速归。”
5月26日日记：”留日学生救国团自上海来信，促此间学生速归，并示在国内所发传单。”
5月29日日记：”晚间独坐斗室，伤心国事、友难，颇不乐，乃至坊间购《留东外史》读之。”
5月31日日记：”上海救国团寄来日刊两份，宣布于青年会。”“广东干事来信，告在香港立招待所。”“浙江同乡会来信，劝同乡速归，干部通信处在上海已成立。”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自王希天等回国后，周恩来同他们遥相呼应，互相配合，据周恩来旅日日记中记载，从1918年5月9日至10月21日，周恩来致信王希天、张蓬仙、吴涤愆25封，接他们来信18封。其中，周恩来致王希天信5封，接王希天信5封。不无遗憾的是，日记没有展开记述他们之间彼此通信的具体内容。但是，由于他们互通音信期间正是王希天等在国内如火如荼开展拒约抗争的时期。可以想见，通报拒约抗争情况，探讨拒约抗争方略，无疑是这些往来通信的主要内容。
“义愤所驱，不忍坐视”，揭露段祺瑞政府压制学生罪行
段祺瑞政府当局对待留日学生罢学归国，既痛恨又害怕，于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并以硬的一手为主，无所不用其极。留日学生既不吃软，也不怕硬，坚持反对签订卖国苛约。这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有四次记载和揭露。
5月9日日记：”今日留学生监督集各省同乡会会长、各同窗会会长议阻止全体学生归国，聚讼纷纭，不得要领。监督先退匿，不复出，众乃假其地议联合救国团的事。”
5月11日日记：”诛奸团宣布，段政府以二十万买通留学生，阻止全体归国事。”
5月13日日记：”留日学生监督于前日发布教育部训令，电文语多模棱，无恳切意。”
5月23日日记：”监督处发布教育部来电，嘱学生不得轻举妄动。”
对照周恩来日记，查阅当时国内新闻媒体披露的材料，对于政府当局阻挠、压制留日学生的行径，留日学生为”拒约”而坚持不屈不挠的抗争，便有更多的了解了。例如：《民国日报》5月9日报道：松沪警察厅训令各署、所、队，”反对中日密约者，一体防范、查拿。”5月15日报道：驻日公使章宗祥诬蔑”归国学生为受党人煽动”，段祺瑞政府分别致电各省，”嘱严密注意”。5月17日又报道：驳斥章宗祥的诬蔑不实之词，旅沪归国留日学生曾致电教育部称：”生等此次全体归国，纯系爱国至性、义愤所驱，不忍坐视，反对苛酷条件(约)外不知有他。”
再如，据5月27日、28日《民国日报》报道：政府当局为阻挠、压制、诬陷留日学生，教育部总长傅增湘”严令留日学生以六月十日为限，一律照常回校，倘届期不回者，则取消其官费。”教育部还行文警察总监吴炳湘，”希警厅严密监视，并勒令其即行离京。”更有甚者，警察总监吴炳湘收阅行文后，竟发出以武力镇压相威胁的通告：”勒令归国学生速返日本，否则递解回籍，并查除官费。”
政府当局在使用硬的一手的同时，也没忘记使用软的一手。例如，为利诱留日学生，段祺瑞”已饬拨五万元交教育部，令其酌量分给各归国学生，以为东渡回校资斧。”段祺瑞还赞同”抚慰”之说，”已由国务院电章宗祥申饬，外交部亦电章公使，令向日政府设法交涉，改良对留日学生之待遇”等。段祺瑞政府企图以这种怀柔之策来阻止这场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当然也只能是枉费心机，不能得逞。
“大堪研究”，《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极不平等
5月16日，《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后，国内有些报纸登载了协定的全文。周恩来在5月23日日记中不仅记载了此事，而且抄录了这个协定的全部条文，并对其中一些条文作了批注。
笔者将周恩来日记中抄录的这个协定条文，同收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中日条约全辑》中的这个协定的汉文文本和收入《日支条约》中的这个协定的日文文本对照，发现两者个别文字有出入，没有内容实质上的不同。
周恩来在这则日记中怀疑”协定”的真实性，说”大约是政府中有人主使拿这个骗骗国人的”，现在看来尽管不确，但周恩来对抄录的协定某些条文所作批注可说是一语中的、击中要害的。他对协定第七条批注：”此条大堪研究。”因为，从文字上看，尽管第七条中用了许多”彼此共谋”、”临时协定”、”互相供给”、”互相交换”，看似平等的字眼，实际内容是极不平等的。据此规定，日本政府打着”共同防敌”的幌子，唾手攫取了在中国境内的特权，获得了对中国陆、海军的指挥权，并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的铁路交通运输、电信、地图和情报等。显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领土和资源的公然侵略和掠夺。
“愤慨乃就义”，高度赞扬彭翼仲蹈海精神
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多次记载了极少数留日学生中的败类破坏罢学归国、阻挠”拒约运动”的事，虽多为简略提及，但字里行间，都可以使我们看到周恩来对于少数败类的憎恶和警惕。
对于与敌人势不两立的爱国志士，周恩来则以充满激情的笔触，给以讴歌。他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月二日，由烟台出港之船，有国人彭翼仲蹈海而死，其绝命诗云：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再贪生。彭君于洪宪帝制时几被诬，此次愤慨乃就义，不顾身家，忿然长逝矣!”
周恩来在这里赞扬的彭翼仲，曾任《京华日报》总理，是北京报界知名人士，旅居京、津间。当他得知《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即将签字，无可挽回时，不胜悲愤，遂于5月2日乘轮船航行至烟台，毅然蹈海，时年55岁。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前数年在三庆园为女学筹款演说，曾有亡国为奴不如投大海等语，不料已成谶语。中日密约成，则奴隶、牛马无不惟命是听矣!二千万之贿赂如此其甚耶。良心痛苦，愈激愈烈，除死无第二置身之道也。”
所幸的是，据报道，彭翼仲英勇殉国未遂。当他投海时，为同船人所瞥见，幸得遇救。惟他死志仍坚，由于同船人看管甚严，不得如愿以偿。他的家属于5月8日接信后，即由他的次子彭凤威赴烟台迎归。
“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在”拒约运动”中参加”新中学会”
周恩来在5月19日日记中记载了他加入新中学会的情形：”早起至冠贤处，入其新中团体。冠贤介绍的，八钟开会，至者有十数人，十钟事毕，留其处午餐。”在这则日记中，他还写道：”我今天在新中会发表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他又说：”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后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思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周恩来在加入新中学会时的这篇讲话，围绕一个新字，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思想、文化、学术传统，并同日本、欧美的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
新中学会这个留日学生爱国进步组织，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集体学习和集体生活。他们在早稻田租赁一处会址，起名”新中寄卢”。每星期日举行学习座谈会，有时讨论国家大事，有时畅谈个人学习心得。周恩来加入新中学会后，按期参加活动。
周恩来在”拒约运动”中加入新中学会这件事，也是很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笔者补记：回答编者的两个问题
编者在编辑本文过程中，曾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周恩来既然积极投入”拒约运动”，为何没有罢学归国呢?笔者认为，从周恩来旅日日记看，周恩来虽坚决支持”拒约”，但对留日学生全体一致罢学归国，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在5月4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各省同乡将以开会，议留日学生全体回国事。下午，三数省表决归国。余于斯事持消极反对主义，闭口不言。”这则日记说明，他对全体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确有不同看法，不过，他从大局着想，并不反对，而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在5月7日日记中，他还写道：”今早访冠贤，与论不归国真正之方针及反对派自处之地位。”这则日记进一步说明，周恩来对待罢学归国的事情是很认真的。日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不归国真正之方针”和”自处之地位”的内容，但是从他的实际行动来看，他是决心积极主动投入”拒约运动”的。周恩来积极主动投入”拒约运动”而又未罢学归国，还可以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一，当时周恩来正在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严格说来，他还没有正式入学，可谓无学可罢。二，提出留日学生全体一致罢学归国这样激进的口号，从宣传动员上讲，是可以的，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则留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就地抗争，国内外互相配合，也是需要的。三，留日学生是否拥护和参加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不能以是否罢学归国为唯一标准。主要是看他思想上是否真正拥护和行动上是否真正投入”拒约运动”。
二是编者还提出：”拒约运动”的结局是怎样的?据笔者了解，”拒约运动”没有取得直接的结果。段祺瑞政府既没有拒绝签约，也没有向国人正式公布条约内容，而由中日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了条约，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实行，日本政府在我国东北境内派驻了一些军队，直到1921年1月两国政府才宣布取消条约。许多参加”拒约运动”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后来陆续返回日本复学。尽管如此，”拒约运动”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翌年兴起的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拒约运动”的意义在于：播撒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爱国火种，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拒约运动”中成立了一些进步社团，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在”拒约运动”中涌现出一批骨干分子，为五四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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