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
[ 2000年第8期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 作者：柏能驹 ]
32年前，1968年4月8日清晨，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含冤而逝。她还没有度完第三十八个春天，就惨死在安徽医学院附属医学内科病房里。噩耗传出，即使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下，各界人士也都义愤填膺，纷纷以各种方式向高喊”继续革命”的所谓”红色政权”提出询问。他们在安徽省红梅戏剧团（为了显示他们的革命性，硬将”黄梅戏”改名为”红梅艺”）的代理人回答得倒也干脆：”畏罪自杀”，而且还要加一句：”死有余辜”。严凤英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自杀”？真的是”死有余辜”吗？当时成了一个谜。
十年之后，1978年8月21日，重建的安徽省文化局虽然为严凤英召开了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在当时有些问题还是很难说得清楚。今年是严凤英诞辰七十周年，作为她的朋友和”同案犯”，我以为有必要把我所了解的严凤英之死的前因后果如实写出来。
严凤英，祖籍历史名城桐城罗家岭，1930年4月19日诞生于安庆市。她家境贫寒，幼年失学，回到故里，生活更为艰辛，后来学戏唱戏也是备受凌辱。1953年她经朋友们的举荐，参加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很快成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黄梅戏艺术家。她入了共青团，参加了共产党，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好主演的《天仙配》、《女附马》和《打猪草》、《闹花灯》等剧在五十年代就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黄梅戏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安徽走向全国，由海内传到海外，完成”三级跳”的历史性大发展，严凤英是主要的开拓者之一和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上山下乡，深入工厂、连队，为工农兵演出，她总是走在前列，而且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排演现代戏，歌颂英雄人物，她更是争先而上；努力拓宽和充实黄棋逢对手戏演出剧目，认真继承，、大胆革新和丰富黄棋逢对手戏唱腔艺术。她在旧社会唱了几年戏，但她没有旧艺人的不良习气；她是名演员，却保持着平常人的心态。她绝没有想到，当她一心一意尊遵循党的教导，一言一行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之际，厄运竟向她迎面扑来。
“文革”初期，她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文批武斗”的折磨，甚至她在旧社会被侮辱被伤害的悲惨命运也被翻将出来，当着她亲人的面，在群众大会上当作罪状，肆意进行攻击。具有大家风范而又耿直、倔强的严凤英怎么也想不通：为群众演戏有罪，受到群众欢迎也有罪？在旧社会受压迫有罪，在新社会要求进步也有罪？而且硬要她承认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她当然不承认，结果遭到加倍的打击：”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这在当时是死罪，尽管她是无辜的，但是她的解释当权者根本不听。因为当”文革”进入第三年，需要扩大”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这就需要再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严凤英和一大批民族精英一样，也就在动难逃了。
严凤英本来和什么”革命样板戏”毫无关系。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北京举行。安徽没有剧目参演，只派出一个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七人观摩小组。当时，我在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工作，因病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很想到北京看戏，副局长江枫表示同意，说换个环境也好。他告诉我，省黄梅戏剧团主要演员严凤英、王二位，不要出任何差错。我们到北京，会演第一轮演出已经结束。会演大会秘书长、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要我们另找旅馆住，不要参加观摩组活动。第二天晚上，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要我转告安徽同志，认真看戏，不要乱发议论，实际上是打招呼。出于好奇，听说陈毅副总理招待马里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智取威虎山》，我们想方设法搞到几张票去看个究竟。当时剧中人少剑波由著名老生纪玉良扮演，杨子荣由著名武生李仲林扮演。在看戏过程中，我们义论过”纪玉良迈着八字步，不像解放军指挥员”，”李仲林演得像武松”，”纪玉良是票友出身，没有功底，跑圆场不行”，”戏有点松”等，既没有涉及到那场争论，更没有提到”江青”两个字。看完戏我们就一道回到大栅栏附近一家叫做春林旅社的小旅馆，如此而已。不久，严凤英、王少舫因为排戏先回合肥了，我于7月1日听了彭真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也就回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这次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的北京之行却成了一件大事，竟然成为一项”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
1968年初春，从北京掀起的所谓”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同志”的黑风恶浪，很快涉及到合肥。于是当年安徽省观摩组和我们一行等人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而严凤英则是重中之重。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红安徽报》(安徽两大造反派所谓革命大联合的”机关报”)一位汪××找到我家，要我交待这段情况。我一再向他说明，我们四人到京后，围绕《智取威虎山》一剧的争论已经结束，我们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内情。我还带汪××到当年观摩组成员、安徽剧团副团长刁均宁家里，刁均宁首先承认是他在小组讨论会上对《智取威虎山》在艺术处理上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与其他人无关。”他们(指我们四人)是后来去的，更没有关联。”在当时情况下，刁均宁敢于如此实话实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以为事情已经澄清了，没有想到4月5日出版的《红安徽报》，由汪××等执笔写的”社论”中竟然置事实于不顾，信口胡说”1965年，以安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什么代表团，伙同戏剧界的牛鬼蛇神严凤英等丑类，在北京疯狂围攻江青同志的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这段文字可以作为”文革”时期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横加罪责的代表之作：一，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它任意写为1965年；二，安徽的”观摩组”也变成了”代表团”；三，个别人对戏的艺术处理在讨论会上提出几点不同意见，成了”疯狂围攻”；四，严凤英和我们是后去的，另住一地，她根本没有和观摩组徐味等人见面，如何”伙同”?如何”围攻”?又如何成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这期《红安徽报》出版的第二天(4月6日)，团外团内的造反派”提审”严凤英和王少舫，”勒令”他们认罪，严凤英据理反驳。造反派把她押到二楼走廊，那里新贴了一张王少舫在造反派逼迫和授意下写的大字报，说严凤英看了《智取威虎山》，说”不照”，还说纪玉良圆场都跑不好……并且说他和严凤英没看完，中途就退场了。当然这些内容并不是造反派想要获取的”要害”材料。他们一方面继续对王少舫施压，一方面勒令严凤英着重揭发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安徽省”代表团”徐味等如何指使他们反对”京剧革命”的。严凤英知道是想通过她，打开缺口揪出省委一大批人来。她无从说起，造反派就不许她回家吃饭。僵持到晚饭后，因为是星期六，他们也想回家休息，便叫她回家写材料，星期一上午交，否则后果自负!她回家后怎么也想不通。7日晚，她找出当时的演出本，发现少剑波跑圆场只有一处，即小分队上山，戏已到最后一场了，怎么可能”中途退场”?便冒着”串供”的风险到我家来。(当时我们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一幢楼的东西两侧)。我说，该说的都说了，他们硬说我们是省文化局、省委宣传部、甚至是省委派去的，追问给了我们什么指示，这显然是另有目的，只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将来总有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时在我家的省文化局同志刘国琨、完艺舟、童兴德等人也劝慰她说，现在讲不清楚，将来定案还是凭证据的，有那么多人在，还怕讲不清楚吗?我还说江枫同志叫我和你们(指严凤英和少舫)同出同进，我记得我是看完了的，看来看完没看完不是关键，关键是挖”后台”。她一听明白了，坐了一会就走了，在门口她对我爱人李琦说：”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
后来据王冠亚告诉我，严凤英回家之后对他说了这些情形后，说：”不写了(指交待材料)，明天还是照实说，看他们怎么办?”严凤英患过卵巢囊肿，手术后有肠粘连等后遗症，又患严重的椎腱盘突出症，疼得晚上睡不着。那天夜里，她又呻吟起来，王冠亚以为她又痛起来了，要给她按摩。她噙着眼泪说，不用了，你看看桌上我写的信吧。王冠亚感到不妙，立即起床跑到桌前，看到严凤英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内容说自己有缺点错误，革命小将批斗她，是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所以她拥护；后面还写着”我严凤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王冠亚大惊，顾不得看另一封信，急着问严凤英吃了什么药，严凤英只流泪，不回答，只求速死。王冠亚叫起两个孩子(大的十四岁，小的十岁)，叫大孩子速找大院省文化局医务室的医生，她们很快就来了。王冠亚主张送医院，这时医院也都在闹文化大革命，只有部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王冠亚忙去找一位军代表求救，请他打电话给部队医院，并把严凤英给全团”革命同志”的信交给了这个军代表，军代表叫王冠亚先回去。过了一会，他带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来了，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他们在房内对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怒斥”自杀是叛党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讲她”会表演，不要再做戏了”!王冠亚求他们赶快送医院抢救，他们置之不理，对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严凤英，轮翻念《语录》，骂大街，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可怜的严凤英这时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呼吸急促，泪流满面，直到脸色发青，口吐白沫，这伙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者”发现情况有变，才扬长而去。王冠亚去找板车，造反派就是不借!王冠亚又跑到同院的徽剧团，找一个舞美师傅借板车，这位师傅起床披衣推出板车。王冠亚拖着板车跑回家，这时严凤英已神志不清了!王冠亚抱起严凤英下三楼，当时有一位徽剧团的青年演员主动上前帮忙。事后王冠亚对人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徽剧团的这两位大恩人!
王冠亚和两个儿子拉着板车跑向医院，一个小解放军，一个造反派跟在后面。挂了号，送进急诊室，因是”现行反革命自杀叛党”，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拒绝接收(“文革”初期，中宣部文艺处长、著名诗人袁水拍不堪受辱，愤然服药自杀，幸被家人发现，送北京医院抢救。因系”黑帮”，医院拒收。还是新部长陶铸发话”留下作反面教员”，才被抢救过来。这说明那个年代，没有组织出面，哪个医院也不敢接收的)。王冠亚呼救无门，又不能离开严凤英一步，大儿子王小亚跑步回剧团，叫起那个军代表，军代表找来了”大联委”头头，开了介绍信，王小亚跑回医院，医生检查后叫送住院部!门诊部在市中心，住院部在郊区，又要找救护车。到了住院部，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那时正是倒春寒，严凤英只穿了薄薄的单衣，王冠亚央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病床。护士长悄悄说：”等他们走了(指造反派)，再给她换”。造反派走后，护士长找来两位值班的年轻医生给严凤英吊盐水，做人工呼吸，王冠亚求他们洗胃，他们态度很好，讲不行再说。这时旁边有一位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袖章在扫厕所。王冠亚上前求他帮忙，他讲：”他们叫我医，我一定医!”这两位年轻值班医生抢救很辛苦，满头大汗，但不见效。王冠亚求他们让那个戴袖章的老医生来救救!他们不敢做主，一位年轻医生下楼找办法抢救。等他赶回来，严凤英已停止了呼吸!时年1968年4月8日清晨5时25分，她只活了三十八岁。”文化大革命”终于使一代骄子含冤含恨而去。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自己尊严；她用自己的热血控拆了”文革”的极左路线!只是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严凤英惨死在急救室里，那位军代表和一些造反战士仍不放过。他们当时大权在握，不乏掩盖自己罪责之术：一是散布严凤英是”畏罪自杀”，开会声讨，利用手中报刊造谣中伤；二是转移视线，混淆是非，通过各种渠道散布谎言，嫁祸于人，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为自己开脱。首先他们想嫁祸王少舫，硬说是他的大字报促使了严凤英的自杀，他们忘了王少舫的大字报正是在他们逼迫下写的。其实他们对严凤英是”定罪在前”(有《红安徽报》社论为证)，有没有那张大字报都不会影响他们要”彻底打倒”严凤英的”既定方针”。其次他们想嫁祸王冠亚，硬说是他贻误了抢救时间。但是当时由于医院对”牛鬼蛇神”看病作了规定，抢救也要找领导”出面”，而头头来了，却又在床前批斗严凤英半个多小时，究竟是谁贻误了抢救时间，不是明摆着吗?最后他们还想嫁祸值班医师，说他们没有经验造成死亡。床前批斗失去了半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是他们没有临床经验，还是你们没有起码的人性?严凤英生前好友、著名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在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告诉我一件事：那位军代表看着被开膛剖腹的严凤英无动于衷，还对众人说了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他是流着泪对我说的。当时我真想见见这位把人命当草芥，”继续革命”的”革命者”，遗憾的是他早已被保护性地调到外省去了。从医院将严凤英拉到火葬场，用的板车也是王冠亚从一位老红军家里借的。严凤英的艺友查瑞和与胡根杰要帮王冠亚拉板车去火葬场，那个军代表还警告他们，要”划清阶级界线”。他们说，人已经死了，他家只有两个小孩，叫他怎么办?军代表只好作罢。王冠亚回到家里，看到桌上严凤英写的另一封信，信中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向敬爱的周总理汇报，她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她说，周总理是了解她的；另外希望他带好两个孩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又叫孩子听爸爸的话，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严凤英死后，那个军代表不失时机地召开全团的声讨大会，批判严凤英”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时白林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立即被那个军代表申斥为”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同时那个军代表又派造反派到王冠亚家把第二封信也抄走了。”文革”后，为了落实严凤英的政策，专案组专程去找那个军代表，问他为何迫害严凤英?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这又不是我发明的。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是的，他们是奉命行事，御用工具罢了
事实证明，和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民族精英一样，是”文革”这场浩劫夺走了严凤英的生命，严凤英之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这场浩劫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去铲除孕育”文革”的种种根源，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才能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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