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邓拓为什么
[ 2000年第8期 1957年邓拓为什么 作者：苏双碧 王宏志 ]
邓拓一直在观望
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全国上下在积极贯彻。正在这时，以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及其部下马寒冰、陈亚丁、鲁勒四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为代表，表现了一部分人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忧虑。1957年1月7日，邓拓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抽象地肯定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刘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具体地却认为提倡”双百”方针后，”有一些文革刊物上的一些评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一、在过去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革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二、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斗争，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三、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国统一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不长，全文才两千字，但由于他们对”双百”方针的忧虑，心情急迫，虽然不成熟，也还来不及作深入的理论探讨，”就把问题提出来，抛砖引玉。”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几乎未作任何反应，当时，邓拓怎么想的，现在不得而知。有的论者说邓拓是不知道怎样宣传，不明白怎么”鸣”、怎么”放”，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关键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知道怎样宣传。邓拓当时确实处于两难境地，他必须观察一段时间。这是因为：
其一，陈其通的文章发表后，一月下旬毛泽东让印发这篇文章。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见黎之：《回忆与思考》，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四期）这里明显地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间见是不对的。但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谈话并不止这一次。他在1月18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但在1月21日，毛泽东又说：”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是占统治地信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的。”细考究，这两个讲话的基调是不一致的。前一次讲话，强调”放”，毒草也可以放；后一个讲话则强调不能让毒草泛滥，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要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把”香花”和”毒草”作政治要领使用，在实际工作中又如何去区分呢？包括陈其通批评过的一些问题,即不主张让”放”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毒草”呢？作为宣传工作者，是很难处理好的。这大约是邓拓不敢轻易”放”的原因之一。
其二，”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其影响有关系。党的八大对苏共二十大作了公开的积极的评价。但是，毛泽东本人的实际看法并不一样，他对苏共二十大的批评可能更多些。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子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随后，毛泽东在1957年1月18日的讲话中又说：”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又说：”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对这些人他出自内心的反感，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接着，毛泽东痛拆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毛泽东在这里明确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的态度，即：党内对苏共二十大不满意是正常的，满意是不正常的。由此便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对于作为苏共二十大的积极后果之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究竟应该怎样看，怎样贯彻?尽管，毛泽东在1月27日的讲话中，他说他反对”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他不赞成”横直是压”。他主张”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问题”。并说这些矛盾大量是内部的，从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但很快使人们感觉到，毛泽东反对苏共二十大造成的国际反共思潮，也反对国内附和”二十大”思潮的动摇分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拓在《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上，没有把抓”百家争鸣”，更没有把”放”放在主要地位，便不难理解了。
邓拓在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他静观事态发展。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说：”《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指陈其通等四人–引者)?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3月1日，从读者来信中找出陈辽写的《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发表。陈辽文章批评陈其通等人对贯彻”双百”方针以后的文艺工作，”作了片面的因此是不正确的估计”。在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之后，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茅盾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缺乏说服力，”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并说：”陈其通等四位同志没有把艺术事业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因素两者力量的对比，作出正确的估计。他们看到去年六月以来的百花中放出了莠草或毒草，百家争鸣，出了怪论、糊涂论，就不加分析地说，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是不合事实的。”
4月4日，《人民日报》又集中发表了一组读者来信和各报刊的反映，对陈其通等人的观点进行逐条评驳。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认为，提出”双百”方针以来，”时间虽然还很短，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初步的效果是好的”。说”有些人对于这个方针表示怀疑和动摇，认为应该停止放，实行收，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社论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对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指责陈其通等人对文艺界情况的估计是”一种极端的歪曲”。
凭心而论，在正常情况下，一篇带有错误倾向的文章，经过权威人士的批评、读者的评论，以至党中央机关报刊发社论，其被重视程度也算可以了。但是，由于邓拓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相悖，就难免不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批评，因为毛泽东想写一篇大文章，即用放的方法来领导中国，他在3月12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76页)其实，所谓”放”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让大家提意见的方法。可惜，这个方法在党内党外认识并不一致。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叫好，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易难，以及可能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大多数善良的知识分子是不会估计到的。而一些长期从事党的工作的人，不习惯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的新的方法，再加上染上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就往往抱不赞成的情绪，如陈其通等人基本上是这个思路。还有一种人，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的，观察问题比较透彻的，他们总担心毛主席的设想不能顺利实现，中间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加上实际上毛泽东是在立足于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自由化的同时，来提倡”双百”方针的。”香花”和”毒草”难以分辨，政策的执行者便不得不考虑”鸣”和”放”可能出现的历史结局。从邓拓的思想体系看，对于”双百”方针他是出自内心赞成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看问题高瞻远瞩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不可能不想到如果”鸣”、”放”超出毛泽东设想的框框，”双百”方针受挫，又会出现何种后果。这大概便是邓拓当时行动迟缓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说：邓拓是 “书生办报”、”死人办报”
继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两次批评《人民日报》之后，1957年4月10日，又当面对总编辑邓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时也曾参加毛泽东召见的王若水后来写的题为《文章满纸书生累》的文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追记。
1957年4月10日中午，邓拓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和《人民日报》全体编委以及王若水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去。王若水不是编委，是当天那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的起草者。胡乔木、邓拓、胡绩伟、王揖、黄操良、林淡秋、王若水一行驱车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当时毛泽东穿着睡衣，靠在床上，盖着毛巾被。见面时邓拓把编委会成员和王若水向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随后陈伯达、周扬以及袁水拍也来了。
毛泽东见大家已坐定，就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的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个旗帜……”邓拓汇报工作时，一开始就作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泽东措词尖锐的话打断：”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专给陈其通等人唱”，”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
邓拓向毛主席说明：”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他反驳道：”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毛泽东非常刻薄地继续说：”中央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
房间里气氛很紧张，毛泽东显得很恼怒，他对几位副总编辑说：”你们真怪。难道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反对他。我看你(指邓拓)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这段话的份量很重，特别是从邓拓扯到汉元帝，简直不可思议。邓拓听了之后，认为是提出辞职的时候了，于是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要求。”毛泽东斥责邓拓：”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面对这种劈头盖脑的批评，邓拓实在很难有申辩之力，或许他根本不想作任何解释。倒是胡乔木说了几句，他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看来，所谓”计划”和”组来几篇文章”，也不过是搪塞之词。不过，乔木是代表中央管《人民日报》工作的，如果主席对《人民日报》有意见，首先应该找胡乔木，了解情况再找邓拓。但主席听了胡乔木的解释，却不作任何表示。
随后，毛泽东又谈了”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十八十处在中间状态；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又说：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们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让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毛泽东又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方面。
毛泽东对邓拓的批评是相当激烈的，也缺乏他所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的作风。例如指责他对陈其通文章反映慢是”这里有鬼”。要《人民日报》的人起来”革邓拓的命”。说邓拓是”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对邓拓有这么大的火呢?除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因素外，邓拓在历史上是否有使毛泽东特别反感之处呢?
邓拓原是晋察冀边区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没有去过延安。他在《晋察冀日报》任总编时，曾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有功于党、有功于毛泽东的。
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时邓拓才见到毛泽东。当时，彭真曾经找过邓拓，要邓拓去给毛泽东当秘书，邓拓几乎没有多考虑就谢绝了，他说：”我长期搞报纸工作，做点实际工作较顺手，当秘书恐怕不合适。”据邓拓夫人丁一岚后来说，邓拓回家后曾对她讲过不愿当主席秘书的事，甚至说了”伴君如伴虎”的话，但邓拓此种心态，毛主席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一定成为二人之间的芥蒂。
倒是邓拓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反冒进”社论，使毛泽东很不高兴。事情的起因是，周恩来在2月8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报告，提出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否则就很危险。据此写的这篇社论由中宣部起草，经邓拓修改后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阅并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从这个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态度。于是邓拓特地在定稿大样写上：”全文明(二十)日见报，改排新五号字。”不过，这篇被低调处理了的社论，实在是一篇很有针对性的好文章。正如社论指出的：”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又说：”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并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的落脚点在反冒进上：”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总的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那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不能把问题看得太死、大简单”。这篇文章在指导当时现实工作上是起过很好的作用的。但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却一直耿耿于怀，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上以及后来关于《人民日报》的一次谈话中，对这篇社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篇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这是魏忠贤的笔法，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买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据说，他在批评《人民日报》时还说：”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文章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见顾行、成美著《邓拓传》)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样一篇目的是为了纠正偏差指导全局的文章，没有周恩来、刘少奇的指导、甚至直接操作，是不可能出台的。为社论的事，又不便与周恩来、刘少奇直接冲突，而首先迁怒于发表此文的邓拓，就不难理解了。
邓拓说：看来”按兵不动”还是对的
邓拓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报纸当然要有一些动作。1957年4月10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许多篇社论。据朱正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考证，从4月10日到4月26日共发表了六篇社论，”这一组社论，显然是为了向公众广为宣传新方针推动鸣放而发的，它们都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为立论的依据，有些句子和段落甚至是直接从记录稿中摘抄下来。”朱正考证的目的，是想说明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原始讲话和后来正式发表的并不完全一样，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摘用了两个讲话的原始记录，恰好保存了原来讲话的部分内容，以及它的原始面貌。而我想说的，是邓拓一方面积极推出了几篇社论，宣传了毛泽东所提倡的”鸣”和”放”，但出于十分谨慎，每篇社论一个中心，文字基本上都是用毛泽东的两个讲话组成的，这样宣传既不失毛泽东原意，又不会给日后留下工作失误的口实。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其他版面，并没有太突出的”鸣”和”放”。尽管毛泽东在批评邓拓那次会上，还给报纸办得好坏排了一个次序，即：《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表示对《人民日报》的不满，邓拓却似乎不太介意。在1957年的春夏之间，他的思想和精力不可能太多的花在版面的活跃上，而是必须及时适应毛泽东不断变化着的思路。
在邓拓受到严厉批评的前一个月，即3月10日，毛泽东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表示赞赏。他高兴地对徐铸成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再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其他报纸。”这使徐铸成的”心中涌上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这是徐铸成的回忆。毛泽东还对徐铸成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吗。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片面性较少。”(见《新华文摘》1989第二期，徐铸成文)
毛泽东当时似乎确曾想用”放”的办法来治理中国，他对《文汇报》的赞扬，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致的。他讲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在科学文化艺术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毛泽东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眆，而是小民主眆。有一个小字不够，再加上一个小字，叫做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这一席话激发了会场的阵阵欢笑声，因人们预感到对知识分子不再搞大批判了，而是在和风细雨中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毛泽东在谈到党内要整风时说：”现在共产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几个东西还相当严重。”他要求”党外朋友帮助”。并说：”党外人士自愿参加，不愿意就不参加。”
毛泽东为了贯彻他的”放”的方针，在组织上也采取了措施。4月1日，《光明日报》改组，由储安平取代党员常芝青任总编辑。储由社长章伯钧陪同，走马上任。他对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马上以全部精力投入新的工作，发出一百多封征稿信件，派出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这些城市去开座谈会，动员鸣放。毫无疑问，他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事实上，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先后到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去讲他的新方针，宣传他的以”放”来治理国家的策略。
4月19日，徐铸成被任命为《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于是，《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这两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在两位老报人徐铸成和储安平的主持下，办得生机勃勃，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是，富有办报经验和政治经验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除了发表一些大多是毛泽东的话的社论外，却不愿意如同《光明日报》、《文汇报》搞大鸣大放，搞得那么热闹。在当时的气氛下，报社有些人要求《人民日报》如同《光明日报》、《文汇报》一样，搞”大鸣大放”。邓拓断然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见《邓拓传》)尽管邓拓受到严厉的斥责，他还是按照他的原则办事。诚然，他是看到了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对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捉摸不透，他才不敢贸然行事。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指示，标题是《整风运动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示强调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又说：”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非常诚恳地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和决心。
5月8日以后，中央统战部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人民日报》从8日起开始摘登座谈会的内容。一个星期后，即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对于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回答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是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消灭它。”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得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篇文章不仅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并且基本上有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
为贯彻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这时候邓拓的总编辑位子正在过渡到由吴冷西取代。据吴冷西回忆：6月7日，毛泽东找吴谈话，决定派吴到《人民日报》工作，理由是：”《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过再三研究才考虑你去。”并说让吴冷西兼新华社社长。6月13日，毛泽东让吴冷西立即到《人民日报》去，并说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
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见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见《新闻战线》1988年第45期)
这段话的指向不太明确，吴冷西到《人民日报》工作，可能”遇到最坏的情况”，这是指什么，也不太清楚，甚至可能出现”五不怕”的指向。当然，毛泽东的用意绝不会是故作危言耸听的。随后不久，正式宣布，邓拓任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任总编辑，邓拓实际上已无实权。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已不由邓拓领导。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在新闻界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曾经受到毛泽东赞扬过的《文汇报》、《光明日报》，它们的社长、总编辑徐铸成、章伯钧、储安平等统统被划成右派，而被毛泽东痛斥过的邓拓，虽然某些权力被剥夺，却没有蒙受太大的灾难。这当然和邓拓敏锐的政治嗅觉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曾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邓拓庆幸的当然不仅是因为自己没有被打成右派，而是他判断正确，且忍辱负重，避免了更多的知识分子遭受被划右派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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