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

2000-08-15 作者: 柏能驹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0年第8期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 作者:柏能驹 ]

32年前,1968年4月8日清晨,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含冤而逝。她还没有度完第三十八个春天,就惨死在安徽医学院附属医学内科病房里。噩耗传出,即使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下,各界人士也都义愤填膺,纷纷以各种方式向高喊”继续革命”的所谓”红色政权”提出询问。他们在安徽省红梅戏剧团(为了显示他们的革命性,硬将”黄梅戏”改名为”红梅艺”)的代理人回答得倒也干脆:”畏罪自杀”,而且还要加一句:”死有余辜”。严凤英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自杀”?真的是”死有余辜”吗?当时成了一个谜。

十年之后,1978年8月21日,重建的安徽省文化局虽然为严凤英召开了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在当时有些问题还是很难说得清楚。今年是严凤英诞辰七十周年,作为她的朋友和”同案犯”,我以为有必要把我所了解的严凤英之死的前因后果如实写出来。

严凤英,祖籍历史名城桐城罗家岭,1930年4月19日诞生于安庆市。她家境贫寒,幼年失学,回到故里,生活更为艰辛,后来学戏唱戏也是备受凌辱。1953年她经朋友们的举荐,参加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很快成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黄梅戏艺术家。她入了共青团,参加了共产党,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好主演的《天仙配》、《女附马》和《打猪草》、《闹花灯》等剧在五十年代就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黄梅戏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安徽走向全国,由海内传到海外,完成”三级跳”的历史性大发展,严凤英是主要的开拓者之一和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上山下乡,深入工厂、连队,为工农兵演出,她总是走在前列,而且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排演现代戏,歌颂英雄人物,她更是争先而上;努力拓宽和充实黄棋逢对手戏演出剧目,认真继承,、大胆革新和丰富黄棋逢对手戏唱腔艺术。她在旧社会唱了几年戏,但她没有旧艺人的不良习气;她是名演员,却保持着平常人的心态。她绝没有想到,当她一心一意尊遵循党的教导,一言一行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之际,厄运竟向她迎面扑来。

“文革”初期,她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文批武斗”的折磨,甚至她在旧社会被侮辱被伤害的悲惨命运也被翻将出来,当着她亲人的面,在群众大会上当作罪状,肆意进行攻击。具有大家风范而又耿直、倔强的严凤英怎么也想不通:为群众演戏有罪,受到群众欢迎也有罪?在旧社会受压迫有罪,在新社会要求进步也有罪?而且硬要她承认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她当然不承认,结果遭到加倍的打击:”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这在当时是死罪,尽管她是无辜的,但是她的解释当权者根本不听。因为当”文革”进入第三年,需要扩大”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这就需要再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严凤英和一大批民族精英一样,也就在动难逃了。

严凤英本来和什么”革命样板戏”毫无关系。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北京举行。安徽没有剧目参演,只派出一个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七人观摩小组。当时,我在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工作,因病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很想到北京看戏,副局长江枫表示同意,说换个环境也好。他告诉我,省黄梅戏剧团主要演员严凤英、王二位,不要出任何差错。我们到北京,会演第一轮演出已经结束。会演大会秘书长、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要我们另找旅馆住,不要参加观摩组活动。第二天晚上,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要我转告安徽同志,认真看戏,不要乱发议论,实际上是打招呼。出于好奇,听说陈毅副总理招待马里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智取威虎山》,我们想方设法搞到几张票去看个究竟。当时剧中人少剑波由著名老生纪玉良扮演,杨子荣由著名武生李仲林扮演。在看戏过程中,我们义论过”纪玉良迈着八字步,不像解放军指挥员”,”李仲林演得像武松”,”纪玉良是票友出身,没有功底,跑圆场不行”,”戏有点松”等,既没有涉及到那场争论,更没有提到”江青”两个字。看完戏我们就一道回到大栅栏附近一家叫做春林旅社的小旅馆,如此而已。不久,严凤英、王少舫因为排戏先回合肥了,我于7月1日听了彭真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也就回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这次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的北京之行却成了一件大事,竟然成为一项”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

1968年初春,从北京掀起的所谓”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同志”的黑风恶浪,很快涉及到合肥。于是当年安徽省观摩组和我们一行等人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而严凤英则是重中之重。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红安徽报》(安徽两大造反派所谓革命大联合的”机关报”)一位汪××找到我家,要我交待这段情况。我一再向他说明,我们四人到京后,围绕《智取威虎山》一剧的争论已经结束,我们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内情。我还带汪××到当年观摩组成员、安徽剧团副团长刁均宁家里,刁均宁首先承认是他在小组讨论会上对《智取威虎山》在艺术处理上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与其他人无关。”他们(指我们四人)是后来去的,更没有关联。”在当时情况下,刁均宁敢于如此实话实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以为事情已经澄清了,没有想到4月5日出版的《红安徽报》,由汪××等执笔写的”社论”中竟然置事实于不顾,信口胡说”1965年,以安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什么代表团,伙同戏剧界的牛鬼蛇神严凤英等丑类,在北京疯狂围攻江青同志的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这段文字可以作为”文革”时期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横加罪责的代表之作:一,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它任意写为1965年;二,安徽的”观摩组”也变成了”代表团”;三,个别人对戏的艺术处理在讨论会上提出几点不同意见,成了”疯狂围攻”;四,严凤英和我们是后去的,另住一地,她根本没有和观摩组徐味等人见面,如何”伙同”?如何”围攻”?又如何成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这期《红安徽报》出版的第二天(4月6日),团外团内的造反派”提审”严凤英和王少舫,”勒令”他们认罪,严凤英据理反驳。造反派把她押到二楼走廊,那里新贴了一张王少舫在造反派逼迫和授意下写的大字报,说严凤英看了《智取威虎山》,说”不照”,还说纪玉良圆场都跑不好……并且说他和严凤英没看完,中途就退场了。当然这些内容并不是造反派想要获取的”要害”材料。他们一方面继续对王少舫施压,一方面勒令严凤英着重揭发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安徽省”代表团”徐味等如何指使他们反对”京剧革命”的。严凤英知道是想通过她,打开缺口揪出省委一大批人来。她无从说起,造反派就不许她回家吃饭。僵持到晚饭后,因为是星期六,他们也想回家休息,便叫她回家写材料,星期一上午交,否则后果自负!她回家后怎么也想不通。7日晚,她找出当时的演出本,发现少剑波跑圆场只有一处,即小分队上山,戏已到最后一场了,怎么可能”中途退场”?便冒着”串供”的风险到我家来。(当时我们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一幢楼的东西两侧)。我说,该说的都说了,他们硬说我们是省文化局、省委宣传部、甚至是省委派去的,追问给了我们什么指示,这显然是另有目的,只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将来总有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时在我家的省文化局同志刘国琨、完艺舟、童兴德等人也劝慰她说,现在讲不清楚,将来定案还是凭证据的,有那么多人在,还怕讲不清楚吗?我还说江枫同志叫我和你们(指严凤英和少舫)同出同进,我记得我是看完了的,看来看完没看完不是关键,关键是挖”后台”。她一听明白了,坐了一会就走了,在门口她对我爱人李琦说:”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

后来据王冠亚告诉我,严凤英回家之后对他说了这些情形后,说:”不写了(指交待材料),明天还是照实说,看他们怎么办?”严凤英患过卵巢囊肿,手术后有肠粘连等后遗症,又患严重的椎腱盘突出症,疼得晚上睡不着。那天夜里,她又呻吟起来,王冠亚以为她又痛起来了,要给她按摩。她噙着眼泪说,不用了,你看看桌上我写的信吧。王冠亚感到不妙,立即起床跑到桌前,看到严凤英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内容说自己有缺点错误,革命小将批斗她,是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所以她拥护;后面还写着”我严凤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王冠亚大惊,顾不得看另一封信,急着问严凤英吃了什么药,严凤英只流泪,不回答,只求速死。王冠亚叫起两个孩子(大的十四岁,小的十岁),叫大孩子速找大院省文化局医务室的医生,她们很快就来了。王冠亚主张送医院,这时医院也都在闹文化大革命,只有部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王冠亚忙去找一位军代表求救,请他打电话给部队医院,并把严凤英给全团”革命同志”的信交给了这个军代表,军代表叫王冠亚先回去。过了一会,他带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来了,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他们在房内对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怒斥”自杀是叛党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讲她”会表演,不要再做戏了”!王冠亚求他们赶快送医院抢救,他们置之不理,对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严凤英,轮翻念《语录》,骂大街,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可怜的严凤英这时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呼吸急促,泪流满面,直到脸色发青,口吐白沫,这伙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者”发现情况有变,才扬长而去。王冠亚去找板车,造反派就是不借!王冠亚又跑到同院的徽剧团,找一个舞美师傅借板车,这位师傅起床披衣推出板车。王冠亚拖着板车跑回家,这时严凤英已神志不清了!王冠亚抱起严凤英下三楼,当时有一位徽剧团的青年演员主动上前帮忙。事后王冠亚对人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徽剧团的这两位大恩人!

王冠亚和两个儿子拉着板车跑向医院,一个小解放军,一个造反派跟在后面。挂了号,送进急诊室,因是”现行反革命自杀叛党”,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拒绝接收(“文革”初期,中宣部文艺处长、著名诗人袁水拍不堪受辱,愤然服药自杀,幸被家人发现,送北京医院抢救。因系”黑帮”,医院拒收。还是新部长陶铸发话”留下作反面教员”,才被抢救过来。这说明那个年代,没有组织出面,哪个医院也不敢接收的)。王冠亚呼救无门,又不能离开严凤英一步,大儿子王小亚跑步回剧团,叫起那个军代表,军代表找来了”大联委”头头,开了介绍信,王小亚跑回医院,医生检查后叫送住院部!门诊部在市中心,住院部在郊区,又要找救护车。到了住院部,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那时正是倒春寒,严凤英只穿了薄薄的单衣,王冠亚央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病床。护士长悄悄说:”等他们走了(指造反派),再给她换”。造反派走后,护士长找来两位值班的年轻医生给严凤英吊盐水,做人工呼吸,王冠亚求他们洗胃,他们态度很好,讲不行再说。这时旁边有一位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袖章在扫厕所。王冠亚上前求他帮忙,他讲:”他们叫我医,我一定医!”这两位年轻值班医生抢救很辛苦,满头大汗,但不见效。王冠亚求他们让那个戴袖章的老医生来救救!他们不敢做主,一位年轻医生下楼找办法抢救。等他赶回来,严凤英已停止了呼吸!时年1968年4月8日清晨5时25分,她只活了三十八岁。”文化大革命”终于使一代骄子含冤含恨而去。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自己尊严;她用自己的热血控拆了”文革”的极左路线!只是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严凤英惨死在急救室里,那位军代表和一些造反战士仍不放过。他们当时大权在握,不乏掩盖自己罪责之术:一是散布严凤英是”畏罪自杀”,开会声讨,利用手中报刊造谣中伤;二是转移视线,混淆是非,通过各种渠道散布谎言,嫁祸于人,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为自己开脱。首先他们想嫁祸王少舫,硬说是他的大字报促使了严凤英的自杀,他们忘了王少舫的大字报正是在他们逼迫下写的。其实他们对严凤英是”定罪在前”(有《红安徽报》社论为证),有没有那张大字报都不会影响他们要”彻底打倒”严凤英的”既定方针”。其次他们想嫁祸王冠亚,硬说是他贻误了抢救时间。但是当时由于医院对”牛鬼蛇神”看病作了规定,抢救也要找领导”出面”,而头头来了,却又在床前批斗严凤英半个多小时,究竟是谁贻误了抢救时间,不是明摆着吗?最后他们还想嫁祸值班医师,说他们没有经验造成死亡。床前批斗失去了半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是他们没有临床经验,还是你们没有起码的人性?严凤英生前好友、著名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在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告诉我一件事:那位军代表看着被开膛剖腹的严凤英无动于衷,还对众人说了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他是流着泪对我说的。当时我真想见见这位把人命当草芥,”继续革命”的”革命者”,遗憾的是他早已被保护性地调到外省去了。从医院将严凤英拉到火葬场,用的板车也是王冠亚从一位老红军家里借的。严凤英的艺友查瑞和与胡根杰要帮王冠亚拉板车去火葬场,那个军代表还警告他们,要”划清阶级界线”。他们说,人已经死了,他家只有两个小孩,叫他怎么办?军代表只好作罢。王冠亚回到家里,看到桌上严凤英写的另一封信,信中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向敬爱的周总理汇报,她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她说,周总理是了解她的;另外希望他带好两个孩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又叫孩子听爸爸的话,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严凤英死后,那个军代表不失时机地召开全团的声讨大会,批判严凤英”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时白林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立即被那个军代表申斥为”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同时那个军代表又派造反派到王冠亚家把第二封信也抄走了。”文革”后,为了落实严凤英的政策,专案组专程去找那个军代表,问他为何迫害严凤英?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这又不是我发明的。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是的,他们是奉命行事,御用工具罢了

事实证明,和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民族精英一样,是”文革”这场浩劫夺走了严凤英的生命,严凤英之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这场浩劫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去铲除孕育”文革”的种种根源,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才能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程 度)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二维码分享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